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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分清粮食问题的大是大非
在我国农村中，千千万万农民正在展开关于粮食问题的大辩论：辩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不对，执行情况好不好，农民应该怎样对待统购统销。通过这个辩论，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更加自觉地执行统购统销政策，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
粮食问题在旧中国是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历代的封建朝廷一直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都不愿意、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一方面，发展农业合作运动，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力量发展生产，增产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粮食产量还不能充分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以前，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分配办法，保证供应各种必不可少的需要。
从1953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已经实行了四年。它保证我国六万万城乡人口在生产不断发展的条件下都有饭吃，而且一年比一年少吃糠菜多吃粮食。它满足了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对于粮食的迫切需要，我们的粮食战线几年来基本上是稳定的。它帮助我们战胜了1954年和1956年的大灾荒，粮价一直稳定未涨。如果没有统购统销政策，如果听任粮食商人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哪能出现这些“奇迹”？广大农民身受统购统销的许多好处，因而是拥护这个政策的。
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们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对统购统销政策已经没有任何误解、不满、甚至抵抗。所以还有必要展开这次辩论。
有人说：“统购统销政策是好的，如果能够再多留些粮食就更好了。”有这种思想的人相当多，他们都主张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首先应该辩论：这种看法对不对？国家是不是购得太多，销得太少，是不是应该购得更少，销得更多？
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几十年，解放以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近几年来，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许多。1949年农村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只有四百斤左右，当时多数地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贫农、中农占有的粮食比这个数目还要低得多。到1952—1953年度，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增加到五百二十多斤，1956—1957年更增加到五百九十多斤，比刚解放的时候多了一半左右。这个平均数跟其他经济发达的国家比起来虽然还是低的，但是在我国历史上却是空前未有的，对于占我国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来说，五百九十多斤更是过去无从想像的大数字。除去种籽和饲料，按照每个地区不同的生产水平规定的口粮，有的三百多斤，有的四百多斤，有的五百多斤，都比解放以前多许多。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东邻西舍，多少家把稀饭换成了干饭，多少家把野菜换成了粮食，多少家不再借贷、“告帮”，靠着自己的收入过着有吃有穿的日子！今天的生活怎么样，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绝大多数农民心里是很清楚的。
能不能把农村的留粮标准更提高些？随着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留粮标准将来一定要继续提高，但是现在还没有这种可能。对于粮食的分配，必须要有全局观点，把各方面的需要都照顾到。1956年是我国生产粮食最多的一年，每人平均约有六百一十斤。口粮、饲料、种籽、工业用粮、出口粮食……都出在这六百一十斤里，哪一项都不应该漏掉。农民的口粮如果继续增加，城市和工矿区居民的口粮、工业建设用粮、经济作物区农民的口粮以及缺粮农民和灾区农民的口粮就不能保证。这样，别的不说，首先工业就发展不起来，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就不能实现。我们的粮食生产不能大量增加，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大工业，因而水利建设还不够多，化学肥料产量太少，等等。要发展农业必须发展工业。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支持农业，如果粮食总产量不能大量增加，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怎能提高口粮标准呢？
南方出产粮食比北方多，那里的口粮标准能不能提高些？也不可能。江南许多地区是粮食高产区，全年农业劳动时间长，一般农民吃粮在习惯上就比北方多，这些情况国家在确定留粮标准的时候已经照顾到了。华北是产棉区，南方的粮食必须有一部分接济华北，支持华北生产棉花。否则华北一部分棉田势必改成粮田，大家的穿衣问题就要紧张起来。丰收地区的粮食有富余，那里的留粮标准能不能再提高些呢？这也不应该。丰收区必须用一部分粮食接济歉收区，不然，谁来支援歉收区的同胞呢？今年的丰收区明年遭了灾荒，又靠谁来支援你们呢？
