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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章罗联盟右派分子的操纵下
民盟招的什么兵？买的什么马？
新华社15日讯 根据已揭露的材料证明，由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操纵，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一度踏上了危险的边缘。根据记者的初步调查，目前民盟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数目最多，占各民主党派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总数的39％以上。右派分子在民盟中央有，在省市组织中有，在盟的基层组织中也有相当一批。
党好者恶之 党恶者好之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同章伯钧—罗隆基集团为了发展势力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实行“大发展”的方针分不开的。各地民盟中的右派骨干分子坚决执行章罗集团这一方针，不择手段地吸收了大批不够条件的人以及很多坏分子入盟。上海民盟组织在去年年初有九百六十七个盟员，一年半以来，特别是从去年7月开始执行章罗集团的“大发展”指示到现在，盟员人数骤增到三千三百八十四人。在右派骨干分子陈仁炳、彭文应、韩鸣、赵文璧、孙斯鸣等直接介绍入盟的一百四十六人中，落后分子占一半以上。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大发展”的“成绩”，曾在今春民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受到了章伯钧和罗隆基的表扬。
从各地民盟中的右派分子所执行的组织路线可以见到一般。四川省民盟的右派分子潘大逵提出，“只要不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就可以发展入盟”。在潘的指示下，一些对共产党不满、政治上历史上有问题、怀有各种政治野心的分子都钻进了民盟。湖北省的民盟组织执行了越多越好、越坏越好的反共的组织路线，它们强调不管历史和政治条件，对要求入盟的人都“来而不拒”；右派分子马哲民更公开地指示民盟干部，在发展盟员时要“党所好者，恶之；党所恶者，好之。”上海民盟的右派集团发展盟员采取了“以落后为骨干，争取中间，孤立和排斥进步”的方针；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沈志远并宣传“政治上的进步、中间、落后是很难划分清楚的”、“阶级关系已经变化了，政治历史情况可以不必过分强调”等各种谬论，为“向落后开门”提供“理论根据”。民盟广东省委的右派分子、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钟平，为了“越多越好”无限制地发展，有的单位虽然已经发展了很多，他还要干部检查批判“饱和思想”，要求继续发展。
请客吃饭封官许愿 强拉硬拖招摇撞骗
在这种反动的组织路线的指导下，许多地方采取了请客吃饭、茶点恭候、登门拜访、封官许愿、强拉硬拖、招摇撞骗等种种卑劣的手段，招兵买马，扩展势力。济南的民盟组织简化了发展手续，派人到处散发登记表，取消了写自传和盟市委批准的手续。民盟阜新市筹委会办公室主任、右派分子柴寿安采取了种种欺骗利诱手段来进行“大发展”，她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封官许爵的说：“快填表吧！已经决定你做主任委员了。”她对那些想加入共产党的人说：“现在党停止发展，入盟也是一样”、“你参加了党也不过是个普通党员，要是入了盟，还可以发展盟员，当领导”。她对那些要求提高业务知识的人说：“入盟可以解决向科学进军问题，盟要领导向科学进军。”另外，柴寿安还采取了“走内线”的方式，利用家庭关系来拉人入盟；有时并且公开欺骗说，某某已申请入盟了，你还不快点。
广州市的民盟组织在“大发展”中，甚至明确提出介绍人不负政治责任，不写自传，不经小组讨论；他们一般只通过开座谈会、请吃饭和上茶楼“谈心”等方式，报名入盟。在河南省，新盟员入盟由小组自行核准。民盟河南省委主任委员、右派分子王毅斋指名把肃反对象和对共产党仇恨的分子发展为盟员，他并且为民盟基层组织不同意发展的人亲自修改自传，删改政治历史，然后吸收到盟里来。上海市的右派分子陈仁炳提出要“先下手为强”，一再指示要降低入盟标准，以便和其他党派展开竞争。在重庆，还有一批由章罗集团“钦定”的不通过合法手续入盟的“特殊盟员”。重庆文艺界右派分子刘盛亚就是这种人物，他夸耀自己“是民盟中央派人来发展的”特殊盟员。在这次大鸣大放中，刘盛亚成了民盟右派集团在重庆文艺界掌大旗的主将。天津铁路工程学校右派分子李长福在天津民盟中的右派骨干分子王大川指示下，采取了“单线入盟”的方式，专门物色那些在新社会受过“委曲”的人。李长福恶意地煽动一个肃反中被审查的工程师说：“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遇有运动就会临到我们头上。入了盟就有人替你说话，他们就不敢再给小鞋穿了。”当这个工程师还不愿意入盟时，李长福甚至用介绍女朋友的办法来拉他入盟。
