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不容右派分子篡夺人民出版事业领导权
文化部负责人谈首都出版界反右派斗争经过
据新华社13日讯 首都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初战胜利的基础上全面展开。
据文化部负责人对记者说，这次反右派斗争，是在各个基层单位的斗争和出版界联合的斗争相互配合，内外夹攻的形势下进行的。从上月初开始对曾彦修、蓝珏、胡明、萧乾等为首的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展开的揭露和批判，给予了出版界的右派分子以严重的打击。在首都五十六个出版社中（全国共有出版社一百零五个），也都揭发出为数不等的右派分子或右派小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现在右派分子已开始呈现溃退迹象，斗争正向深入发展，战果在逐步扩大中。
这位负责人说，右派分子为了篡改出版事业的政治方向和夺取领导权，一方面在社会上到处散布空气，根本否定解放以来的出版事业的方针和成绩，另一方面在各出版单位中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妄图把党和国家对出版事业的领导搞垮。
根据揭发出的材料，右派分子在所有的出版单位都放了火。例如，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和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冯亦代，恶毒地攻击外文出版社是党员的“家天下”，拉拢利用肃反被斗对象向党进攻，公开要求撤掉党员领导干部，并得意忘形，准备“收拾残局”，散布要由他担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的流言。人民文学出版社由舒芜、顾学颉、李易等人组成的右派小集团，辱骂这个社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
“庸才”，“应该送去学习”，提出所谓“人才归队”的口号，私下散布要由非党作家担任社长。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筹组所谓“同人刊物”“艺文志”，以便从内部篡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阴谋不能得逞时，作为退身之计，与党所领导的古典文学出版事业相抗衡。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交通部民盟支部主任委员丘克辉是章伯钧的“文化策士”，他一方面高唱“同人出版社”、“民主办社”的滥调，一方面积极拉拢各科室负责干部和主要编辑参加民盟，企图把这个出版社完全变成章伯钧的私产。古籍出版社的章锡琛嚣张地捏造这个社副社长王乃夫的罪状，威胁出版事业管理局限期将王撤职。人民出版社出版部副主任、民主促进会支部主任委员刘龙光，公开扬言这个社党员领导干部全是外行，认为“这是一个主要矛盾”，提出了取消党的领导的“编辑办社”的口号。通俗读物出版社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也打着“彻底改革”出版事业的旗号，主张把党所领导的“时事手册”变成“同人刊物”，摆脱党和国家的领导。外文出版社右派分子江泽墉，更公开辱骂“外文出版社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古堡”，狂妄地号召“古堡中的人们‘觉醒’过来”，“冲出去和‘群众’汇合”，把党冲垮。
不但在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等业务部门的右派分子如此，在书刊发行、美术设计等部门，右派分子的进攻，一时也很猖獗。譬如，美术出版社设计组组长曹辛之，曾诬蔑美术出版社是“官僚主义加小商人的领导”，公开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下台下轿，他还和人民出版社的张慈中、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孙正、财经出版社的卫水山、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唐祈和吕剑等相勾结，活动另外组织“书籍装帧协会”和“书籍装帧设计联合办公室”，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企图垄断书籍的美术装帧设计事业。新华书店北京第四发行所副主任章士敭是民主促进会北京市委的候补委员，他为了篡改这个发行所的政治方向，曾企图将这个所50％的干部即三百人发展为民主促进会的会员。
