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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闽侯县城门农业社展开一场大辩论
搞粮食投机买卖对谁有利？
大家认为：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搞粮食投机是米老虎还魂
新华社福州15日电 城门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辩论粮食问题中，专门讨论了“粮食黑市投机对谁有利”的问题，有力地批判了“粮食黑市是救命恩人”的谬论。
福建省闽侯县城门乡城门社，从去年秋后到今年夏收前，不断发现有些社员进行粮食黑市买卖。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社员仅卖给黑市市场的粮食就有一百多担。
大辩论开始时，某些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社员，还公开为这种非法活动辩解，说什么“因为粮食太紧才产生黑市，而黑市是缺粮户的救命恩人”，主张不要加以禁止。大多数社员反对这个论调，纷纷起来反驳。社员林梧藩在会上说：“我们社里有个老富裕中农，他装着一副可怜相，口口声声说粮食不够吃，叫他老婆到乡政府请求补发粮食。但是，他多领了粮食，却又偷偷地把二百斤粮食卖给黑市，这是套购粮食，投机倒把，算什么‘救命’？”老年社员林鸿春说：“我们村里个别单干农民，只顾个人发财，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统购粮老是拖欠不卖，却把粮食拿到黑市上去卖，这是救了什么人的命，我看是救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命。”社员林知宁在会上说：“解放前我替地主种地，交租还粮以后，全年只剩十多担粮食，全家六口，每人全年只吃一百多斤粮，那时被迫卖掉了亲生儿子。现在入了社，又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保护，全家九口，大口吃粮五百十七斤，小口也吃到三百一十斤，粮食比过去多吃了几倍，是统购统销政策救了我们的命。”
接着，大家进一步分析买黑市粮食的是什么人，是不是真正缺粮，而需要“救命”的人。大家一致认为，大部分是用口粮搞副业和盲目养鸭子及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农户；少部分是结婚办酒席浪费粮食的农户。真正该供应的农户因没供应，而去黑市买粮几乎没有。
经过辩论，大家一致肯定粮食统购统销，才是广大人民的救命政策。大家算了几笔大账：实行统购统销前，全社每年要受粮商粮食差价的剥削二万四千元，实行统购统销和办合作社后，这些剥削都被铲除了。干部林知深说：“实现统购统销四年来，我们粮食产量从每亩八百五十斤提高到一千多斤，而且卖出八十多万斤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国家帮助我们建立抽水机站，这才是我们的救命政策。”最后，社员们认为，粮食黑市是米老虎还魂，是发展资本主义，再让搞下去，统购统销就没保障，贫苦农民又要受剥削，合作社也不能巩固，他们表示坚决反对粮食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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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今年可节约粮食三千万斤
全军并可节约四千万斤军马饲料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有关方面负责人今天对新华社记者说，今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节约粮食和饲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预计全年全军可节约三千万斤粮食和四千万斤饲养军马用的杂粮。
今年夏季，总后勤部派出人员检查了福建、广东、云南、北京等十一个地区部队节约粮食的情况，发现今年部队在节约粮食方面，比去年更认真、更严格，做出的成绩也更好。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军节约粮食一千二百万斤；而今年，仅上半年节约的粮食，就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数字。
全国各地部队在贯彻粮食节约方面，使用了许多方法。许多伙食单位修改炉灶，采用了“生米蒸饭法”、“开水撒米”等等做饭方法，能够多出饭，不结锅巴，或少结锅巴，用锅巴作稀饭。炊事员改进淘米方法，尽量做到不撒掉一粒米。
许多部队都加强了军粮和伙食的管理。规定来队家属一定要带粮票，军官家属的粮食供应，完全按照居民的供应标准。各个单位都严格按照吃饭人数称米做饭，做到不剩饭，或少剩饭。
有些部队的副业生产比过去搞得更好，除了养猪、种菜以外，还种一些蕃薯、马铃薯和玉蜀黍等，做为辅助食粮，减少军粮的供应。
内蒙古和其他驻草原地区的部队还把军马赶到草地上放牧，预计至少四个月可以不喂马料。
据新华社福建前线15日电 目前，节约粮食已在福建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机关、部队、医院中形成风气。据今年头四个月的统计，各部队节省下来的大米和面粉已达一百六十四万多斤。空军某部从1月到现在，节约粮食达二万五千多斤。
在节约粮食工作中，炊事人员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减少粮食的消耗。他们淘米时谨慎小心，不抛撒一粒米，吃面时，尽量把面粉袋里的面粉倒干净。空军某部炊事员还把锅巴弄碎掺到面粉里蒸馒头，煮稀饭。
此外，各单位还按国家规定的标准，严格限制随军家属、保姆的粮食消费，督促她们节约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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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盲目经商，害社害己
