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请看李景汉的反动面目
汪浩 寇恩田
右派分子李景汉，在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批判和揭发下，他的透彻骨髓的反动本质暴露了出来。
李景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忠心耿耿”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奴才
右派分子李景汉是由美帝国主义一手豢养起来的。从1917到1924年的近七年中，在美国加里福尼亚、旧金山、纽约等地的大学读“社会学”。1924年李景汉从美国回国后至1948年的二十四年间，一直是在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和清华大学为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培养奴才。在此期间内并在联合国内担任粮食、农业统计专员，在美国担任过美国国内情况调查专员和调查员，在日本投降前还担任过“美国之音”的广播员。不仅如此，李景汉还一度担任过美国老牌文化特务甘博尔的助手在中国进行所谓的“社会调查”，以后又在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晏阳初的手下拿着美国人的钱搞过“定县社会调查”，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资料。
章罗联盟复辟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急先锋
右派分子李景汉，在我国是一个老牌资产阶级社会调查“学者”。他用这张王牌，向马列主义展开猖狂进攻，阴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李景汉的进攻是从三方面进行的。首先他丑化马列主义，美化资产阶级社会调查。他说：“目前我国的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只是研究一些抽象的原则，干巴巴地缺少根据丰富事例的活生生说服力”，“中国社会学者（注：指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一向是最重视实际调查和研究的”，“社会学者是最善于独立思考的”。为此，他诬蔑我们的社会调查是“片面”的，只有望远镜式的全面概括的调查（即指学习苏联的报表制度），而“没有”显微镜式的典型调查。其次，李景汉说，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有一些空白，而这些空白要让资产阶级社会学来填补。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体系，并没有什么空白，李景汉叫嚷着要来填补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空白，其实质就是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夺取马列主义领土，而以资产阶级社会学取而代之。李景汉的第三方面进攻，就是他所说的“社会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社会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民内部的矛盾，事实上也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党员与非党人士，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研究分析这些关系，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则有赖于精确深入的调查”。很显然，李景汉在这里已露骨地道破了他要篡夺整个马列主义阵地的阴谋，全部由资产阶级社会学来代替。
在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之后，李景汉认为有机可乘，就积极地参加了章罗集团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右派小集团。与右派分子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等勾结在一起，在批判旧社会学的合法外衣之下，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阴谋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到“大鸣大放”时期，李景汉的阴谋活动就发展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到处参加密策复辟反动社会学的座谈会。6月9日李景汉参加了在陈达家里密开的“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参与订定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反动纲领。在这个会上李景汉还里应外合地，明目张胆地把人民大学尚未正式成立的社会调查研究室放在他们的纲领之内，俨然成为他们的基地之一了。可见，李景汉是实现章罗联盟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急先锋。他的阴谋活动早已得到右派头子罗隆基的赏识，右派分子浦熙修曾招认说：“罗隆基告诉我，关于社会学问题叫我找李景汉。”
诬蔑合作化制度
解放后李景汉的社会调查，仍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他为帝国主义，为反动阶级服务的调查目的一点也没有改变。去年他在北京郊区作了一次调查，回来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北京市郊区农民生活的过去和现在”（人民日报曾发表了其中一部分），在这个小册子里，他对合作社制度极尽挑拨、诬蔑之能事，李景汉在文章中，恶毒造谣说：“合作社不自由，这个不自由的含意是可以体会而难以言传的。……例如有的社员需搞点家庭副业，说不定会招来批评、干涉，甚至被扣上自私自利和自发的帽子。……有点儿富裕钱的社员，往往被动员‘自觉自愿’投了资，可是有的却在背地里嘟囔着”。“有人感觉自入社以来，一年到头得不到能够完全自由支配的时间，有时需要办点家里的私事，也找不出时间来处理，长时期的紧张的劳动和不时的突击任务，真够呛的……使我发生了一种感想：人们认为过去把人当牛马是不对的，而今天却有时把人当拖拉机用，是不是欠妥”。
谩骂共产党，敌视新社会