文化部负责人说，经过前一阶段的斗争，已经基本上将右派骨干分子的谬论击败，并且提高了广大出版界干部思想认识。
文化部负责人最后指出，各基层单位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扩大战果，首都出版界的联合斗争将继续进行。边整边改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除各基层单位可以即行改进的已有改进外，有关整个出版工作方面若干较重要的问题，正在提出方案，准备经过讨论，作出决定，逐步予以实现。
第3版()
专栏：
文汇报职工揭发容正昌
本报讯 上海文汇报和京剧院职工最近连日集会，揭发和批判文汇报记者容正昌（民盟盟员）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勾结报社内外的民盟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事实。
文汇报职工揭发：文汇报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京剧院、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放的火，差不多都是由容正昌去放的。容还接受右派分子徐铸成、宋云彬的指使，两次到杭州去放火。
容正昌曾公开在采访会议上狂妄地说：“只要头长在我的身上，我就要报道，（指放火、反党的报道）”。容正昌到科影去放火之前，科影负责人曾告诉过他：赵国璋（右派分子）是对党不满的。容却偏偏经常去找赵。通过赵向科影放火，故意写出歪曲事实的报道。
上海京剧院的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纪玉良、金素雯等人一致揭露容正昌对京剧院的报道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
容正昌一贯仇视党，反右派斗争开始到现在，他仍负隅顽抗，不肯老实交代，文汇报全体职工要他低头伏罪，彻底交代。
第3版()
专栏：
杨守达等妄想与党唱“对台戏”
贵州人民出版社揭穿他们出版反动刊物阴谋
本报讯 5、6月间，贵州人民出版社以编辑杨守达、钱革为首的右派集团，集中火力向党的领导开火，企图搞垮出版社的党领导。杨守达把出版社领导描绘成是“大街小巷摆香烟摊的老板”，根本不懂得出版事业的特点。把出版社几年来的工作成绩和经验完全抹煞。钱革攻击领导说：“我们总编辑的水平不高，既不是作家也不是专家，又不懂文艺，要调换总编辑。”
他们不仅企图取消党对出版社的领导，以该社编辑钱革、杨守达、程肇瑞、龙光沛、邓雷、胡危舟、谭涤非等七人组织的右派集团，还积极准备出版反动刊物——“文学青年”。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分工和反共纲领。他们曾先后召开五次会议，激烈地讨论过纲领。杨守达主张“不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和少数民族生活”，邓雷说：“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些词句干脆不要。”他们一致确定刊物要与“山花”（贵州省文联的文艺刊物）、“乌江”（贵州日报副刊）唱对台戏。胡危舟主张：要抓住“山花”、“乌江”的缺点，放它几炮，抬高自己的身价。总之，他们千方百计要搞垮“山花”和“乌江”，进一步占领贵州文坛。钱革、杨守达、胡危舟、邓宗岳、徐心荣、龙光沛等右派分子还曾在一起研究，准备以章回小说的笔法合写一本“除三害演义”，来系统地把出版社的领导一个个加以污蔑和丑化。
钱革在大家的追击下承认：他们的目的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把社长赶跑，使出版社按照他们的想法（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办，把出版社拉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杨守达也承认至少要把出版社搞成散垮垮的，成为无组织、无政府状态，那时就可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把出版社引向资产阶级的方向。
当右派集团的反党阴谋被揭穿后，右派集团眼看着就要土崩瓦解了，钱革就亲自上阵，为右派分子打气，并写了长达六千字的论文，公开反对马列主义辩证法，说“辩证法是诡辩，说来说去都是它的对。”钱革还说：“解放了工人得政权，农民得土地，知识分子得到什么呢？”这显然是继续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坚持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反动言行，继续把这一斗争深入下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第3版()
