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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黄李右派集团的恶性“大发展”
使农工民主党组织陷于解体状态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组织在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大批右派分子，组织成分极为复杂，整个农工组织陷于严重的瘫痪、解体状态。这种状况是由于控制农工民主党中央的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及其党羽执行恶性“大发展”方针所直接造成的。参加农工民主党比买电影票还容易
天津有的人说，参加农工民主党比买张电影票还容易。从各地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话一点也不夸大，有的地方情况甚至还要严重。农工民主党浙江省主委、右派骨干分子李士豪野心勃勃地计划在全省发展七千人，为此他采用了“拉”、“骗”、“抢”、“挖”等种种卑劣的办法，到处拉人。为了发展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李士豪亲自把“入党申请书”送上门去，他自任介绍人。农工福建省主委李述中甚至不惜用他妹妹来做钓饵，引诱别人加入农工。
章黄李右派集团制定的农工民主党的组织路线，完全违反了农工民主党以医药卫生界为重点、以进步分子为骨干、发展一批中上层的具有代表性人物的组织原则。章伯钧一再提出，要“打破防区制”（即各民主党派有重点分工），并且说，不管“老年、青年、落后分子都可以发展”。农工原来只规定在大、中城市发展，现在到小城市、县、区去发展了。原来重点是医药卫生界，现在发展到各行各业。在发展的对象中，有判过刑的人，有劳改期满的人，有贪污分子，还有过去曾经参加过“军统”、“中统”的特务分子等等，总之，凡是对共产党心怀不满和仇恨党的人都拉到农工民主党里来了。
去年7月，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解剖学会在北京联合举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经过密商，在北京饭店大请客，拢络来京开会的这些人回去扩大影响，发展组织。当时被邀请的有五百多人。“请客”之后，他们就把这些被请的人的名单发到各地去，指示地方组织和这些人联系。于是各地农工民主党组织“上行下效”，大规模地“请客”、举行“招待会”来拉人。
接着，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在去年8月份又发了指示给各级组织，批评各地的发展有“保守思想”、“小手小脚”、“过于偏重在开业医师，开业中医，不能把联系工作进一步扩大”，督促各地“动员一切力量”发展组织。农工中央组织部这时提出的口号是“大撒网”，不要用一根线“钓鱼”。章伯钧并派出他的大将、农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钟岱到天津去创造“先进经验”，钟岱从天津回来吹嘘他发展了一百多人（实际只有二十多人），而章伯钧又增加了一倍，吹嘘说：“钟岱在天津由原来的十三人发展到二百多人，这种工作经验要在农工民主党全党推广。”他并且要钟岱到北京市组织去介绍经验。
在去年年底，章伯钧提出要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机构，凡是其他民主党派没有发展的地方，农工民主党“都应去建立机构，发展组织，占领阵地。”章伯钧提出农工民主党要发展八十万人。他并且要李伯球在北京市发展到一万人。派出六路大军到各地招兵买马
到今年大鸣大放时期，这些右派分子对于发展组织已经到了狂热的程度。章伯钧派出了六路大军去各地招兵买马：王一帆去东北；杨逸棠去山东；张云川去河南；韩兆鹗去陕西；钟岱去太原、石家庄、保定；郭仲衡去昆明。
这些右派分子到处招谣撞骗，用各种手段拉人入党。王一帆在东北花了一千九百多元大肆请客，他并对发展对象说：“你是统战部同意参加的；我们预备要你做省筹委会委员，我们省委会的部长，等于政府的厅长级干部。”杨逸棠在山东交代发展的任务时说：发展“可以不顾条件、不顾政治影响”。张云川在河南发展组织时说，农工民主党不要吸收那些向党汇报的“假积极分子”。
在地方组织中，右派分子发展组织的花样更是无奇不有。济南的农工组织欺骗希望参加中共组织的人说：“中共二年之内不发展了，你参加农工后，我们可以把你输送给共产党”。农工武汉市组织则实行了所谓“三包”政策，即责成每一个成员要同时联系一个，培养一个，发展一个。福建省的右派分子到处宣传，“不参加民主党派，要做政协委员、人民委员会委员就不容易”。农工福建省副主委黄震在莆田县发展时，一天一夜散发了五十多份申请书。