右派分子李景汉不仅企图复辟反动资产阶级社会学，而且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向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在整风运动中李景汉在学校党委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使用了右派分子一切最恶毒的字眼来诬蔑和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员，极力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否定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李景汉公开的切齿谩骂党是：“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联武器”来对待知识分子，“要求党员多一些人性。”解放以来李景汉在各次运动中一直是抗拒思想改造的，他认为党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是“不尊重人权”，而且是一种“侮辱”，是“屈打成招”，还诽谤党之所以要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怕他们造反”，他说：“党掌握有陆海空军，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甚至连想造反的幻想都不可能”。言下之意就是说党对知识分子不必改造了。李景汉为什么如此敌视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呢？请看看他自己的话吧：“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攻城容易，攻心难；攻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更难”。他还说： “旧知识分子不但在学术上有可取之处，就是在政治上也有一定高度”。因此，他警告共产党说：“中国有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这句话很可玩味”。可见，李景汉的目的和企图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否认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否认知识分子有改造的必要，从而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
李景汉还恶意的把党群关系形容成“万里长城”，说是由共产党一手筑成的。他要党怎样拆长城呢？他说：“于今党不但要洗脸上的灰尘，需要洗脸，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更恶毒的是他要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李景汉这种仇视党的立场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李景汉还狂妄的诬蔑马列主义，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比马列主义“好得多”，他说：“即使老狗熊耍的是旧把戏，也比一、二年的新狗熊耍的独到得多”。这难道不是在说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多吗？再看看他自己的话就更加明白了，他说：“院系调整前，我笑的次数与过去比，不到百分之一、二”。为什么他笑的次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竟少到这样呢？又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下他是那么高兴呢？李景汉喜欢的是什么社会制度，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从以上可以看出，李景汉对于共产党，对于新社会的一切，都是十分仇视的，他所留恋的是封建、资本主义制度。
右派分子李景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被揭穿后，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百般狡赖，继续顽抗，耍起无耻的花招。他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严重问题冲淡一些，装成一个“被害者”，说他是被右派“利用”了，受了右派分子言论“影响”。
我们再一次正告右派分子李景汉，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狡赖不掉的，不要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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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工作难道不要学习苏联？
陈原
在出版方面要不要学习苏联——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右派分子有着根本性的分歧。我们说，首先要向苏联学习，主要要向苏联学习；右派分子说，不要向苏联学习，因为苏联的“机构和制度都是落后的”，苏联什么都没有，只有教条主义。我们说，解放以来我们学苏联学对了，有很大的成绩；右派分子说，这几年学苏联“吃亏最大”，“如果说有成绩，那么，成绩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这些右派的谬论就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曾彦修说的。还有一个右派分子蓝钰（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讲得比较含糊，他说，他“怀疑”这一套，这一套搞得“矛盾百出，笑话百出”。曾彦修总结了在出版方面学习苏联的结果，得出三条罪状，一曰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二曰妨碍科学的发展，三曰妨碍思想自由。这还了得！照右派分子看来，学习苏联简直是违反宪法了。好，就让我们看看事实怎样驳倒右派分子的谬论吧。
右派先生们否定出版界学习苏联的成绩，攻击的矛头首先集中在解放以来翻译出版的许多苏联著作上。例如曾彦修狂妄地说：“解放后大部分力量和纸张都用于翻译苏联的小册子，这简直没有用。……真是浪费纸张，浪费人力，莫名其妙！”然后他问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于是，他颠倒黑白地一口否定了出版苏联著作的成绩。他说：“过去搞七、八年出版，……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这些话有时很不好懂，因为右派的语言往往是和我们的语言相反的，曾彦修这几句话也得加注释。他反对的教条主义，就是我们要宣传的马列主义；他抨击的外国人胡说八道小册子，就是我们拥护的苏联学者宣传马列主义和科学知识的著作；他说的小册子，其实也并非指小本头的书，而是广泛指右派老爷们所不喜欢的苏联书而说的。曾彦修不是这样说过吗？“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可见他心目中的小册子，其实就是译印的苏联著作的代名词。
