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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驳斥吴祖光的右派谬论
梅兰芳
吴祖光堕落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乍听起来，的确令人感到惊讶，但是，看了他公开发表的一些荒谬绝伦的反动言论，和有些同志揭发出来的他在背后的种种反动言行，那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吴祖光之所以从各个方面极其武断地抹煞解放八年来各部门的工作成绩，把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恶意地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向党进攻，就是为了要达到取消党的领导的目的。
他恶毒地攻击组织制度，说什么“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我们要问：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吗？当然不是，不但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我们要问：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吗？我们的回答，也是恰恰相反，组织力量越大，个人力量才会得到充分发挥。右派分子为了涣散人心，拉拢群众，推翻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制度，放出了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个人行动，不要统一意志的毒箭。他们利用我们文艺界和知识分子思想上存在的一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弱点，过分强调文艺的特点，煽动大家走所谓“个人奋斗”的道路，其结果必然脱离集体，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脱离党的领导。这种阴谋是非常毒辣的，我们看得十分清楚。
我们来看看吴祖光是怎样来攻击国家的组织制度呢？他说：“我们真正的年长的，以及年老的某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堪称为专家的艺术家们；却由于长期的‘依靠组织’的结果长期地被粗暴压制和干涉的结果；小心翼翼，顾虑重重，金人缄口，寸步难行；不要说难以比拟带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比保育院的婴儿还要难以自处，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又说：“许多应当是属于国家的宝贝的优秀的前辈艺术家，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却就是因此被剥夺了在舞台生存的权利，穷愁潦倒，老泪纵横。”他的谬论很多很多，我不一一列举了，我只想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他上面说的是新中国、新社会，不是说旧中国、旧社会。他如果不是喝酒过了量，怎么会这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呢？真是叫人又好气，又好笑。他所说的：“真正的年长的以及老年的某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堪称为专家的艺术家们”和“许多应当是属于国家的宝贝的优秀的前辈艺术家”，当然也包括京剧界在内吧！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像他说的那样
“金人缄口，寸步难行”呢？我们什么时候像他说的那样“穷愁潦倒，老泪纵横”呢？这种日子曾经有过的，那是在旧中国、旧社会，不是在新中国、新社会。解放以来，我们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在国家的最高的权力机构，畅议国事，侃侃而谈，难道这是“金人缄口”吗？解放以来，我们以演员身份不但走遍全国，而且作为国家的文化使节，远渡重洋，出国演出，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之下，受到了国内外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道这是“寸步难行”吗？解放以来，许多有成就的艺术家，都在一定条件下，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和关怀，得到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大家都感到心身愉快、喜笑颜开，而吴祖光为什么说成是“穷愁潦倒，老泪纵横”呢？这种别有用心的诬蔑，我们京剧界的同行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吴祖光谩骂戏曲改革的干部，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抹煞了同志们的工作成绩，这是极端错误的。根据我的亲身体验，由于党和政府尊重戏曲传统、发展戏曲艺术，投入了很大力量参加和领导戏曲工作，这些同志在艺人的亲密合作之下，对于戏曲艺术的蓬勃发展做了重大贡献。虽然由于经验不足，也曾发生过某些缺点，但是，领导方面，都在及时纠正。总之他们的成绩是基本的，是不容抹煞的，吴祖光的毁谤是毫无根据的。
