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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卖回族利益 挑拨回汉关系
马松亭反共三十年野心不死
新华社18日讯 正在举行的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第二届代表会议，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马松亭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据揭露，右派分子马松亭是一个长期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的政治野心家。三十多年来他不但勾结北洋军阀、国民党和回族中的败类白崇禧、马鸿逵、马步芳等反对共产党，而且利用阿訇的身分出卖宗教，出卖回族利益。解放前他曾经假借“中国穆斯林领袖”的名义，三次出国到中东各伊斯兰教国家宣扬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德政”，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全国将要解放时，他遗弃妻子儿女由北京逃往上海，借着李宗仁假意和谈的机会等待中国出现“南北朝局面”。上海临解放前一个月，他逃往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妄想被全国人民打破以后，马松亭才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回到北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不究既往的宽大精神争取他为回族人民立功赎罪，并且推举他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和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的重要职位。但是马松亭回大陆以后，仍然对共产党抱着敌视的态度。这次，马松亭借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大肆进攻。他在伊斯兰教界和回族人民群众中到处点火，企图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妄想恢复他在国民党时期的统治势力。
在14日到17日的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判马松亭的，有吴鸿业、李安民、杜冠武、常子久、杨兆钧、闪懿昌、安士杰、马玉槐、杨小亭等二十多人。
回协委员杨兆钧发言说：右派分子马松亭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借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学院中散布毒素，仅是大家记录下来的他的反动言论就有五十六条。解放后回族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改善了经济生活，大家都在兴高采烈的时候，而马松亭却说“现在回民都很苦恼”。他在学习中这样说，在亲戚朋友中也是这样说，他企图用这种话来挑拨共产党和回民群众的血肉关系。马松亭还散布：政府把他和达浦生当作两盆花，一盆摆在伊斯兰教协会，一盆摆在回民文化协进会。这是他恶意地诬蔑共产党对他的重用，并且企图挑拨达浦生和党的关系。杨兆钧指出，马松亭不是一盆鲜花，而是一盆毒草。
杨兆钧还揭露，身为回协副主任的马松亭，却否认回协这几年来的工作成绩，诬蔑回协的工作与它的宗旨、任务不符合。他诽谤回协是“同化回民”的机关，说回协的共产党员干部不懂回民的事，企图以此来篡夺共产党对回协的领导权。马松亭谩骂回民青年，说进步的回民青年都脱离了回民群众，吃了猪肉；又恶意地捏造事实，说回民姑娘都嫁了汉民。
回协委员闪懿昌（女）在会上揭发了马松亭仇视共产党、到处挑拨共产党和回族人民的血肉关系的事实。她说，党在帮助回族人民准备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大家兴高采烈，但是马松亭却垂头丧气。他仇视其他的阿訇，讽刺穿制服的阿訇是“红色阿訇”。去年6月间，马松亭召集北京回民牛羊业者开会。他在会上痛哭流涕地说，解放前回民牛羊业者只管卖牛羊肉，不管饲养工作，现在为什么要作这些工作，他借此来挑拨牛羊业者同政府的关系。马松亭痛恨回民中的领导干部，公然声称要在回民问题上首先向刘格平和马玉槐开刀，他和右派分子葛佩琦一样喊出了杀共产党人的声音。
马松亭在解放以前的罪恶活动，在这次会议上也被揭发出来。
马玉槐揭发说：解放前，马松亭利用办成达师范学校的机会进行反动的政治活动，他主张“政教合一”，规定办成达师范的三大目的是训练教长、校长、保甲长，这是披着宗教教育的外衣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他又和朱家骅、陈立夫、陈布雷勾结在一起干反对共产党的勾当。白崇禧在四平街打了败仗，晚上坐飞机回到北京，当晚四点钟用小汽车把马松亭接去密划决策。
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马寅剥开了马松亭所一向标榜的他是“超政治的阿訇”的外衣。马寅说，马松亭在成达师范学校的时候，把国民党的党课排成主要的课程，一个学生听了延安的广播，他把学生赶出学校，他最得意的学生都成了国民党特务。他号召回民进行“戡乱建国”，把清真寺作为“戡乱建国”的基地。他利用阿訇的身份到处奔走，到上海、南京、甘肃、宁夏、青海等地为“戡乱建国”而呼吁，马鸿逵还给了他一万块白洋作反共的活动经费。他在埃及吹嘘他是“中国五千万回民的领袖”，并且在埃及把国民党杀害回民的罪行说成是国民党对回民的照顾无微不至。