专栏：
山西医学院院长、卫生学专家邵象伊
不受右派诱骗拉拢
站稳立场坚决斗争
新华社太原13日电 山西医学院院长、卫生学专家邵象伊坚决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行为，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在大鸣大放的前夕，这个学院的右派分子就开始了阴谋活动，他们首先狡猾地企图拉邵象伊下水，要他承认学校内共产党“以党代政”和他“有职无权”。邵象伊当时回答说：“学院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很多有关工作都通过了我，因此并没有有职无权的感觉。学校里党委不是管的宽了，而是管得少了。”
当大鸣大放时，右派分子又捏造邵象伊是被江苏医学院党员排挤出来的，同时贴出了煽动性的大字报，散布邵象伊“有职无权”，“不敢鸣放”等谰言。右派分子还怂恿一些受骗的学生找邵象伊谈话。江苏医学院的右派分子也互相呼应，写信给邵象伊，“欢迎”他重回江苏。在这种种围攻下，邵象伊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他拒绝右派分子的一切拉拢，同时贴出大字报正告右派分子：我是志愿服从国家需要，是为了配合工业建设，集中力量训练卫生防疫人材而来山西的；我在学校既有权又有职。为什么你们要造谣生事？你们的居心何在？这样，右派分子企图拉拢邵象伊和党对抗的阴谋在全校师生面前被揭穿了。
接着邵象伊又积极地参加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学校组织论坛反驳右派言论时，他第一个走上了讲坛，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题，反驳了右派分子提出的取消共产党在学校的领导，党不能领导科学等谬论。他还在很多次辩论会上，积极地批判和揭露了一些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为什么邵象伊能够这样坚决地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呢？他说，那是因他没有忘记旧社会那种黑暗的生活。那时，全国连一个卫生系都没有，只在医学院设有卫生学一门课。他虽然讲卫生学，但学生毕业后很难用得上，因为反动政府根本就不重视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那时他常为自己说空话而惭愧，为学生难受。解放后他亲眼看到一切都变了，人民政府很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并且八年来已取得了不少成绩。旧社会几年要大流行一次的霍乱，解放后就没有发生过，鼠疫、天花基本上被控制了；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人的寿命增加了；人民政府破天荒的在医学院设立了公共卫生系，自己也有充分发挥才能的工作条件。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他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邵象伊说：“当右派分子企图搞垮共产党，恢复国民党时代的黑暗统治时，我怎么能不和他们坚持斗争呢。”
第3版()
专栏：
云南出版社右派分子庞文会主张
明知是毒草也要出版
本报讯 云南出版界出现了毒草的保护人——右派分子庞文会。
庞文会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6月间他曾写了一份万言书，主张要大放毒草。他说“毒草有他内在的生命力”。他狂妄地说：“企图一手铲除一切毒草的做法，徒增捉襟见肘之讥，充分显明自己的懦弱罢了”。他要出版社的领导在通俗书籍和政治教育、政策宣传书籍的出版工作中，香花与毒草并存。明知毒草，也要出版。因此他主张鸣放不应有政治标准，他认为“有刻骨阶级仇恨的要大放”。他诬蔑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政治文件是“陈词滥调”，要为出版非马列主义的书籍而斗争。他反对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说这个方针是“不尊重中国的文艺传统”。他企图篡夺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权，他主张成立“编审室”，由他来任编审室的副主任。