吴祖光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企图推翻党的领导，但是我和我们文艺界的同行，却绝对需要党的领导！就戏曲界来说，因为有了党的领导，艺人才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戏曲艺术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们能够说解放后三百多种戏曲，百花齐放，不是亘古没有的奇迹吗？我们能够说解放后涌现了二十几万的戏曲队伍，人才辈出，不是党领导的效果吗？现在由于右派分子的造谣惑众，在文艺界流行着一种今不如昔，新不如旧的滥调，这种专往后看，不往前看的倾向，是表现了一种倒退没落的情绪，对于社会主义伟大的时代，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坚强的信心。事实上，现在的戏曲艺术，无论京剧或者其他兄弟剧种，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大大地发展了，我们的剧本和表演艺术比过去都丰富和提高了，这是极其普遍的现象，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以我个人来讲：有人说：“梅兰芳的艺术，还在不断发展”，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我觉得我的艺术有新的发展，我经常演出的每个节目，从剧本到表演都有所丰富，我已经六十多岁了，现在还能够在舞台上愉快地工作着，我感到自己更年轻了，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这难道不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穷愁潦倒，老泪纵横”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衷心地为新时代的幸福而欢呼，为更加美丽的未来而欢呼吧！
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本行领导本行”的论调，也是想取消党的领导，排斥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工作的毒箭。我认为目前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内行，因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办社会主义的文学和艺术，所谓“外行”就不一定是外行，所谓“内行”也未必一定是内行，在艺术上是有内行、外行之分的，但是我们反对那种狭隘的庸俗化的理解。同志们请想，如果唱花脸的必须唱花脸的来领导，唱旦角的必须唱旦角的来领导，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我们必须戳穿右派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诡计，在党的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
最后我还要对吴祖光说几句话，在拍摄我的舞台生活纪录片的工作中，我和他曾有一个短时期的合作，我感到吴祖光有小聪明，没有大聪明，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看来，他连社会发展的道理都不懂得，他连在新社会如何做人的道理都不懂得，连什么叫人民的立场，马列主义的观点都不懂得，这能说是大聪明吗？他所以堕落到这种地步，正是由于一贯地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目空一切、自作聪明，结果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是可以为人民做些事情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做了右派的发言人，我痛恨他的自暴自弃，又可惜他的才华。
有人揭发吴祖光在背后还说了我一些坏话，他说我，“拍电影向文化部索取高额酬金”，我真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国家用电影纪录我的舞台生活，其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扩大艺术的影响，我很受感动，我个人根本没有想到国家给我任何报酬，但是国家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竟给我送来了优厚的酬金，我感到受之有愧，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向文化部“索取”过什么“高额酬金”。吴祖光无中生有地胡说，真是岂有此理！
党和人民是给一切右派分子认罪自新的机会的，“迷途知返，回头是岸”，希望吴祖光能争取自己重新做人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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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金不怕火
——右派分子在肃反问题上做文章枉费心机
对外贸易部 张敏
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矛头之一是大肆污蔑党所领导的伟大的肃反运动，说什么“肃反运动扩大化了”、“冤狱到处皆有”；并且主张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平反委员会”，来处理这些“冤案”。对外贸易部的右派分子严文杰、董士濂、李泰华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也向党作了这样的进攻。
肃反运动真的搞糟了吗？肃反真的扩大化了吗？对外贸易部的肃反运动的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外贸易部的肃反运动整整地进行了一年。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对外贸易部总共清查出了五十六个反革命分子。这是一件大事。这些反革命分子，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隐藏起来，有的当了假积极分子，有的爬上了领导岗位。但是这些反革命分子在背后却做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制造工作中的差错，挖社会主义墙脚。1954年由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外贸易部发生重大破坏事故二十九起，经济上损失达千余万元，政治上的损失更无法估计。
