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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个人与集体
老舍
这几天我参加了几次中国作家协会讨论丁玲、陈企霞反党活动的党组扩大会议。这使我认识了丁玲是何等样人。
她抱着“朕即文坛”的野心，寝食不忘龙袍加身。她是作协的领导人之一，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党重视她，大家敬重她。可是她却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真是暗箭最难防。我们恨这样阴险的人！
丁玲是老党员，可是一向想站在党的上边。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人人感激。丁玲的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除非她马上低头认罪，悔过自新。是的，丁玲究竟受过党的教育，她应当晓得如何不自暴自弃。
可是，由她这几天在会议上发言的态度上来看，她还是依旧以“朕即文坛”的姿态，花言巧语，不老实交代问题，仅作抒情的独白，企图以美好的修辞，声泪俱下的作派，邀得大家的惋惜与谅解。我们不是傻子，不再受骗；说真的吧，丁玲！
她发言的时候，还口口声声自称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不接受这样的欺哄与侮辱。现在还不肯坦白自己作过的丑事，便仍然是继续反党而已，有什么立场可言？若是有的话，只能是丁玲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丁玲，你真甘心自暴自弃到底吗？
是的，丁玲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化身。由大家揭发的材料里，可以总结出她的“精神面貌”——我是一切，一切为我。不管党怎样器重她，给她多么高的地位，她总不会满足，总嫌党领导她，而不是她操纵党。因此，她势必反党。她愿一切人作她的臣仆，不容任何人拂逆她的意旨，所以她拉拢这个，攻击那个，费尽苦心，见缝下蛆，自以为聪明绝顶！还有，大家越器重她，她就越以为凡事没她就办不通，所以她敢闹，见机会就闹，认定最后的胜利必属于她。这是奇怪的逻辑，可是个人主义者却以此为正常。
这样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在国民党的时代可能爬得很高，成为一霸。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野心定难得逞。党里有民主，但决不容忍唯我独尊的恶霸作风。作协受党的领导，不许任何人高踞宝座，称孤道寡。六亿人民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兴高采烈地从事劳动，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必须取缔。丁玲，你看，你那点小聪明却害了你。你的眼只看着自己的鼻子，而没有看看远处。你是个作家，社会主义的作家，却一天到晚只盘算私利，而忘了社会主义的光明与理想。对你自己说，这多么丑恶；对社会说，这多么危险！说真话吧，只有挖净你的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你才能看见社会主义。党与党内党外的作家都愿救你，肯不肯从新作人可全凭你自己决定。
感谢作协党组邀我参加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我受了教育。我看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怎样是社会主义的障碍，丁玲的罪行即是具体的例证。我希望丁玲改过自新，我切盼作家们都时刻不忘：不是把个人，而是把社会主义集体事业，摆在第一位，才能诚心诚意地接受党的领导，使文艺事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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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音乐界揭露陆华柏丑恶面目
本报讯 武汉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任陆华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正受到武汉音乐界人士的驳斥。据揭露：他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受到的压抑差不多，是国民党老爷换了共产党老爷。他鼓励学生“不管一切，只管坐在钢琴房里弹就是了”，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对聂耳冼星海作品采取全然否定的态度，说冼星海的第一交响乐莫名其妙。陆华柏解放前在湖南音专工作时，穿的破棉袄，裤子也没有换的，现在住的洋房，吃好的，穿好的，享受三级教授的待遇，但他却对党和政府完全采取忘恩负义的态度，在整风中对党大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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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费孝通等“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汪金丁
6月17日由民盟中央办公厅发出了一份“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这个所谓“建议”的草案初稿是由费孝通、黄药眠和吴景超等右派分子根据所谓北京几个大学民盟支部的汇报及“其他方面的意见”策划拟定的。它同曾昭抡、钱伟长等右派分子提出的“关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样，也是章罗联盟向党、向社会主义阴谋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建议”的草案初稿不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从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有关材料看来，高等学校里参加讨论过这一问题的人，还不在少数，并且也不限于民盟成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它的危害和影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建议”的草案初稿中首先提出的，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右派阴谋中最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便是“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的问题。