边防农业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
绝大部分社员表示安心农业生产
据新华社福州15日电 福建省云霄县峢嶼乡边防农业社，向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后，许多弃农经商的社员，决心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回社安心农业生产。
边防社社员汤田宜，自己不爱农业劳动，经常去搞些小买卖。有些社员受到汤田宜的煽动，跟着他放下田不种，去当小贩搞商业投机。由于边防社没有及时批判这种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倾向，自6月份以来，全社竟有一百多人参加这种商业活动。其中有八十多人，在农村抢购甘薯丝，运到云霄县城黑市贩卖；有二十多人，跑到邻近的东山县贩运鱼类；还有一些人专门经营柴火买卖。大量的人员从事商业活动，使社里劳力奇缺，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甚至在夏收大忙中很多社员也放着成熟的庄稼不去收割，仍出去经商。
根据这一情况，中共峢嶼乡支部最近结合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宣传，向社员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并指出做投机买卖对国家对农业社和对自己的危害性。号召社员应该和商人划清界限，努力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接着，党支部还利用各种各样的会议组织社员辩论“弃农经商”好不好。在会议上，赵胡生产组从事商业活动的社员，用自己的事实论证经商的严重危害性。这个生产组共十一个劳力，但有六个去做买卖，组里农业生产没人管，夏季农作物减了产，折合约值四百多元。因为粮食减产，大部分社员变成了缺粮户。现在这六个人才认识到“盲目经商，害社害己”。平时煽动人家做生意的社员汤田宜，在这一场社会主义教育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在大会上向社员做了检讨，并保证今后不再做买卖，坚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许多社员也指出，在旧社会他们身受田租、高利贷、奸商和苛捐杂税的种种剥削，解放后共产党领导他们翻了身，铲除了这些剥削，挖掉这些穷根，现在开始要过社会主义的好日子，坚决表示不能再过多数人穷、少数人致富的那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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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海防部队
在风浪中奋勇抢救渔民
新华社福建前线15日电 福建省台山列岛上的渔民，最近献给福建前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某部一面写有“为国为民”四个大字的锦旗，感谢官兵们在惊涛骇浪中抢救了四十六个渔民。
7月28日早晨，闽东北海面上刮着八级台风，一只渔船被海浪冲翻，四个渔民落水。前去营救的四只渔船未到遇难地点，也被风浪冲击得向外海飘去。海防部队闻讯后，立即组织了官兵驾着一条登陆艇赶往抢救。他们救起了四名落水的渔民，并且拖着载有四十二名渔民的四条渔船返航。这时，由于风浪太大和超载，艇上机器突然发生了故障，登陆艇和渔船被风吹到浙江省平阳地区海面。官兵们一边安慰渔民，一边加紧修理机器，直到8月1日，才从海上安全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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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计划地疏散城市非生产人员
太原市已有六、七千人到农村去
新华社太原14日电 太原市最近陆续动员了六千多名不久前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平车工人和八百多名盲目流入城市的游民、灾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据主管部门调查，近年来太原市非生产人员急剧增长。截至今年6月底止，城市被抚养人口已达到全市人口总数的56.6％。在这些人中，大都是在农村有劳动条件或不必要随职工来城市居住的直系和非直系亲属。还有相当部分是因城市户口管理不严而流入城市的无正当职业的游民，或一些单位不经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而招雇来的临时工人。这样，就造成了城市粮食、居住、交通运输和蔬菜副食品供应上的紧张。
从现在起到1958年4月份，太原市还准备分批疏散十万非生产人员。8月13日，太原市民政、劳动、粮食部门和青年团、妇联单位已经联合组成有关的办事机构，准备在今年11月底以前完成首批五万名临时工、灾民、游民和一部分职工家属的返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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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巨轮下的一撮螳螂
——记鄠县涝峈口反革命暴乱案
高恩
今年5月17日，在陕西省鄠县、盩厔与宁陕等县接壤的山区，发生了一起反革命武装暴乱案件。事件发生以后，人民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很快地就把这一小撮匪徒扑灭了。
但是，陕西省的一个主要右派分子副省长韩兆鹗，却在那里大发谬论，硬说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子”，并且诬蔑共产党是“小题大做”。