地主恶霸来者不拒 特务汉奸收为骨干
在“大鸣大放”时期，右派分子更加嚣张。武汉、上海等地提出了“火线入盟”的口号。他们抓住那些敢于向共产党进攻的人物立即吸收到盟里来。民盟鞍山市组织原有十八个盟员，在全国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民盟鞍山市组织负责人张裕元还企图召开一百多人的座谈会，成批地发展盟员，以便立即成立民盟鞍山市筹备委员会。直到6月中旬，他们还批准吸收盟员，扩大组织，张裕元并且以两千人作为发展计划，实行“来者不拒”的办法，打算把鞍山变成仅次于沈阳民盟的最大据点。在广东省的茂名县，“大鸣大放”时期有八、九个对共产党进行猛烈攻击的所谓积极分子，都立即在“火线”上被吸收入盟了。
有些地方的民盟组织“四面开花”地发展，到处扩展势力。河南省民盟组织曾经指示下级：“不分上中下层，不分大中小学，不分先进、中间、落后，都可发展。”洛阳的民盟组织要“将全市的工厂、学校都包下来”。济南的民盟组织提出要在中等学校消灭空白点。民盟广东省委的右派分子钟平曾亲自到湛江、海南岛等地传达和布置发展组织的工作。广东省的海康县新发展的七个盟员中，就有两个是地主分子。
章罗集团这种“大发展”的“方针”实行的结果，不管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民盟组织本身，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大发展中入盟的人，有一批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有一批是被右派分子拿来增加自己政治资本的滥竽充数的人；另有相当一批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人，他们当中有的政治面目不清，有的是刑事犯罪分子，有的是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由陈仁炳直接负责的上海文艺界民盟组织，成分极为复杂，这次在文艺界查出的右派分子，除个别人以外，几乎全部是民盟盟员。由彭文应直接介绍入盟的三十个人中，有五个是右派分子，另有五个是军统特务、汉奸、有血债的恶霸地主和贪污刑事犯。成都体育学院在右派分子卢君雄的控制下，近一年来吸收的新盟员有80％是对共产党不满、历史上有问题和组织过反共小集团的人。
正直盟员表示极大义愤 积极起来揭发害群之马
许多被右派分子新发展入盟的所谓“新生力量”，他们在“大鸣大放”中散布各种谬论，煽动点火，恶毒地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今年6月在汉阳县第一中学制造反革命暴乱的首领王建国、杨松涛等人，就是右派骨干分子马哲民的亲信杨焕尧所称道的“积极分子”。天津铁路工程学校右派分子李长福拉拢了一批成分复杂的人入盟以后，便经常通过这些“新盟员”在学生和教师中煽动点火，散布反动言论。今年5月，李长福同其中两个右派分子共同策划，提出了三十二条反苏纲领和近四十条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企图把这个学校中的共产党组织整垮，以使民盟组织取而代之。广东省雷州师范学校教师钟彦达，原是一个大地主，当过国民党官员，他在入盟以后，公开在教室的黑板上写“消灭共产党”的反动口号，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阜新市在今年2、3月间还只有柴寿安一个盟员，到6月初柴寿安发展到三十七人，迅速建立了筹委会，并且结成了一个右派集团，秘密召开会议，决定要“监督”共产党整风，“推着党走”。他们要求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要唱一出对台戏给共产党看看”，他们亲自访问肃反对象的家属，到处点火，散布谬论，给工作造成很大危害。直到反击右派开始，这个右派集团还在盟内订立攻守同盟，表示“必要时牺牲个人，照顾整体。”这样一个盟的组织，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发生一点积极作用。