章伯钧所绝口称赞的天津农工民主党组织的发展手段是极其卑劣的。他们对于那些对党不满的人说：“加入农工后，你可以不受共产党的欺负”；对那些肃反中被审查的对象说：“加入农工可以帮助你平反”；对那些历史反革命分子说：“加入农工可以帮助你做出结论”。对于一些要求进步想参加共产党的人，则以甜言蜜语进行拉拢说：“农工和共产党一样，今后长期共存”。他们发展的步骤是找好“基地”，开列名单，然后四出请客或登门拜访，普遍撒表，载入名册。天津新华医院农工民主党支部负责人就公开向发展对象说：“你愿意参加也得参加，不愿参加也得参加。”他们甚至趁发展对象患病期中，强行填表拉入组织。天津铁路中心医院李文浩拉拢营养室主任尤桂珍入党时，就直接了当地说：“你填表吧，我们支部已经通过你入党了。”接着又叫她去参加农工民主党支部会议。浙江的李士豪为了扩大势力，以便“号召起来有力量”，指挥亲信和工作人员向各个角落渗透，其中有经济部门、国家机关、医药界、文艺界、青年、妇女、社会人士等各个方面。同时他还几次企图派人到青田县和东阳县去发展手工艺工人。这样，在这一年中，浙江省农工组织就由一百三十二人增加到七百五十五人，分布地区由三个市县扩大到十个市县。甚至李士豪还提出要在他的家乡诸暨县发展到乡镇去。到处收罗旧社会的垃圾残渣
章黄李右派集团的恶性“大发展”方针，造成了农工内部的成份极为复杂，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地方的组织陷于瘫痪。农工天津市组织在几个月中由原有的十三个成员发展到三百个成员。根据六个支部九十五个成员的材料统计，有50％以上的人是有历史问题的，其中有反动党团分子十八人；有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汉奸、反动会道门分子九人；有当过国民党少将参谋、上校军医等身份的反动军警人员七人；出身是恶霸地主、富农、五毒俱全的资本家的二十一人；还有国民党“锄奸小组组员”、贪污犯等，共计五十七人。
这些对共产党怀有阶级仇恨，并坚持反动阶级立场的分子，在共产党整风开始，群起策应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头目的反动言行，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目前已被揭露的右派分子就有十三人。曾任国民党少将参谋、对共产党十分仇视的天津铁路中心医院小儿科主任李文浩，在鸣放中公然提出要取消铁路医院的“中共总支委员会和保卫股”，“用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科长、处长、院长”，否则，“农工民主党支部就挂牌办公，与中共支部共同领导医院事务”。天津锻压机床厂工程师、右派分子黄植原是国民党特别党员、“锄奸小组组长”、曾参与反动派镇压工人运动的活动，霸占妇女、作恶多端，他仇恨党，仇恨新社会的一切。他加入农工民主党后，联络了天津市机电工业局工程师、右派分子程秀标、梁元恒、王揖五等人，组成反动集团，企图篡夺机电工业局的技术领导权。
有的地方公开提出“向落后开门”的口号；有的在发展中提出“历史问题由自己负责”，农工组织不过问历史情况；有的提出“三不怕”，即“一不怕历史复杂；二不怕思想落后；三不怕失业”。福建省的右派分子黄震在莆田县一次发展了八个人，其中有七个是尚未作结论的肃反对象。浙江省农业厅一个在“三反”中有问题尚未结案的人被吸收加入农工，李士豪得意地说：“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要吸收他”。
陕西省农工民主党组织从今年4月到6月的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在西安医药卫生界和工程技术界的二十多个单位中，发展了一百四十四个成员。据调查，他们在西安市医药卫生界的十四个单位所发展的九十七个成员中，属于反动党团分子和政治上有嫌疑的分子即有四十九人；出身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等剥削阶级或直系亲属被判刑、关押而对共产党怀有阶级仇恨的有十七人；在历次运动中被审查的对象有七人，以上三类共占这十四个单位的农工成员总数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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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初获胜利后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
反右派斗争必须乘胜前进
江苏省委指示纠正某些单位斗志松懈的现象
新华社南京15日电 新华社记者何微报道：江苏省的反右派斗争，在决定性的一仗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发现某些单位的斗志开始松懈。中共江苏省委已指示这些单位的整风领导小组，必须加强领导，把斗争坚持下去，继续向纵深发展，彻底粉碎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阴谋。
