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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捷报频传
江丰反党集团败露
美术界绝大多数人在斗争中站到党的方面
本报讯 美术界绝大多数的人已经站在党这一边，江丰反党集团已开始被击破。
在大会和小会上陆续揭露的材料说明，江丰在长期的反党活动中，纠集党内党外的一批右派分子，形成了一个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有政治上蜕化了或正在蜕化的共产党员，有严重对党不满的分子，有美术界的政治野心家，有抗拒改造的资产阶级画家，有长期受着江丰反党思想影响的青年画家和学生。江丰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成员，也有密切的联系。
这个反党集团在北京、杭州、沈阳、上海、重庆等地的许多美术机构里扎下了据点。各个据点都有江丰自己的“干部”。江丰反党集团利用他们掌握的学校、刊物、展览工作委员会、画室、训练班等组织，对抗党的政策，破坏美术界的团结。他们还利用这些组织，作为纠集反党分子的场所。
中央美术学院变成了“独立王国”
中央美术学院久已成了江丰统治下的“独立王国”。党的许多重要政策方针，长时期不能同群众见面。有一次文化部派人到学校去，美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王曼硕竟拒不接纳。美院的党组织，在反党分子江丰等的操纵下，也实际上变了质，成为江丰的反党工具。整风初期，党组织被利用来向文化部发动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党组织领导人江丰、王曼硕、洪波等又妄图阻挠运动的开展。他们再三宣称：“院内没有右派分子。”中央美术学院十多个教授联名揭发：民盟支部也成了江丰的反党工具。民盟支部主任委员王逊和组织委员李宗津，就是江丰反党集团里的“军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右派分子庞熏琴制订的赶走党员的人事方案，得到江丰的有力支持。当庞熏琴的反党面目暴露以后，江丰反党集团的人惊慌失措，他们叫喊着“拚着丢掉党票”也要“保护”庞熏琴，要挟北京市委不要在报上公布庞的罪行。
把美术月刊变成反党的同人刊物
江丰还企图扩大个人的政治资本，组织一些“画会”来同美协唱“对台戏”。江丰曾与王逊商量，要篡改“美术”月刊的政治方向，把它办成一个同人刊物，宣传他们的反党思想。江丰反党集团的人还背着党打算组织同人出版社来同国家出版社抗争。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反党集团所把持的刊物“美术研究”，就曾经向国画进行围剿。
支持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
会上揭露，匈牙利事件对于这个反党集团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陈企霞当时向江丰估计形势说：“今后各国党的工作都要改变。”江丰集团的人支持丁玲、陈企霞在今年5月企图为他们的反党活动事件翻案的阴谋。陈企霞写给中宣部党委书记的“翻案报告”，曾经江丰看过。今年5月，江丰和陈企霞在艾青家中谈到，要动员萧军出来“争一争”，他们还批评萧军的反党活动是“老百姓式”的，不讲策略。有一次，江丰、丁玲、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会，当时在座的江丰反党集团的有一个人，竟得意忘形地自称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江丰曾多次向人宣传大民主的“好处”。他曾宣传“马列主义不是永恒的真理”。沃渣揭发，江丰曾向他说过：“现在城乡生活悬殊太大，只要一号召，就有几万人会起来！”
半月以来，文化部连续召开了七次美术工作者座谈会。要求参加和发言的人越来越多，揭发的材料也越来越广泛。最近两次座谈会，移到了被江丰当作独立王国的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全院师生都参加了座谈会。中央美术学院在这期间还举行了数以百计的大小辩论会。美术界绝大多数人在斗争中辨明了大是大非。许多曾经受过江丰蒙蔽和欺骗的教授和学生，也已认清了江丰反党的真相，积极投入了战斗。美院墙上到处贴满了追击江丰反党集团的大字报和漫画。
现在，江丰开始承认自己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凶恶的反党分子”，但是他并未彻底向党交代自己的反党言行。首都的美术家们、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师生以及陆续来到北京的各地美术界人士，结成了一条联合战线，正在为彻底攻破这个反党集团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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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般抗拒党的指示
莫朴坚决执行江丰路线
本报特约新华社杭州14日电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全体教职员工和部分学生，连日举行会议，揭露了江丰反党小集团骨干分子莫朴执行江丰反党路线的事实。
从1951年秋江丰调到北京以后，右派分子莫朴，利用他副院长的职权，坚决贯彻江丰的反党路线。1954年，中共浙江省委去检查工作时，发现他们在执行中央对国画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上有错误，要莫朴立即恢复被降级的老教授的名誉和职位，莫朴却一再拖延、抗拒党的指示，直到省委提出责问时，他才别有用心地把那些被撤职的教授改为名义上的“研究员”。