章罗集团操纵下的民盟组织今日之状况，引起广大社会人士的不满，引起正直的盟员的不满，各地民盟成员包括那些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盟员在内，都同声斥责盟内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他们不允许章罗集团及其党羽把他们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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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在陕西省的代理人是个什么角色？
韩兆鹗是反革命分子的保护人
本报西安15日电 民盟陕西省委、西安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于本月8日到13日连续举行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章罗联盟在陕西的代理人、民盟中央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主委、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筹委会主任委员韩兆鹗在陕西地区反党反人民的活动。
韩兆鹗是一个十分阴险的右派分子。过去一贯站在反动立场，反对党的领导。在党开展整风前后，他积极为章罗联盟扩大阵地，四出点火，散布反动言论。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韩兆鹗又多方抗拒，并为章罗联盟开脱。
这个章罗联盟在陕西的代理人，早在1956年就积极为章罗联盟在陕西地区扩大阵地。去年7月，韩兆鹗从北京回陕后，接连召开民盟省委扩大会议和民盟省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章伯钧关于“大发展”的主张。他积极主张民主党派要脱离党的领导。韩兆鹗就本着这种精神去发展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并排斥盟内的党员，拒绝统战部门及人事部门介绍给农工民主党的干部。
韩兆鹗还积极筹备农工民主党陕西省组织。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原来规定以医药卫生界为主，但是，韩在陕西地区则改为以“医药卫生和工程技术界为主”，并计划很快的在渭南、宝鸡等地区建立组织。就这样，在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农工民主党就从原来的几个人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人，并于6月份正式成立了陕西省筹委会的组织。当章罗联盟被揭露后，农工民主党的成员曾提出应该停止发展，韩却表示不同意。
鸣放开始，韩兆鹗就到处为章罗联盟吹嘘，并鼓动那些对党不满的人向党进攻。韩对农工民主党某些成员说，章伯钧有一套，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他公然在全体农工党员面前煽动说：“你们可以尽量的大鸣大放，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可以带到北京去！”他还利用巡视工作的名义，到过盩厔、扶风、岐山、郿县、武功等地，每到一处都召开民盟成员座谈会进行点火。他说：“民主党派今后要自己管理自己的干部，你们有搞头了”，“民盟要民主、民主是斗争得来的，大家有什么意见可尽量提。”
韩一方面为章罗联盟扩大阵地，到处点火，一方面还散布了很多反动言论。他积极反对党的领导，说党是“以党代政”“独断专行”。并说“特权思想影响党与非党的关系”。党任用干部不能“唯贤唯能”。说党的领导人员都是“缠就了的小脚放不开”。他把和他接触较多的党员都骂遍了，从中央负责同志，省委的负责同志，省人委的党员省长，到他的勤杂人员。他把共产党员骂成“机能障碍”、“蠢然一物”、“木头”、“石头”、“自然人”……，总之，在他眼里，共产党没有一个好人。此外，他还散布了很多反苏言论。
当全国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后，韩兆鹗就积极抗拒，辱骂党报，辱骂批评章罗联盟的吴晗。苏资琛（盟员、农业厅副厅长）批评王捷三的反动言论后，韩兆鹗就说“苏的一条腿已经伸到共产党的裤裆里去了”，并且还和右派分子订攻守同盟，为章罗联盟开脱。他在6月中旬赴京开会前，曾对李子建说：“不要看现在批评章伯钧，部长仍旧是部长。”他在到北京以后，首先就去访章伯钧，并为章伯钧四处活动，探听消息，表示为章伯钧抱不平。他曾经私自提出一个检查小组组织成员名单，向人征求意见，企图为章伯钧解脱。
