第7版()
专栏：
费孝通反动活动的面面观
中央民族学院 刘荣焌 余胜椿
早已和章罗搭档图谋复辟
解放初期，费孝通写了一篇文章“我这一年”，“表面上承认我国的民主，但在感情上并没有改变过来”，“心里对资产阶级民主是留恋的”。由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还很紧张，他的反抗企图只好“封闭”在“心里”，但一有机会可乘，便立即起来反抗。例如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豪语”：“我先肯定人民代表大会，然后来‘改造’它”。他想把人民代表大会“改造”成一个“巴力门”。（即资产阶级议会）。又如1951年，政府将要实施院系调整工作，他便和美国特务张东荪和潘光旦、吴景超等右派分子密谋反对，使院系调整工作推迟了一年。
1953年总路线公布后，章伯钧到处鼓吹：“今后社会上只剩下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必须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素与章伯钧在盟内争权夺利的罗隆基立即附和章的主张，费孝通也从这时起和罗隆基更进一步的勾结起来。因为章、罗的方向正是费孝通的方向，章、罗的手法也正是费孝通的先“肯定它”然后“改造它”（通过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政党，然后“改造”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手法。费孝通在1955年10月间向民盟中央建议采用串连方法，了解知识分子问题。他根据在北京进行的五、六次串连的情况，写成了两篇综合汇报，歪曲地反映了党与非党关系、肃反的后果等等。他把自己的腐臭的思想和意图偷偷地渗入其中，构成一幅黯淡的图画，用个别好像是很客观实际的“例子”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956年上半年，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生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费孝通认为可以“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了”，于是“过去压制在心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情绪进一步冒了出来”，积极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路线是费孝通搞的
1956年8月，费孝通以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民盟中央文教部部长的身份到西南去搞“知识分子工作”和“视察盟务”。他这次西南之行，为章罗联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从视察中发现了民盟这个组织“有作用”、“有力量”、“有人才”，可以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对党实行“监督”。也就是说，真正可以着手组织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了；第二，他从串连活动中，进一步摸到了一套为章罗联盟在知识分子中扩大影响和势力所需要的更完善的组织路线、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西南归来以后，费孝通向民盟中央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展开了猛烈的恶毒的进攻；并通过已被章、罗所把持的民盟1957年2月工作会议，终于制成了他们的新的路线，即“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的积极准备向党进攻的路线。在这条反动路线指导和影响之下，各地民盟组织领导层中的右派分子和盟员中的右派分子
（即章罗联盟的反动分子）毫无例外地利用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脱离或力图脱离当地党组织的领导，片面强调盟组织的自由、独立与平等，以与党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为光荣，接受党的领导为耻辱。
费孝通本人还在南京、苏州、无锡等地具体执行这条反动路线。这条路线的内容是：先找些思想落后，立场不稳，或者历史有问题，在运动中受过批评，情绪一贯消极的人，举行座谈会，叫他们尽量发牢骚，然后用滚雪球的方式找更多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举行座谈，给少数落后的人组织听众，替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做宣传，使原来没有牢骚或牢骚不多的人发生感染作用，争取他们向右靠拢。并把这些含有不满情绪的材料，加以罗列综合，丝毫不加批判地重新发到他们指定的地区，叫他们的“同志们”如法泡制，搜集更多的不满材料，及时上报。这样，不满的材料愈滚愈多，不满的群众愈滚愈众，然后跑到中央来，一手拿着不满的材料作根据，一手抓住落后群众作后盾，向党要挟说：看，问题这样“严重”，情况这样“黑暗”，你们搞糟了，下台吧，让我们来搞“巴力门”。
放出反共的信号弹“早春天气”之后
到今年3月，费孝通认为他们的组织串连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于是一面给民盟中央，实际是给章、罗联盟上报告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民盟出来“领导”他们所组织起来的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面在全国知识界放出了第一颗反共的信号弹，发表了那篇臭名远扬的
“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暗示各路“英雄”，八方“豪杰”说：你们“是人才”，“有本领”，
“共产党不懂科学技术”，“只知道搞运动”，在学术上、政治上，一向委曲了你们，你们现在应当准备起来“揭盖子”了，也即是说要他们准备起来“战斗”了。到了5月下旬，又发出了第二颗信号弹——“早春前后”，进一步教唆“天下英雄豪杰们”说：共产党对于“互相监督”的“盖子”，有点欲揭还罢的“神气”，“盖子总是要揭的，迟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他们既然迟迟不揭，大家就把它“冲开”吧，也就是说，赶快向党进攻。这时候，费孝通并在东南各大城市