1953年，中央文化部为了纠正江丰对待国画的错误行动，指示美术分院重新建立国画系。莫朴竟阳奉阴违，把新建立的国画系定名为“彩墨画系”。并规定这个系要以画人物为主，提倡画年画，反对一切国画的传统艺术。
莫朴一贯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和江丰的不要党委制是一脉相承的。他经常在各种场合公开污蔑党组织，他说“我们学校是中央不管，华东不管，省委管了几年越管越糟。”三反以后，省委发现学院中政治空气薄弱，就派高山到学校去组成党委会，莫朴就扬言：“党委不能干涉行政，只能协助行政工作的完成”。他又不许把学校里重大事情拿到党委会上来讨论。
当莫朴知道党委制不能取消时，就公然提出了“一长制”，不要大家学习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加强集体领导制的决议，而要大家学习有关宣传“工厂一长制的优越性”的文章。企图把个人权力凌驾于党委之上。他又时常把学校的成绩，归功于江丰和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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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进整风一月成绩如何？
广西揭露出一个“要和共产党争天下”的右派集团
北京、浙江、陕西等省市负责人中都发现一些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14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已在各地方组织中逐步深入展开。
一个多月来，各地相继揭露出一批从各方面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和右派集团。民进广西省组织中已揭露出一个右派反共集团。这个反共集团以省筹委会副主委胡明树、秘书长刘牧为首，由组织处主任陈宪章、宣传处主任李微、会员秦黛、陈可夫等人组成。他们以民进组织作掩护，篡改民进组织路线，采取“愈多愈好和全部包下来”的方针，不择手段地吸收广西文艺界、戏剧界大批对共产党不满的人入会，把广西民进变成了反共的大本营，在整风期间，这个集团提出“不能和共产党争天下，也要和共产党分天下”的反动口号，企图搞垮广西省文化局、广西日报和中共广西省委，阴谋篡夺文艺界的领导权。
长沙市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有市筹委秘书长王果和副主委陈孝禅。王果是章罗联盟在湖南爪牙杜迈之指使打入民进的右派骨干分子，他以“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为方针，到处招兵买马，并在岳麓山爱晚亭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反共活动。
上海市揭露了曹杨中学支部的反共活动，这个支部在右派分子黄浚思把持下，已成为反共的司令部。现在查明黄浚思还与现行反革命分子陈顺梁有勾结，密谋进行反革命活动。
浙江省筹委会揭露和批判了省筹委副主委、浙江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右派分子任铭善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任铭善竭力叫喊整风必须“狂风暴雨”；并在学校暗中组织“助党整风委员会”，以所谓“主任委员”身份，到处挑拨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在北京市全市九十三个基层组织中，根据截至8月6日为止的统计，已经发现有三十四个基层组织的六十二个会员有右派言行。确定为右派分子的有市常委寿墨卿、李纪生，市委倪之璜、宗家瑞、王钟翰以及吴文藻、傅圯、李慕白、刘庆寿、刘圣时等人。右派分子寿墨卿（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在整风期间，集中攻击国家人事制度，诬蔑人事制度是群众的“怨府”，说“要拆墙填沟就得改变国家人事制度”。在北京女一中，右派分子傅圯在鸣放中大肆活动，企图篡夺学校党的领导。他还要组织反动政党“青年党”。市五中由民进支部副主委刘庆寿、组委刘圣时、宣委李慕白等组成的反共集团也在学校里到处煽风放火，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又如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诬蔑“肃反运动是不道德的斗争”，“今天政府权力之大，从古所未有，而能力之低也从古所未有。”他甚至还同意葛佩琦的谬论，说“共产党是可能亡的”。
除此之外，各地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陕西省副主委李述礼（西北大学教授），武汉市常委黄溥（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委员曹绍濂（武汉大学教授），广州市委兼宣传处主任陈朗（文汇报广州办事处处务委员），哈尔滨市筹委冯玉明（哈尔滨师范学院讲师）及张家口市筹备小组长王君彦（市政协副主席）等人。
但是，目前的斗争发展还不平衡，有些地区进展较慢。这主要由于某些领导人还有右倾麻痹思想和温情主义。他们认为“民进的历史短，一向靠拢共产党，队伍纯洁，问题不多。”也有些人立场不稳，不能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因而在斗争中表现得不积极，手软脚软，批判无力。现在民进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已作出决定，要求各地方组织应紧密依靠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认真克服温情主义和右倾麻痹思想，以进一步推动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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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摘去抗日的幌子揭开骗人的盖子