如果有的人一方面表示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一方面又要求无限制地提高粮食消费量，这是说不通的。我国农民原有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好习惯。在解放前的困难日子里，人们尚且可以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尽可能把日子安排得好过些。现在多数人的口粮比过去大约多了一半，日子岂不是更加容易安排了么？至于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有些不方便”，那更是一种片面的、只顾自己不顾大家的看法。有些余粮户觉得不能把全部粮食留在家里自由支配，是“不方便”。有些缺粮户如果没有统购统销政策，就没有粮食吃，岂不是更不方便吗？可见方便不方便，不能从形式上看。在旧社会里，没有实行过统购统销，农民好像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粮食。其实，对多数农民来说，收下粮食先缴地租，接着贱价卖粮还高利贷；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或者高价买粮，或者举借新债，哪里有什么方便！那时候，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可以任意欺压和剥削农民，他们倒是很自由、很方便的。现在农民过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生活，多数人留有够用的口粮，一部分缺粮户有国家供应，少数受灾户有国家救济。农民过着无忧无虑、越来越好的生活，什么时候这样自由、方便过？
为了保护这种大方便、大自由，应该自觉地接受某些暂时性的小拘束和小不方便。有余粮的农民应该适当地节制消费，按照规定把粮食卖给国家。这是农民支援国家建设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农民互助渡荒最有效的办法。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和农民防灾、抗灾的力量大大增加，可是还不能制止和消灭自然灾害。从1953年到1956年，每年平均有一亿五千万亩耕地成灾，可见我国的农业生产还不够稳定。任何地区都有遭灾的可能，任何地区的农民都需要国家的援助。因此，无论哪个地区、哪个合作社的农民，在丰收的年度和季度，都应该尽可能多卖粮食给国家，帮助国家支援受灾的农民。不缺粮的农民应该自觉地不要买粮食。缺粮户更应该节制消费，按照规定的数量和时间买粮食。国家的粮食都是向农民征购来的，你要国家多供应粮食，也就是要国家多向别的农民征购粮食。如果大家都提出这种要求，国家怎么办呢？新中国的爱国农民哪能作这种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事！
我们这样做，当然会有一些人不高兴。地主、富农因为生活不如从前了，一部分富裕中农占有的粮食也少了些，所以对统购统销不满。
对地主、富农破坏统购统销的谬论和活动，要随时加以揭露和打击。他们只要有机会，是不肯放松这种罪恶活动的。江苏江浦县龙山乡有个地主名叫张继尧，前些日子挑拨农民说：“解放以前你们只给我交五十担租；现在你们卖余粮、交公粮，被政府弄去一百多担。统购统销有什么好处！”一百担确实多于五十担。可是，龙山乡过去只有一个张继尧吗？全乡的农民每年只交五十担租吗？地主收了地租干什么？政府收了公粮、买了余粮干什么？这道理农民最清楚，是用不着多说的。地主破坏统购统销政策，挑拨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正是为了那五十担租，为了重新把农民踩到脚下。针对地主的阴谋，要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把他们的犯罪活动打下去。
对一部分富裕中农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意的，应该进行思想教育；对其中抗拒粮食统购统销的少数人，必须进行适当的说理斗争。过去富裕中农的生活为什么好？那是因为他们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经常雇些忙工，兼放部分高利贷，收的钱粮用不完，有些人就到市场上作投机生意。他们自己看起来，生活的确很不坏，手头是很方便的。可是，他们所以能够雇人，是因为有人必须卖工；他们所以能够放债，是因为有人必须借债；他们所以能作投机生意，是因为有人必须忍受贱卖贵买的剥削。他们的好生活同样给贫困的农民造成许多痛苦，这难道是应该的么？一部分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有意见，不满意统购统销政策，这表示他们还在留恋过去的生活，想从社会主义后退到资本主义。贫农、下中农和爱国的富裕中农能够允许他们这样作么？而且，在旧社会里，富裕中农的经济状况也是不稳定的。少数人投机成功，可能变成富农或地主。多数人投机失败，加上天灾人祸的袭击，就会破产变成贫农。就是为富裕中农打算，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给全体农民（当然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创造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美满的生活条件，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关于粮食问题的辩论，在解放以后，已经进行过好几次。每次辩论都有很大的收获，都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谁是爱国的，谁不是爱国的；谁真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还想倒退到资本主义，这些问题在辩论中，特别是在卖余粮、买统销粮的实际行动中，不能不弄清楚。我们相信，经过这次辩论，绝大多数农民将会进一步分清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多卖少买，厉行节约，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爱国家、爱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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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约用粮 勤俭持家