“点火”，大力号召盟员和落后群众起来“吐苦水”“发牢骚”，并煽动中小学界一致起来参加闹事。他在苏州民盟的座谈会上对中学教师这样说：“大知识分子的问题所以得到解决，是因为他们会叫，你们中小学也要叫”，“我这两年一直是主张要开展中小学工作的”。并鼓励他们写文章交给他指定的光明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发表，还指示他们说，这样“影响就会大一些”。此外，在苏州、无锡一带，他还一再为“没有给不法地主阶级分子选举权”，而向统战部说话；为在肃反中被斗的反革命分子抱不平，“把他的材料记下，回北京交给专家局”；为某资产阶级分子的蚕种场合并问题，以“强硬的口气”给江苏省管文蔚副省长写信，表示抗议。这使得反动分子称誉他为“包公再世”。
费孝通于5月31日由江苏回到北京，下车之后，就匆匆跑到“新观察”社他的学生黄沙那里去听取各大学“鸣”“放”情况的汇报。听到了
“林希翎的事”，他“觉得林希翎敢于说话是好的，所说的话中间也有一些道理，大家公开辩论，那是民主”。到了6月6日，他以为一切布置妥当了，时机也完全成熟了，便在章伯钧亲自主持的六教授座谈会上露出狰狞的面目，大叫情况“太黑暗了”，民盟“大有可为”，我费孝通要出来“竞选”，并坚决表明“不参加共产党”，不吃共产党的饭。接着就匆匆忙忙地跑到中央统战部递“哀的美敦书”。这是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只有希望通过这条路线，才能成立他们所梦想的反对党、进而夺取政权的卑鄙目的。
企图把罪恶之手插入学校和国家的领导中
6月上旬，费孝通在章、罗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两个大题目——“科学体制”和“学校党委制”——上，也以策划者和督战者的姿态，进行了阴谋活动。章、罗联盟企图利用一部分科学家的错误思想，对党进攻，以便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引导科学家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根据费孝通搜集的或通过费孝通的串连方法所搜集的歪曲科学界现实的材料，草拟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了同党和政府的方针完全对立的主张，并恶意地叫出“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暗示我国科学家已处于“受威胁”或者“受迫害”的地位。这份意见书的最后修正、定稿，是由费孝通一手包办的，而费孝通并不是所谓“科学规划临时小组”（民盟四大非法组织之一）的召集人。特别恶毒的是费孝通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坚持要在原稿上写出：“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同时，亲手加上了“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的字样。其中“一视同仁”数字还是另一右派野心家曾昭抡修改过来的，费孝通原来的写法比这更加露骨而恶毒。
费孝通是民盟另一非法组织“学校党委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据他自己检查说：“我认为在整风中应当‘提高讨论的质量’……所谓‘讨论要提高质量’，就是想改变整风的方针，矛头指向国家的制度。”又说：“我在6月6日的会上谈到民族学院的情况时曾说，大字报揭露的都是些干部的作风问题，表示没有重大意义，应当提出比较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制度的问题”。并说：“党不能只靠一千万党员来体现党的领导，而应当把党的政策变成大家的认识，靠大家来插手”。因此，他竟敢于否认宪法的规定，说“高等学校党委制没有法律根据”，而主张取消学校党委制，“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6月4日，费孝通和吴景超、陶大镛等开会讨论学校党委制问题，他对吴景超的发言大加赞赏，说“吴景超的发言可以用图表画出来”，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拟订了一套非常具体细密的方案，即他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这套方案大略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把学校的共产党员描绘成“独断专行”，不懂科学技术的人物，对党进行了恶毒的诽谤。第二部分，规定党在高等学校的活动范围，狂妄地干涉党的内政。第三、第四、第五部分，规定在学校设置各种“委员会”，企图通过这些“委员会”的活动，使党的领导化整为零，变为乌有。费孝通认为这是“督促党员非与群众结合不可的”好办法。并且说：“不但是在学校应如此，总的说，国家这担子也要让大家来挑”。在群众愤怒质问之下，费孝通现在已初步供出他的这些论调，“也就是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所谓‘让大家来挑国家这个担子’，也就是要插手领导，也就是要篡夺领导权。”
“连偷带抢”的“学术本领”
费孝通原是个不学无术、专门钻空子的政治野心家。解放前，他以杂文风格写了一些为地主阶级寻觅出路的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看来，这也是些杂拼的“小说”，丝毫没有“学术价值”。解放后，他更加不读书，不学习，甚至连报纸也不看，把马列主义视为教条，根本不看在眼上。因而，吃饱了饭，不做正经事，专门找落后分子发牢骚，言不及义。在批判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还写有解放后由不满而发牢骚而有抗拒情绪的文章，为胡风撑腰（当时该文被旁人指出是反动的，因而烧去）。然而，他是以知识分子的代表者自居，专干政治活动，并以此得到地位和保全地位的人物，自然不甘心丢掉“学者”的幌子。