目前江苏省的反右派斗争正在逐步向全省各地区各方面发展，斗争中党的领导已经确立或巩固起来，省、市级机关领导干部初步学会了处理两种矛盾的方法。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反右派的队伍不断在扩大，仅省级机关就有五万七千多人参加了这场斗争。中间分子也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右派影响，同右派划清了界限，逐步向党靠拢。许多右派分子已被揭露出来。对邓昊明、李世军、高觉敷、钱孙卿、周拾禄等右派首脑，经过多方面的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已暴露出来，他们今后如想再组织大规模的反共活动已不可能。一般右派分子，有的缴械投降，有的分化起义，一批反党小集团也已分崩离析。
现在正是应该在胜利的基础上扩大战果的时候。可是有些单位却把这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看得很简单，对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认识非常不足。他们说：“辩论到什么程度为止？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够深刻了，时间拖得太久，必然影响工作。”“右派既已认输，就可以告一段落，继续进行机关整风。”“我们机关是清水衙门，没有什么搞头，学习结束了，中心任务就该转移。”这些估计和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
目前不少右派分子在铁的事实面前依然百般抵赖；抵赖不了，则又企图大事化小，逃避斗争。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钱孙卿，他一系列的破坏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对工商业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罪恶言行早已被揭露，但他至今仍把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说成是“具体问题上的抵触”。有的右派分子还伪装沉痛，流着眼泪做假检讨，企图争取群众的同情。文汇报驻南京记者右派分子陆续，看到混不过社会主义这一关，急忙收拾铺盖卷儿、买了车票准备逃跑。由此足见，不把右派分子驳到理曲词穷，他们绝不会老实交代、认真悔改，他们向党猖狂进攻的阴谋就不能彻底粉碎。
也有部分鸣放不充分甚至还没有鸣放的单位，右派分子还没有暴露出来。民政厅最近发动干部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经过充分讨论，就揭露出党内的右派分子，这说明那里并非“清水衙门”。经过深入挖掘的单位，右派分子逐渐增多起来，有不少还是右派骨干分子。
经过剥皮揭底，暴露了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但从思想上尚搞得不深不透。这主要表现在对右派分子的言行揭露多，分析批判少，在提高和锻炼群众方面的收效尚不十分显著。有些单位的反右派斗争虽已告一段落，尚有人把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看作是“走了嘴，一时说错了话”；有些右派分子也在窥机翻案，他们公开说：“一点不驳倒，一点不服气”。卫生厅最近检查和分析了前一段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后，认为没有把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根源挖出来，所以右派分子金诵盘又在反攻，说把他当作右派分子是因为整风时他给领导上提的意见多了。根据这一情况，卫生厅领导上认为必须进行补课，重新组织斗争，不能草率收兵。卫生厅领导上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他们为那些斗志松懈的单位，提供了必须接受的可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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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叔夏开始交代反共阴谋活动
捣毁章罗联盟在福州的巢穴
据新华社福州16日电 民盟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的右派头目严叔夏，13日下午在民盟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联席扩大会议上，交代了他的阴谋活动。