许多人还揭露了韩兆鹗一贯包庇反革命分子和阻挠扑灭鄠县反革命武装暴乱案的罪行。今年5月，在鄠县涝峈一带，发生了“中国人义救命军”反革命暴乱案。（详情见今日本报四版“历史巨轮下的一撮螳螂”一文）为了及时歼灭这股匪徒的武装暴乱，省人民委员会于5月19日召开省长紧急会议（韩也出席这次会议，并同意这个决定）。会议决定由李启明副省长和民政厅长任谦（民盟省委委员）前往处理，临行前，韩兆鹗对任谦说：我不同意这样做，这是“小题大作”。我不同意你们都去，也不同意你去。任谦回答说：“这是省长紧急会议的决定。”韩立刻用讽刺的口气说：“你们是党怎么决定就怎么做，我是不同意。”韩兆鹗这种行为不明明是企图阻挠执行省长紧急会议的决议，使反革命暴乱继续蔓延和扩大吗？
韩兆鹗在解放后，一贯的包庇反革命分子。他曾介绍一个姓孙的反革命分子加入民盟组织，这个反革命分子被依法逮捕后，孙的女人曾找过韩兆鹗，韩对她表示深切同情。1953年特务头子杨虎的姨太太姚某来西安找韩兆鹗，韩对姚非常照顾，几次给姚钱，并把姚介绍给景瑞乡，通过景把姚介绍到西北合作干校学习。
在大家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韩兆鹗不得不承认他是章罗联盟的助手，发展组织是给章罗联盟起配合作用；承认他要在陕西搞农工民主党独立王国；承认他到处点火和散布了很多反苏反共的言论。但是，他却不交代具体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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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服温情主义壮大战斗队伍
广东新揭发大批右派分子
新华社广州15日电 广东省和广州市级机关经过批判温情主义以后，参加反右派斗争的人数愈来愈多。目前已有五万多名干部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许多单位群众的发动面已达90％以上。
经过广大干部积极揭露，目前各单位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比前一个时期增加将近一倍。一些右派小集团也被揭露出来。原来认为没有右派分子的单位，现在也发现了右派分子。省贸易公司右派分子陈锦灿在大鸣大放期间，曾恶毒地骂共产党员是“屠夫”、“丑恶、卑鄙”，他全部否定肃反工作的成绩，并说“欢迎民主党派来领导”。当时有些人在思想上曾同情他，认为他不过是一时的偏激。陈锦灿也就趁势拒不检讨，叫嚣“是非自有公论”、“整倒我，市场还有”。经过批判温情主义以后，许多人就坚决地和他划清了界限，积极起来向他展开斗争。祁衡芳揭露陈锦灿从兰州大学回来后就一直搜集攻击共产党的材料。另外一些人则揭露他到处拉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详情。在他攻击党的干部政策的公开信发出后，他又同右派分子廖于枢密谋，企图互相呼应。在大家的揭露和对证下，陈锦灿不得不低头认罪。
在反右派斗争中，许多干部积极利用出大字报、出黑板报、画漫画等方式，来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中共广东省委讲师团理论教员右派分子林鹏，曾污蔑中共广东省委主观主义因而使地方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受灾”。省委组织部干部用统计图表对他的谬论加以驳斥，使林鹏理屈词穷。省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单位中，也有十名右派分子抵赖不了群众的揭露出来的事实，低头承认了他们的反共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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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党锣鼓敲破了还想卷土重来
钟惦棐反党活动又告挫败
本报讯 北京电影界从本月5日至15日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了右派分子钟惦棐的反党活动。
会上揭露的许多事实证明：钟惦棐扬言要“尊重电影传统”，实质上不过是企图用他的腐朽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来改造人民电影事业。他不但提倡削减工农兵题材的影片，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杂技艺术”这部影片时，他还要一位原定穿长衣长裤的女演员改着乳罩、三角裤表演，认为“肉愈露得多愈好”。他恶意地攻击一位有才能的青年女演员，说她体型不够曲线，根本不能演戏。他甚至主张在我们的影片中不妨也拍一些袒胸露肩的半裸镜头，无耻地说，“这给青年看看也没有关系。”