在鸣放中，他还攻击党的领导是“好乱成性”，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说党是“用势压人”。
7月份以来，云南人民出版社连续举行了多次辩论会，对庞文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严正的驳斥。庞文会在他的谬论全部破产之后，竟耍赖不上班工作，扬言要“请长假”。企图以此来逃避斗争，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正在继续追击。 （新华社专稿）
第3版()
专栏：
这是一朵什么样的“迎春花”？
本报记者 金雨困
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奉命到沈阳“放火”。一到沈阳，这位记者就感叹地说：这里“正像残冬里偶而刮过一阵东风，大地依然是一片沉寂！”
要不是终于发现了这条“流速缓慢得几乎静止的河流”的下面“潜藏着激流”的话，看来就只能失望而去了。
这股“潜藏着的激流”出现于东北工学院。这位记者欢呼：这是沈阳的“第一朵迎春花！”（注：5月24日光明日报介绍了东北工学院右派分子利用鸣放进行反党活动的通讯，题为：“第一朵迎春花”。）
“迎春花”的由来
东北工学院这朵“迎春花”，在当时曾引起沈阳知识界的注目。为了交代这朵“迎春花”的由来，先说一说东北工学院的情况。
东北工学院的党组织，过去也曾犯过宗派主义错误；在肃反运动的初期，斗争的面也较宽了一些；这些缺点有些已改进有些正在改进。但是东北工学院的右派分子，却企图利用这些缺点扩大和制造矛盾，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鸣放初期，右派分子、机械系讲师、民盟成员陈尚炯和右派分子岳从风、王裕生等大为活跃起来。在盟的一次小组会上，陈尚炯将长期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怨恨都倒了出来，又安排了各人发言的专题。春假中，他们大量发展盟员，扩大右派力量，到处拉拢，互相渗透，三五相约于密室或南湖公园的林荫深处，畅谈心曲。其骨干人物就着手研究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的斗争目标和策略问题。陈尚炯把这个时期叫做：训练干部统一思想的阶段。
“第一枪！”
春假过后，陈尚炯等右派分子抓住了当时党委集中力量组织学生学习的时机，迫不及待地向党发起了攻势。一边策划将小组鸣放合而为全系鸣放，以壮大声势；一边扬言党委组织学生学习是“调虎离山”“害怕鸣放”，逼迫党委书记到会表示态度。在会上，由右派分子杨岳霖带头“将”党委书记的“军”，并声言“党委僵化”，“压制鸣放”，利用群众情绪发动了八十二人的联合签名，要求省、市委书记来院参加鸣放。
这时，民盟市委右派分子、宣传部副部长吴从枋和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听到风声马上赶来。殷毅和他们说：“我走过全国不少地方，最难过的是党委这一关”。吴从枋就下令向党委“夺取鸣放的领导权”，陈尚炯就确定当时的行动口号：“击破党委这一关，党委已跟不上群众，民盟必须起来支持”。
在他们联名请求下，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参加了会议，并表示坚决支持鸣放，大家都很满意。右派分子唯恐刚煽起的“火”就此熄灭，就借口沈阳日报未刊载鸣放新闻进行煽动。在第二天的会上，即由陈尚炯亲自带头污蔑市委书记的报告“空洞无物”，“不支持鸣放”，是“彻底的官僚主义”，并扬言：“你不给登，我们就搞大民主”。跑来助威的另一右派集团头子、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也在会上喊“冤”叫“屈”，他的“闯将”王格也随之叫嚣：“哪里有我们的祖国，到处是镇压！”
至此，右派集团认为“火势”已旺，决定立即夺取鸣放领导权，公开鼓动群众不要信任党，说“党委已陷于瘫痪状态”，同时将领导鸣放的中心小组内的党委委员、总支书记说成是压制鸣放的“顽固派”，要把他们排挤出去。从此机械系的中心组就成了全系及全院的右派反党活动的核心。
由于右派集团敢于“将”市委书记的“军”，因而被吴从枋誉为“可贵的第一枪”，并被认为是“全国的创举！”
幕后人
在投出“第一枪”的前前后后，民盟沈阳市委主任委员陈彦之、宣传部副部长吴从枋进行了频繁的幕后活动。在右派集团“将”了市委书记“军”后，吴从枋就从幕后转为公开临阵指挥。陈彦之、吴从枋批评了东北工学院民盟支部“软弱无力”，吴从枋要陈尚炯“三天用一次电话与盟市委联系，必要时随叫随到”，并总结了前一阶段经验指示右派集团：“目前党已处于被动地位，应抓紧时机赶快转入宗派主义、肃反问题、如何办校问题的讨论”。接着成立了民盟南湖工作组，在民盟的内部刊物上介绍了他们的“放火”经验，企图以东北工学院为据点，在沈阳各大专院校大事“放火”。