在这批反革命分子中，有的是潜伏下来的现行特务。对外贸易部疗养所管理员王桐就是这样的人。他曾当过蒋军连长、营长，1950年还由潜伏在北京的蒋匪内调局“平津调查处”特务王惠远介绍参加特务组织。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王桐以为时机到来，就与王惠远在旧军官中积极发展反革命组织，仅王桐一人就发展了三个特务；并且建立地下武装，企图发动暴乱。另一个反革命分子侯子功，利用工作中的方便，制造了几次破坏事故。其中有一次因为他偷改了向国外订购的研磨工具的交货日期和品种，就损失一千四百多元，并且因此影响了国家的建设。还有的在机关中涂写反动标语，散布谣言。以上情况，说明肃反之前，反革命分子在对外贸易部机关内部是十分猖獗的，通过肃反运动才把这批人清查出来。
另有些是各地人民长久搜索不可得的血债累累、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也在这次肃反中清查出来了。例如对外贸易部办公厅电工冯沧波，在任日伪北平警察局北郊分局警长期间，残暴至极，曾亲手杀害我革命干部和人民二十九人。冯犯曾用手枪打死满城韩村民兵班长；用刺刀刺死为解放军寄存枪枝的高洛丹的儿子和三岁的孙子；在满城东苟村扫荡时，亲手往地道里放毒，毒死革命干部等十八人。
右派分子说：“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上手指一下，就成肃反对象，就可斗。”“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恐怖”；又说肃反运动把一些“好人”整得暮气沉沉，意志消沉。这完全是无耻谰言。请看事实：对外贸易部有五千多职工参加了肃反运动，在政治上受到审查的只有三百二十一人，不到7％。在这三百二十一人中，除了五十六个反革命分子外，其他的属于这样两类人：一类是有罪恶的蒋军连长以上的军官、高级官吏和1946年以前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或则是过去虽然作过交代，但交代得不彻底，或者有了新的检举材料。这类人鉴于他们的罪恶还不是十分严重，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从宽处理，而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例如中国机械进口公司科长刘耀金，1945年任国民党锦州市第二区分部书记兼执行委员，在此期间积极发展组织，并指使韩文希等人散发反动的“告锦州市同胞书”，搜集解放军活动情况的情报。参加工作后隐瞒上述问题，在肃反中才作了交代。另一类是政治上有嫌疑，经过审查结论认定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有的隐瞒和伪造历史，有的与特务分子有过来往，有的散布过反动言论。对这些人进行一次政治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审查之前，很难把他们这些政治上的隐瞒与反革命分子隐瞒区别开来，很难把他们的活动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区分清楚。审查中，对外贸易部领导方面采取了非常严肃慎重的态度，派出了几百名干部分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对证。在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以后，一方面解除了对他们的怀疑，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经过肃反运动的实际教育，绝大多数提高了觉悟，卸掉了包袱，轻松愉快，积极工作。这里可以举个例子。中国运输机械进口公司干部李志芳有没有血债是个老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在这次肃反中，为了搞清这个问题，这个公司的领导方面先后派出三个专人外出调查对证。这三个工作人员走遍上海、杭州、济南、南京等地，经过无数次的调查对证，证实了李志芳没有血债。李志芳为此深受感动，感激组织上把他十几年的旧案搞清楚了。从此以后在工作上积极负责，1956年因工作有成绩受到公司的物质奖励。
肃反运动的好处还不只是这些，肃反运动以后，机关内部的团结增强了，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工作的差错事故大大减少了。总之，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右派分子是唯恐天下不乱，因而对肃反运动进行毫无根据的诽谤、造谣和污蔑。可是事实给予他们最有力的回击。
当然，这决不是说，肃反运动没有一些缺点，缺点是有的。对外贸易部曾经错斗了四个人，错捕了两个人。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错斗错捕的人进行了赔礼道歉，作了平反，并补发了被捕期间的工资。另外一个缺点是有三个反革命分子在肃反中未查出，肃反后才发现。总之，我们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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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反” 光丹作 （原载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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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右派的田头诗
闽东北福安专区“新农村报”8月10日文艺版，以“东山唱到西山坡，唱得右派无话说”为题，发表了叶忠祺等人的反右派田头诗。
