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灵魂的蛀虫
曹禺
任何人都会震惊：这几年来丁玲原来一直和陈企霞等人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参加作协党组的扩大会议以后，我才发现丁玲并非一个正直、善良、忠于党的女作家，而出乎她的相识和读者的意料之外，她是一个阴险、狡猾，一直对党不忠诚的变节者。
“阴险、狡猾”，连她的同谋者陈企霞也这样看她。他们这些人长期以来进行小集团活动，制造不和，破坏团结，拉拢那些落后的、对党不满的人，甚至和文汇报右派分子们勾结一道，扩大他们的势力。他们夸大自己的作用，抗拒党对他们的领导，把一切原则性的斗争都解释成卑鄙的个人的利益纠纷。最后，发展到个人站在党的上面，居然准备在今年十月的文艺代表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协，与党断然分裂。
原来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丁玲是这样的一个人。人民日报揭露她在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抓去后，她变了节，成了党的叛徒，但她却长期隐瞒这件事情。记得有一次，我和她一道飞往莫斯科，在飞机上她谈起往日来。她说，在南京被捕入了狱，一天，有一个人来找她，她认清了这个人的面孔，就破口大骂：“你这个叛徒！你还来见我！”我听了以后非常敬重她，我觉得一个革命者是该如此的。然而事实上她在粉饰打扮自己，正如她的同谋者说：“丁玲很爱惜羽毛，希望美丽的羽毛都是自己的。”但这已不是羽毛的问题，而是她的灵魂的问题了。
她好说自己是“胆小鬼”，意思是说，她经不起考验是因为胆小。而“女人们”正如她那篇文章“三八节有感”中讲的：“女人不是铁打的，他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仿佛说，即使在敌人面前变了节，也是可原谅的。但是我一想起她变节后还能在人面前那样装扮自己，一点也不感到理屈，也不曾红一下脸，便觉得，这样的人确实是叫人害怕的。这不是一个“胆小鬼”，是一个胆大包天、心如铁石的女人。
茅盾同志说丁玲身上有莎菲女士的影子，这话真是对的。丁玲骄傲自满、目空一切，希望一切人都众星捧月地围着她，一切功劳归于丁玲，任何错误都是别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巨大的“自己”。但她在三个大关头上都没有经得起考验。第一，在南京被捕以后，她背叛了党。第二，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她写了反党的文章，并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党和革命进行恶毒的诽谤。今天，社会主义的大关来到了，她却以反党集团的阴谋者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顽强的个人主义者走向毁灭的道路。
“顽强的个人主义者”，丁玲自己也承认的。但是为何她从仅仅对党有不满情绪，发展到搞小集团，准备与党所领导的作协公开决裂呢？这正如丁陈反党集团的陈企霞所说：“反党像是偷东西，偷了一点点，就想偷得更多。”顽强的个人主义者便是这样。了无止境的个人野心和欲望使他对党“偷”了还要“偷”，水涨船高，“偷”成功一次，胆便更大，个人的欲望便更燃烧起来。高饶联盟和丁陈集团都是例证。
丁玲是很重视她自己的著作的。文章是自己的好，这原是旧文人的通病。区区一两本书在人民的丰功伟绩前面究竟算得了什么，这是有眼睛的人都看得明白的。但在我们当中，却仍有一些搞写作的认为自己了不得，狂妄、自傲，任何人不能批评，任何人不能领导，自居群众之上，党之上，看见丁陈集团的丑恶的反党的行为被揭露以后，应该猛醒了。听说，在延安文艺界批评写“八月的乡村”的萧军的时候，有一位老同志讲：“作家写出一部书往往认为是他个人创造出来的。他总忘记，他的书仅仅是用笔写成的，而他所重述的人民的事迹，却是人民用一滴一滴的血和汗写成的。”写了一点点东西便狂妄自大，把党和人民都不放在眼里，动不动便提出他那“一本书”，以为他那一本书可以打死人，这真是过分估计自己的本领。这样的人早晚会被人民群众鄙弃，被历史的车轮辗成乌有。
据说，丁玲在家里曾把托尔斯泰的相片和她自己的相片并摆在一起，说这是两个大作家。而她领导的文学讲习所的墙壁上也挂起她个人的相片。当然，我们欢迎丁玲有一天会成为“今天的曹雪芹”或“中国的托尔斯泰”，但过早地把自己那样装扮起来，就显出自己太不谦虚，是个人主义者的坏习性。
“光荣归于党，一切功劳归于党”，这不是一句口头禅，而是经过千万先烈流血写成的革命历史证明的。但是顽强的个人主义者却不这样想，尽管他们嘴上也会这样说。他们把一切代表党的原则的斗争，都从一双“个人主义者的眼睛”来估量。他们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完全对立起来，而且看别人也和他们一样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把代表党的利益，对他们进行原则性批评的人，也看成和他们一样的卑劣。他们以为反对他们的人就是与他们争权夺利的人，他们咒骂别人闹宗派，而看不见自己正是违反党的利益的、反党、叛党的败类。
在作协党组的扩大会议上，有人说：“丁玲和陈企霞是一条狐狸，一条狼。”他们互相勾结，抱着反党情绪，鬼鬼祟祟。陈企霞到丁玲家里都是等到丁玲的公务员出门学习的当口。我忽然想起，胡风的妻子梅志曾经说过：“对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想不到丁玲他们也有了同样的心理。一个闻名世界的党员作家，一旦她有了反党情绪，背叛了党，她便会堕落到像梅志那样的阴险。
我们一致认为，对丁陈集团的斗争对于全国文艺界是富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的。它说明了，任何一个作家，不论他多么有才能，一旦有了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走上争权称霸、个人野心家的道路，他必然会反党，背叛人民，走向毁灭。