石联星、谢添、黎铿等以自己亲身经历，驳斥了钟惦棐所说的党不重视培养电影演员的谰言。谢添说，“我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解放后我不但拍了一些片子，领导上还送我到电影学院去学习了两年。这在旧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白杨和桑弧在联合发言中，揭穿了钟惦棐企图挑拨电影艺术创作干部和领导之间的关系的阴谋。部队电影工作者陈播、虞棘、夏川的联合发言，也驳斥了钟惦棐所说的“士兵不爱看打仗的影片”的谬论，并且举出许多事实，证明钟惦棐也曾经用各种卑劣手段来挑拨电影局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关系。
在昨天的大会上，文艺报周文博交出了钟惦棐给“电影的锣鼓”一文受到批评以后给周的一批密信。从这些密信里，可以看出，钟惦棐用像胡风一样的口气辱骂和仇恨领导，仇恨艺术部门的一切制度。他具体指示他向上海剧协、京剧院、人民艺术剧院等处进攻，还指定他去访问那些演员、导演，打探情况，以作为自己向党进攻的材料。他希望周文博在上海重新掀起一次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要周去和“上海的电影闻人交换一下意见：搞不搞，要搞，怎样搞？”次日又给周文博写信打气，说如讨论起来，愿意“倾巢出犯”。但由于他的右派面目早已暴露，所以，又惋惜地说：“讨论起来，我是不能挂帅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还给周文博去信说，要他在回北京之前，“必须在电影方面撒下一个大网，以便日后写信去抓他们”。还说，“我很想——急于知道：上海方面对电影问题的再提起态度如何？如果他们不能积极支持我们，半壁江山，也就完了。前线出击，后继无人，其尴尬你是可以想见的。”钟惦棐要卷土重来，要争“江山”的面目完全暴露了。可是钟惦棐在8月8日的会上所作的长达三小时的所谓检讨中，态度极不老实，许多罪恶活动都未交代，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愤怒。蔡楚生、陈荒煤、丽尼、黄钢、伊明、史林等一致指出：钟惦棐是有意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并且警告他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向党彻底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座谈会仍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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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反右派斗争深入基层
各区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
本报讯 沈阳市反右派斗争目前已经深入到各区基层。7月中旬，全市九个区级机关和所属九百多单位先后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和平区铸造研究所揭发出一个一贯反共的右派分子陈如玉，他在解放前曾组织反动集团，了解我江阴一带军事情报，掩藏过沿海敌占岛屿派来的特务。整风开始，他一口咬定三害根源是社会制度，并利用所里一些人对暂时没有分配工作的不满情绪，煽动大家起来闹事。苏家屯区人民委员会和中共苏家屯区委揭发右派分子迟德仁、刘延信，他们要求党下命令解散合作社。为了教育群众认清右派真面目，各区委还充分利用幻灯、流动展览、画栏等宣传工具，向广大居民进行宣传，仅和平等五个区，受过教育的居民已达三十万人。沈河、苏家屯等四个区为此专门训练了一千多名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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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全面展开反右派斗争
右派分子陷于孤立
本报讯 劳动部反右派斗争已全面展开。这个部的右派分子在广大群众的说理斗争下，已完全陷于孤立。
保护局反击了右派分子叶华德对国家干部政策的攻击。叶华德在他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向党进攻的发言中，恶毒咒骂“干部司是阎王殿”，歪曲党的干部政策“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工农成分”。以此来挑拨工农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关系。他污蔑劳动部党团干部是“靠党团籍领薪水”，领导干部是“靠历史吃饭”。他甚至诬蔑刘少奇同志关于干部工作的报告“充满了宗派主义情绪”，他还给青年报写稿支持储安平的反动言论。广大群众纷纷用事实驳斥了他的这些谰言。马金生同志说：少奇同志的指示，是完全符合当前的形势和全国人民的利益的。它大大地鼓舞了党员和非党同志刻苦钻研的积极性。而叶华德却说这一报告充满了宗派主义情绪，这是一种恶毒的歪曲。