张化东、米长茂、管华亭、袁世贤、马玉成等阿訇都在会上一致指出，右派分子马松亭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的政治野心家。
回协会议还在继续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马松亭的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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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第三条路线”到“分庭抗礼”
石一迢
右派分子罗隆基说：从民盟四中全会起，他就“放弃了第三条路线，而开始做分庭抗礼的梦了”。
什么是“第三条路线”呢？依照罗隆基的说法，“就是要在共产党、国民党外造成一个第三种力量”，以便“左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实现亲美政策”。
正是在这样的目的下，罗隆基同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进行了很多勾结，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政客进行了很多勾结。他衷心地希望蒋介石不要垮台；他也衷心地希望人民解放战争不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样，这位第三种力量的化身——罗隆基博士就可实现他的“英美民主、买办外交的可耻迷梦”了。
但是，事与愿违，国民党的彻底垮台，共产党的完全胜利，使得罗隆基之流“左右于国共之间”的梦做不成了，“第三条路线”不得不宣告破产。
“第三条路线”破产是一回事，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否放弃又是一回事。事实证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历史翻天复地的深刻变化，并没有使罗隆基之流的破产了的政治家得到了什么教益。罗隆基放弃了“第三条路线”之后，紧接着就走上了“分庭抗礼”的道路。从“第三条路线”到“分庭抗礼”，实质上是一脉相承，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关于“第三条路线”，罗隆基算是交代了一些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反动概貌的事实。但是，关于“分庭抗礼”的具体内容，罗隆基就竭尽掩饰之能事了。许多右派分子，在交代问题时都有这样一个手法，就是谈远不谈近。现在，罗隆基正是在远、近两字上做文章：过去的事——“第三条路线”，有题目、有文章；最近的事——“分庭抗礼”，有题目、没文章。其实，文章有的是，罗隆基要“分”的就是人民的天下，罗隆基要“抗”的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试想一想，如果罗隆基“分庭抗礼”的目的实现了，中国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这些，现在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可是，罗隆基还在那里玩弄手法，企图蒙混过关。章罗集团已经罪证如山，罗隆基却想将这个集团的罪恶实行保密，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鸵鸟式的自欺欺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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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影坛岂能让群魔乱舞
长春制片厂党内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猖狂进攻
全体人员分七个战场展开反击坚决粉碎右派集团
新华社长春18日电 长春电影制片厂反右派斗争在克服党内右倾思想后，进入了新阶段。17日，全厂职工举行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动员大会。由北京来长春的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王阑西在会上发言，他鼓励长影全体人员坚决反击党内外右派分子企图篡夺电影事业领导权的活动，保卫社会主义电影事业。
在整风运动开始后，长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党员艺术干部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配合，向党的电影事业展开了猖狂进攻。一部分从旧社会的电影界转来的技术和艺术干部，在鸣放运动中，极力否认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成绩，污蔑党委和电影局的领导是外行。一部分党员艺术干部，也否认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作用，公开宣扬资产阶级艺术至上思想，攻击党不尊重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主张艺术家治厂，认为电影事业的成绩都是艺术家和导演们的。他们为了向党进攻，结成了封建行班和反党集团，不惜采取和党对抗地闹分厂活动。在这些党内外右派分子互相配合向党猛烈攻击的情况下，文艺报的右派分子锺惦棐又从北京派出爪牙罗斗到长影进行点火，他们企图里应外合，动摇长影这个社会主义的艺术阵地。右派分子还极为狂妄的向上级党委推荐他们认为的“内行”来担任厂长、党委书记等职务。