苏炳文原来是降日将军
本报讯 一贯以“抗日将军”作幌子进行招谣撞骗的苏炳文，根据最近揭露，是个十足的右派分子。
苏炳文是民革黑龙江省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在整风运动中，他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他提出要放弃社会主义建设，“按照人们不同的口味去选择道路”。他恶意地说“三害”的根源是“上行下效”他还要求“共产党应该换一换人。”
据民革成员和知道苏炳文底细的人揭露，苏炳文曾组织一个小集团向党进攻。这个反动小集团的骨干分子白文清、庞镇湘、贾文琦、汪耕村等人，经常在一起为苏炳文出主意、订计划。
据揭发，所谓“抗日将军”苏炳文实际上是一个真投降假抗日的反动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等人曾在11月间率领部队在江桥抗日，那时苏炳文是哈海护路司令和海满警备司令，但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当马占山投降日寇后，苏炳文也挂起了伪满洲国旗，当日寇到满洲里大肆捕杀爱国人士时，苏炳文也不闻不问。当有些爱国士兵举行起义时，苏就派大兵追击，结果起义士兵全军复没。
直到1932年9月，在广大民众及官兵要求抗日的压力下，加上日本人要接管他的司令职务的威胁下，苏炳文才不得不起来抗日。“起义”以后，他还偷偷地把日本领事米胜放走。
解放战争中，苏炳文在沈阳先后担任国民党的少将参议和中将参议，两次被我俘虏，经过教育以后释放，但他仍然不痛改前非，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沈阳发表了一篇“苏炳文脱险”的声明，以表示他坚决同人民为敌。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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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行大辩论分清大是非
铁道部反右派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坚决参加斗争
本报讯 铁道部机关职工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大鸣大放中，铁道部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有参事室的参事杜镇远，人民铁道出版社的编审王余杞，专家工作室的翻译王茂才，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夫等人。
杜镇远的反共言论同储安平一个声调，储安平污蔑人民的天下是“党天下”，而杜镇远则说解放八年来是“训政时期”，“以党代政”，他极力挑拨党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关系，说共产党员“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利用政策”，“不得已而为之”。他大骂“共产党员胜利冲昏头脑，危害党与人民孰有甚于此者”。他公开表示“看到党员的面孔就不乐，听到党员的声音就可恶”。杜镇远的反共不是偶然的，原来杜镇远是个政客工程师，早在美国留学时期，就和国民党特务接上关系，回国以后，即投靠CC和政学系，当了二十多年的铁路管理局长，并且还爬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的地位，在粤汉铁路勾结特务逮捕进步青年，镇压工人，现在工人们还清楚地记得他这些罪恶行为。
右派分子王余杞经常喜欢用“飞鸟尽、良弓藏”的话来污蔑共产党，他大骂“共产党人情薄如纸，翻脸不认人，”他极力主张用狂风暴雨的方式对待党的整风，说什么“上海、北京各大学闹得很凶，我们必要时还得来个大民主”。
右派分子王茂才在整风中，恶意地把党群关系说成是“座上客与阶下囚”“刀俎与鱼肉”。他公开宣布：“我有政治欲，政治生活我一定要过，不叫我进步，我就反动”。原来王茂才在日寇侵占东北时期，曾得日寇信任，列为“高等满人”，日本投降以后，又为国民党反动分子所赏识，被推荐为嫩江省党部委员，兼铁路警护处长等职。王茂才十分留恋过去，说共产党还“不如老日本”。
在整风开始的时候，铁道部党组邀请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几次座谈，听取了很多有益的意见。由于右派分子乘机进攻，座谈会就发展为辩论会，原来参加座谈的六十余人，后来扩展到两百多人，经有线广播每次间接参加座谈的有六千多人。在辩论中群众觉悟普遍提高，不少人曾经对右派分子的谬论表示共鸣，经过辩论也和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有些与右派分子共事多年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坚决参加了反右派的斗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以亲身经历，证明党领导的正确和必要，以及党对技术人员的重视和关怀。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对反动言论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工作，在论战中都能针对反动观点，摆出事实、说清道理，驳斥右派分子的谎言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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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章罗联盟在太原的“大将”王文光