究竟应该依靠谁来办好高等学校呢？
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只要提到一件事就够了，只要我们想想旧中国从1912到1947的三十六年间，高等学校毕业生仅二十一万人，而我们在第一个五年之内，却培养了二十八万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毕业生，那么也就足够理解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绩。
然而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置雄辩的事实于不顾，毫无根据地把目前高等学校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都归结为高等学校之有了党的组织或党员之参加了高等学校的工作。他们竟然在建议草案中诬蔑我们党内许多同志是“对于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认识不足”；是“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般政权机关等同起来”；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且“民主作风不够，学校中重大措施，很少和群众商量”。
右派分子捕风捉影地加在党的组织与我们党内同志的这些“罪状”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第一，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拒绝思想改造，反对“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说，
“党和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内部矛盾”，不能用“单单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来解决（费孝通：早春前后）；他们又说：“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罗隆基：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他们甚至公然造谣，说思想改造“不仅是不尊重人权，而且是个侮辱”，使他们
“屈打成招”（李景汉），所以右派分子由此得出结论：“倘此方认彼方为思想落后，而彼方认此方为学术外行，……那么‘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是很难消灭的。”（罗隆基：同上）这里意思很明显，如果不是按照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行事，那么他们就要顽抗到底。
照他们说来，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只能是，要讲团结，就必须放弃对他们进行应有的批评和斗争，而不能再谈思想改造。
第二，他们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右派分子毫不讳言他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但他们既是把中国（包括高等学校在内）导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内行，所以他们就大肆叫嚣“内行不当家，当家的不内行。”（朱启贤）提出“要党和政……严格分开”，“党委会不对各级行政发号施令。”（吴景超）否则“行政就是一条虚线”（马哲民）”、“党委会就是独断独行”，“见不得人”，甚至是不遵照“宪法十七条所说的办法去做”（吴景超）了。
不过右派的教授们完全忘记了一件残酷无情的事实；忘记了在院系调整后或者直到今天，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还是无力开课；忘记了他们那一套“知识”，在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前，是不能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干部的需要的。说什么“有职无权”呀，什么“尸位素餐”呀，我看揭穿了也不外因为他们在社会主义大学里还是外行而已。
但现在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却无耻地把自己扮演成“内行”的角色，并由此而诬蔑党的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发布政治任务的号召，或有关高等学校工作中的方针政策的指示，便是以党代政，是党政不分。我以为右派分子陈友松说得倒还干脆，那就是：“系和教研组，不要他们（指党委）来。”于是，什么要从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中“解放出来”，去学习“政治上最反动的西班牙”的“可供……学习之处”呀，（吴景超）“取消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必修课”，“加添一些马列主义系统以外的理论”呀，（吴景超）都提出来了，总之他们要为所欲为。
这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不外是把我国的高等教育拖回到殖民地的老路上去。然而他们却美其名为民主办校。