农村粮食销量应适当控制
国家对农民“不缺不供”，农民向国家“不缺不要”
新华社14日讯 全国农村粮食销量应该继续适当地加以控制，以节约粮食消费。这是粮食部有关农村购销方面的负责人对记者说的。他说，过去一年农村粮食供应工作有了进一步改进，但也多销了一些粮食。
过去这一年度（1956到1957年粮食年度），国家基本上摸清了农村的粮食余缺情况。对缺粮社、户和其它非农业人口都做了及时的供应，基本上满足了这些人对粮食的需要。同时，还保证了对灾区农民的粮食供应。这一年度，国家在农村共销了四百零一亿斤粮食。比上一年度在农村多销了六十九亿斤。据粮食部分析，多销的这六十九亿斤粮食，绝大部分是合理的多销。因为去年全国灾情严重，灾区粮食供应任务很大，去年仅向受灾的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浙江、湖南、广西、吉林等八个省多销的粮食就有五十九亿斤（包括救灾种籽粮在内），占粮食多销总量的85％多，有力地支持了灾区农民的生产度荒。但是销售的粮食中，也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据粮食部的估算，不合理的多销的粮食约有十五到二十亿斤，这部分粮食，如果工作做得好，是可以节约下来的。
灾区的销粮有不合理现象。灾区的口粮供应偏宽了些，去年灾区每人每天平均一斤粮食，比上一年度灾区的口粮供应偏宽了些，去年灾区每人每天平均一斤粮食，比上一年度灾区每人每天平均供应量多了二两到四两。在非灾区的销粮中也有不合理现象。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不少农村干部和粮食工作干部对粮食局势滋长了盲目乐观情绪，对供应制度掌握不严，许多农民对粮食节约不够，浪费现象相当普遍，也有些地区出现了私商、私贩在黑市套购、抢购粮食进行投机贩运的不法行为。如在非灾区有些农民吃饱了肚子还不满足，还要求吃得更好，去年麦收后，有些地区出现了大吃大喝现象；有些地区出现了农民不顾粮食生产的可能，盲目的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的副业，当口粮被用于副业生产后，再伸手向国家要粮的情况；最严重的是，有的农民以高价在黑市上卖出自己的粮食，回过头来又以缺粮名义要国家供应粮食。粮食部认为，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因此要求各地今后应当在保证基本需要的原则下，适当地控制农村的粮食销量，节制粮食的消费，并严格管理在农村以粮食为原料的副业，取缔一切投机贩运粮食的黑市活动。要求农民有计划消费粮食，勤俭过日子，提倡“节约用粮，勤俭持家”的风气，特别是要继续加强对农民“先吃自己的粮食后吃国家的粮食”，“什么时候缺粮什么时候供应”的教育，以做到国家对农民“不缺不供”，农民向国家“不缺不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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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家领导人
电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
新华社14日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13日联名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电文如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同志：
当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战后三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而感到欢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和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不仅为全体朝鲜人民所拥护，而且也获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祝朝鲜人民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朝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7年8月13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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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同市和雁北地区
共同检查和改善城乡关系
新华社太原14日电 山西省大同市和雁北地区有关领导机关，最近共同检查和解决城乡之间存在的矛盾，进一步密切了城乡关系。
改善城乡关系是大同市和雁北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在整风开始时就注意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双方曾在6月下旬召开一次城乡联系会议。据会上反映，大同市和雁北地区城乡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是城乡物资交流缺乏计划。乡村供应城市的猪肉、鸡蛋和蔬菜时多时少，品种花色不多，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而城市供应农村的工业品，也存在不合农时和农民口味的现象。为农村服务的五金、交通电工器材、农具修造等单位，工作被动，农民购买的器具往往缺乏零件，修配起来困难。此外，城郊工业建设占地过急过多，而建筑进度慢，使部分田地荒芜，引起农民不满。农民还对城市商业部门在收购农产品方面存在的压级压价、收购迟缓、手续繁杂等缺点也有意见。大同市和雁北地区领导机关过去联系不密切，检查和解决这些问题不及时，而且一度造成互相埋怨和“扯皮”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会上双方互相提出了要求和保证的条件，确定了城市猪肉采购和供应范围，划定了城乡共同需要物资的分配比例，并且为了保证上述计划顺利实现，建立了经常联系的制度。