在吴从枋的指挥下，右派集团的进攻就从肃反和宗派两个楔子展开。他们首先把肃反运动说成共产党进行打击报复的“黑暗世界”。右派分子公开声称要“伸张正义”，“为被害者伸冤”要“维护人伦道德，尊重伟大宪法”。为反革命伸“冤”的英雄、国民党少将、工艺系教授许冶同在会上振臂高呼、痛哭流涕地控诉共产党肃反造成的“罪恶”。
接着陈尚炯等右派分子在会上张牙舞爪地叫嚣共产党员是“爪牙”，“宛如猴子，一敲锣就穿衣，……”，
“没有人性”，都是“靠党证吃饭”，只能起“秘密警察作用”。在大字报上大事污蔑共产党是“家天下”“皇亲国属”。学校党委成员大部被点名，说党委是“打击排除异己”的大本营，而“党委的宗派主义，又是市委培养起来的”，因此“整风是治标，清党才是治本”。陈尚炯等右派分子一再宣传“党委委员没有教学业务能力，靠他们怎么能领导学校呢？”他们异想天开地提出“教授执政”，还主张成立一个架于党政之上的“非常委员会”。
右派集团为了进一步掀起一个反党的高潮，陈尚炯等就积极从事制造“孙伟事件”。
孙伟是工学院前任党委宣传部长，思想品质恶劣，犯有严重错误，党委已作处理。陈尚炯也承认党委的处理是严肃和公正的。但他在市政协会上根据党委的调查和处理材料，仍然昧着良心作了恶毒的“从孙伟事件来看东北工学院的领导”的发言。并以恶毒的口吻质问市委。为把火苗煽得更旺，会后陈尚炯一再扬言比孙伟问题严重的有的是，企图使人相信整个党组织是一团糟。
与此同时，以许冶同为首的工艺系右派集团正在力图挑起第二个“孙伟事件”进一步煽火。
这就是殷毅所写的“再也不似冬日之沉寂，而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春日风光”的景象。
“迎春花”雕谢了！
殷毅认为这朵“迎春花”的“成长壮大，开花结果”，“将可以计日而待”。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右派分子不得不被迫转入且战且退。6月15日沈阳日报刊载了该院丁国华揭露右派分子的反批评，沈阳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陈尚炯的喽啰余大伟、郭福纯等首先出来组织反击沈阳日报的大会；一面教育他们的喽啰要有“斗争到底的决心”，并有“准备坐牢和讨饭的精神”，同时到处张贴沈阳日报，利用大字报、广播等工具进行反扑。右派分子计划将群众煽动起来后，就发动抗议沈阳日报的签名，从而把群众引向大街。但是这些阴谋终未得逞。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右派分子杨岳霖诅咒说：但愿人民日报这朵宗派主义的大花迅速雕谢！但使他们遗憾的是迅速雕谢的却是这朵“迎春花”。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东北工学院以民盟右派为核心的反党集团的丑恶面目已经被彻底揭穿，被殷毅所赞扬的这朵“迎春花”，就这样永远雕谢了！
第3版()
专栏：
从一个支部看农工民主党右派的反动路线
本报记者 习平 季音
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农工民主党支部，是农工民主党组织中忠实执行章伯钧反动路线的基层支部之一。
去年5月，上海农工民主党的右派分子，按照章伯钧“民主党派要大发展”的指示，大规模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右派骨干夏高阳物色到了一个很使他满意的对象，这人名叫仇标，是曾被上海外国语学院开除，历史上写满伪造证件、冒名顶替的肮脏账的人。夏高阳就亲自介绍他入党，接着，就通过一个农工民主党员的关系，混进了文化出版社，把一粒反党火种，投入了这片当时还没有农工党组织的空白区。
仇标进入文化出版社之后，不到半年，这个单位的农工党组织就从无到有，到11月间，就正式成立了支部。他们从去年8月到今年5月，就从两个党员发展到二十余人
（包括社外发展的在内），而准备发展的对象则多至五、六十人。这个支部从去年11月成立到今年5月，共开了十二次支部会，其中十一次都是讨论发展党员。
这个支部在发展党员中，把资产阶级政党所惯用的欺骗、利诱等等流氓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尤以这个支部的副主任仇标最突出，他根据各种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对策。例如出版社有一个编辑，历史有污点，被判过管制，仇标便对他说：“你如果参加了‘农工’，历史问题可以由‘农工’市委包下来”，意思就是过去的历史罪恶可以一笔勾消了。对一些较有地位的人，就以名誉地位引诱。例如发展木偶艺术家虞哲光时，仇标就说：“你是专家，农工市委很器重你，如果加入，可以选你当市委委员，做上影支部的负责人。”仇标还鄙劣地利用自己编辑工作的职权，软哄硬逼一些与他发生工作关系的作者入党，他常常一手拿约稿合同和预支稿费，一手拿入党申请书，诱逼作者填表入党。北京体育报编辑郭荣庭就是这样被拉进党的。
