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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下半年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中
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
从当前政治形势出发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
康生同志向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作报告
新华社18日讯 康生同志昨天在北京市马列主义教师报告会上说：今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怎样教授马列主义政治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首先要从当前政治形势出发，来理解这个问题。
康生同志是应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邀请，向北京地区的学校、机关、军队等单位的全体马列主义教师与党的宣传工作人员做报告的。听报告的有五千六百多人。
康生同志首先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已有一支大约一万五千人左右的教授马列主义的教育队伍，在七年多的时间里建立起这样一支队伍，是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这支队伍在马列主义教育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获得了很多的成绩。这些成绩是主要的，虽然还有缺点，这是次要的。这支队伍教的是马列主义政治课，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利用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就放出一切毒箭，向马列主义政治课进攻，他们无耻地无知地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来反对马列主义。康生同志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党员和非党员教师，说成是“卫道者”，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而是我们的光荣，我们是保卫马列主义之道，保卫共产党之道。
康生同志说，我们已建立起这样一支队伍，来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课，但是我们的队伍还不够强大，质量不够高，阵容不够整齐。具体分析起来这支队伍有三种状态：一种是比较熟悉马列主义，开始建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人还不多。第二种是有少数人虽在课堂上讲马列主义，写马列主义的文章，但是他们讲课、写文章，是为了吃饭、赚钱，马列主义和他们本身没有关系，甚至他们实际上是反对马列主义的，在大鸣大放中，有些人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人，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而且学了一些，但是不很熟悉；他们自己的旧的世界观没有去掉，或者没有完全去掉，新的世界观没有建立，或者还没有完全建立；有些人只愿在书房里研究马列主义，不愿意接近工农群众，和工农群众没有密切联系，他们还处在中间过渡的状态。康生同志说，马列主义教育工作的教师，必须有坚定的马列主义立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马列主义世界观是不容易的，不是一时可以办到的，因此我们的马列主义教师应当不断地改造自己。他说，忽视改造自己是很危险的。很难设想，一个教育人民学习马列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却抱有旧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样的人是很难担当这个任务的。
康生同志接着讲了今年下半年高等学校怎样进行马列主义政治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问题。他说，全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这是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讨论下半年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政治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应当从当前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党的任务和具体的教育对象出发，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全国高等学校经过了一段激烈的反击右派斗争。目前在北京市的高等学校里，一般的说，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群众斗争的高潮已告一段落，但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尚未结束，各学校反右派斗争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不平衡的。今后除了继续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外，需要系统地深入地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因此，今年下半年各高等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高等教育部等各方面的座谈和讨论，一致认为除了继续运用课外一切方法及通过各种专业进行政治教育外，还必须在课程之内有系统地进行这种教育。它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原有的政治课改变它的内容和方法，利用政治课的时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在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这门课。
康生同志指出：这一种课程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阶级教育，不能当作普通课程来进行，这是一个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是全民大辩论的组成部分。
康生同志说，进行马列主义的政治课，注意它的系统性、完整性是对的，但是脱离当前阶级斗争、革命运动、党的任务和具体的教育对象来进行备课是不对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教育方针是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的，今年下半年进行马列主义政治课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康生同志在讲到了马列主义政治课学习的文件和学习方法后指出：全部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非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过程。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是在讨论中要把各种观点、各种思想、言论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准确的事实，都摆出来，经过充分说理、争论、反驳，放手争鸣。不这样做，这门课程是教不好的。