叶忠祺创作的“唱给右派分子听”，用朴素的语言，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右派分子的凶恶面目：
“右派分子假包公， 假心假意助整风，
牛神鬼怪拉一起， 想要倒算来反攻。”
“右派分子快检查， 不可持扇把面遮，
人民手拿照妖镜， 原形是个野心家。”
“右派分子耳听真， 人民本是一条心，
坚决把你来打垮， 若不得胜不收兵。”
农民李无才的“右派现原形”，四字一句，朗朗上口，简短有力：
“右派右派，妖魔鬼怪，兴风作浪，要想上台。
是白说黑，是好道坏，混水摸鱼，心肠太隘，
人民同心，反击右派。”
张细俤的“害人精”这样写道：
“唱起山歌你且听，骂声右派害人精，
阳关大道你不走， 偏向独木小桥行。
东边点火西边骂， 硬要天下不太平，
只想偷梁来换柱， 挖我人民专政根。
人民个个怒火起， 团团把他来围定，
你拿锄头我拿铲， 株株毒草都锄尽……。”
另一个署名种田人的田头诗驳斥了右派分子污蔑合作化新农村的谰言：
“你说合作糟得很， 我们生产更起劲。
你说统购要不得， 我们卖粮快如飞。
你要共产党下台， 我们对党更热爱。
你要农民跟你走， 一锄把你头打坏！”
福建其他各地的农民报近来也大量刊载了反右派田头诗。这些作品大都是当地农民和农村文化工作者共同创作的，对推动福建农村当前政治斗争和鼓舞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作用。 （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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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拔除儿童文艺园地的毒草
右派分子陈子君（中国少年报文艺组组长、共产党员）的反动言论是儿童文艺园地里一支毒草。
陈子君对党领导的文艺事业，是从根本上否定的。他妄称“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教育人民是片面的”“文艺老写工农兵没什么意思”“我认为批评标准、政治第一，就值得怀疑”。他还诬蔑说什么“教条主义来自中央，来自周扬”。“团中央不懂文学，不能领导文艺刊物”。他以“作家”身份到处吹嘘，想篡夺党对儿童文学的领导权。他不择手段，不分场合地到处打击作协儿童文学组的领导人，骂他们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近半年来他用江湖骗子的手法，到处钻空子，积极活动筹办儿童文学同人刊物，自封为副主编，公开表示不要党领导是为了“要自由”，他搞刊物，就是为了摆脱党的领导，另“成为一个儿童文学中心”。
他诬蔑新社会是“漆黑一团”。在他的眼里到处不民主不自由，“新闻卡得太严，统得太死”“出版禁令条例太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成问题，权力太大”“人权得不到保证”；他又故意抹煞国家的建设成绩，说什么“长春汽车厂的宣传是吹牛”。他荒谬地把官僚主义的产生归之于我们的国家制度，说什么“官僚主义不仅仅是思想问题，牵扯到制度问题”。他认为“不用大民主就解决不了”。
这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右派分子，1948年混进党后，却认为“党限制了他的自由”，所以一贯站在同党对立的立场，抗拒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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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石狮子”并不清白
云南大学教务长王士魁和副教务长张其浚自封为“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清白的。经过两个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人们终于看清了这对石狮子并不清白。
鸣放一开始，这对石狮子以为机会来了，王士魁便叫嚣说：土改是“惨无人道”，镇反“不知枪杀了多少人”，三反五反是“拿人命开玩笑”，肃反是“残暴”，思想改造是“野蛮”，还骂积极分子是“铁丝网”。张其浚骂得更是恶毒。他骂学校党委书记“只能管伙食、管厕所”，骂学校“把教师当作官僚地主家的奶妈使用”。他反对科学研究的领导，说什么“应回到书院制去。”他主张教学改革中，“先要全部把欧美的东西搬来”。在他俩疯狂的煽动下，在章罗联盟云南代理人李德家、陈复光等的配合下，有一段时间云南大学黑雾漫漫。这时，石狮子竟得意忘形地说：
“共产党威信扫地了”，“学校已毫无办法，我们的时候到了”。
他们并没有得意几天，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经揭发，王士魁原来是这样一个货色：过去，他不但做过鸦片贩子，开过地下钱庄、做过投机生意，还为国民党“整肃”云南大学大卖过力气。解放后，一事一物都会引起他对旧社会的深情，对新社会的仇恨。如他去年到广州时，看到爱群大旅社，就说：“唉，这样的大楼，三反五反时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跳楼！”他到了西湖，又有感触了：“这西湖真好，但这是劳改犯修的，全国有多少劳改犯啊！”而他对工作却消极到这样的程度：把做工作总结看成是“逼上梁山的劳动改造”。张其浚则是章罗联盟核心分子、费孝通在昆明埋下的一个火种。去年8月费孝通到昆明，曾到张家面授机宜；张也曾为费物色对象，串连组织小型座谈会，专收集对党不满的人的意见。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大部分是张其浚吐露的“曲衷”，实际上是他俩共同的创作。
（云南大学校刊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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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什么样的语文教师