右派分子们在发展了组织之后，常常紧接着就向共产党提出了给予“政治交椅”的要求，以扩大他们的实力和影响。当这个支部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发展了右派分子徐仲年入党之后，就在学院建立了一个支部，徐一变而为支部的主任委员。夏高阳接着就推荐徐仲年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列席代表。这个文化特务和反共能手就这样在农工党的簇拥下走上了人民的政治讲坛。
这个支部在拥有了相当的“实力”之后，他们的政治野心便进一步显露了。去年12月，文化出版社的共产党支部召开了一个民主党派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但这些野心家们不同意“民主党派座谈会”的名称，要改为“党派联席会议”，意思就是他们与共产党应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农工支部主任委员李小峰说得更明白：“互相监督首先是监督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行动多，容易犯错误。”仇标说：“对共产党员不能一面倒，民主党派成员不一定不及党员。”
这些政客们在文化出版社内，演起了资产阶级政党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把戏。文化出版社里除农工民主党以外，还有民盟和民主促进会二个支部。今年春天，机关里评选先进工作者。他们各自标榜自己的候选人，但是当评选会上讨论到共产党员的候选人时，他们就立即一致起来攻击，挑剔党员的缺点，无中生有地加以侮蔑。在行政上进行人事安排的时候，他们更是勾心斗角，互相排挤，攻击中伤，企图在出版社内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农工支部在这些倾轧中始终最起劲，他们是企图造成一个独占局面的。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个农工党支部空前地活跃起来。右派分子许君远首先向党的报纸发起了攻击，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难道报纸应当这样办下去吗？”的恶毒文章，辱骂党报“摆着党员面孔，没有笑容，”“只顾说教”。同时，他又积极鼓动别人离开文化出版社，去搞所谓“同人出版社”，“专家出版社”，鼓动曹冰严恢复广益书店，鼓动李小峰去恢复北新书店，甚至已拟出了同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名单。
这个右派分子还跑到社外，去鼓动原新闻学校的学生闹事，为闹事分子进行策划，做他们的幕后指挥。仇标则亲往各处放火。一次，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个姓杨的见习编辑来组稿，仇标就对他说：“你现在还是见习编辑，拿这点点钱，我们这里早取消见习编辑制了，你要大胆向党提意见。”
右派分子一面向党进攻，一面又随时注意一些向党提意见最多的人，运用陈仁炳“火线入盟”的办法，拉他们入伙。仇标得意地说：“现在农工威信很高，很多人要求加入。”当时右派分子们的气焰真是不可一世，仿佛共产党真的非让位给他们不可了。
文化出版社共产党组织的整风在开始是比较正常的，大多数群众，包括一些进步的民主党派成员在内，都提了许多正确有益的意见，共产党支部采取了虚心倾听，边整边改的态度。但是到后期由于右派分子的作乱，强使整风离开了正常的轨道。
当文化出版社的“鸣”“放”告一段落之后，农工党支部的右派分子发起同民盟、民进支部一起举行一个不要共产党参加的联欢会，来庆祝他们向党进攻的胜利。但是这些先生们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当他们的庆祝会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的时候，忍无可忍的上海人民已向右派分子发起了反击，这个联欢会后来就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内部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会，揭开了文化出版社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的序幕。
第3版()
专栏：
他们发展什么人入盟？
——青岛民盟右派集团的发展组织活动
本报记者 向村
青岛市以民盟副主委陈仰之为首、由组织部副部长薛艺农等右派分子结成的民盟右派集团，是章罗联盟在青岛的一个据点。