到底这是不是一个反革命案件？人民政府是不是“小题大做”呢？事实是可以回答的。
这次暴乱案件是由一个叫做“中国人义救命军”的反革命组织搞起来的。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头目是张春有和杨高山，这两个家伙都是兵痞出身，过去一贯为非作歹，不务正业。去年3月起，张春有等开始在鄠县涝峈一带，拉拢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等进行反革命活动。今年2月，匪首张春有造谣说：“山东已经乱了”，“河南、四川也有我们的人”，诱骗少数不安分子也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这以后不久，张春有、杨高山、张全娃、王志长等又分别到外县活动，妄图扩大他们的反革命组织，没有得逞。
5月初，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匪首张春有、杨高山等就确定在5月17日“暴动”。
5月17日早晨，这伙反革命匪徒，利用了涝峈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地形，堵住了沟口，并且威胁和强迫过路的行人和上山生产的农民参加他们的反革命暴动。这些行人和农民没有办法，只得跟着走。这些匪徒捣毁了山内的鄠县涝峈乡和盩厔县永安乡两个乡政府，最后窜入甘峈。
这些匪徒路过村庄时，就向农民强行派饭，农民不给饭吃时，就抢吃包谷。这些匪徒还用“迟去不如早去，不去满门犯抄”的话，来诱骗、威吓青年农民参加他们的反革命暴乱。
经过人民政府的迅速进剿，和当地群众的配合，很快地全部消灭了这一小撮匪徒。张春有、杨高山等二十多名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全部逮捕归案；胁从分子在政府的宽大政策感召下，纷纷投案自首。现在，山区秩序恢复了正常，农民积极地投入了生产。
对这样明显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案件，右派分子韩兆鹗为什么会认为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什么反革命案子”呢？又为什么认为人民政府对这个反革命案件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平息事态，是“小题大做”呢？从上面的事实里是不难得出答案的。这些反革命分子所提出的“纲领”，是和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谰言此呼彼应的。右派分子说：“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革命分子就用强力解散农业社，“取销统购统销政策”；右派分子说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反革命分子立即行动起来。再从时间上来看，反革命分子疯狂的破坏活动与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事业的猖狂进攻，也起了互相呼应的作用。这就不难看出，右派分子为什么要庇护和同情这些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极力为这些反革命分子减轻罪责，原来是这些反革命分子帮了他们的大忙！
张春有、杨高山，历史上确实没有什么反革命身份，但品质恶劣，一贯仇视劳动，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当着每一个人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会同一切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敌对阶级分子勾结起来，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从张春有的供词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他认为加入农业社既要劳动，又没有他所谓的“自由”，所以就对农业合作化不满；做小生意既少劳动，又能赚钱，可是又要政府批准，因而也不满；嫌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粮要粮票麻烦，因之对统购统销也不满。总之他对社会主义的一切都不满，他认为只有“组织一把子人”，推翻人民政府，推翻社会主义，他才能够“升官发财”。
这一事件迅速平息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人民政府是异常巩固的。虽然开始有少数认识模糊的人一时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欺骗，但当他们认清反革命分子真面目以后，立即清醒过来，坚决地协助政府剿灭这些匪徒。这就进一步驳斥了西安市某些大学里的右派分子认为“人民政权并不巩固”的谰言，他们希望反革命在“偏僻的山区搞起，达到全国复辟”的幻想，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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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浮世绘木刻在京展出
本报讯 “日本浮世绘木刻展览会”从8月11日开始，在首都美术展览馆公开展出，吸引了首都广大的观众。
浮世绘木刻，是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7）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也是日本人民宝贵的民族艺术遗产，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这类作品的题材十分广泛，有描写当时市民风俗的，有专门描写妇女生活的，有刻划戏剧情节和著名演员的，有表现战争故事、古典名著、民间传说和历史人物的，也有描绘美丽山川、静物和花鸟的……，因此曾有人说，浮世绘木刻是日本德川时代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