无锡市二女中的语文教师张景远。借着上语文课的机会，进行了很多毒害青年的活动。他出的作文题目，尽是些“我的苦闷”、“我的意见”、“我的心里话”等，想在学生中制造不满学校、不满共产党的情绪。学生在作文中写了赞扬国家对中、小学毕业生的政策和三反、五反、肃反成就的内容，张景远就把这些全部勾掉。有的学生在作文中表示“如果考不取学校，愿意回乡村去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张景远只给了它二分。
张景远还经常找学生个别谈话，要他们有问题自己解决，不必依靠共青团组织，他并叫人了解团干部的情况，加以讽刺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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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草木篇”的背后
本报记者 姚丹
流沙河所写的“草木篇”虽然早已臭名远扬，但右派分子们却极力为它搽脂抹粉，说它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放出来的一朵“香花”。在四川文艺界中，以石天河（即周天哲、“星星”编辑）为首，包括流沙河（团员、“星星”编辑）白航（党员、“星星”编辑部主任）丘原（即丘漾、省文联干部）、储一天（团员、“草地”编辑）陈谦（即茜子、“草地”编辑）、遥攀（“草地”编辑）、白堤（“歌词创作”编辑）、晓枫（即黄泽荣、成都日报编辑）、徐航（即徐荣忠、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确实是在那里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实行百“花”齐放哩！“草木篇”不过是其中的一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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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创刊于今年1月。早在创刊以前，石天河、流沙河和白航就秘密策划好了通过“星星”进行反党的阴谋。他们给“星星”规定的方向是：不走“名人路线”，借以排斥进步诗人，要按照他们的反党意图，另外培植一批“作者”；“稿件不要机械配合政治”，从而企图大登其反社会主义的作品。石天河又据此写了公然排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稿约。在这种露骨的反党纲领指导下，“星星”的第一期就出现了“草木篇”和另一首坏诗“吻”。
今年春季，“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他们又密谋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这一大群右派分子差不多都写了充满谩骂攻击的“反批评”文章，投到各报刊。其中有的文章甚至写道：“虚假的王冠快被摘下来了，虎皮交椅快要坐不稳了！”又骂批评者是“妓院的老嫖客”。这些文章未被刊登，他们又打算秘密印刷，散发到全国。他们另一个恶毒的办法就是在“星星”上继续放毒。决定以后更要多发表反党的讽刺诗和宣扬颓废、哀愁的诗。流沙河扬言还要写“昆虫篇”，他叫嚣：“你怕，老子二天（即以后的意思）还要干！”
这时候，他们唯一恐惧的是怕失去“星星”这块反党的地盘。所以大放谣言：“‘星星’受到围剿哪！”“天下未乱蜀先乱！”白航还和流沙河商量，向各地朋友写信，要他们在报刊上为“星星”和“草木篇”辩解、吹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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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群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决不止于“星星”，也决不是从“草木篇”受到批评以后才开始的。
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这个反党集团的活动特别嚣张。有的公开说：“我们这里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石天河嚷出：“要杀人！”“要是我在匈牙利，也会拿起枪杆来的！”又骂：“现在共产党员个个做官、人人娇妻美妾，有一天天下大乱，孤群狗党一下就倒过去了！”流沙河也叫喊：“现在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生活多好啊！”丘原（过去被开除出共青团）甚至诬蔑“毛主席是个人英雄主义”。
除了这种露骨的攻击外，他们还把自己打扮成“马列主义的信奉者”，在反教条主义的“义旗”下来攻击党。从中央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到省文联的负责人，从许多中国作家到苏联作家，以及所有批评过“草木篇”和他们的人，都一律被他们诬指为“教条主义者”，而一一加以攻击。
白航是这个反党集团在党内的忠实坐探。“星星”创刊号出版后，省文联党支部书记李累将自己对“草木篇”的看法同省委宣传部负责人对“吻”的意见告诉他，提醒这位“星星”的党员注意。他却将这一情况向石、流等人密报，还数次将党内情况歪曲地在石、流等人中散播，供给他们反党的材料。当石、流等的反党活动激起人们的愤怒，纷纷给以批驳时，白航却在会上说他们“工作努力”、“是为了搞好工作”。当流沙河威胁地叫嚣：“干涉老子，老子就罢工！老子就造反！”时，白航也向领导强硬提出：“再批评下去就不干了！”有人写了揭发石天河反动言行的材料，交他供党组织参考，他却私自扣下，一直不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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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众的正义反击下，反动气焰表面上是下降了。魁首石天河也退避到峨嵋山去“埋头搞创作”去了。但这正如右派分子徐航所说：“缄默并非消沉，缄默是弹药正在装进炮膛和枪膛！”