这个右派小集团从去年8月基本形成后，实际上已控制了民盟市委的一切领导，完全把持了发展盟员的组织工作，他们物色一些肃反中的对象、对党不满分子和落后分子入盟，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他们集中力量首先霸占了组织部，利用请客、野游、登门拜访等拉拢手段，近一年多来，发展了四百一十五名盟员，比过去六年零九个月发展的盟员总数还超过了13％。
这些被大量吸收入盟的盟员中，目前已被揭发出的右派分子，即占青岛民盟组织全部右派分子的70％以上。全市民盟的四十八个基层组织，在反右派斗争的浪潮中，明显的看出已有二十个基层单位，完全被右派分子所控制。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陈仰之这个政治扒手（解放后他曾假造地下盟员名单报功）及其右派集团，在章罗联盟一条黑线的牵引下，完全摆脱了党的领导，“独立”地大量发展盟员。特别是民盟4月全国工作会议后，陈仰之从章罗联盟的“盟中央”，接受了今年发展盟员一千名的任务后，大量发展工作引向了高潮。他们公开提出：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历史反革命只要在肃反运动中不以反革命论处者，均可接收入盟。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民盟支部，在右派集团的授意下，甚至吸收了一个明知有政治问题的人入盟，不久又提至领导岗位。当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时，薛艺农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是那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热中于找这些人入盟呢？正如薛艺农自己说：“见了肃反中被斗过的同志，觉得格外亲热”。薛艺农还说：“抓住这些人，我们就有强大的群众基础”。青岛纺织管理局等四个单位，1956年1至5月份共发展的四十二名盟员，其中在肃反时被斗的即有十四人，目前初步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也已有十二人。十五、十七两个中学的调查，自1955年以来共发展十六个盟员，有十名就是肃反中的斗争对象。
中等学校是右派集团发展盟员的重点，也是他们选定的向党进攻的重要据点。在高速度地发展盟员中，他们批判了过去“偏重于发展进步知识分子”的做法，除了提出抓紧发展超龄团员入盟外，特别强调向落后分子开门。全市中等教育界公认的落后分子张彦超（十五中教员），就是被右派集团视为有代表性的人物，并且越过小组被批准入盟。张彦超本身并没有什么入盟要求，只是因为他经常与党对抗，陈仰之就十分欣赏他这一点，于是一方面积极帮助他找爱人，一方面授意右派分子林鸿翥加强联系，动员他填表入盟。张彦超入盟后，薛艺农还责成十五中民盟基层组织，将他入盟前后的所谓“变化”，作为典型经验加以总结推广。事实已经证明，张彦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
右派集团采取这样的发展组织的方针，甚至把某些社会渣滓也吸收为民盟的成员。据了解，全市三十三个中等学校，只有十八中、二十三中还没有民盟成员外，其他中学都建立了民盟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成为右派集团在中学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前哨据点。
为了迎合某些知识分子的口味，右派集团一再以“民盟是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民盟是知识分子的娘家”等口号通过“盟群会”等方式，鼓励知识分子谈“心里话”，巧妙地扩展民盟右派集团的队伍。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由科学技术人员参加的科学技术小组。名义上是学习时事政策，实际上散布对党不满，传播道听途说的“马路新闻”。他们每二周开一次会，每次必吃糖果，全组很快都成了盟员。通过“科学技术小组”成员的个人串连，又进一步发展了不少盟员。右派分子吴怡庭（青岛纺织管理局基建处长）单线串连了一些气味相投的工程技术人员，从1至6月份，就发展了二十名盟员。
为了发展迅速，右派集团还简化了许多入盟手续，取消了盟员入盟要由盟市委讨论通过的规定。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在“摆在盟内比在盟外好”的口号下，改变为填表入盟后再写自传，或再交代问题。凡是右派分子拉进来的盟员，不仅可以越级批准，而且只要陈仰之、薛艺农一“点头”就算批准了。
这个右派集团在发展组织上的阴谋活动现在已彻底被揭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