他们也同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成是反对教条主义一样，把取消党的领导，说成是党的领导应当加强，党的组织是领导核心。但另一方面“建议”里却规定得很清楚，只有“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学校内的一切措施和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校委会的通过才能发生法律效果”。党组织的作用被限制在校务委员会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只能“精简扼要”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只能对校务委员会的决议，负责保证，带头执行。
不只如此，“建议”里还规定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教授和副教授应占多数”，这在估计到“党员在教授中的比重小”（陶大镛）的情况之下，实质上也就是通过了校务委员会的这种合法的形式，篡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
右派分子的这种阴谋，本来是不难识破的。然而从5月中各地高等学校教师在讨论党委负责制这一问题的材料看来，不少人却失掉了应有的清醒，他们受章罗及其谋士的迷惑，甚至充当了右派的俘虏。这原因其实也仍不外是自己“灵魂的深处还有一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对他们既是那么根深蒂固，他们当然看不起工人和农民，也当然会跟着章罗走。
这里也就暴露了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致命的弱点，并且说明了思想改造对于知识分子的是多么的重要又是多么的艰难。
因此，右派篡夺党在高等学校领导权的阴谋虽然破产了，可是在高等学校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进行。而高等学校的教师，是有责任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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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灵魂丑恶的人不配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读者纷纷斥责丁陈反党集团
本报讯 8月7日本报发表了文艺界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后，广大群众分别打电报、写信给本报编辑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拥护这场维护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维护文艺界的团结的斗争。他们以愤怒的心情斥责丁陈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要他们彻底地、全部地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们的罪恶活动。有的读者也在来信中揭发丁陈反党集团的罪恶言行。下面摘要发表这些来电、来信。
中国作家协会收到广州分会来电：“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党整风期间，卷土重来，阴谋勾结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猖狂进攻，我会同人闻讯之下，甚为愤慨。兹经召开留穗会员全体大会，一致声讨，并坚决表示：拥护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和处理，与丁陈集团反党分子划清政治上思想上的界限，提高警惕，加强团结，继续进行这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党的原则的斗争。对尚图顽抗的反党分子丁玲、陈明等，要求你们责成他们作出彻底交代，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著名翻译家曹靖华来信：“在人代会前，我就因急性肺炎进了医院，直到人代会闭幕还未能出院。近又由城内医院转入小汤山疗养院，作肺炎善后医治。因此，作协党组所召开的具有深刻政治教育意义的反右斗争，我就不能回城参加，深感遗憾。前日收到家中转来的作协党组所发第五、六次扩大会议记录，继又读到各报发表丁、陈反党活动消息，我表示十分愤慨，我衷心拥护党所领导的这一及时而必要的反右斗争。我相信通过这一斗争，全国文艺界将达到新的团结，为文艺繁荣创造更好的条件。”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杨殷来信说，“我坚决支持作协为保卫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而进行的这一正义斗争。丁玲、陈企霞这些人，过去被当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尊敬他们，爱他们，对他们寄予满腔希望。可是他们的面目竟如此之丑恶！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的痛心，也感到极大的愤怒。丁玲、陈企霞这些人，不管他们作为一个作家有多么大的才能，如果他们要背叛无产阶级，背叛人民大众，我们是会毫不惋惜地将他们清除出去的。丁、陈等不必耍威风，告诉你们，没有你们这些人，社会主义文学决不会衰萎，决不会停滞不前，你们要离开这个队伍，请便吧！”长沙市湖南省供销合作社干部学校魏启明来信：“丁玲打着左派作家的招牌，背地里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活动，这是我们每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安徽合肥市第七中学顾云飞来信：“我要求在文学队伍里，一定不能存在着人民和党的背叛者，一定要把文学队伍搞纯洁。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普通的公民，丁玲，你一定看不起我的批评，因为你很骄傲。但是，我要说，我爱中国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当你来反对党进攻党时，我们要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决不让你们所梦想的‘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纺织工业部机械设计公司描图员王健来信：“我以一个共青团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的身份警告丁玲，要她早日向人民作彻底的交代，面临着两条路让她自己选择，是抵赖呢，还是向人民认罪，改造自己，重新作人，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反正我们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孩子们质问陈企霞