由于这些右派分子的活动，长影曾先后发生了几次党团员闹事，上告请愿的反党活动。特别猖狂的是长影乐团的右派分子刘正谭和党内右派分子方振翔等结合起来排除了乐团内的党员整风的领导人，假借“名义”成立了乐团“主席团”，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公开地拒绝接受工作任务，破坏了乐团演出和影片的生产计划。刘正谭在“当选”“主席团”以后，极力煽动群众把人民内部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要大家决心干到底。这个右派骨干分子到北京请愿时，还计划鼓动新影乐团和他们一起闹事。
从6月中旬以来，长影广大群众从各个战线上对右派分子展开了反击，一些被右派分子蒙蔽的群众也开始清醒过来，现在已经有长影乐团、洗印车间、录音车间、行政部门、生产管理部门、编辑处等七个战场和十多个右派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有些经过党的长期培养从解放区的文工团员提拔成艺术干部而骄傲自大、堕落变质的右派分子，有的开始低头认罪，有的人还企图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坚持反党立场。中共长影党委在省、市委直接指导下，正在进一步整顿队伍，检查党内的右倾思想和温情主义，决心全面深入的开展反右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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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陷于孤立 积极分子大批涌现
煤炭工业部反右派斗争获胜
本报讯 煤炭工业部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展开。这个部所属各局、室、院、校曾猖狂一时的右派分子在广大群众说理斗争下，已完全陷于孤立。
生产司的右派分子王复先是四级工程师，他公开主张取消党对煤矿工业的领导，无理质问：“革命没有胜利时党的领导是必要的。现在革命胜利了是否需要党的领导？只要行政领导不就行了吗？”他恶意贬低党的领导作用说：“共产党我看和其他党派差不了多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国民党、共产党、一切会道门都是这样拉拢人们，都说自己好。”在连续召开的九次辩论会上，大家用许多具体事实驳斥了王复先的恶毒谰言。生产司秘书邵可人质问王复先说：“我们部里财务、计划、供产和生产四个司局三十二个科长中仅有党员十四名，其余都是非党员担任，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个部所属北京煤矿设计院是右派分子进攻的重点之一。北京煤矿设计院整风领导小组，根据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四个方面，分别组织了四个战场反击。工建科右派分子张科“救救宪法”的大字报在全院点起了第一把火。张科在肃反时，曾因有大量反动言论、严重的技术事故及隐瞒家中拆卸手枪问题，被政府依法审讯过，后经政府“教育释放”。释放后，又全部发给了他被审讯期间的薪水，去年工资改革时又提了一级。但张科却以怨报德，在大字报中恶意歪曲事实，制造了假档案，硬说肃反“破坏了宪法”、“一切材料纯属虚构”，企图煽动其他肃反对象一起翻案。大字报发出后，曾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和“抗议”。可是，整风领导小组公布了张科的全部档案，连续召开了四次大辩论会后，张科的丑恶面目完全被揭穿了，曾经受骗的群众纷纷转变过来，向党靠拢。过去一直支持张科的顾长江说：“我也给他‘无罪’受审所迷糊了，我改变我的不正确的看法”。
在煤炭工业出版社的十几次辩论会上，驳斥了右派分子赵石耘企图改变出版事业领导的活动。赵石耘在鸣放中到处进行活动，煽动群众对党不满，一笔抹杀出版社的成绩，主张成立私营企业性质的“出版公司”或“同人公司”，主张不要党的领导，不受国家人事制度的限制，编辑“自由组合”。这种谬论遭到许多同志的驳斥。廖文锦说，出版社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政治工作是出版事业的灵魂，只有解决了政治领导问题才能解决出版社的根本问题。难道没有党的领导能正确解决出版社的根本问题吗？许多同志指出：解放以前我国只出版了两三本有关煤炭工业的书籍，可是从1951年起到1957年6月为止，就出版了有关煤炭、地质、测量、建井、采煤等专业书籍五百二十多种，基本上满足了煤炭工业生产建设与培养人才的需要。难道这些成绩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吗？
各单位在激烈的争论中明辨了是非，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北京煤矿设计院的积极分子已由原来的16％上升到30％，中间分子开始卷入斗争，右派分子被孤立起来。目前右派分子有的已经开始投降，有的还在顽抗，有的找假检讨的“窍门”，企图蒙混过关。煤炭部领导上正积极准备，日内将展开更大规模的说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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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斩断章黄李集团伸进国画界的魔爪