7月份以来，大同市许多较大的企业领导单位和工厂都抽派干部到雁北各县访问，听取批评建议，随时研究改正缺点。大同机器厂根据雁北农民的要求，派出技术工人去帮助农民修桥、修锅驼机和水泵等。大同市许多手工业合作社，也专门组织农具修配小组深入雁北各地，帮助农民检修农具。大同市五金、交通电工器材、化工等公司还邀请雁北各县商业工作人员座谈，参观仓库，交流有关货源和销售的情况，研究改进夏季的供应工作。同时，雁北农村对大同市的猪肉、鸡蛋供应量也逐月增加，农民还特意调运十万多斤绿豆粉和土豆粉供应大同市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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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一农业社代表访问城市的观感
城乡人民吃粮用布差不多
据新华社成都14日电 新华社记者刘宗棠、喻权域报道：四川江津县琅山乡柳林农业社派到城市访问的三个社员代表回来传达说：城市居民吃的粮食和猪肉并不比农民多，政府供给的油和布票相差也很小。
柳林社社员过去普遍有一种错觉，以为城市居民吃的粮食和猪肉，食用的油和穿的布料都比农民多得多。这次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时，不少社员对此提出意见。中共琅山乡支部建议社里派代表到江津县城访问。柳林社接受了这个意见，8月上旬选派了三个有代表性的社员到城里去，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了解他们怀疑的问题。
代表之一曾德华，是老中农，他在城里访问了他的表兄杨正江。杨正江是自行车修理合作社修理工人，全家大小五口，平均每人每月吃大米十七斤，折成稻谷按年计算，每人平均二百八十八斤。曾德华计算结果，杨正江一家的粮食，光算细粮和自己家庭差不多，如果算上粗粮还要低于自己。曾德华全家大小六口人，去年共分稻谷一千八百二十斤，平均每人三百零三斤，另外又分有小麦、玉米、葫豆等五百八十三斤，甘薯二千五百斤，自留地生产的粮食还不在内。
五十八岁的新上中农丘顺清，这次在城里访问了三家人，有拉架架车的杨自成，卖汤元的李老汉和一个姓杨的理发工人。从他们提供的情况计算，每人平均每天吃米不到一斤，但丘顺清一家平均每人每天要吃一斤多米。
另一个社员代表贫农古玉莲，是社里妇女委员，她到城里一个亲戚家里访问的结果，也没有发现城市居民吃粮过高的待遇。
这三位社员代表还调查了城里居民吃肉、用油和穿布的情况，他们得到的材料是相同的。城市每人每月供应猪肉一斤半，农村每人每月一斤，看来像是少了一些，但政府规定农民每卖一头肥猪可留肉十斤，再加春节农民增加供应的猪肉比城市多，农民每年所吃猪肉的数量决不比城市少。用油和穿布方面，城市比农村是高，城市居民有电灯的每人每月三两煤油，无电灯的七两，农村每人每月一两；城市每人每年布票二丈六尺，农民二丈三尺。相差都有限。他们看到城市经济条件不同，许多工作要在晚上做，这些物资供应的差别是合理的。
这三位代表访问回来后，思想改变了。曾德华过去是对城乡关系意见较多的一个，这次他对同院的人说：光是喊叫城市如何如何，经不得算，算起来城市吃粮不算多，我们吃的也不算少。他在小组会上叙述访问的情况时，每件事都算得清清楚楚，社员们听的直点头，个个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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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电贺印度独立十周年
新华社14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致电印度共和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祝贺印度独立十周年。
电报说，中国人民十分欣慰地看到：由于印度的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被殖民主义长期隔断了的中印两大民族间的传统友谊得到了恢复，并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愿我们两国间的这种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从而对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且祝印度共和国繁荣和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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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股值得警惕的资本主义逆流
上海一些资本家私设工厂盗窃资财抗拒改造
严重违法分子已被逮捕，某些“自发工厂”已被勒令停业
新华社上海14日电 新华社记者徐方义报道：上海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人员中出现了一股值得引起警惕的资本主义逆流。根据各有关部门最近的调查，在许多行业中都有一些中小型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和小业主私自开设“自发工厂”。他们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并没有很好的改造自己，至今仍留恋资本主义的道路，甚至不惜损害合营企业以满足私利。
这些私设“自发工厂”的私方人员和小业主往往用隐蔽的方式，用自己的亲属、朋友出面经营。他们的产品小至婴孩的围涎、大至工厂应用的机床都有，产品质量低劣，售价也高，利润最高有十多倍。
他们甚至采取贪污、盗窃等等违法手段来获取资金、设备和原料，不惜搞垮公私合营企业。如，公私合营建平制铁厂私方人员赵振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只是为自己的“自发工厂”采购原料。去年8月，合营厂因原料供应断绝被迫停工，而赵振华等开设的“自发工厂”却从七、八人发展到二十多人。文教用品业的光明工艺社私方人员吴赓西，一方面安插了三个亲戚在厂里，每月支取薪金三、四百元；一方面又把光明厂的定货介绍给由他妻子出面私设的“自发工厂”去做。结果，使光明厂的营业额由去年10月份的每月五千元降到今年年初的一千多元。