严叔夏是民盟福建省委常务委员、福州市委主任委员。他说，从去年以来，我经常散布“知识分子的思想已改造得差不多了”等有毒素的言论，同时还大力执行章罗联盟发展组织的计划，强调只要是有业务能力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面目如何都可吸收入盟。我打算今年把福州市的盟员发展一倍多。
严叔夏说，当我基本上控制了福州市的民盟组织以后，我的进攻目标就转向高等学校。因为我认为，首先高等学校中的共产党员“内行极少”，民盟在这方面有有利条件；其次，从我个人来说，作高等学校的领导工作可以名利双收，可以和全国高等学校通声气；第三，高等学校每年的毕业生都是将来的政治资本，只要高等学校搞起来了，其他方面也必定可以带动起来。严叔夏说，为了实现他们的阴谋，他和他的右派小集团成员的言行中总是到处污蔑“党员干部水平低、作风恶劣、脱离群众”；处处故意不谈成绩，捏造和夸大个别或部分缺点；并攻击人事工作，污蔑党和国家任用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是凭印象、凭资格，不是“德才竞赛”，强调要“内行办校”。
严叔夏并交代了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和右派小集团的“军师”钱履周订攻守同盟的情况，并检查了他一贯要两面派的恶劣手段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最后表示无条件向人民投降，请求允许他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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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基层点火为章罗策划罪恶严重
费孝通还没有真正低头认罪
国务院专家局举行会议继续揭发批判
新华社16日讯 国务院专家局8月7日举行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的第二次会议。
会上首先揭露了费孝通从知识分子问题上向共产党进攻的阴谋活动。据揭露，费孝通否定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成绩，夸大缺点；曲解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抗拒思想改造；并有计划地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等文章，企图逐步夺取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去年和费孝通一起到西南工作的同志揭露了费孝通去年到成都、昆明等地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去年8月，费孝通曾以专家局副局长的身份，打着“了解知识分子工作情况”的旗号去西南活动。他事先拟定了一个专门搜集反党材料的调查提纲，到成都、昆明后，他以民盟名义，召开了知识分子小型座谈会。参加那两次座谈会的，据调查最近上了报的右派分子就有十五人，其中成都七人，昆明八人。那两次座谈会实际上是他们向共产党进攻的“动员会”，费孝通在座谈会上撒下了“火种”。他恶毒地用“西南山高地远，风刮的慢”，西南高等学校只会“奉公守法，闻风而起”，“西南一、二级教授太少”，“评价不公”，并说西南民盟成员是“木头人”、“不会动脑筋”、“百依百顺”等，恶毒地煽动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并企图迷惑一些认识不清的人。费孝通在成都时曾拍着胸脯说：“我费孝通是来解决问题的，否则我没脸再来四川”。又说：“我费孝通就不奉公守法。高等教育部要我们民族学院订什么科学研究规划，我一个电话就给顶回去了”。他还说：“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医学教育会议，有些盟员代表到民盟总部反映了意见，民盟总部通知了卫生部，结果原来开的会就不算数。”（以上两件事情，经调查都不是事实）他给右派分子撑腰，动员他们“揭盖子”、争“民主、自由”。座谈会以后，费孝通还采取互相串联的办法，进一步组织右派分子的力量。在昆明，他发现曲艺界有空子可钻，也点了“火”。