六颗子弹要打死谁
长春市范家店区中心小学王长亿来信说：“我正在和几个像亲姐妹一样的没有家的享受助学金念书的孩子欢欢乐乐的闲谈，邮递员把报纸往桌子上一放，马上就被大家抢没了。忽然一个孩子喊起来：‘唉呀！丁玲怎么还反党了呢？’一时大家都楞住了，刹时你也要看，他也要看，为了大家早知道，我就读给他们听，我读着读着，眼里直冒火花，大家听着听着，小眼睛都瞪得滚圆，小拳头都捏得紧紧的。当读到陈企霞说的‘我有一支手枪，有七粒子弹，留最后一粒打死自己’的话时，最小的吴桂兰使劲一敲桌子跳了起来：‘那六颗他要打死谁？’张亚先抢着说：‘难道要打死党的领导者，要推翻共产党，让我们这些没家的孩子去挨打送命吗？’丁玲，你冷静地听听孩子们的声音吧！”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决不跟反党分子走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韩耀军来信说，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是向烈士发过誓的，可是与她现在的罪恶活动两相对照，她的誓言有什么价值呢，岂不是使烈士遭到奇耻大辱？我们希望丁玲把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和从前的誓言对照一下，还有什么脸向党猖狂进攻，还有什么理由不肯悔过自新，老老实实交代，重归正路。北京航空学院高仍清来信说，我要以一个丁玲同乡的身份坚决要求丁玲必需把她的一切罪恶活动全部、彻底、干净地向党和全国人民老老实实地交代。如果顽抗到底，党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她湖南家乡的老百姓是决不答应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华平来信说，丁玲、艾青是我向来尊敬的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得了国际声誉。但她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欲望，没有把这荣誉作为督促自己更进一步为人民的信号，反而把它作为反对党的领导、追求个人名利的阶石。她大肆宣扬的“一本书主义”对人民的文学事业有着严重的不良影响。通过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一个人民的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首先自己要有真正的忠于人民忠于党的纯洁的灵魂。不论自己有如何高明熟练的写作技巧，如果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向上爬向人民要更高的职位更大的待遇的阶梯的作家，必然会遭到人民的唾弃。
丁玲向青年人放毒把文艺界说成糟得很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王葆江来信中揭发了丁玲的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今年4月7日，学校的文艺社决定了要访问丁玲。访问的结果很失望，她传播了许多对文艺界不满的言论。谈话主要内容揭露如下：
一、丁玲对当前文艺界状况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策的看法，最突出的情绪是不满和诬蔑，几乎说成漆黑一团。她认为文坛上解放后只重于一些质量不高带有投机性的文学报道，赶任务的作品，而搞这些的大部分是年青人，至于大部头的质量较高的作品则没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她没有说清楚，但是暴露了她对现状有仇恨，不满意，认为糟得很，对当前文学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满意。谈到陈登科的错误的黄色作品时，她只说陈登科没有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经验，不能写这类作品，所以失败了，根本不提‘百家争鸣’的马列主义指导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丁玲还以为胡风的‘文艺理论’在争鸣中提出就没有问题，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也是如此。由此看来，丁玲思想上有极其严重的修正主义的观点的。试问对大学一、二年级学生连马列主义和党的文艺方针的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谈，只说‘糟’， ‘文艺界水平低’，居心何在？
二、丁玲谈话中提到艾青最多，似乎关系很密。偶尔涉及冯雪峰，吞吞吐吐谈了一点。对陈企霞的问题是掩护，表扬了陈一顿，说他辞去了所有职务，为什么，不提，在搞些什么，也不提，说陈聪明能干，有水平，言下之意是被排斥出去的。谈到胡风事件，似乎对胡风没有讨厌情绪，闭口不谈胡是反革命，只说是看法有分歧，说胡风、路翎等人有本事。这一点影响很坏。”
另有两位曾经访问过丁玲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刘唯力、张永昌来信中揭发：丁玲曾说：“胡风的‘那里都有生活’的说法有对的地方，现在学校里也有斗争。他这句话说的不是时候，若在‘鸣’‘放’期间说，是不会被关起来的”。
从这些揭发，不难看出，丁玲是如何的反对马列主义理论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如何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如何对文艺界进行污蔑，如何用她那有毒的言论毒害青年，只有彻底打垮丁陈反党集团，才能清除他们在文艺界和广大群众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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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斗争的风浪里