果然，今年五月，在省文联召开整风座谈会期间，流沙河就出面为“星星”“草木篇”，为反党集团喊冤。把对“草木篇”的批评说成受到“围剿”，把对他们反动言行的批判说成受到“内外夹攻”。又含血喷人地说遭到“政治陷害”，“通信自由也被限制了”。丘原、储一天、晓枫等也在座谈会上异口同声地指责四川文艺界中有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相结合的统治，而且根源于省委。
原来石天河在走前就布置过：现在可以沉默，时候到了再说。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捧谁？打击谁？何时参加或不参加座谈会等问题，事先流沙河、丘原、晓枫等都暗地商量好了。
这时候，一直躲在阴暗处的徐航，不断给流沙河写信。信上他自称：“未识石先生（石天河）之前，我的射击是盲目的，分散的，今后，我将有计划有目的地集中射击。”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发言后，徐航大为高兴，给流沙河来信说：“你的反击已经知悉。这一炮打得还好，猛烈而且泼辣。”但他立即告诫流沙河：“如果你得步进尺，忘记‘适可而止’的战略，你一定会中‘诱敌深入’之计。”
已经深藏在峨嵋山中的石天河，也在山上搭好了“司令台”。他一面写文章给文汇报，大喊“锦城春晚”；一面又纠集别地的右派分子给报纸写文章、给四川省文联座谈会写发言稿谩骂攻击；同时还根据流沙河等人的汇报指挥反党集团的活动。他见到丘原发言中未遵循他的“不要扯宽了”的指示而攻击了党外人士，即写信给流沙河说：“切忌只追求泄愤，失去群众同情。”又指示：“应多提建设性意见，把揭露矛盾结合在提建设性意见里面，这样就可以使阻力少些。”同时他写来了万言书，要流沙河在座谈会上宣读。
他的万言书是一个从党的根本原则、政策上加以攻击的反党纲领。流沙河看了不敢宣读。回信给石说：“你远在白云深处，太不了解凡尘间的气候……你那一颗震天地的炸弹如果爆了，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会以比打丘原更猛三倍的棍子打你。因为你那颗炸弹比他的原子弹更有威力，是氢弹。”而石天河却认为流沙河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又来信说：“不能相信暴君的仁慈和恩典，而只能相信斗争的力量。”他仍然要流沙河赶快放出那颗“氢弹”。
直到全国人民开始对右派言论进行驳斥时，石天河才认为大势不“好”，立即烧毁了一批信件，叫流沙河把万言书寄回，拟重新改写。他又指示流沙河等说：“斗争是必须继续的……希望你保持乐观，……不要完全采取退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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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反党集团的背后，站着两个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其中一个就是张默生（盟员、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
提起张默生人们倒不是陌生的。二十几年前，他在济南中学当校长时，就打击过革命作家胡也频，逼他离开学校。以后又开除过进步学生。他是“厚黑学”教主李宗吾传记的作者，也为“武训画传”写过序言。解放后就成为民盟右派的得宠分子，罗隆基、费孝通来成都都找他谈过话，潘大逵一到四川大学就首先要去他家拜访。
整风开始后，被石天河称为富有“正义感”的张默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一面在四川大学放火，说：“这次整风对毛主席等人都是一个考验。整不好，国际间一有风吹草动，共产党就完了。”一面又在文联的座谈会上，为流沙河、石天河大鸣不平。首先弹出“诗无达诂”的滥调，说诗不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注解，为“草木篇”作辩护。接着他就向党大兴问罪之师，恶意地质问：“为什么要刊载那么多阻塞文艺方针的文章（指批评草木篇的文章）？”“为什么要把流沙河一连斗争几天？”“是要让百花齐放呢？还是让寸草不生？”“星星诗刊是刚出土的幼芽，为什么领导上要给以无情的摧残？”
另一个就是范琰（又名宦邦显，盟员、文汇报驻四川记者）。
整风刚开始，当流沙河、丘原等人根据事先约定，没有参加座谈会，还在一旁翘首望天，等待“气候好转”的时候，范琰前来拜访流沙河。写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流沙河谈‘草木篇’”。接着范琰又通过流沙河去找白航，而且向白航明白地提出访问他是要从他口中探听一些“内部消息”作为“内部参考”。他问白航：“批评草木篇是好作用多？坏作用多？”白答：“坏作用多，……没有看出草木篇有什么问题……”范接着说：“我看了草木篇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当人们开始追击右派分子反动言行时，范琰又和张默生、流沙河等勾结一起进行反扑。范琰对于李累揭穿流沙河诬蔑的
“政治陷害”真象的发言，流沙河采取了拒不出席座谈会的新战术，除又作了歪曲报道外，并以此打电报给文汇报，诬指“草木篇座谈会流沙河不愿出席，故一边倒，李累发言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形成新的围攻。”到后来反党集团阴谋逐渐暴露，石天河、流沙河等人都感到“大势已去”，范琰却仍然在成都叫嚣，并威胁地说：“文联常苏民、李累等人不是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要真干下去，就把材料端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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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阴谋诡计，已经昭然若揭。流沙河、白航等已被迫作了一些交代，但却很不彻底，尤其是石天河，仍未老老实实地很好交代。四川省文艺界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