我们绝不能允许这样一个反党集团在文艺界兴风作浪，也绝不允许有第二个丁玲、陈企霞出现。我们现在争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要不要团结的问题。放松了这个斗争，便会使文艺界滋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草，这种毒草一旦蔓生起来，定然会把今天的文艺界搞得四分五裂，离开党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这个反党集团一直提倡个人崇拜，互相吹捧，对党和群众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拒绝党的领导，这些人已成了一小撮鼠目寸光、失去了党性的人。这群“作家”早已不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是“灵魂的蛀虫”。
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活动是党的英明措施。我们必须扫清一切文艺界的反党活动和思想，必须摧毁个人野心家的阵地，我们才能在新的、坚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毫无后顾之忧，勇往直前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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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章乃器“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谬论
粮食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周伯萍
章乃器说他“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这完全是谬论。我1953年10月到粮食部工作，和章共事时间很久。我十分了解，粮食部党组和党员负责同志是一贯尊重章乃器的部长职权的。在工作中虽也常有争论，但是，这些争论，都属于工作上的是非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为使同志们了解情况，我把几年来党组和党员负责同志同章乃器进行的三次大争论的情形，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第一次争论，是在1953年3、4月间，当时粮食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大家推章乃器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用来指导工作。文章写成后，大家感到问题很多，许多论点前后矛盾，特别是把当时不宜公开的粮食情况都写进去了，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提出了修改意见，由于他固执己见，不肯修改，文章也未发表。自从这次事情以后，我就深深感到他是一个不讲道理的、狂妄的、不尊重党的人。
第二次争论，是在1954年3月，关于标准米问题之争。粮食部成立后，有一个时期，曾在部分地区试行推广标准米，试行效果不好，群众意见很多。那是因为加工技术条件不够，质量保证不了。1954年2月间，陈云副总理在党中央开会时，同各省党的负责同志就粮食问题交换了意见，各省负责同志认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可能花很大力量搞标准米。因此，会议决定暂时不搞标准米。对这个方针，粮食部党组和加工局都是拥护的。我当时是加工局长。但由于我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看到有些地方一百斤糙米已经出熟米九十三——九十五斤，以为退到九十二斤左右就可以了，所以提出了退到九十二斤左右的意见。当时党组忙于统购统销工作，对这个问题未作详细讨论，同意了我的意见。章也表示同意。在第三次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我代表加工局提出了这个意见。当时会议注意力集中在统购统销问题上，对此也未作具体讨论。会议总结前，两位陈副部长去中财委汇报总结意见，中财委负责同志指示，退到九十二斤左右不能解决问题，要退到八十八—九十斤左右。陈希云副部长在部务会议上传达了中财委指示，大家一致同意，章未明确表示态度。但在次日总结时，仍坚持每百斤稻谷要出米九十二斤左右。矛盾从这时发生了。经过多次争论，不能解决，会议文件因而不能发出。后来中财委叶季壮副主任亲来粮食部参加部务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章也作了检讨。叶老在作结论时，肯定必须退到八十八—九十斤左右，同时也部分地采纳了章的意见，即在严格控制、保证质量的条件下，保留小量九二米。这才解决了问题。章在争论过程中，一再说：上级未作决定前，他提意见；作了决定后，他坚决执行。但实际上上级作了决定以后，他不但不坚决执行，反而牢骚满腹，诬蔑党以行政代替科学，党不能领导科学等。这不是一般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问题，也不是一般的言行不一致的问题，而是反对党的方针！
第三次争论，是在1956年3、4月间，关于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总结之争。章乃器在他的检讨中说这次争论只是由于他盲目乐观引起的，都是谎话。事情是这样的。陈希云副部长在厅局长会议发言时，曾经提出，改善粮食的经营管理工作，应当围绕稳定粮食局势的中心。这同党组的意见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章乃器不同意这种提法，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是“无穷的忧虑”，是右倾保守。会议结束后，他同我们展开了多次争论。章的盲目乐观情绪固然是争论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自以为抓住了陈希云副部长的小辫子，想打击陈副部长。记得在争论过程中，章很少涉及本题，总是信口雌黄，指桑骂槐，甚至公然说陈希云副部长在粮食部有潜势力。正是因为章用心阴险，所以久争不决，会议总结拖了两个多月发不下去。5月中旬，邝明同志、梁竹航同志和我同章在一起只用两小时就把总结改好了，章轻易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想来是由于章自知阴谋不能实现的原故。总之，章乃器在这次争论中的用心，我们是洞悉其奸的。