优秀的女共青团员——田蒂
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女学生、共青团员田蒂是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的好战士。
以吴开斌为首的右派小集团是武汉大学右派学生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攻的“司令部”，他们提出了向党“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反动口号，一时之间，他们掀起了一阵阴森森的黑风，把整个武大闹得乌烟瘴气，特别是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大部被这股黑风吹昏了。但田蒂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向右派分子斗争。右派分子吴开斌出“火焰报”向党进攻，她就和几个同学办了“三八社”出墙报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
右派分子想尽办法辱骂和打击她。一个与她同宿舍的右派分子一回到宿舍就指桑骂槐地骂她是“三害的孝子贤孙”、“卑鄙无耻”，骂她的“三八”墙报是“王八”报。但这一切并未使田蒂停止和右派分子的斗争，反而使她的斗争积极性更加强了。当班上右派分子要罢课、上街闹大民主的时候，她出墙报号召同学帮助党整风要和风细雨，反对大民主的做法。6月5日武大党委书记刘真向全校学生作了一次报告，对右派分子要到工厂、到农村去点火的做法和他们提出的所谓“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的口号进行了批评。吴开斌等右派分子听了这个报告后，咆哮如雷，立即煽动同学们说，“现在是收了，要起来反对”。在中文系三年级讨论刘真这个报告时，很多人都反对这个报告，但田蒂站起拥护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她发言时曾不断被右派分子的叫骂声所打断。后来她在“三八社”还是发表拥护刘真报告的文章。
在大鸣大放的期间，田蒂曾参加了为右派分子所把持的“火焰报”的工作。当她发觉“火焰报”的反动言行后，当别人都在头昏脑胀的时候，她就清醒地注意到吴开斌等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她在日记里把右派分子活动情况和反动言论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后来在揭露和批判吴开斌等右派分子时，这部分日记记录的材料就被用来像重磅炸弹一样把右派分子打得目瞪口呆。
在武汉大学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田蒂的工作更加紧张了。她又担负着整理材料、写文章、作会议记录等许多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午睡也很少睡。田蒂热爱党的事业，为坚持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是一贯的。她从一年级开始，就和当时还未暴露右派面貌的吴开斌等的一些不良倾向，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田蒂的这种优秀品质已得到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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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珞珈山上的风暴——记武汉大学的反右派斗争
本报记者 古维进 张碨
不久以前，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掀起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风暴，把风景如画的珞珈山搞得乌烟瘴气。
从209号房发出的声音
武汉大学的中文系三年级871班有三十三个学生，其中有二十五人是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家庭，他们的亲属有许多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过程中被斗、被关、被管制或者被镇压过的，他们本人的阶级立场由于未得到转变，在三反、肃反等运动中，有许多人也受到斗争、处分、清洗（有些人是从工作岗位清洗出来的）等。他们对于党和新社会很不满意，特别是住在209号房的吴开斌、姚中琦、李正宇、卢斯飞等，对党和新社会更是怀恨在心。他们叫嚷着今天没有民主，今天没有言论自由。吴开斌说：社会主义真沉闷啊！他们反对一切政治活动，攻击政治课。他们提倡“独立思考”，说不应该迷信“教条”。他们经常说：如果你们两肩中间长的不是冬瓜而是脑袋，你们就会更多更深刻地思考一些问题。他们宣传章罗联盟右派分子是最有正义和良心的。他们看到林希翎的“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后，号召有良心的人要为这位“聪明、坚强、出色的、敢将自己的棱角大胆地刺痛了一些卑污发臭的人”鸣不平。
他们为了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有计划有步骤地散布到同学中去，实行“逐渐灌输，见机行事”，他们一面利用同学们对提高业务的迫切愿望，散布非政治倾向；一面以自由思想为名，系统地大量地贩买了他们的各种谬论。使得同学们当时对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无形中受了他们的毒害。到武大将要开始整风为止，赞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的已由几个人扩大到二十九人。
乌云笼罩珞珈山