为了搞点所谓学术性的著作，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费孝通下流到窃占他人的劳动成果。解放以来，他发表了五、六篇学术论文，都是盗窃旁人的成稿略加编改而成的。例如“佧佤社会概况”一文，取用稿本四种、未公开的资料两种编写的。这些稿件是青年学者们为请专家指导而寄给中央民族学院的，却被这位“专家”据为己有。又如“当前民族工作提给民族学的几个任务”一文，从起草、修正、讨论到定稿，都是民院研究部有关人员的集体创作，费孝通没有花费过任何劳力，但最后却由他随意修改几下，用他本人的名义发表。又如“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地区的考古工作”（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三期）一文，是由王静如教授口述，宋蜀华讲师记录，再经其他数人提供意见，最后由费连缀成篇的。今年在“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云南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也是偷窃李家瑞先生的关于大理历史文物稿件改写的。甚至连“早春天气”也是由冰心帮助写成的。他在学术问题甚至在普通常识上一贯是强不知以为知，买空卖空，招摇撞骗的。例如，他家里根本没有“廿四史”，也从来没有读过“廿四史”，但他却在那篇臭名远扬的“早春天气”里说什么“连我自己都把廿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来大吹大擂，炫耀自己。
图谋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
但费孝通在学术上却抱有很大的野心。他想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首先在学术界占领一个阵地，然后进一步消灭学术思想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整风前夕，社会学界那班旧人马已在费孝通、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四出串连之下，在北京碰了头，开了会。6月9日，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等人又开了一次关于恢复“社会学”的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地方的大学恢复社会学系，先从北京、上海两地做起。北京方面，在北京大学设系，由吴文藻担任系主任，另在人民大学设社会学研究室，由吴景超主持。此外，决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社会学会，先进行社会学人员的登记。他们就这样划定了地盘，安排了位置，只等被篡改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公布”以后，便要袍笏登场。费孝通本人在这个战场上也是一个主帅，他想使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为他的阴险卑鄙的目的服务。
为了在政治上、学术上扩大影响，费孝通不遗余力地在新闻界、出版界攫取据点。“新观察”这个群众性的刊物，长期以来成为费孝通任意散布毒素、放射毒箭的工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也是费孝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
一贯勾结美蒋的政治掮客
费孝通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并不是偶然的，据有关同志揭发，费孝通一生的历史，是一个典型的极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历史，他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和目的，不惜牺牲一切人的利益。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就是他坚信不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解放前，费孝通一贯结纳反动官僚、政客、学阀和帝国主义外交人员、文化特务、学术骗子，借他们的力量往上爬。1930年，费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即与张君劢、张东荪相勾结。1933年，他到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又和潘光旦、吴景超等人结识。清华大学毕业后，他通过张君劢在李宗仁那里得到一笔钱，进行农村调查，以反动的社会学观点，搜集农村资料，写成著作，并利用徐光烺译成英文，带往英国，进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书，得到帝国主义学者功能学派头子马凌诺斯基的夸奖，博得“中国青年社会学家”的虚名。在此期间，他接受了一鳞半爪的费边社的荒谬理论，回国以后，大唱中间路线，反对人民革命。1941年后，费孝通为了投靠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博得他们的欢心，以便在美国进行出卖祖国的活动，他就在去美国之前，参加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学习了反动的本事。
在美国，费孝通和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夫妇（美国特务）来往很密。他从美国回来后，提出要冶英美的政治民主与苏联的经济民主为一炉，蒙蔽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实质，诬蔑苏联没有政治民主。同时，他还借勾结一些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以自重。“一二·一”运动时，费孝通在昆明，表面上装作“进步”的样子，骨子里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人民革命，反对进步教授到他所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开课。他并且随时和美国领事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斗争尖锐时，即和潘光旦等人躲进了美国领事馆里，不敢出头露面了。有人去请他在抗议蒋介石迫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宣言上签名，吵了一天，他终于拒绝。接着他就利用国民党的关系，抢搭国民党特派的专机飞离昆明；并公开向国民党表明：“我们（潘光旦、费孝通）要到苏州去做学问了”，意思是说我们不反对你们了。旋又（1946年）通过当时国民党大官吴文藻的关系，再度去英国活动，回国后，极力颂扬英国的工党政治，唱出了一连串修正主义的理论，企图反对当时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到了1947年，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人民革命的胜利基础业已奠定，中间路线遭到破产以后，他在政治上更加摇摆，接受反动派的拉拢，应卫立煌之请去东北“讲学”，并在“新路”杂志上发表反动文章，毒害青年。直到解放，他的中间路线思想根本没有改变，只是潜伏心底，暂时不“放”，一到他认为“天气”对他有利的时机，例如，在这次整风期间，便出来大放厥词，要和人民争夺天下了。