他说，除了少数右派分子外，在辩论中对有错误思想的学生和教师，应当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应用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法，以达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康生同志在讲到下半年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政治课的准备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时说，首先要使教师们认识这门政治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在思想上明确起来、统一起来。他说，我们相信：经过了一段激烈的反右派斗争，绝大多数的教师们是能够了解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的。但是也可能有些教师，习惯于过去一套教学方法，一时还转不过来。他们习惯于在课堂上书本上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不会或不完全会在阶级斗争中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因而觉得没有把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这些同志，要使他们的思想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事物，使他们了解只是在课堂上书本上，是不能完全学会马列主义的。应该使他们积极地投入到这一个战斗中去，学会在阶级斗争中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
康生同志指出，还有一种思想障碍要克服，这就是某些人虽然也在课堂上教马列主义政治课，但是他们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来对待马列主义。他们把马列主义作为个人打算的阶梯。他们要想做有名有利的“理论工作者”，不愿去做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宣传员。他们嘴上教的是马列主义，心里想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康生同志指出：我们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看到，教师的队伍除了少数右派分子积极反对马列主义外，在人民教师内部，对待马列主义有两种立场、两种态度，一种是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对待马列主义，这种态度是要求马列主义为他个人服务，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另一种是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对待马列主义，他们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中，应该反对不正确的态度，大力提倡正确的态度，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阶级斗争的武器，当作改造自己的武器，有这样的立场、观点的同志，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康生同志在讲到准备工作时还指出：教师首先要进行学习，学习基本的和参考的文件，研究反右派斗争中的经验，并且还要在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中去学习。他说，在准备工作中还要整顿教师的队伍，要加强和补充新的力量，提高原有教师的觉悟，使他们善于同工农群众做朋友，参加体力劳动，下决心做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工农群众的好朋友。
康生同志最后指出：这个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是在各地党委和各高等学校党委的亲自领导下，把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作为领导工作的一个中心任务，动员所有党员、团员教师，团结一切非党教师，共同来进行。他相信：只要党委积极领导了所有党员教师和非党员教师；而教师们又团结在党的周围，作一个党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中的勇敢战士，这个工作是可以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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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投资不多、收效较快 就地供应、就地取材
中小型钢铁厂将普遍兴建
本报讯 冶金工业部将大力协助发展地方性的冶金工业，目前已确定了先在十八个省、自治区和市建设十八个中小型钢铁厂的方案。
这个方案中拟定：在河北、山东两省各建设一个年产生铁三十五万吨和钢三十万吨的钢铁厂；在山西、江西、江苏、湖北、广西、四川等省各建设一个年产生铁十五万吨（广西的年产二十万吨）和钢十万吨的钢铁厂；在河南、浙江、安徽、福建、甘肃等省各建设一个年产生铁十万吨和钢五到八万吨的钢铁厂，浙江的钢铁厂将根据正在建设中的杭县炼铁厂扩建；在湖南、贵州两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建设一个年产生铁六万吨和钢四到五万吨的钢铁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钢铁厂将根据原八一钢厂扩建；在广东建设一个年产生铁十四万吨和钢五万吨的钢铁厂；在北京市建设一个年产五万吨钢的合金钢厂。
这些中小型钢铁厂的建设，将会更好地配合大型钢铁厂的生产，来满足各地各项建设事业中对钢铁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钢铁生产有70％以上集中在东北等少数地区，而各地需要的各种钢铁原料材料，有时数量很少，也得远从东北等地调运。另外，使用部门要求品种规格很多，但数量很少，不适应大厂的大批生产。在这批中小型厂建成以后，就可以根据各地实际需要进行生产，大大减少这种矛盾现象。
这些中小型钢铁厂的建设符合“投资少、收效快”的建设方针。一个年产一百五十万吨钢的大型钢铁厂，投资需要十几亿元；建厂时间除地质勘探时间以外，从设计到建成需要八、九年之久，即使部分投入生产也得五、六年的时间。小厂则不同。这十八个中小型钢铁厂，投资总数只要六至七亿元，从1958年施工到1960—1961年就可以陆续投入生产，1962年大体可以全部完成。到那时候，每年就能增产生铁二百四十到二百五十万吨，钢一百六十到一百七十万吨，钢材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万吨。
此外，建设这些中小型的钢铁厂还可以使国家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一般大型钢铁厂，往往需要在具有一亿至一亿五千万吨以上的矿石资源的地方才可以兴建，而中小型厂则不受这个限制，它可以根据资源的多少确定建厂规模。由于中小型钢铁厂对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要求不高，就可以容纳更多的工人参加生产。
目前，冶金工业部和各有关省市正在进行繁忙的准备工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钢铁厂扩建和山西、浙江、湖南、广东钢铁厂的建厂工程今年已经动工。预计明年可以动工的将有四川、江苏、湖北、江西、福建等中小型钢铁厂的工程。其他各厂明年都将进行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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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对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