对于费孝通的反对农业合作化企图到农村“点火”的两篇农村调查——“重访江村”，在会上也作了批判。费孝通这两篇文章都是用暗示影射、虚虚实实的笔法，极尽了反对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之能事。他并且歪曲农民生活大大改善的实际，硬说“农民收入并未提高多少”。实际上，就是按照他在江村调查的材料计算，1956年每个农民的平均收入比1936年多收入一百六十八斤。费孝通在这两篇文章里，还明目张胆地歌颂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家的“勤俭”兴业，并具体地提出在农村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经营的运输业。费孝通写“重访江村”的目的，除了他自己承认是到农村“点火”，并准备把它拿到英国去出版，供给帝国主义资料外，尤其重要的，是拿它作为章罗联盟向共产党进攻的“政治资本”。这从他急忙通知新观察杂志必须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以前刊登出来就可以说明。有几个人曾经看了他二十年前用英文在英国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他们在会上指出，费孝通二十年前在“江村经济”中反映的那些否认中国农村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主张在乡村中搞“乡土工业”，散布买日本机器（当时日寇已占领了东北），谈大工业（实际是要帝国主义来办工业）等等观点，几乎原封未动的又反映到他的“重访江村”一文中来。他们说，看来费孝通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本质仍然未变。
会上还有些人揭露了费孝通和罗隆基互相勾结，无孔不入地破坏党的工作，在留学生工作上也放了一支冷箭。
专家局副局长雷洁琼在发言中还揭露了费孝通同潘光旦的关系，以及费孝通过去同美国一些特务的关系。
专家局副局长赵守攻发言说，从会上揭露出的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费孝通的思想是极其反动的，他是一个披着“学者”外衣的丑恶的政治野心家。他说，从费孝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言论和活动看来，他是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他的活动是章罗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
专家局局长齐燕铭指出，费孝通一系列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绝不是像他自己历次交代中所说的只是资产阶级思想不自觉的反映，而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齐燕铭还特别指出，费孝通一向是以两面派的手法、隐晦的笔调来迷惑人的。如果他始终不肯把擦在脸上的粉彻底洗掉，老老实实交代他的反动言行，还不能说他是已经真正向人民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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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雪涛为什么在国画界放火
因有章伯钧李伯球在背后牵线
本报讯 王雪涛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的猛烈斗争中，于昨日上午在大会上初步交代出与右派分子章伯钧、李伯球等的关系。他首先承认，6月间在荣宝斋那次“点火”的座谈会，是接受了章、李在政协文化俱乐部的指使的。他谈到在三、四年前，他便认识了章伯钧和他的妻子李健生、黄琪翔的爱人郭秀仪和李伯球的爱人李世鉴。
他说：今年4、5月间，李健生和一个男的到他家里，表示要他加入农工民主党，到6月9日，李伯球夫妇又到他家，带了入党的表要他填，并说：“你是国画界有声望的人，章部长很钦佩你。我们以前对国画家重视不够，你是名画家，希望你带头。”王雪涛说，他入农工民主党的表是李世鉴代他填的。当时，他表示没有照片等，李说这没关系。到6月16日，他便被批准为农工民主党的党员。
王雪涛接着说：他在入党之前，便接到过章伯钧的请帖，约他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开过几次会。章伯钧曾在会上别有用心地谈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说，现在国内没有敌人，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提到农工民主党准备召开几个专业的座谈会时，又说，不是农工民主党的党员也可以参加，大家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意思是煽动大家向党进攻。会上，曾推定文艺界的各组负责人，国画方面由叶恭绰、江慎生和他自己等四人（王说还有一个是谁记不起了）负责。