工资局和编译室分别反击了右派分子梁世昌、施学民挑拨党群关系的反动言论。梁世昌恶毒地说：“党天下之风盛行”，“新的裙带风产生了”，“共产党是主人，群众是被利用的对象。”他还向群众挑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说领导和被领导是“两大集团”，他利用生活待遇上的一些合理差别，来煽动群众反对领导干部。施学民在挑拨党群关系中也放了恶毒的箭。他颠倒黑白地说：“现在党对党员视为儿子，对非党群众以螟蛉子看待，也可以说是后母关系，也可以说是婆媳关系”，使“群众在人格上没有受到尊重”。
许多同志以具体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梁世昌的“党天下之风盛行”的谬论。大家都指出梁世昌在党群关系上大做文章，目的在于孤立党，搞垮党，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田春润同志说，解放前他一入大学即担心着毕业后的失业，现在毕业即分配工作。解放前，1948年一年物价就涨了四百三十倍，现在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非常安定；他说：右派分子要想通过整风削弱党搞垮党是绝对办不到的。
大家对施学民诬蔑党是群众的“后母”感到非常气愤。谢凤英说：施学民早年就受到党的培养，送他到苏联去学习，不久他就动摇脱离了革命，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做了十几年的资本家，解放后党对他很宽大，不究既往，而且给他工作做，今天他竟然说出这样话，真是忘恩负义。
这个部还驳斥了培训局翻译室副主任右派分子刘坤闓污蔑肃反的反动言论。刘坤闓说：“肃反搞得过火了”。他为胡风喊冤，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只是一点‘毒草’”。他还公开反对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在真理面前，这个部的右派分子已开始屈服，低头认罪，但有的仍在顽强抵抗，或进行假检讨，企图蒙混过关。劳动部党组织为了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进攻，正在整顿队伍，继续深入这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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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出版社连日集会
两个右派分子开始认罪
本报讯 法律出版社工作人员连日集会揭发批判了该社编辑人员、右派分子陈佶、王宗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右派分子陈佶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他把新社会的人民的生活说成是“牛马般”的生活。还说“现在整个政权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诬蔑该社的共产党员说：“从党员身上闻不出一点‘党味’来”。他还咒骂积极分子都是“吹牛拍马”的人，骂群众是“琉璃球”，抱怨群众没有和他一道进行反党活动。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对自己的反动言行百般抵赖，经群众揭发批判，特别是揭露出他是一个老牌汉奸，历任过伪华北教育总署的高教科长、专员等伪职，暴露出他的卖国求荣的罪恶历史和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后，才被迫开始认罪。
该社另一右派分子王宗贤，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他表示“全部同意”，并诬蔑不同意储安平谬论的党员，说因为他们“有个人利益，怕以后当不了领导”。他还恶意歪曲了毛主席报告中对反右派斗争的巨大指导意义，竟说：“现在处在千钧一发之际，用这个报告解围”。