在基本上肃清了反革命分子以后，除了国外敌人派遣的特务和少数残留的反革命分子以外，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强奸犯，诈骗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便成了我国城乡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这些刑事犯罪分子，通常称为坏分子，他们跟反革命分子同样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痛恨，同样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分子。对这样的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坚决打击，直到完全肃清。否则就不能够进一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是严重的。在坏分子的犯罪活动中，以盗窃案件的数量为最大，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例如，1956年11月间，盗窃犯俞云一次偷窃上海玻璃公司一万五千元。去年12月16日，北京市捕获了一个刑满释放的骗子手，名叫庞泽民。这个坏分子冒充人民解放军的上尉军官，跑遍了上海、北京等四十多个城市，进行诈骗活动五十多次，骗取财物值一万多元，并且诱奸了两个女学生。坏分子强奸污辱妇女的案件，也令人不能容忍。保定流氓王永学，从1955年到今年1月，先后奸污不满七周岁的幼女十四人，并且把其中的两人奸后杀害。此外，坏分子杀害群众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也还有一定数量，值得严重警惕。广大的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人民政府消灭这些坏分子，要求国家对这些披着人皮的野兽实行坚决无情的专政。反之，如果对于这些坏分子一味宽大，当办不办，当严办的不严办，那就等于鼓励坏分子作恶，那就必然使人民感到失望和不满，那就是政法机关玩忽了自己的职守。
过去几年来，我们的政法机关在历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清除了一大批坏分子，并且开展了打击流氓盗匪的群众性运动，使全国城乡社会秩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而且一年比一年有所进步。但是坏分子现在仍然不少，最近一年来在某些范围内他们的活动还很猖獗。这是什么原故呢？
一个原因是：旧中国遗下的成群成堆的反革命分子、惯盗、惯窃、流氓，经过解放以后历年的打击，所剩虽然不多，但是他们的破坏活动是凶恶的，他们是若干大的案件的主犯。有些罪犯恶习难改，在刑满释放以后仍然继续从事犯罪活动。而且他们还有意地教唆别人犯罪，特别是教唆少年儿童犯罪，使新的罪犯陆续地发生，对新社会有很大的腐蚀作用。
另一个原因是：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之后，许多同志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忽视或放松了对工人、农民、学生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而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时候，又没有紧密地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状况、政治形势、群众的思想状况。许多同志没有充分估计到，在我们国家，目前既然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坚持反动立场的分子、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那他们就必然会给某些群众以影响。许多同志也没有充分估计到，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他们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了个人享乐，可以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一批新的刑事犯罪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长起来的。另外，许多经济单位、机关、学校麻痹大意，财物管理制度不严，也给了坏分子以活动的机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法部门的一部分同志，只看到刑事犯罪案件逐年减少，忽视了目前坏分子的活动仍然是相当严重的，没有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更有许多同志把坏分子问题当作了人民内部问题，把坏分子当作了人民的一部分，对他们没有实行专政，而是错误地搬用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以致放松了对他们的打击，或者虽打击而不够有力。
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同志对于怎样区别人民和敌人，还有许多糊涂思想。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指示。他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很明显，坏分子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破坏作用。因此毛主席在同一报告中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凡属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应该逮捕的一定要逮捕；应该判罪的一定要判罪；应该判重罪的一定要判重罪；刑满释放后继续犯罪的，一定要再捕再判。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必须纠正该捕不捕、该判不判、该管制不管制以及重罪轻判的现象。过去有些同志很怕混淆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所以很怕错捕，很怕错判，很怕重判，总之是很怕犯法。我们当然应该注意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偶尔发生轻微的偷窃、贪污行为的人，或者占公家的、别人的小便宜的人，以及因为私人纠纷而打架斗殴并没有构成犯罪行为的人，必须同坏分子加以区别。然而现在的问题并不发生在把人民当作了敌人，而是发生在把敌人当作了人民；问题不在错捕、重判，而在该捕不捕、该判不判、该管制不管制以及重罪轻判。这样就不能不助长坏分子的气焰，以致有些流氓竟然敢于打骂公安人员，以为“现在公安局整风，不敢整我们，可以大胆干”，甚至扬言“要打到他们不敢管我们”。现在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坚决克服政法部门某些同志的右倾思想。应当让一切坏分子知道：政法部门确是要整风，首先要整掉对坏分子软弱无力的歪风，严厉地打击这些社会主义的敌人，以便坚决地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保卫社会主义的建设。
为了打击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凡是坏分子活动比较严重的城市、交通要道上的城镇，以及盗窃、流氓犯罪活动情况严重的厂矿、企业单位和农村，都应当在当地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发动群众，开展一次或几次反对盗窃、反对破坏公共秩序和其他犯罪活动的群众斗争。这个斗争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进一步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同时也是为了直接和间接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们知道，在各种坏分子中隐藏着一些反革命分子，而坏分子也往往容易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也往往发展成为反革命分子。至于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从它的危害性来看，从它的后果来看，都是对反革命分子颠覆活动的直接配合。因此，打击坏分子，正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措施。