甘心死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据新华社太原12日电 章罗联盟在太原的“大将”、民盟山西省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文光，在最近民盟山西省和太原市组织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上，经大家揭露，不得不交代出他的一些反动言行。
王文光承认浦熙修、曾昭抡来太原视察时曾对他面授机宜。他说，浦熙修来太原时曾指示他注意“抓报纸，多写文章”。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就在“山西盟讯”、“山西日报”、“火花”上发表煽动性的词曲和文章，并积极和“文化周刊”编委任一的筹办反党反人民的
“同仁刊物”。王文光还承认，曾昭抡来太原时，曾告诉他山西医学院的“问题严重”，“一触即发”；并告诉他“主要是肃反问题造成的，民盟应该出来说话”。以后，王文光就指示他在山西医学院的骨干分子徐秉正，在太原工学院的骨干分子李亚晋、李梅，要他们“大胆点火”。
会议在王文光拒绝进一步交代他和民盟中央右派集团的关系以后，当场宣读了1949年9月20日王文光写给张东荪的一封密信。在这封密信里，王文光骂民盟中央靠拢党的人是“少数懦弱分子”、“虚伪投机”，他在这封密信中还对民盟中央右派献策说，对右派“纪律故须维持，也应刚柔相济，心物兼攻”，而对共产党“不宜妄自菲薄，人云亦云，以伤大丈夫之风度。”在宣读这封密信以后，王文光不得不低头认罪。但是当大家进一步就这封密信向王文光提出质问的时候，他竟老羞成怒，公然叫嚣他准备“甘心死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经过大家愤怒指责以后，他才低下头来，承认他错了，并保证下次彻底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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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披着技术专家的外衣向电影事业进攻
电影界批判孙明经反动言行
本报讯 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召集首都电影技术界人士在7日、8日、12日举行座谈会，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孙明经的反动言行。
孙明经（民盟盟员）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整风期中，他到处散布荒谬言论，向党、向人民电影事业进攻。他辱骂电影学院领导上只能在待遇、地位等方面领先，他要求他们既无能力就该辞职，并且主张由“教授治校”。他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思想改造运动，认为学院所以没有垮台，教师所以没有走光，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让人随便流动。他还散布“今不如昔”的观点，把电影学院描绘成一团漆黑。他又鼓动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的王兴华等五个电影学院毕业生盗用在该厂工作的全体毕业生的名义写了一封歪曲事实的信，说他们在厂里如何受到歧视。这封信孙明经拿到以后，不交给学院整风办公室，即自行公布，使得学院学生对厂、对领导极端不满，酿成罢考事件。
会上，鲁明发言指出：孙明经的反动言行，是有历史根源的。他投靠国民党CC派，在1940年获得美国八大财团之一——洛克菲勒基金赴美国考察，回国后就飞黄腾达。他曾为国民党特务机关训练摄影人才，为美帝国主义拍摄和搜集我国各地影片、照片资料。
吴蔚云、罗静予、官质斌、许之乔、郑伯璋、苏理、戴公亮等人也纷纷以大量事实证明孙明经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要求孙明经向人民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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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个妄想在文艺界造反的小集团
在青海被彻底揭穿
据新华社西宁14日电 五个互相交错、互相联系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在青海省文联、青海日报等单位广大职工一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揭露出来。这些集团的右派分子陷于完全孤立。
这几个右派集团是：青海省文联的小集团以韩秋夫为首，下有王皎、剧谱等，青海日报的两个小集团分别以程远、孙明轩为首，下有李千之、郭统厚、王立道、雷廷梓、杨瑞泽等；另外一个机关里的小集团以庄本先为首，下有冯百丰、石麟祥等；还有循化县的李斌、卜怀璞等组成的小集团。这些右派集团计有骨干二十多人，后两个小集团又是由韩秋夫、程远等串连搞起来的。各个小集团之间结成了联盟。
他们的最低纲领是，篡夺“青海源”（文艺刊物）、“江河源”（青海日报副刊）等报刊的领导权，然后把它们改变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企图搞垮程秀山（青海省文联主席）整垮乔迁（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弄倒孙君一（青海省副省长、负责领导报社）由右派分子韩秋夫担任主席；把青海日报各版主编搞掉，由右派分子分别接替。