王宗贤还趁该社召集社外人士座谈会的机会，在大会上放火。他提出一个荒谬的论点说：“法制不完备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根源”，并诬蔑说：“从中央一级起就违法乱纪，地方偏差就更大。”王宗贤在同志们义正词严的追问下，不得不承认错误，同时又暴露出一些新的反动观点。现该社对王宗贤的斗争正扩大战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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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工作 专找岔子 哗众取宠 挑拨离间
章乃器在粮食部的工作原来如此
新华社15日讯 章乃器在粮食部的工作真的经得起检查吗？在粮食部14、15两天举行的批判章乃器大会，这个问题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章乃器在粮食部是怎样进行领导工作的呢？科学研究所的黄南田揭发，章乃器在今年4月曾对他说过：“我个人只管原则，具体事情不管。”章乃器还自鸣得意地说，他这个领导方法，概括起来就叫做“少管多查”。黄南田指出，章乃器吹嘘的“少管多查”的所谓“领导艺术”，就是不做工作，专找岔子，实质上就是他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策略。
黄南田说，章乃器一向把工作中的成绩算在自己账上，把错误和缺点推给别人。例如，章乃器一向把全国开展“四无”粮仓的成绩夸耀成他的功劳。实际上，四无粮仓运动是根据浙江余杭无虫粮仓、广东岘岗和山西宁武无霉粮仓的经验开展起来的，这些无虫和无霉粮仓的出现，应当归功于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支持和帮助，归功于粮仓工作人员的努力，归功于苏联专家的亲自鉴定和帮助，章乃器有什么理由把这一功劳算在自己账上呢？
计划司司长梁竹航列举事实说明章乃器自己吹嘘的所谓“领导艺术”，只不过是哗众取宠，挑拨离间，打击共产党员，进行反共活动吧了。
梁竹航说：1956年6月，章乃器到浙江视察工作，要金华、温州、青田等地粮食局把已能满足人民食用的粮食销售指标再放宽，借此树立他个人的权威。章乃器烧了这一把火以后，引起了这些地方的粮食部门思想混乱，使浙江省粮食厅和粮食部的工作发生困难。梁竹航说，章乃器经常自负才华，以粮食工作的成绩居功。几年来粮食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十万粮食工作干部和六亿人民努力的结果。而几年来，粮食工作中有那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是章乃器提出、布置的呢？没有！平时，他主持会议，常常不说负责任的话，总是清谈。
采储局局长王有山和科学技术人员张佳、张锡羊、何献芝、潘铎等人以具体事实揭露了章乃器所谓“重视科学、爱护科学家”的真相。王有山说，章乃器在粮食部分工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他根本没有贯彻党的“科学研究工作要有计划地进行，重点发展，相应照顾”的方针，也从来没有根据当前具体情况提出有关粮食科学研究的任务，而是盲目地，脱离实际地布置试验。例如1953年他偶然看到大公报上一个用红外线烘干粮食的消息，便下令华东粮食局试验；实际上，这种办法根本不适合目前中国的情况。在基本建设工程的设计方面，1955年他偶然听到一个干部说金华用竹子建成的简易仓库很经济耐用，他即指示基建局进行设计。后经基建局调查并没有这件事，只是那个干部设想而已。
何献芝说，章乃器曾竭力主张推广“砻糠喂猪”，粮食部召开的畜牧专家会议一致认为砻糠的粗纤维含量过高，不宜作饲料，可是章乃器在会上自以为是地说：“人还能吃砻糠呢！”仍然坚持推广这一办法。
他们在发言中还指出章乃器的所谓爱护科学家是骗人的鬼话。章乃器对科学家一直是采取“打”和“拉”相结合的技俩，也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章乃器在粮食部全力支持并誉之为“粮食部的科学”的黄志秋，是一个一向对共产党不满和疯狂进攻党的右派分子。他的技术水平很低，设计的普通烘干机都不能用，向国外订购粮食部门的仪器，却买来了钢铁厂、发电厂用的仪器。但是章乃器却要替他提级加薪，还企图委派他当粮食部的“顾问”或者科学研究所的领导人。相反地章乃器对坚持正确意见、认真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技术人员不但不支持而且加以打击。例如熊德邵和张子仪因为不同意章乃器关于“砻糠喂猪”的意见，章乃器就骂他们“没有科学家的态度”，是“故作违心之论”，是“想拍行政领导的马屁”。又如在新兰面粉厂的设计过程中，工程师何献芝为了避免小麦入库时尘土飞扬，影响工人健康，就研究了一种适合于中国情况的“小麦风动吸运机”，章乃器不予支持，却说：“这种脑筋可以不要动，苏联有的是办法，进口一些就行啦！”实际上苏联并没有这种机器。
会议明天休会一天，以后仍将继续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