第7版()
专栏：
知识分子需要不断的改造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钱学森
为什么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呢？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说是“利令智昏”。那么是什么“利”有这样的力量呢？这他们自己也已经招供出来了，是夺取党的领导权。作了中央的部长还不能满足，作了副部长、副校长更不能满足，一定要争取副总理、以至总理、主席。他们都说他们是
“有职无权”，“不能当家作主”，“大才小用”了。他们自以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可是没有被人民和党赏识，因此，他们要反党、反人民，想骑到人民的头上发号施令。这些右派分子的病根子自然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但是从上面所说的右派分子的言论看来，他们也还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高自大，有“天下不是别人的而是我的”这种看法。虽然我们应该把右派分子和广大知识分子分清，决不能同等看待，可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倒也是知识分子的毛病，非右派分子所专有。在这一点上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好好地反省一下。本来么，在旧社会里，认得几个字就好像有意想不到的魔力，“读书人”是了不起的。那时候的皇帝，不管他“土”的还不是“土”的，要统治人民，就得靠这帮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并不多，只是全国人民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多了不值钱，而且也安插不了。但是，统治阶级是有妙算的，他们总把知识分子的数目提到比“官”的数目多一些，让他们之间有竞争，使他们对上是摇尾乞怜，百般依顺；但在他们之间，因为有竞争，那就得自吹自打，或相互标榜以抬高身价。而对下呢，对那些踏在统治者脚下的人民呢，那自然是一副官架子，说什么
“可怜的愚民”等等。所以说在旧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是“职业病”。他们从来也没有把人民放在眼里。
既然知识分子在旧时代里的职业病有它的历史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现在要把这病完全治好也不是容易的；何况现在虽然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几百年来遗留给我们的文化落后状况尚不能立刻改变过来，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很少的，“物以稀为贵”的情况仍然存在。这个旧职业病也难于在一朝一日根本治好。但是，如果不治好这个病，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很不利的。过去一个时期右派分子的活动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我想就我个人业务范围里的事——科学研究工作谈一谈。
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工作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科学研究自然也是如此，一定要针对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全面考虑。但是，作科学研究的人，其中也有不少人对完成国家任务、依照规划进行工作感到很不方便。他们提出科学研究不能订计划等等的口实。我先不说这些口实是不是有依据，但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被右派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过，我想如果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问题仍在于知识分子的老毛病，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为什么说这又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呢？因为提出这些口实的人，他们是怕把研究任务答应下来，政府也给了一切资料设备等研究条件，而到期交不出研究成果，不能完成任务。看来这是怕工作做坏了，是为“公”，不是为“私”。其实想一想，在我们现在科学技术人材这样缺乏，可以做的人不去做，势必至于无人的，使国家需要的科学研究工作落空，这是不是为“公”呢？这些人为什么“怕”作坏了呢？顾虑的是作坏了丢脸。丢谁的脸呢？怕丢“他的”脸。而且如果研究不成功自然也就不能搭出“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子。这还不是为“私”吗？
其实，科学研究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完不成的根本原因还是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而自高自大、自私自利就使得人难于接近群众，不接近群众就丧失了力量的泉源。在研究工作里，也是要多多和人接触，吸取各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向大家请教，反复讨论。这里说的大家不但包括学识比本人高的和同本人差不多的，也必得包括学识一般不如我的，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好的意见从那儿都能来。能这样来进行研究工作，就能吸取群众力量的泉源。那是不尽的泉源，有了它就是困难的问题也能终于得到完满的解决。但是要这样作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那就是放下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想法；因为这个知识分子的旧毛病是个人和群众之间的鸿沟。