浮世绘木刻的主要特点，却是这类作品之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浮世绘木刻家歌颂当时的市民生活，厌恶封建礼教，赞美生活自由和自由恋爱，景慕当时欧洲的先进社会，甚至还有一些作品直接嘲讽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因而在民间流行极广，倍受市民的爱戴。
浮世绘木刻，在它发展的二百数十年间，出现了三、四十个大小流派，涌现了八百名以上的画家与版画家，形成了日本版画史上空前的壮丽境界。
鲁迅先生生前十分重视浮世绘木刻，并且进行了有计划的搜集工作，但不幸他的工作尚未完成就与我们永别了。
这次展出的作品，共计五十位版画家的一百一十四幅，是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编排选择的。经过这次展出观众对于浮世绘木刻的内容和表现技巧，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决定编印一册日本浮世绘木刻选集，作为研究外国民间版画的参考。
这次展览会预定展出八天，将于8月18日闭幕。
（李平凡）（附图片）
右上图：吉田街道之图 菱川师房 作
右图：永代桥之图 歌川国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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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年篮球巨人”
新华社郑州15日电 这几天在郑州市篮球场上出现的一个“少年篮球巨人”，引起了篮球爱好者们很大兴趣。
这个“少年篮球巨人”叫张光禄，今年刚刚十六岁，但是身高却有一公尺九十八公分，体重九十一公斤。他的身高已同参加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的中国青年男子篮球队最高的中锋鞠汾康一样。
张光禄是广州市少年篮球代表队的队员，目前正在郑州参加1957年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第一阶段郑州竞赛区的比赛。他是打中锋的。在比赛时，他经常矗立篮下，挥舞着两只大手，从别人的头顶上摘取遮板球。他的年轻的对手们还常常是看着他把球“放”进篮内，而无可奈何。
张光禄是海南岛人，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练习打篮球只不过五个月，但进步很快，看来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篮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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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拉那足球队和男子排球队到京
据新华社15日讯 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巴尼亚的体育运动队——地拉那足球队和地拉那男子排球队一行三十四人，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地拉那足球队和排球队是参加了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后应邀来这里的。他们将在日内分头先去沈阳和上海等地访问比赛。
地拉那足球队由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卫生部体育运动管理局局长基乔·卡拉古尼率领。地拉那男子排球队的领队是恩维尔·马奇。他们在机场上受到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蔡树藩，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青季和中国运动员们的热烈欢迎。地拉那足球队指导将在16日到达北京。
在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地拉那足球队同中国的上海足球队被分在不同的组内，因此这两个队在莫斯科没有举行过比赛。但是，去年11月间北京体育学院足球队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比赛时，曾以一比五和一比四两次输给对方。
地拉那男子排球队在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曾经同中国青年男子排球队举行过比赛，中国队以三比零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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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回京
将上演“丽人行”等剧目
在西北各地作了为时三个月的旅行演出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已载誉归来，即将于8月底在舞台上同首都观众重新见面。上演的第一轮戏，有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新戏“无名英雄”、“洞箫横吹”，有印度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有“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上海屋檐下”、“家”。