以上就是几年来三次大争论的情况。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
一、粮食部党组和党员负责同志同章的争论，完全是工作上的是非之争，这种争论，在党内也是常有的。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怎么可以说是权力之争呢？就算是权力之争吧，章又争得了什么呢？自然，权力不能离开是非，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有职有权，只能行是，不能行非。用权行是，我们坚决支持；弄权行非，我们坚决反对。
二、粮食部党组和党员负责同志在同章的共事关系上，是忠诚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的，真正做到了既诚恳又严肃。发现章的错误，总是具体指点，耐心说服，诚恳地帮助他改。如果他坚持错误，就坚决斗争，不让他玩弄部长职权，损害社会主义事业。就拿这次反右派斗争来说，章乃器放了很多毒箭，但当他有悔罪表示的时候，我们还是给他帮助的；自然，如果他顽抗到底，我们也知道应当怎样给以打击！
三、章乃器的品质是恶劣的，手段是卑鄙的，用心是阴险的。章在粮食部有职有权，完全是党和国家给的。粮食部党组和党员负责同志一向尊重他的职权，同时也不断纠正他的错误。但他却造谣说，他在粮食部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十足的谎言，居然说得煞有介事，脸皮之厚，实在惊人！不是品质恶劣的政客，哪有这样“老练”，这样厚颜无耻！又怎能用出这种卑鄙的手段。章乃器在有职有权问题上造谣说谎的目的，同他在其它方面的阴谋活动一样，为的是煽动右派分子和一切有反党情绪的人起来反对党的领导！他的用心是极其阴险的。在我们两次和他谈话时，他竟美化自己，好像他不但不是右派分子，而且还是一贯忠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我们指出他这种态度的荒谬，他说：“请你们原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太重了”。原来他是怕戴右派帽子，所以极力抵赖罪行。正告章乃器，你的右派帽子是戴定了，现在是你放下屠刀，老实认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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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斗争的风浪里
武汉六个共青团员受表扬
山西高等学校涌现大批积极分子
积极反击右派
捍卫社会主义
据新华社讯 在7日下午举行的武汉市共青团反右派斗争活动分子大会上，有六个共青团员受到了共青团武汉市委员会的表扬。
这六个共青团员是：吴开双、唐学樵、徐敏、喻松山、杨亲德和方义智。曾经一度在右派分子的煽动下闹得乌烟瘴气的武汉师范专科学校里，共青团员杨亲德和方义智始终坚持着和右派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当右派分子要求罢课，要煽动群众上街游行时，他们就日夜不停地说服群众，写大字报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尽管他们收到匿名信、受到不少学生的包围、攻击和威吓，他们都没有退却过，终于争取到大多数群众，击败了右派分子的进攻。铁道设计院第四分院青年技术员唐学樵在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不断地学习阶级斗争方面的理论知识，有力地驳倒右派分子的各种反动论调。受到表扬的另外几位共青团员在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也都有出色的表现。
会上，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共青团武汉市委书记邓祥都号召到会的全体共青团员学习他们的榜样，积极投入反右派斗争，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以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
据新华社讯 山西省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
山西医学院医疗系三年级学生朱成林是共青团的一个支部书记，当团内叛徒、右派分子杜曾远等人煽动全班学生请愿停课时，他挺身而出与右派分子辩论，坚决反对闹事。当右派分子写信给党中央攻击党的各项政策并威胁他签名时，他拒绝了签名，并说服几个正直的同学不参加签名。朱成林的不愿同流合污，引起了右派分子的怀恨，他们辱骂他，用漫画污蔑他、打击他。然而朱成林没有屈服，却更勇敢地团结同学，和右派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山西师范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屈锐发现右派分子乔镛等人经常在一块密谈如何向共产党进攻。反右派斗争展开后，屈锐揭露了这些右派分子。这时右派分子便对屈锐百般殷勤，企图削弱屈锐的斗志，但是屈锐仍然继续揭发了这个小集团的阴谋。山西农学院外文教研室青年助教张孔彰、彭尚贤、彭士恒始终坚持斗争，揭露了披着老教授外衣的右派分子铁双恒和他的反动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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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新闻界揭发陆续