徐燕荪右派集团原形毕露
新华社17日讯 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市文联在8月3日到16日的五次座谈会上，经过揭发和追击，初步证实以中国画院副院长徐燕荪为首的右派封建把头集团是农工民主党右派头子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李健生等伸进首都国画界的一只反党魔爪。
徐燕荪、王雪涛、叶恭绰、汪慎生等与章伯钧等关系密切。这些右派头子公开宣布王雪涛、叶恭绰等为农工民主党在文艺界的负责人，并要他们在国画界中带头，为农工民主党大量发展组织。章伯钧等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六界座谈会上，指示他们在首都国画界中放火，徐燕荪、王雪涛、叶恭绰等就在荣宝斋召开了一次向共产党进攻的座谈会。徐燕荪还与王雪涛、叶恭绰等人私下组织了一个“核心小组”，策划反共活动，扩大反共组织。他们还订出一条纪律：“我们的话不许向外人说，否则一定要追究的。”
许多国画家在会上一致指出，徐燕荪为了篡夺共产党在国画界的领导权，解放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据赵国栋揭露：1953年国画研究会改选执委提名时，徐曾给他写信，强调画会“一切事应由自己办、自己酝酿、自己协商”，不要共产党来领导。他要求赵国栋为徐“自己着想”，使他能独揽国画界的领导大权。
会上有人揭露，徐燕荪为了建立他在国画界的封建领导势力，一贯采用挑拨离间、拉拢打击等卑鄙的两面派手法。在一次座谈会上，潘洁兹和李大成谈了一些国画家要团结的意见，会后，徐就拿着一封他自己写的匿名信，向潘、李进行威胁，要他俩“小心”。卜孝怀指出：徐燕荪在美术出版社当面捧刘继卣年少有为，背后又骂刘是“少年得志，冲昏头脑”。侯恺等还揭露了北京中国画院成立之后，徐燕荪和王雪涛在荣宝斋许愿拉人，他们宣扬，要“把荣宝斋踢了”。
据大家揭露，早在二十年前，已逝世的老画家黄宾虹就指出“徐燕荪是国画界的流氓”，1926年在金北楼组织的一次画展中，徐燕荪因自己的画没卖出去，就卑鄙地将管平湖的画上的颜色一块一块地挖掉。在日伪时候，徐燕荪勾结日伪特务，硬派卖画。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徐燕荪画画、启功题词给蒋介石“祝贺六十寿辰”。解放后，徐燕荪经常宣扬他与农工民主党右派头子章伯钧、黄琪翔以及反革命分子杨虎的关系。
会上，还揭露了这个所谓“名画家”的“作品”，不少是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美术出版社在1953年约他画的“三打祝家庄”，他拿了五百多元稿费，不仅迄今还未交稿，而且已画好的一部分也还是抄袭赵宏本的。
大家指出，徐燕荪一贯仇视共产党。据卜孝怀和侯恺等揭露，徐曾污蔑说“美国的狗都比共产党强”。大家还揭露，徐燕荪曾造谣挑拨齐白石与文化部的关系。会上指出，徐燕荪、王雪涛等所进行的反共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徐燕荪手下有不少的文官武将，参谋打手。大家要求徐的爪牙金协中、吴行荪、启功等也站出来揭发和交代。在大家的严词斥责下，王雪涛只吞吞吐吐地承认了一点与农工民主党右派的关系，但很不彻底，而徐燕荪则仍然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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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阀杨森：“刘雪庵！我的烟枪和二十八姨太可曾歌颂？”
（音乐界的右派头目刘雪庵，是反动阶级的歌手，解放前他不只为国民党作了什么“壮丁入伍歌”“空军之歌”“海军之歌”“战歌”，甚至为四川大军阀杨森作过“家歌”。）
华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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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野心家竟说“不问政治”
云南工业厅揭开了副厅长苗天宝的假面具
本报讯 云南省工业厅副厅长右派分子苗天宝是九三学社云南筹委会委员，在整风前，一贯标榜自己“不关心政治”。甚至说：“要我当官我不干，要我抓权我不抓，我只希望到工厂或中学当个工程师或教师有碗饭吃就够了。”
但整风开始，苗天宝变得对政治有兴趣了。还煽动别人说：“大胆鸣，大胆放，不要有顾虑，说错了，可以收回，我学过法律，可以为你们上公堂。”又说：“党不能领导高级知识分子，不能领导自然科学，应由‘九三’来领导”。他说：“现在天天在受罪，感到有被杀被抓的危险。我在德国时，希特勒是杀人魔王，我却没有感到会杀到我，没有感到恐怖”。6月9日，以苗天宝为首的工业厅内的一伙“九三”的右派分子，在苗的家里开会，订出了积极发展组织的计划。苗天宝说：“要把工业厅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分老的小的，进步的落后的，统统地介绍到‘九三’来”。他说：“要同马厅长（党员）分庭抗礼”。会后，右派分子苗天宝、沈仁湘、苏树勋等右派分子即开始分头活动，但这个阴谋在群众揭发下不久就告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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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别有用心的“代书处”