但是，不管右派分子如何反对，解放以来我们出版界还是出了大量苏联书的译本。从1950年到1956年，初版新书出了约八万六千种，其中苏联书的译本就超过一万三千种。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右派分子例如曾彦修说，“浪费纸张”，当然是坏事；我们说，这是好事。（尽管个别书籍选择不当，但总的说来，是好得很！）好在那里呢？有三条。第一条是宣传了马列主义。试问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马恩全集以及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的文件的陆续译印，难道可以说是浪费纸张吗？试问许多宣传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大书小册翻译过来，不是给我们增加十分好的养料么？第二条，是通过许多专业书籍的译印，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和科学成就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试问翻译这样的苏联书籍是妨碍科学发展还是推动科学发展？第三条，大量苏联书籍的译本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培养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品质。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青年近卫军”，不知教育了我们多少战士、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干部。难道这妨碍了思想自由么？束缚了思想么？
右派分子既然否定这些，他们就寻根子了。据他们说，这都是出版体制学习苏联的结果。曾彦修说，专业分工，出版、印刷、发行分家，以及（他所捏造的）编辑人员注意技术小节，计划发行，都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他说，这是一些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一统的作法”。最后一句话画龙点睛：原来曾彦修所谓束缚思想、没有思想性等等，归结起来是反对所谓“大一统”。蓝钰表面上是个怀疑论者，他对出版与印刷分家怀疑，对出版社专业分工也怀疑，对企业化也怀疑，但是，蓝钰又说，一切“统得太死”了。原来还是那么一回事：蓝钰反对的“统”，也就是曾彦修的那个“大一统”。右派分子胡明说得更干脆些，他说，现在出版社的做法是“变相的垄断”。右派分子萧乾说得就更明白了，他说，“单靠端正态度，改进作风是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得从根本制度上着手——必须改变出版社实际上处于垄断者的这个客观形势。”右派分子反对“大一统”，反对“垄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对把出版事业置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领导和管理下，要重新打开缺口，让右派能够自由扩大他们的反动思想，作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基础。
这样看来，右派分子攻击出版界学习苏联经验是抓中要害的，要害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但是，解放以来，我们向苏联学习的，主要正是这个经验。学了很多作法、制度，建立了许多机构，千言万语，不过是一条，就是党和国家怎样领导和管理出版工作。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几年走过的道路，是大有益处的。当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立刻就把分散经营的新华书店统一起来。当时，国营、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书店出版社并存，而国营新华书店是采取“一揽子”（即出版、印刷、发行在一起）作法的。但是，当出版事业要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这种作法就不行了。我们学习了苏联经验，在几年里面把出版和印刷从书店中分立出来，然后又按专业性质陆续建立了中央一级的和地方的一百零一家出版社。同时，建立了许多大规模的和专门的印刷厂，以及建立了遍布全国的三千三百五十九个新华书店分支机构。所有这些措施，难道不是发展了出版事业，而是妨碍了出版事业么？接着，我们开始依据苏联经验来搞计划，使整个出版事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我们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私营出版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同时又拟订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办法。所有这些，虽然不是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归根结底说起来，我们已经在出版工作中确立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出版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使出版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