“一直进步的老报人”原来是右派集团骨干
据新华社南京电 文汇报驻南京记者、右派分子陆续的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已被进一步揭露出来了。
根据各方面的揭发和陆续自己的交代，他是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上层右派集团的一个骨干，同九三学社、民盟、民革的地方组织的右派头目都有联系，曾出入于这些人的“密室”。鸣放期间，陆续除在文化界到处放火外，并拉拢一批右派分子和对党不满的人筹组“同人刊物”，陆续自任“经理”，准备同共产党领导的刊物唱对台戏。陆续还同新华日报、文化新闻以及江苏和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右派分子勾结一起，准备里应外合攻破党的新闻事业堡垒。他们甚至已商量好当党报“文化新闻”将来一旦落入他们手里后的“经营方针”和“版面安排”。
据揭露陆续在各新闻单位物色有严重个人主义和对共产党不满的人，然后利用吹、捧、拍、拉拢和利诱等办法，尽力把他物色的人拖下水，并煽动其中一些人离开党报。文汇报和农工民主党也派代表到会上揭发了陆续和徐铸成等右派头子的关系。人们还揭发出陆续在大鸣大放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经常歪曲和诬蔑共产党的政策。他说“肃反”运动是“摧残精华”，诬蔑干部学习是“精神审判”。
到会的人又揭穿了陆续曾自我吹嘘他的“民主历史”和他是“一直进步的老报人”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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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画
穷凶极恶的漫画家—李滨声
李滨声是北京日报美术组编辑。长期以来他利用漫画作为武器，进行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据揭发，李滨声的反动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47年，他就积极地参加过反苏游行，在反动的“太平洋”杂志上发表漫画污蔑苏联，污蔑解放区，歪曲土地改革，丑化八路军。解放以后，他的反动立场并没有改变，只是在方法上变得更巧妙了。他经常利用漫画攻击党、攻击积极分子。整风运动开始以后，他更集中地画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漫画，发表在5月份北京日报和“漫画”上。他画的“在某些单位”、“鹦鹉和专学领导讲话的人”，把在机关中得奖的人画成没有嘴的人，把按领导意图办事的干部比作鹦鹉，污蔑广大干部，煽动群众与领导对立。又如，他以北京市人民代表的身份视察工作后，画了题为“视察随笔”的一组漫画，其中有一幅“一身二任”，不仅在形象上竭力丑化公股代表，美化资本家，而且无中生有地诬蔑公股代表包揽一切，致使资本家的积极性不能发挥。这幅画和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关于由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的叫嚣相呼应，是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直接进攻。
李滨声在最近举行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对自己的反动言行虽然作了一些检讨，但很空洞，代表们要求他回到北京日报和美术家协会作彻底交代。（附图片）
捧上天，按下地。
“老实干部奖”获得奖——没咀的人。（在某些单位）
“一身二任” 李滨声
（漫画半月刊91期）
——我专会学人讲话。
——哼，我是有选择的：专学领导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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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的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吗？
——从历史上驳斥王中的谬论
思慕
在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就听说王中提出报纸的两重性问题，强调报纸的所谓
“商品性”，已经怀疑这位身为党员的新闻系主任贩卖的不知是什么货色。到了上海后，我以很大的耐心读完了他的洋洋五、六万言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更发现他挂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招牌，贩卖的却是十足的、廉价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私货。王中的中心目的是要否定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论点，从而否定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提供右派分子以理论的基础，来篡改人民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为了否定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王中卖弄他从资产阶级新闻学史上学来的蹩脚本领，企图从历史上、从报纸的起源上论证新闻事业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所谓“社会产物”，它的产生、发展是出自所谓“社会需要”。他虽然不敢不承认，无产阶级报纸一产生就是作为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出现的，但他接着就断定：“资产阶级报纸还不能够这样说”。而且，就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工具来说，从王中挖苦党报的“铁青的面孔”，嘲笑社会主义报纸的指导性等等“怪话”看来，他实在是认为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说法，只会把报纸办坏，办得“面目可憎”，读者不要看。不要说别的，单从他的讲话中拿来吓唬人的论新闻事业的起源那一部分看来，他的论证也是似是而非、强词夺理，他的卖弄吓唬不了人，也救不了他自己。