此外，他们已开始排演田汉同志的“丽人行”来纪念我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并排演苏联名剧“列宁之家”来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他们还准备把青年作家江汉的新作四幕喜剧“三星高照”搬上舞台。 （傅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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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暑期文娱生活
儿童广播剧团下乡公演
为了丰富首都郊区孩子们暑期中的文娱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儿童广播剧团从8月中旬开始，在“海淀区工人俱乐部”、“西苑机关礼堂”和“北京大学”等处演出。演出的主要剧目有：最近新排的“白天使”和“暴风雨中”两个独幕剧，以及在“六一”初次公演得到好评的独幕剧“可怕的梦”。
这是一个课余的艺术团体，演员除了少数特约的以外，全是一色带着红领巾的九岁到十六岁的首都各中、小学的学生。几年来，他们和少年广播合唱团一起，除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少年儿童广播节目”里，进行广播外，还灌过唱片，为影片“祖国的花朵”配过歌曲，为影片“河上灯火”“少年鼓手”等配过音。今年“六一”，他们和合唱团在首都初次独立联合公演后，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许多小朋友去信要求他们继续演出。 （樊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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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暑期文娱生活
上海教工业余艺术团巡回演出
上海市教工业余艺术团利用暑期分批到市内教工较集中的地区、学校、基层工会去作六十余次巡回演出。目的是丰富全市教工及其家属的假期文娱生活，并促进教工业余艺术活动的繁荣。
这个业余艺术团成立已半年，规模很大，有合唱队、管弦乐队、舞蹈队、话剧队及京剧队。他们已于7月底8月初先后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海艺术剧场等处举行暑期汇报演出共达三十二场。
（宋玉珩·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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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暑期文娱生活
钟声协奏团活跃在延边自治州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教师组织的“钟声协奏团”，暑期内准备在自治州各县巡回演出，以丰富教师们的暑假生活。朝鲜族本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钟声协奏团”虽是业余艺术团体，但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一年间，他们已公开演出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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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艺术之花欣欣向荣
上海文化艺术工作者在辩论会上粉碎右派谬论
本报上海15日电 上海一千多个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前、昨两日举行大规模的反右派辩论会，用事实与右派谬论展开论战，辩论的中心是：“解放以后，上海的文化艺术事业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不是一团糟？”“党能不能领导艺术事业？”等问题。
上海人民图书馆编目部主任陈石铭以他解放前后的切身经历，驳斥了右派分子诬蔑“新中国图书馆事业也是一团糟”的谰言。他说：解放前全上海只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全部藏书中文约有九万册，西文有两万册，图书馆的经费少得可怜，到1948年上半年，它的全部办公费和事业费仅够应付每月的水电开支。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我馆的工作人员增加了四倍，藏书增加了八倍，读者增加了二十倍到三十倍。这同反动统治时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解放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也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工农读者绝无仅有，现在最多时工人读者占30％以上。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秘书杨英梧，用解放后话剧事业空前繁荣的实例，有力的揭穿了右派分子向人民话剧事业泼污水的阴谋。杨英梧说：从全国范围来看，解放后建立了话剧团和话剧院共六十一个，民营公助的话剧团五十二个。全国工厂农村的业余剧团，据1955年上半年估计，即达十万个，人数约三百万人。这样壮大的话剧队伍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以“上海人艺”来说，虽然工作上存在着不少缺点，但它取得的成绩也不能一笔抹杀。与解放前相比，“人艺”的前身是“演剧九队”，它在1937年到1948年的十一年中，总共不过演出了七百八十六场，而“人艺”在1955年到1956年两年中就演出了八百二十三场。“演剧九队”从1944年到1948年的五年间，观众共二十一万五千多人，而“人艺”今年上半年的观众人数即超过了九队五年观众的总数。解放以来，人艺的工作是在不断进展的，右派分子说“人艺”的工作每况愈下，这完全是中伤。