王雪涛承认，后来他和叶恭绰，徐燕荪等曾组织过几次聚餐会，他们三个人从聚餐会上便组成了核心小组。这个小组进行了策划、布置向党的进攻，并企图篡夺党在国画方面的领导权。后来为着配合宣传工作，便组织了十几个人为写文章小组，企图透过这小组写文章拉一批青年，作为政治资本。
王雪涛在交代时，参加大会的人，条子雪片似的递到主席台上，要求他交代究竟他怎样和徐燕荪等勾结章、李图谋篡夺国画院领导，霸占国画杂志；怎样排斥党员，诬蔑中国共产党；怎样挑拨党群关系，制造纠纷等等的关键问题。王雪涛这些问题避而不谈，或轻轻带过。因之群情愤激，警告王雪涛要老老实实地交代。会上，黄芝生、胡橐、刘临沧、于非闇等还先后发言，进行揭发。最后大会主席认为王雪涛这次的交代较前有一些进步，但很不够，要他仔细地考虑继续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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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伯钧李伯球导演下
叶盛长演了一出放火戏
新华社16日讯 中国京剧院全体人员连日举行了多次会议，揭露出京剧院演员、右派分子叶盛长是章伯钧、李伯球右派集团向中国京剧院进攻的急先锋。
章伯钧、李伯球为了夺取京剧界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整风开始后，就向京剧院点火。5月24日派遣他的一名爪牙邢文鑫组织京剧界座谈会，并且要叶盛长提供对京剧院演员的邀请名单。叶盛长首先拉上了他的哥哥叶盛兰。邢文鑫喜出望外，马上找李伯球汇报邀功。李伯球满意地说：“好！京剧院的缺口已经打开，要好好地做，要抓紧深入下去！京剧院是全国京剧界一面大旗，这方面打下来，整个京剧界就不成问题了。”接着又密示三大步骤：一、开好座谈会，扩大农工民主党影响；二、发展组织；三、建立支部。并指出“先抓住大头儿叶盛兰”，组织“以李万春、叶盛长为核心的全面进攻”。
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在6月6日举行第一次京剧界座谈会，由李伯球主持，开始时几位老艺人探讨了艺术上的一些问题，李伯球、邢文鑫等立即给叶盛长递条子，说“气氛不足”，叫他赶快发言，叶盛长领命，接着大放厥词，极尽颠倒黑白、造谣诽谤的能事，向京剧院进攻，会场空气马上为之一变。他说：“京剧院清一色，会拍马就可以入党”；“京剧院没有政治自由性”；“京剧院铁幕重重”；“京剧院一党专政，没有民主，演员如同犯人”；“京剧院不爱护演员，把所有旧艺人干脆都弄死，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演员”；“京剧院行政干部对业务不内行，国务院应考虑内行来领导，换一换人！”李伯球、李万春等一边听着，一边喝采称快。章伯钧、黄琪翔也先后到场督阵，李健生向章伯钧说：“今天的会开得太成功了。”会后，章伯钧、李伯球特地留下叶盛长、叶盛兰等人吃晚饭，指示叶盛长下次要多请人，面要广，不限级别，只要对共产党不满就可网罗，又亲命叶盛长提出补充名单。
李伯球看出叶盛长已“忠心耿耿”，非常满意地向邢文鑫赞许说：“叶盛长年轻能干，会讲话，把他紧紧抓住，作为核心分子，大有可为”。叶盛长很快地就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并且积极地为农工民主党招兵买马，发展组织。
农工民主党右派分子主要争取对象是叶盛兰，他们把叶盛长作为争取叶盛兰的一个跳板。叶盛长为此曾找邢文鑫讨价还价，说：“我四哥（叶盛兰）是个好角，要争取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不给地位不行！”邢文鑫答应向上面反映。叶盛长又说：“正因为我四哥是好角，不比我们，所以有两点要求：第一要见章主席——凭他的声望地位，也确实让章主席和他谈谈才好；第二要成立支部，不然没有群众基础。”邢文鑫立刻向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汇报，并且向叶盛长表示不成问题，一定可以满足叶盛兰的要求。
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后，邢文鑫向叶盛长秘密布置退却的办法。他说：“章伯钧被揭发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影响，支部暂时不要成立，但还要暗中抓紧盛兰，章伯钧是章伯钧，农工党是农工党，站在反对章伯钧的立场，别人就不会怀疑你！”叶盛长在当时说：“现在说章伯老反党反人民，我看还不见得！”邢文鑫又说：“不是这样讲，要顺着共产党和共产党员说话，发表大多数人同意的意见，这样才会有群众威信，共产党才会信任你，以后的工作才好做！”叶盛长说：“对，以后我就好话多说。”
尽管叶盛长在中国京剧院全体人员大会上进行顽抗，但在大家的揭发和批判下，叶盛长从解放前到现在一贯的反动面目终于被揭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