右派说，“你们垄断”，使人在出版方面得不到自由；我们说，党和国家领导出版事业的结果，出版事业走上计划化道路的结果，使全国人民都有最大的自由。右派分子所谓“没有自由”，只是反动的东西不能夺取市场而已。右派说，你们“大一统”束缚了思想；我们说，计划道路是我们出版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方针，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措施，只有反动思想才感到有点“束缚”了。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右派老爷们否定学习苏联的成绩为的是什么呢？原来他们不过是借反对学习苏联来做文章，来达到他们那不可告人的目的：取消党和国家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和管理。所以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走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就是我们和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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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柳暗花明”谈起
纪怀民
李景汉常常喜欢用“山穷水尽”和“柳暗花明”这两句话，来形容自己的身世和遭遇。的确，这两句话能够形容他的身世和遭遇，但对这两句话的含义，我们却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解。右派分子李景汉的“柳暗花明”的时代有一段漫长的岁月，这位所谓“年近古稀”的六十二岁的学者，有半个世纪都是在这个所谓“柳暗花明”的时代里度过的。从1917到1922年的五年间，也就是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六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革命风暴中时，李景汉却正躲在他最理想的“柳暗花明”的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珀玛大学读“社会学”和教东方语。从1924到1948年的二十四年间，也就是中国经过三个革命阶段：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巨大变革时期，李景汉仍安然的呆在他理想的“柳暗花明”的教会大学里，为帝国主义、统治阶级训练奴仆。在此期间，他最洋洋得意的是，一度担任联合国的农业调查工作，因为在他心目中，为帝国主义服务，不以为耻反引为荣。像他自己所说的话，“乃是‘微尽绵薄’的最愉快的事啊！”
还不很清楚吗，右派分子李景汉所处的“柳暗花明”的时代，正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柳暗花明”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里，一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却真正处在“水深火热”“山穷水尽”必须揭竿而起的时代！
1957年5月，在这个充满战斗的月份里，大鸣、大放的风暴，吹开了表面平静的草丛，“牛鬼蛇神”们开始显露了头角。这个披着学者外衣的李景汉，开始笑逐颜开了。他那颗凶狠毒辣的心，又想入非非了。他想到在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季节里，“柳暗花明”的时代又要在他面前展开了。于是他就像朗诵赞美诗一样，放开喉咙，“歌颂”起他的时代来了：
“我觉得生活在这个空前的伟大时代，越来越更认为是在一个人生中超乎寻常的大幸运，是真值得活着的，活着是真有意义的。因此，我要挣扎，争取非活下去不可。”（人大校刊155期）右派分子李景汉这段“赞歌”，不管他的词藻多么“美”，却掩饰不了他内心的丑恶。他要“挣扎”什么？要“争取”什么？挣扎着在他所认为的“柳暗花明”的时代里，争取一切时机，以最恶毒的言词和行动，来咒骂、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永远带着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
右派分子李景汉，把学习马列主义比作配眼镜，这话有真有假。所谓真，是指李景汉对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确抱着像配眼镜一样自欺欺人的态度。所谓假，是他永远也没想真的配上这副眼镜。他直到今天还牢牢地带着他那副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那副有色眼镜，因年久不脱，镜腿已经长入耳壳的肌肉，动手术都不易摘下来。他曾说过：“由于本行的锻炼，长期以来，只相信事实，相信‘千闻不如一见’等古语中所存在的真理。”（见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景汉访问记）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所说的“千闻不如一见”是怎样“闻”和怎样“见”的：
其一，闻曰：我是学社会学的，解放以后有人把它叫“庸俗社会学”。
见曰：什么是“庸俗社会学”？连我也莫名其妙。（学习杂志1957年第11期）
右派分子李景汉只闻庸俗社会学之说，未见庸俗社会学之实，意即：资产阶级社会学并不反动也不庸俗。如是野心勃勃的奔走呼号“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他还大言不惭地说：“‘组织社会学会’应当抓紧进行，这对组织联系研究者选择人员很有利的。一年一次会，宣读论文、交换知识……这些都是很好的。在科学院设立是最适当的。一个综合大学如能开课，办一个系，我们是大力支持的，在条件成熟下，如有调查研究室（所）也要竭力赞与。”（科学院4月23日座谈会记录）李景汉力图恢复资产阶级庸俗社会学，已经不是什么“闻”“见”，而是行动了。
其二，闻曰：共产党要整风除三害。
见曰：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我认为不是墙和沟，而是万里长城，长城是否是两方面砌的呢？我不懂历史。我看蒙古人没有砌过，是汉族挡蒙族砌的。谁砌由谁拆，这个道理不说大家也明白，解铃还得系铃人。……只要有党，党群就不能在一切问题上推心置腹。（人大校刊152期）
右派分子李景汉，闻共产党整风除三害，便见时机已到，遂大放厥词，把党与群众的某些隔阂说成是万里长城，并煽惑说，修万里长城的是共产党。只要有共产党存在，党群关系就不可能正常。言外之意就是，要群众起来打倒共产党，其用心之恶毒，可见一斑。
其三，闻曰：应该重视培养新生力量。
见曰：“党员没有不能做的事情”这种精神使我佩服，……当时党员认为，自己不行不要紧，反正有后台老板，把苏联专家请来。我认为只有四门理论课，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小时成为专家。……老狗熊耍不出旧把戏，即使老狗熊耍的是旧把戏，但这个旧把戏，也许比一二年的新狗熊耍的独到的多。（人大校刊152期）
右派分子李景汉闻培养新生力量，便深恶痛绝，大骂年轻教师为新狗熊，并不惜把老教师包括他自己在内，骂作老狗熊。指桑骂槐，极尽诬蔑政治理论课教师之能事，并说这种课几小时可以培养成专家。还挑拨中苏关系，丑化苏联专家。李景汉这些尖酸刻薄，反动透顶的言论是荒谬绝伦的。