新华社记者 陈健
6月6日，在河南省税务局大楼的走廊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极其醒目的用黄纸写的布告，上面写着：“为了帮助党整风，开展大字报活动，如有能说事实，但不能写的同志，愿将你们的意见贴出来，可找董发祥、张炳钱、刘文俊代写”。下边签署“民革支部”。张贴这张布告的浆糊还未干，这三位自愿担任“代书”工作的人，便急急忙忙、鬼鬼祟祟地分别在很多宿舍和办公室里活动“代书”了。两天内，他们“代书”和自编了一百多张大字报，把税务局大楼走廊两边贴得密密层层，看不见粉墙。这些大字报谩骂和攻击了局里所有的局长和科长。
据揭露出来的材料，当时税务局的大字报全部被这个“代书处”所垄断。“代书处”所写的大字报中，有很多是他们自己的谬论，他们甚至写成大字报后，再“动员”别人签名；其他替人“代书”的大字报，也往往歪曲了本人原来的意见，或者添油加醋地渗入他们自己的反动意见，或者标上显目的带有煽动性的标题。当时出现的威胁党马上组织“评薪调级复查委员会”，“呼吁！把不称职的人拉下来！”骂共产党员都是些“只吃不做，领取高薪的官僚”等等诬蔑和煽动性的大字报，都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储安平的
“党天下”谬论，也通过他们“代书”，在群众中散布开来。一位叫沈进生的干部，向“代书处”说明自己对评级和领导作风有些意见，可是经“代书处”篡改，把他的意见变成了共产党的八大“罪行”，这就是：“按劳取酬——大劳少得，少劳多得；领导原则——官官相护，脱离群众；领导方法——层层汇报，压制批评；组织观念——你说我听，俯首顺从；干部政策——提拔党员，使用群众”等等。
在贴出了这许多大字报以后，三位代书者的“主将”、右派分子董发祥，认为这“给共产党的心脏插上了把刀”而得意洋洋起来。他甚至狂妄到不顾税务局一科同志的反对，命令他的“代书处”搬到一科办公室正式办公。
董发祥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以税务局民革支部主任委员的身份，一连组织了三次座谈会，并向局里的党组织说：“你们不要派人参加，有党员，影响鸣放”。除了民革的成员以外，他邀了局里所有“三反”和“肃反”运动的对象以及对党不满的人参加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说：“党员有党组织，团员有团组织，你们没有组织，民革管你们，以后你和民革联系。”在那些日子里，他整天找那些他认为的对象谈话，成半夜地“整理”向党“控告”的材料。
以董发祥为首的“代书处”，还制造出来很多带煽动性的“建议书”，发动别人签名。这时，董发祥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便得意忘形地说：“民革的威信空前提高，共产党的威信却一落千丈”。他疯狂地进一步威胁党：“改组机关内党的整风领导小组，吸收民革成员参加；建立中共、团和民革三方面的支委联席会议制度，决策全局重大问题”。这个野心勃勃的反共分子，简直认为税务局的天下快要成为他董发祥的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的原形就被群众揭穿了。
据董发祥自己初步交代，他在鸣放中的反共言行，是由民革河南省委委员、右派头子李静之指挥的，他的“代书处”深得李的赞赏，李还指示郑州市民革各基层组织，大力推广它。不少人揭发，董发祥平时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积极分子”，是为了骗取党和大家的信任，好爬的更高，进行反共活动更加方便。他的心腹张炳钱说：董发祥自己也承认还准备再假积极下去，因为他正在做一场美梦：争取当洛阳市民革委员会主任委员（洛阳现在还没有民革组织），然后进一步窃取洛阳市副市长的职位，以便他进行反共活动。
对这个阴险毒辣的反共分子说来，遗憾的是，当他的魔爪刚刚伸出的时候，就被站在反右派斗争战线上的群众斩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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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部批判章乃器大会告一段落
章乃器反共一面性已众目昭彰
据新华社17日讯 粮食部今天全天举行批判章乃器的大会，对章乃器的反动活动又揭发出一批新的材料。
粮食部副部长喻杰在发言中，首先揭穿了章乃器在1956年粮食厅局长会议上利用职权，进行反党活动的罪恶行为。他说，当时，党组提出1956年粮食工作的方针应该是“继续稳定粮食局势，大力改善经营管理”，章乃器却一口咬定这条方针是“保守”的，主要的应该放在改善经营管理上。因为他和党组的看法完全相反，当时在部长办公会议上，不能把工作方针肯定下来。因而，党组把党的方针提交到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进行讨论。章乃器对此很不满意，处处向党组的这条方针挑战。他甚至无理地要陈希云检讨“保守主义”，并用极其恶劣的态度和极其卑鄙的手段攻击陈希云。但是谁都知道，章乃器实际上是在猖狂的攻击党组提出的正确方针。