这些右派分子还拟定了进攻的三个步骤。他们决定首先由韩秋夫借着传达全国编辑会议精神的名义，提出“青海湖”“自由结社化”的改组方案。这个方案如果不成，第二步就由韩秋夫同剧谱、孙舒勇、王吾增等一伙右派分子，办一个资产阶级艺术观点和低级趣味的刊物，名叫“夜莺之友”，来和“青海源”唱对台戏。资金先由几个右派分子凑。如因纸张问题办不成，第三步在群众中诋毁“青海湖”和主编的声誉，再提出改组方案，把“青海湖”搞到手。关于夺取“江河源”，他们准备在文联的韩秋夫等右派分子配合青海日报程远、杨瑞泽、王立道等右派分子，共同攻击宋森（“江河源”负责人）的所谓“庸俗社会学”，待时机成熟后，就向省委呼吁，要求改组“江河源”。
这些右派分子一贯污蔑党、污蔑党的各项政策，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右派分子程远失恋的时候，另一个右派分子李千之对程说：“你应该恨这个社会”。他还说：“中国若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一定参加。”
这些右派分子都是些什么人呢？韩秋夫在1945年1946年先后加入国民党、三青团，1949年参加了马匪步芳的教导总队，曾得到马匪的赏识。1950年混入革命队伍。李千之在初中时就参加了三青团、国民党。解放初期他同胡风分子逯登泰关系密切，曾表示甘愿做逯的忠实学生。庄本先在解放前曾先后在昆明、上海伪法院任过书记官，以后又参加了青年军。他的二哥是“中统”的处长。其他右派集团的成员不是反动阶级出身，就是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者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对党对领导有极度不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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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鹏恶意诽谤历次政治运动
群众列举事实进行说理斗争
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直属机关工作人员最近举行大会，揭露和批判省委讲师团理论教员林鹏（共产党员）的反动言行。林鹏是一贯仇恨共产党的，自从他在土地改革整顿干部队伍时犯了错误受了处分以来，他就扬言要上诉毛主席，要“印传单散发天下”，“甘愿遗臭万年”。在整风运动期间，他把共产党领导的历次运动说成是使“干部受灾”的悲剧，说“运动与死人形影不离”。他又恶意地说肃反运动“百分之八十搞错了，革命成了反革命”。在最近举行的省委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许多人据理驳斥了林鹏对历次政治运动的污蔑。土地改革整顿干部队伍时，曾经和林鹏一起在高要县工作的张斌说，当时林鹏是中共高要县第四区区委副书记，四区的干部队伍非常不纯，而林鹏本人也在为自己的地主家庭辩护，还和地主勾结在一起，用政府的钱合伙经营“塘塱”，张斌说，对于当时这样严重不纯的队伍，如果不进行整顿，对于林鹏这样的土地改革领导干部，如果不拉下来能够允许吗？张斌又说，土地改革整顿干部队伍时确实有一批人“垮台”了，在全省来说，约占原有干部5％；既然垮台的干部是些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严重丧失立场的人，那末，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林鹏要为他们惋惜伸冤的居心何在？党校工作人员梁超着重驳斥了林鹏“肃反百分之八十搞错了”的谬论。他说，林鹏对自己在肃反期间被审查而对党不满，究竟当时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审查呢？林鹏参加过三青团；还有人检举他参加过国民党，他本人未交代。他在中学时代写了一篇“读‘中国之命运’后感”，歌颂蒋介石的“英明伟大”，因而得过奖。他还参加过国民党的“自卫队”，同国民党特务、便衣队长有过暖昧的关系。事实很明显，当时对于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不应该审查呢？把这样一个人的历史审查清楚有什么不好呢？怎么能说把革命当作反革命呢？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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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私合营的优越性不容抹杀
武汉职工驳斥厉无咎
据新华社武汉讯 公私合营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职工，用事实回击武汉市工商界右派头目、申新纱厂副经理厉无咎对公私合营企业的诬蔑。
厉无咎曾经散布谰言说：“申福新（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公私合营后，添了几百个管理人员，还没有私营时期搞的好。”“企业里成立了职工代表大会，这种制度影响生产。”“过去申新的资本家对工人不薄，而现在工人对资本家远远不如。”
9日，两厂的职工代表和工商界人士一起，面对面地向厉无咎进行了说理斗争。
申新纱厂工会副主席周启华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需要，以及支援新工厂的建设，申新纱厂确实提拔了一批管理人员，后来由于需要改变，已经有四十多人回到生产岗位。申新纱厂并没有比合营前办糟了，而是办好了。1956年全厂总产值达三千多万元，比私营时期增加了将近二倍，成本降低了五分之一强，利润比私营时增加了七倍以上。周启华接着指出，去年由于有些地区受灾，棉花歉收，棉花质量也比较差，但是厂里职工代表大会发动全体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种种困难，解决了企业内部矛盾，上半年全面超额完成了计划，质量也达到纺织工业部规定的标准。