私设“自发工厂”的私方人员和小业主，有的公然盗用公私合营企业的机器设备、原料和资金来干他们的违法勾当。中铸钢铁厂私方人员荣启祥、顾高两人，偷盗合营厂内的生铁、硅铁、铜锅、砂箱、坩锅等资产，并挪用企业资金二千多元，在厂外私设工场，制造耐酸硅铁锅。旋转电机、石油机械、针织等行业也发现部分私方人员私设“自发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在企业裁并改组的时候，故意隐匿下来的。制锁、仪表、印刷等行业还发现不少私方人员和小业主盗用公私合营厂的产品商标和设计图样。
私设“自发工厂”的私方人员和小业主，大都以高额工资拉拢部分在业工人，利用晚上来生产自己的产品，有的甚至要工人通宵干活。因此，有些合营厂出现了工人迟到、早退、旷工等劳动纪律松弛和劳动生产率、成品率下降的现象。电讯电器业的东方工业社在6月份原料供应正常的情况下，只完成计划60％。砂轮业的废品比去年增加了约5％。纺织机械业的志国机器厂原来每月生产横机二十五台，现在已经下降到十八、九台，企业月月亏本。有的合营厂私方人员甚至把私人接受的订货混在合营企业的订货中，交给工人生产，非法剥削工人劳动。
当右派分子猖狂地进行反社会主义叫嚣的时候，上海公私合营企业中的部分私方人员和小业主搞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更加积极，有人公开叫嚣：“我要搞我的自由天地。”有的趁此公开提出要退出公私合营。
目前，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对于这股资本主义的逆流已经引起了严重注意，并且拟订了对私方人员和小业主私设“自发工厂”的处理办法。有关的业务部门也正在根据不同的情节采取相应的措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对某些私方人员、小业主盗用合营企业名义和设备开设的“自发工厂”，已经勒令停业。司法机关也依法逮捕了一些犯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私方人员和小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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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统购物资非法流入上海
引起城乡投机商贩大肆活跃
工商部门决定加强管理取缔违法活动
新华社上海14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家炽报道：粮食、油料等属于国家统购的或规定统一收购的物资，在自由市场开放后大量流入上海，已经成为一个严重违反国家统购统销制度和统一收购法令的问题。据上海市工商行政部门了解，这些物资目前在市场上发现的已经有二十五种（类）之多。其中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有粮食、油料、棉花等三种，属于中央和地方规定统一收购的有猪肉、茶叶、山羊毛、麻、土布、土丝、中药材等二十二种。
流入数量最多，情况最严重的是油料、猪肉和粮食中的豆类。花生流入最多时，一个月内经查获收购的有八万多斤；猪肉查获最多时一个月内有二、三十万斤。据上海市粮食局在大达码头、北站两个地点发现，从苏北方面来沪旅客中，有时竟有半数以上携带花生。木船私运花生等油料的情况更为严重，每船少则千斤，多的有三、四千斤。在国家设立的大达码头自由市场外面的街道上，花生、大豆、蚕豆、绿豆和食油等国家统购物资，竟不收粮票、油票而高价出售，俨然成为一个粮食、油料的自由市场。
上海市场上发现的这些物资，有的是属于农民和农业社自产自销的，有的是农民经商贩运的，有的是小商小贩贩运的。但他们都逃避国家管理，以高出国营公司牌价20％到350％的高价出售。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法的交易，已经引起投机商贩大肆活跃。上海市有的黄牛掮客甚至下乡勾引农民大量贩运，并在茶楼市场上公开活动，进行成千斤的大笔交易。油料、土丝、皮革等还流入了“自发工厂”。据畜产公司调查，由于山羊毛的流入，经营山羊毛加工整理的自发作坊一度发展到一百多家。加工花生、大豆的自发糖厂和炒坊为数更多，甚至永安公司这些大商店也向它们成百斤地采购炒花生和花生糖。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苏北南通、扬州等专区油料收购计划都完成得不好，但上海自由市场上的花生等油料却大部分是从这些地区偷运来的。对于农村中的这种逃避国家统购制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有的地区的领导部门并没有很好地给予教育和制止。在上海自由市场上甚至还发现以农业社名义出售大量油料、蚕豆的现象。浙江省平湖县人民委员会也曾经出证明给这个县的供销合作社，以高出国家统购价一倍以上的价格在上海出售花生仁。
目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经会同有关部门决定加强对国家统购物资和统一收购物资的市场管理。除了在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以外，粮食公司、油脂公司等单位已加强检查和收购力量。粮食公司在7月21日到8月1日的十一天中，就在董家渡码头一个地区收购了大米、蚕豆、绿豆等粮食八千一百三十五斤。对于投机倒把、严重违法的不法商贩，有关部门将予严格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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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一个农业社的辩论会上
河北省藁城县兴安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辩论。七十五岁的老社员王洛向在辩论会上说：“有人说高级社不好，我说高级社就是好，要不是高级社凭什么把我包起来？咱村连续受灾四年，又有吃，又有穿，还有零钱花，要不是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咱们吃糠都没有。”王洛向在解放前讨过饭，现在是社里的五保户。
新华社记者 盛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