由于章乃器的反对，直到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方针还未最后定下来。后来章乃器在勉强同意以后，又利用部长职权，百般地阻挠这个方针的实现，他把这个会议的总结拖延了两个多月才签发出去。但是，章乃器还没有心死，他竟然不顾党组的不同意见，又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散布对于粮食局势的盲目乐观情绪，使干部在工作中麻痹松劲，使群众不顾实际可能要求国家多供应粮食。现在事实证明，他的罪恶行为，对粮食工作起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民建会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李烛尘、胡子昂、民建中委吴大琨、吴羹梅，今天也在会上发了言。他们在发言中一致指出，章乃器经常在民建会内吹嘘他在粮食部如何对共产党忠心耿耿，领导工作如何有“窍门”，经过粮食部这几天的揭发和批判，证明章乃器在民建会、工商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粮食部也同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李烛尘指出，在民建内部搞宗派活动的是章乃器，而不是章乃器所说的“民建中央有宗派组织，向他作无情打击”。最近民建中央机关内部揭露出来的章乃器小集团成员许汉三、林涤非、杨美真、丁裕长、戴家澐等人，暴露了章乃器组织小集团的阴谋，是企图夺取民建会的领导权，以便更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胡子昂在发言中说，解放后八年来，章乃器千方百计地企图篡改民建会的政治路线，想把民建会作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地。解放初期，他就在民建会内反对“团结、扶助、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在国家总路线、总任务公布后，民建会提出对会员的五项标准，全国工商联提出对工商业者的五项准则，章乃器认为这些都是教条主义，鼓动工商界反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民建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章乃器又提出所谓“红色资产阶级政党问题。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他一再强调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更加露骨地反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胡子昂说：章乃器不仅利用一切机会到处点火，还从中央到地方利用小集团，组织力量向共产党进攻。在民建中央有一个小集团，由他亲自领导；上海有汪君良、王子健等人的小集团；天津有以右派分子毕鸣岐为首的小集团，北京有以张焕尧、吴金萃为首的小集团；杭州有以沈九如为首的小集团；武汉有以王一鸣、厉无咎为首的小集团；广州有以陈祖沛为首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有的是在章乃器直接指使下组织起来的；有的是通过民建中央的右派小集团的成员去联系、布置的；有的是根据章乃器的“理论”“纲领”形成的。章乃器利用这些集团，在工商界中贩卖他的私货，鼓动工商界抗拒改造，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吴大琨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章乃器是一贯反共的。他说，章乃器1940年3月10日曾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以“团结之道，建国之道”为题的星期论文，公开拥护蒋介石提出的“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动口号。章乃器的这篇文章恰好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皖南事变铺平了道路。
最后，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陈国栋代表粮食部的整风领导小组宣布，粮食部举行的揭发批判章乃器大会，今天暂时告一段落。他接着批判了章乃器在这个大会上的两次“检讨”，并指出章乃器的反动思想是有系统的，手法是阴险的。最恶毒的是他利用粮食部部长、民建会和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合法地位，公开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宣传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说，章乃器阴险恶毒的破坏党的威信，同党争取群众，同党争夺领导权，公开向党挑战，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政治野心、政治阴谋吗？
陈国栋警告章乃器说：“你现在已经走到危险的境地，应当打破一切幻想，把你的资产阶级反动本质的老根子挖掉，老老实实地把你的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向全国人民彻底交代，重新做人。”陈国栋说：“我们党是一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只要你有悔过的表示，我们是愿意用各种方式帮助你的。如果你仍不悔悟，我们将同你坚决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