著名歌唱家周小燕在会上说，被称为中国音乐摇篮的上海，解放前却只有一个交响乐团，而且指挥和演奏员绝大部分是外国人。办了二十二年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解放时只有七十四个学生。现在，上海有了交响乐团、歌舞团、民族管弦乐团、管乐团、合唱团和实验歌剧院六个专业音乐、歌舞团体。设在上海的音乐学院的学生有三百人，钢琴、唱片、图书等设备比当时的音专多十倍，还设立了附属中学和儿童音乐学校。这几年音乐学院培养了许多出色的音乐人材，有不少人在国际比赛中获得了荣誉。
人民淮剧团演员筱文艳以淮剧在解放前后的不同遭遇，有力地驳斥右派分子说党不能领导艺术事业的谬论。筱文艳说，解放前淮剧艺人过的是牛马生活，一天演出两场，还不得一饱，有些演员上午还要出去拉黄包车。起码的生活都成问题，谈不上什么艺术创造。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权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艺术事业也有了地位。本来有许多演员一字不识，在党的教育下，学了文化，能读剧本、看报纸、写简单的文章了。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下，淮剧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整理了许多老戏，也创作了不少新戏，这些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演员不仅在生活上安定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不仅演戏，而且参加了国家大事的管理。她自己就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
越剧演员丁赛君就右派分子污蔑“共产党积压人才”的谬论进行了驳斥。她说：右派分子认为共产党不会使用人才，糟踏人才，这完全是污蔑。事实上共产党最会使用人才，以越剧院来说，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这些同志不仅是演员，而且是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同时作为管理国家大事的人才在使用着。在艺术上，我们团里的演员去过国防前线，下过工厂、农村，去苏联、民主德国做过加强国际友好合作的演出，也去过朝鲜战场，这说明我们现在的艺术人才是在充分使用着。这是那个朝代也没有过的事。
右派分子说：解放以来党对青年演员没有什么培养。金采凤代表越剧院十几个青年演员说：这完全是胡说。她说：在旧社会要做一个演员，唯一办法就是当徒弟，吃了老板许多苦，还不一定能成一个演员。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下，青年演员的学习条件才根本改善了。越剧院的党组织教青年人学习文化，请声乐教师训练青年人的嗓音，还请了老师教练功。青年演员的生活也比解放前好多了。解放后有没有培养出青年演员呢？我自己就是个例子，解放前我跑了几年龙套，连“鹞子翻身”等最普通动作都不会。解放后我参加了国家剧团，领导上不断教育培养我，我才懂得如何运用传统的表演手法，在武戏上也从连“鹞子翻身”都不会的人，锻炼成为能演武花旦的角色了。拿呂瑞英说，她十六年舞台生活，有近十年是在旧社会中过的，没得到什么发展，却得了肺病，解放后党为她治了肺病，短短六七年，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成绩的青年演员。
辩论会上还有不少人发了言。被揭露的文艺界右派分子也参加了大会，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他们没有敢站出来为自己的反动言行辩护。这个会还要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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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版事业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上海14日电 新华社记者何国芳报道：上海解放八年来的出版事业，不是像某些右派分子所污蔑的“今不如昔”，而是有了蓬勃的发展。
据有关方面统计，从解放后到去年年底为止，上海各出版社共出版了新书两万七千九百多种，比解放前三十年内全国各地印行的新书（根据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的“全国总书目”材料说明）增加了七千多种。解放前全国出书量最高的一年——1936年，全国共发行图书一亿七千八百多万册，但是，去年一年仅上海一地发行的图书，就比这个数字增加了约一倍半，平均每天出书一百一十七万册。
几年来上海各出版社配合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出版了大量适合广大工农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通俗理论读物，广泛受到读者欢迎，其中书籍销售量最高的达到一千万册左右。去年上海各出版社所出版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艺和文教图书，共九千多万册。其中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书籍如“楚辞论文集”、“中国青瓷史略”、“中国古代数学史料”等，都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重视。
少年儿童出版社四年多来出版了各类图书一千七百多种、一亿五千多万册，超出解放前儿童书局二十年内的出版图书总数。连环画和年画的出版工作也有很大发展。
过去上海大部分出版社的组织不健全，社内没有编辑人员；同业间相互倾轧竞争，甚至投机倒把。解放后，国家对这些出版社进行了改造，根据专业分工方针，合并为十一个出版机构，并实行了出版物的计划化。各出版社都设立了编辑部，配备了专门编辑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