在这方面，我们发现王中至少有两个重大的谬误。
第一是歪曲史实。他断定，并不能够说资产阶级的报纸是一开头就作为阶级斗争工具出现，这话有什么根据呢？我手头虽然没有几本新闻学的书，但只要把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和一两本资产阶级新闻学者写的报刊史翻一下，我们就发现，史实并不能为王中的“歪道理”作见证，而恰好是为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马列主义真理作见证。比方以王中所提及的中世纪末近代初头的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的报纸来说，那是一种在萌芽状态中的资产阶级报纸。王中认为那时的“手抄新闻”的产生，是“因为威尼斯是一个商港，船来来往往的很多，人要知道什么时间开船，什么时间往那里去”，像是出自纯粹的商业需要，而同阶级斗争丝毫无关。在另一地方，他也只是说，大商人、大贵族收买“手抄新闻”，为了做生意，或增加知识，仍与阶级斗争无关。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中，封建主和商人、银行家等新兴资产阶级之间，城市上层分子和劳动群众之间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各城市或城市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海外商业上的霸权，也不断发生冲突，因而政治很不稳定。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于外间事件非常关切，注意世界上所有重大的事件，不惜以重价购买消息。据淮尔G．WEILL著：“日报期刊史”（宋善良译，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载，留存下来的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印刷报纸所刊载的并不是船期表一类的东西，或单纯商业新闻，而是和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有密切关系的土耳其战事一类的消息。请问王中，这样的“社会需要”，难道不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吗？到了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以后，环绕着宗教改革的阶级斗争——为了与封建的天主教教会对抗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教会的斗争，更是以报纸作为武器。罗马教皇为了抵抗宗教改革，曾迫令新闻记者不发言论，甚至将他们割手拔舌，以至绞死。王中在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的讲话中虽也提及当时新闻记者所受的这种迫害，但只归咎于新闻记者的“下流”和“挑拨是非”，却讳言这是阶级斗争。为了否定新闻事业的阶级性，王中不惜这样歪曲史实，“下流”两个字用在王中身上，倒是恰如其份呢。
说到中国初期的资产阶级报纸，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明白告诉我们，最初外国教士或外商办的报纸固然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武器，满清官办的报刊，如“官书局报”、
“时务官报”等也是和当时的上层士大夫所发起的维新运动、改良运动有关。其后，民办报纸风起云涌，成为康梁的维新保皇派和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派争取人心的主要政治武器，两派的报纸并曾经展开剧烈的笔战，稍为涉猎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记得这段史实。除非王中敢于否认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是阶级斗争，中国资产阶级报纸一开头是以阶级斗争的武器出现的说法，是无可辩驳的。奇怪的是：王中的讲话谈到清末报纸的类型时，只极其简单地提到“着重政治言论”的“时务报”和“南华日报”，而对于大登社会新闻、妓女新闻的“点石斋画报”、“游戏报”、“笑林报”等（固然，这些报纸也是替统治阶级发挥腐蚀和麻醉人民的作用，因而也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却大谈特谈，讲得口沫横飞，津津有味。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到王中的“趣味”所在，而且也显出王中是怎样别有用心。