打击坏分子的活动，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扫除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使群众对于它们的恶劣影响具有坚强的抵抗力，并且积极参加反对坏分子的斗争，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工作，尤其需要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在反对坏分子的斗争中，各机关、各人民团体、学校党委、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向职工、干部、青年、妇女、学生和农民进行教育，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腐化堕落行为，树立遵守法制、遵守公共秩序和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以便在广大群众中，在青年中，进一步培养起新的道德风尚，杜绝坏分子从事破坏活动的可能，给我们的国家创造更加安定的社会秩序，使人民有更加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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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签订一百万吨盐的协议
新华社18日讯 日本盐业访华代表团今天在这里和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签订了一项为期一年的一百万吨盐的协议。代表进口方面签字的是日本盐业访华代表团团长田中秀男，代表出口方面签字的是中国粮谷油脂出口公司经理李范如。
日本盐业访华代表团是在7月19日到达北京的。他们曾先后到青岛、天津、大连等地参观了这些地区的盐田、制碱工厂、玻璃工厂、纺织机械制造厂等。代表团在北京还到工厂和农业社进行了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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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前杀害爱国志士血债累累 解放后向党猖狂进攻杀气腾腾
范予遂的魔手被抓住了
本报讯 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山东省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范予遂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言行，在民革省委扩大会议和最近召开的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已被揭露出来。
范予遂在去年匈牙利事件后，就像帝国主义者一样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阵营要分裂了”。今春在全国政协会上，他看到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等向党发出了毒箭，又听到有学生闹事，便幸灾乐祸，估计中国已经处于匈牙利事件前夕。政协会后，他参加了民革中央全会。这时，陈铭枢和他在前门饭店密谈对党进攻的阴谋。陈铭枢告诉他，今后的方向要变了，又叫他安排民革青岛市委主委右派分子徐一贯与陈密谈。
范予遂在与陈铭枢密谈后回到山东，立即和北京的陈铭枢、青岛的徐一贯上下呼应，兴风作浪。他派人到泰安、聊城等地发展组织，招兵买马，还亲自介绍反革命分子刘子班、共产党的叛徒刘玉轩等加入民革。
鸣放开始，范予遂即煽动民革成员：“要提大的，不提小的。”又说：“这次是你整他（指共产党），而你不被整”。在民革厅、局长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他还说：“过去是非不明，歪风压倒正气。”他两次到他从未去过的山东师范学院民革支部，煽动他们向党进攻。他对拥护党的人也肆意辱骂。
范予遂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杀气腾腾地连放了三炮。第一炮是污蔑从中央到地方的共产党员有三个“缺点”，一是特权思想，二是个人专断作风，三是对党外人士不信任或不够信任，并恶毒地说共产党员是法西斯一样的独裁者。他进而把以上“缺点”归咎于社会历史根源问题和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识问题。他说，我国虽已超越了资产阶级专政进入无产阶级专政，可是仍然承受了封建主义专政的那一套。他狂妄地叫嚣，两次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没有指出产生缺点的历史根源。第二炮是污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违反宪法，以党代政；又叫嚣党是外行，不应领导非党的内行；叫嚣党不要管人事；并肆意诋毁山东党组织“掌握政策左右摇摆”。第三炮是攻击肃反政策，并挑拨党群关系说：“党外人士对这种作法是念念不忘的。”
这个热中于攻击肃反政策的人，原来是一个一再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人。例如大革命时期追踪过共产党员的特务韩方正，在昆明刚刚刑满，范予遂就筹款接济他。在民革内部，他知道张象冬是中统、军统特务，杜云庐同托派关系暖昧，他就特别重用他们。他们三人在民革山东省委内部形成了一个反动集团。
根据民革省委会议上揭发，范予遂原是老牌反共分子、国民党的“党国要人”。远在1924年，山东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在山东省负责人王烬美和范予遂同是国民党省党部的委员，范予遂曾多方打击王烬美等人，并阻挠他们工作。大革命时期，范予遂就是国民党右派。蒋介石背叛革命，武汉国共合作时期，范予遂任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常委、组织部长，表面跟共产党合作，暗中给蒋介石送情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范予遂公开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蒋汪再度分裂，汪下台后，范予遂即去英国。抗日战争初期，他回国后，投靠中统特务头子朱家骅。他为蒋介石策划反共计谋，当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并被委为国民参政会的国民党的驻会参政员、三青团常务干事。
1942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即派范予遂出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他到山东后，电请蒋介石调走于学忠，叫反共“健将”李仙洲入鲁，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例如当时临淄的王砚田，就是在范予遂、李仙洲指使鼓励下，在临淄大路口摆上铡刀，多少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就在那里横遭杀害，这个刽子手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下三千人。范予遂欠下了山东人民累累的血债。
解放军渡江前夕，范予遂出入于美国大使馆，几次和司徒雷登密谈，为司徒雷登和李宗仁的阴谋活动奔走呼号，并散布第三条路线的思想毒素。
但是，范予遂至今仍不低头认罪，多方抵赖，甚至撕毁信件，消灭证据。8月9日，在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范予遂又进行了一番假检讨，把他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和这次向党进攻的种种罪恶言行，归结为自己是个旧民主主义者，是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者。他这种顽抗的态度，受到代表们的严厉斥责，一致要求他继续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