5月初，武大开始整风。中文系三年级871班吴开斌、姚中琦、方雨晴、蒋兆鹄等右派分子看出了党号召整风，是向党进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发动三年级同学带头鸣放，并组织了向党进攻的司令部——火焰报社，在火焰报第一期上，发表了鼓动鸣放的“告同学书”，他们还派人到各系开会、讲演、串连，鼓动各系创办报刊领导鸣放，并在职工中点火。党委看见右派分子四处点火，便主动地号召全校鸣放，为了让所有牛鬼蛇神都放出来，有意识地采取放任态度，并一再号召党团员沉着、忍耐，不得轻易还手。右派分子一时气焰万丈，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他们控制了“学生报刊联络站”和党委领导的鸣放组织对抗。他们积极串联各系的右派分子去发动过去被斗、被关、被管制或者被镇压的不法分子起来“诉苦”，把“苦主”的“苦”在火焰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他们攻击人事处是“黑暗的小王国”；提出撤换人事处正副处长，改组人事处，公开档案等。他们组织许多座谈会，发动群众讨论“解放以后人与人的关系是冷酷无情的”、“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吗？”“武大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吗？”他们举办民主讲坛，大肆宣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谬论，中文系三年级韩豫贤（团员）还露骨地在民主讲坛攻击党团员。她说：共青团员算什么，五分钱就把它卖掉。她表示要动员她的爱人退党，他们引导群众讨论造成“三害”的根源是由于学校制度不好，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建立教师民主管理学校制；同时把运动引向工厂农村，发动群众起来争“民主”、争“人权”、争“自由”。
幕后的支持者
中文系三年级吴开斌等一小撮右派分子敢于在全校投下向党进攻的第一颗炸弹和带动各系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是和外力的支持不可分离的。马哲民的爪牙、武大右派教授头子程千帆是这一小撮右派分子的主要支持者和指导者。在鸣放开始时，程千帆积极给他们打气。
程千帆要他们不要老邀那几个常鸣常放的人，而要找一些不大鸣放的人，他说这些人也是“很有见解的”。还要找一些刚从外国回来的人，他们知道西方情况，也会有很好的意见。储安平派光明日报记者钱统钢来点火，也给了这些右派分子很大的支持。他称赞他们鸣得准确：“武汉地区几个学校只是搞反迁校、改校名等小问题，你们搞得还好”。他在他们的座谈会上，坚决表示支持他们，希望他们继续搞下去。右派分子都欢欣鼓舞。与谭惕吾有密切关系的林希翎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支持也是很大的。她寄给吴开斌的“控诉书”和北大右派分子的“广场”杂志，加强了右派分子点火的决心。林希翎还在信上指示吴开斌“不要一点一滴地改良，要彻底改革啦”。吴开斌把林希翎称为天涯知己、巾帼英雄。
勇敢的人
在武大中文系三年级吴开斌等右派分子洋洋得意向党进攻过程中，三年级871班的三十三个学生中有四个人一直在坚决地反对吴开斌等右派分子，并向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四个人就是：田蒂
（团支委）史大浩（团支书）唐国富（党员）杨景春（群众）。还在这次整风以前，在每次政治学习运动中，田蒂等四人和吴开斌等右派分子对党、对新社会的看法，就发生了根本的分歧，例如他们反对吴开斌等只谈工作缺点不谈工作成绩和完全否定肃反的成绩等。吴开斌等在整风中四处串联、秘密开会，田蒂等人在班上和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他们举出许多事实肯定了人事工作的成绩，回击了右派分子所谓“人事处是黑暗小王国”的谬论。右派分子对他们非常痛恨，在每次班报（即火焰报）会议研究鸣放的时候，右派分子以压倒多数（二十九人）否决了这四个人抗议对党造谣污蔑的宣传。他们在班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了。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但是他们沉着坚定，毫不妥协。他们除三个人仍在班上坚持斗争外，由田蒂（女）到二年级串联女同学创办“三八社”和右派分子斗争。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提出帮助党整风要和风细雨，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反对搞“大民主”。中国青年报刊登“害群之马林希翎”之后，田蒂立即在自己的报上发表
“肃清林希翎在武大中文系的影响”的文章，同时揭穿吴开斌和林希翎的关系。右派分子看风头不对，又伪装进步，打着反右派的旗子，出版“大铁锤”报，但是，“三八社”立即揭穿了他们披着左派的外衣干右派的勾当的阴谋。“大铁锤”出版了一期停刊了。右派分子非常恼火，辱骂“三八社”。但是“三八社”没有被右派分子骂倒。于是右派分子派出中文系助教杨翊强、高定鼎到“三八社”去动摇田蒂，和田蒂辩论。但是，这一切都给田蒂批驳得干干净净。
田蒂、史大浩等人，不屈不挠地和右派分子作斗争，伸张了正气，团结了群众；各系出现“刺蝟”“和风”“团结”“真理”等许多左派的报都团结在“三八社”的周围，而这些左派力量就成为后来反击右派分子的主要力量。
号角响彻珞珈山
武大师生反右派分子斗争开始了。全校举行了声讨右派分子大会，党委书记刘真的战斗动员报告，激起群众对右派分子鸣鼓而攻，即使中间分子也被群众大量揭发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耻行为而清醒了头脑，站稳立场，参加斗争行列。全面的有组织的反右派斗争的矛头立即指向右派分子的司令部——中文系三年级的火焰报社。
在强大的反击的威力下，这个右派司令部的成员企图以空洞的检讨和攻守同盟蒙混过关，但是他们失败了。为了从思想上彻底解除右派分子的武装，人们和他们展开充分的说理斗争——让右派头子吴开斌在全校的八次大辩论会中有两次去充分讲出他的一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然后各系的教师和同学把这些谬论一个一个的加以批驳，于是这位文质彬彬的、一向把自己扮成“真理的苦闷探求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开斌的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群众在辩论会的教育下，提高了认识，进一步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这个右派司令部完全陷于孤立状态了。随着争取教育工作的开展，过去受蒙蔽参加这个右派集团的人都觉醒过来，和吴开斌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吴开斌词穷理屈，不得不写出“向人民悔过和请罪”的检讨书。
右派分子在珞珈山上掀起的一场风暴被平息了！这一场风暴锻炼了千万个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