所以说到了，问题毕竟是简单的，就是要作到不要把自己放在前面，而是要把自己放在后面。个人只不过是集体的一分子，应该把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相结合起来，而一旦遇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要能为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
这个“大公无私”的修养目的，其实也不是新的，伟大的理想者早就提出了，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这个理想要等待到一定的历史环境才有普遍实现的可能。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环境。自然，光是有可能还不等于就能自流地实现，还是要一方面靠人民和党的鞭策，另一面要靠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学习，才能逐步地走向那崇高的目标。所以只有通过这样的不断改造，知识分子才能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才能真正有能力负担起国家人民交给的任务。
第7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报刊论文摘要
三大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
“三大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及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剥削者集团之间各自形成不同的集团，派系林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少战争就是剥削者或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战争，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正是说明了宗派主义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宗派主义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剥削者的剥削地位又决定了他们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的定义是“对我有利就是真理”，一切从是否有利于我出发去观察事物，必然是主观的片面的，因此主观主义正是私有制的产物而且是剥削者所必需的。剥削者的国家机器是为了压迫人民、以牺牲人民来造成和维持剥削者的特殊权益的工具，这样的国家管理机关对人民群众必然是采取压迫、欺骗，甚至任意杀戮，因此剥削者本身就是官老爷，国家机构本身就是官僚机构。右派分子说什么“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等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显然是荒谬绝伦的。（摘自8月7日旅大日报于德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吗？”）
民主为什么是手段
手段和目的只是反映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关系，无所谓价值高低的问题。我们发扬民主，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意见，以便更有力地更正确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经济基础的巩固、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
这里说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是反映的政治和经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种政治机构和制度，国家、党派、军队、法律都是手段。民主属于政治的范畴。现在存在着阶级斗争，民主既属于民主和专政的范畴，又属于民主和集中的范畴，现在的民主问题当然是政治问题。将来阶级消灭后，政治的意义变化了，那时在人民内部仍然有民主和集中的问题。民主还是属于政治的范畴，它总是要为经济服务的。
既然民主只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就没有绝对的意义，民主运用得正确与否，就有着一个客观的标准，看它是否符合于它服务的目的所提出的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运用得正确与否，就要看它的作用和效果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摘自8月16日北京日报查汝强：“民主为什么是手段”）
美国法制从来是虚伪的
纵使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美国的法制也是虚伪的、狭窄的、残缺不全的。例如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说：“人民……非依照法律的正当手续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财产。”但这个规定对于黑人就不适用。当时的奴隶主对于黑人奴隶操了生杀予夺之权，将黑人处死并不算犯罪。就在1865年美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废止奴隶制度后，对于黑人还可施行体刑。更惨无人道的是美国宪法虽有上述规定，联邦刑法和各州刑法也规定杀人要抵罪，可是美国直至今天，对于“不满意”的黑人，白人暴徒伙同将其私刑处死，不算犯罪，在法律上毫无责任可言。（摘自8月14日光明日报丘日庆：“驳斥王造时的‘美国民主是虚伪的，但法治是认真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