第二，王中的另一个荒谬的论点，就是认为报纸是在统治较巩固、阶级斗争不尖锐的时期出现和发展的，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阶级斗争才斗出报纸来，我认为不完全符合事实。”他列举所谓事实来证明历史上像奴隶暴动、农民战争以至太平天国起义那样的尖锐的阶级斗争都没有“斗出报纸来”。王中自以为这个论点很有力，很俏皮，其实却正暴露出，他如果对于阶级斗争不是完全无知就是故意曲解。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阶级斗争是采取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斗争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来说，主要是指在思想斗争方面它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可是，王中心目中的阶级斗争像是只局限于政治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只有奴隶武装反抗奴隶主、封建地主镇压农民暴动，才算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因而，如果这样的阶级斗争
“斗”不出报纸来，他就认为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事实上，当现代的报纸具备了它产生的物质条件的时候，不论是阶级斗争尖锐或缓和，报纸都是被用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而出现的。如上头所指出，满清末年，阶级斗争是够尖锐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配合着当时上层士大夫、新兴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而涌现的、发展的。请问王中，你能够否认当时的“时务报”、“新民丛报”、“苏报”、“民报”等不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斗”出来的吗？至于王中所提出的报纸的发展毋宁是在统治阶级已经稳定、阶级斗争已经缓和时期的说法，就算是符合事实，也不能据以来否定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真理。因为，在资产阶级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便大量运用报纸这个思想武器来进行阶级斗争，来为他们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进行宣传、欺骗，这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采用，也孕育着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意识，引起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报纸便鲜明地作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而出现。这样，新闻事业便蓬勃地发展起来。因此，西方新闻事业发展的这种史实，正好证明现代的报纸是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
更要指出，正是由于王中对阶级斗争的学说故意曲解，他又进一步把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加以歪曲，说什么现在我国阶级斗争既已基本结束，如果报纸“还在那里天天搞阶级斗争”“那就荒唐”，“这与我们整个国家的形势抵触了”。其实“荒唐”的、“与整个国家的形势抵触的”不是别人而正是王中自己。在反右派斗争已经猛烈地展开的今天，大家都看到，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取得胜利，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在经济战线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上的斗争虽是胜负已定，但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在展开。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是在这方面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而王中这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在思想战线上向我们进攻的急先锋，他企图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报纸不再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歪曲理论的掩护之下，偷梁换柱，解除我们的武装，来夺取社会主义报纸的阵地。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今天的社会主义报纸，“还在那里天天搞阶级斗争”，大搞特搞，向右派分子展开有力的反击，把王中和其他一切的右派分子斗垮，不但不是“荒唐”，不是“与我们整个国家形势抵触”，而且是绝对必要，非此不可的。
一句话，现代的新闻事业，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思想武器，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出现，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王中从新闻学史上引经据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并不能否定这个史实和真理。王中要建立他的反马列主义的新闻理论系统，篡改人民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雄心可不小。遗憾的是，他的歪曲史实的“歪道理”，一攻即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右派分子的臭帽子却从此戴定了，任他怎样滑头滑脑，也还是滑不了的。
（原载8月10日新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