两厂的职工代表还揭发和控诉了厉无咎在解放前镇压工人运动和残酷剥削工人的罪行。他们说，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申新纱厂工人为工资和奖金问题实行罢工，厉无咎当时带来了几个特务分子，替厂长解围，镇压罢工运动，第二天又来了一连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整个工厂，威胁工人；军队的“连长”还在厂内强奸了女工。厉无咎并且写密信给这个厂总负责人李国伟，建议送给专门镇压工人运动的伪社会局局长徐鸣涛一栋小洋房。日本投降以后，厉无咎回到汉口，更变本加厉，掌握住伪工会，利用流氓、工贼一百多人，在厂内闹得乌烟瘴气，工人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这些爪牙们镇压工人后到厉家去报功时，厉无咎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厉无咎剥削工人极为残酷。在解放前夕，正当物价飞涨的时候，他13日发工资，却按8日的物价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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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陈继善的反共阴谋被粉碎
本报讯 洛阳拖拉机厂全体职工向妄图煽动资本主义复辟的右派分子陈继善展开了说理斗争。陈继善是洛阳拖拉机厂总机械师，他极端地仇视党的领导，矢口否认我国的建设成绩。他把共产党比作一个无能的汽车司机，“似乎随时都可能翻车”。陈继善还说：“当前物资缺乏，是共产党和政府不善于经营企业，把人民的剩余价值浪费掉了的结果。”陈继善还具体地为民盟规定了四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一，民盟必须和共产党分开，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一部分领导权，共产党应当把人民法院和监察机关交给各民主党派，他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互相监督。
陈继善大肆宣扬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经营方式，并主张原封不动地把这种方式搬到我国。原来陈继善在解放前曾当过伪国民党第五集团军留美技术军官学员少将队队长，当过伪国防部工业动员司司长，现在他在美国银行里还有一万三千二百美元的存款，并在美国汽车公司里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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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叶嘉禾组织反动集团拒不交代
四川水利厅职工同他坚决斗争
本报讯 四川省水利厅职工最近揭发了以农工党员叶嘉禾工程师为首的九名反党集团。叶嘉禾早在1953年就高唱党不能领导技术。他公然提出“共产党领导政治，农工民主党领导技术”。整风开始，这个反党集团数次秘密集会，企图实现他们篡夺党的领导的政治野心。他们拟定了改组水利厅现有机构和人事安排的方案。他们主张把共产党员从各个部门的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换上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叶嘉禾制定这个反党方案时，还向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们说“这是摆脱党领导的好机会”。为了反对党的领导，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来实现他们的阴谋。拉拢共青团员蔡绍彝、蒋世英等串连大专学校毕业同学开座谈会，提出他们制定的改编机构和人事安排计划；公开提出民主人士应该参加水利厅整风领导小组，以便从内部“监视”共产党。他们积极争取共产党员“起义”。叶嘉禾自命为技术高明的工程师，实际是不学无术。一贯组织小集团发展个人势力。他解放前组织桥牌会（台湾有分会）、英文会，解放后组织灯谜会。全厅职工同他不彻底交代的狡猾态度作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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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河南广播电台揭发右派分子齐太宁恩将仇报
新华社专稿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揭露出右派分子，电台的编辑齐太宁。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提出：“现在的编委委员不学无术，应让位，编委会要改组”，他主张“改组后的编委会委员，应当不只限于党员，什么人都可以参加”。他首先推荐另一右派分子马锡瑞（历史反革命）和他自己参加编委会，主张由马锡瑞“领导业务”。他到处散布说：“我们组里没有党员，工作做的很好，因为没有政治‘噪音’。”
齐太宁的家庭是恶霸地主，土地改革后，他和他的家庭同谋杀死了村干部、积极分子两人。后来政府宣布对他的宽大处理。可是他却恩将仇报，在日记中这样记着：“为了你们（指他家庭的成员），我可想死……。在这可怖的时候，我的刺刀会更锐利，眼光会更锐敏，我要在这生死战线上，挣扎到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