右派分子李景汉的“千闻不如一见”还不只如此，还有更加反动的言论。例如，抓住党员整风如同洗脸的比方，就凶狠恶毒的说：“于今党不但要洗脸上的灰尘，需要洗脸，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人大校刊152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共产党不仅脸上有灰需要洗脸，心也是肮脏的，需要洗心。好一个恶毒的右派分子！需要洗心的不是共产党人，正是你们这些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自己！
这就是右派分子李景汉，在反动资产阶级有色眼镜下面的“千闻不如一见”的真相。
涂脂抹粉，枉费心机
像“聊斋志异”所描写的“画皮”故事一样。狰狞的鬼怪，不管它怎样涂脂抹粉，最后还会被人识破真情。做贼心虚的李景汉，曾在自己的鬼脸上涂上了不少脂粉，扮演过不少角色。他有时扮成一位病入膏肓的懦弱无力的老朽，逢人就叹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大校刊152期）。他有时又扮成一位“当代学者”，逢人说教：“我不承认我学术上不严肃……”“我一生是追求真善美的一个人”“我写了一篇调查文章，收到几百封恭维信……”（人大校刊150、152、155期）。如此等等，随时变化。但是，人们要问：右派分子李景汉为什么要这样打扮自己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作贼心虚，不敢明目张胆地站出来，有时话说出口，还想收回去，但，鬼脸毕竟是鬼脸，越是涂脂抹粉，越加弄巧成拙了。
右派分子李景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的围剿下，已经处在山穷水尽的境地了。他梦寐以求的，便于胡作非为的“柳暗花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代，是最幸福和最美好的！李景汉，是时候了！是摔碎你那副反动资产阶级有色眼镜、脱掉伪装、向人民投降认罪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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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哲学、社会科学许多名著将陆续译成中文出版
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民、三联、世界知识等出版社在今年春季重新修订了去年编制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选译目录（1956—1967）”（初稿），选译目录共选书一千六百三十二种（某些选目在目录定稿时已经出版），计哲学五百二十种；经济学二百九十种；社会主义各派学说一百八十六种；政治学一百四十四种；国际关系七十二种；历史学三百五十六种；地理学六十四种。选译目录所列书目，都是基本的、代表性比较大的著作，照顾了研究和批判两方面的需要。
这个选译目录，是在党和国家机关的指导和协助下，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群众的积极支持而制成的。选译目录将由人民、三联、世界知识、商务、中华、人民文学、科学、法律、上海人民和湖北人民等出版社协商分工，共同进行组稿和出版工作。并且将分别先后缓急，分期出版。
到目前为止，已经约稿的有二百九十四种。其中哲学方面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罗素，狄慈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哈诺夫的主要著作，还有古典逻辑和数理逻辑的著作。经济学方面，包括亚当斯密、李加图、庞巴维克、凯恩斯的著作。社会主义各派学说方面，包括莫尔、傅立叶、欧文的著作。政治学方面，包括孟德斯鸠、卢梭等的著作。已经出版的书籍，已有五十六种。即将出版的有二十九种，其中包括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莫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普列哈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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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史料丛刊
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史料丛刊，正在由海关总署研究室整理编辑，其中第四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海关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九十余年中，存有档案约十七万卷，大半是英文的，这些档案记载了过去百年间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特别是帝国主义利用海关机构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侵略的阴谋活动。这些档案在解放前由总税务司署秘密保管，从未公布过，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起源和沿革。二、帝国主义攫夺我国海关自主权的情形。三、海关总税务司——帝国主义代理人干涉中国外交的内幕活动。四、帝国主义攫夺中国关税保管使用权后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操纵。五、帝国主义通过海关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六、走私情况，缉私机构和缉私舰队的建立经过。七、洋员利用海关职位进行特务谍报活动。
在过去几年里，经过海关总署和上海海关的通力合作，已将上述史料的一部分译成中文。现在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指导下，正进一步的补充和整理，准备将1911年以前的史料以“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为题，先行分册付印。其中除四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已经出版外，另一编“1885—1894年中国海关和缅藏问题”也已编好。其余几编计划在1958年内全部编好。至于辛亥革命以后将近四十年的海关史料如何继续编写问题，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