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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
在今年5月间北京和上海报纸上喧嚷一时的所谓“左叶事件”，经过新闻工作者协会最近的调查、对证，真相已经大白。右派分子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这个事件，从新闻战线上放出一支毒箭。许多报纸，包括本报在内，没有查明事实，轻率地、错误地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和文章，在客观上起了替右派分子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这只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同几个新闻记者发生的一次小纠纷。当时农业展览馆中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在场的新闻记者是有责任的。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处理问题简单，不冷静，对新闻记者表现了非同志的态度，也是不对的。但是，事情不过如此而已。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然而，这件事情居然闹起来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个别新闻工作者情绪偏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抓住这件事情，尽力把它夸张、渲染，并且歪曲某些重要的情节，煽起了反动的火焰。
当时的上海文汇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最凶狠、最恶毒。它在5月8日的社论中，煽动人们说，
“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特别多的”；“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它甚至还说：“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按照它的逻辑来推论，现在的新闻记者正受着“排斥”，而排斥记者的政权就是“反人民”的政权，那末，对于这样的政权不打倒还等什么呢？这样，文汇报就完全撕下了面具，张牙舞爪地向党和国家扑过来了。
在文汇报的煽动之下，许多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编辑和记者们都出场了。有的瞪起眼睛说现在是“不敢讲话的时代”；有的蹲在旁边敲边鼓，说，你的看法是对的，所以报纸的任务应该是“揭露、揭露、再揭露”……种种谬论不一而足。特别是在5月中、下旬的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就更集中地暴露出来了。
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热心于煽动新闻记者，并且企图通过他们篡夺某些报纸呢？理由很简单：右派分子是搞政治阴谋的老手，他们很知道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报纸掌握在人民手里，乃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可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交流经验，指导工作。如果报纸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就要变成牛魔王的假芭蕉扇——引风煽火的武器。在章、罗联盟操纵之下，文汇、光明两报，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曾把毒火点遍全国各大城市；如果他们篡夺了更多的报纸，试想那会闹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右派分子对于这个“事件”的歪曲报道竟有如此广阔的市场，许多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原因是我们人民的新闻工作队伍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第一，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就使右派分子容易在新闻界点火；第二，在我们的队伍中也还有一批右派分子，他们同报社外面的右派里应外合，使右派对于新闻界的进攻一时显得特别猖狂。
有些人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但是，究竟什么是所谓绝对的“新闻自由”呢？有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期被右派分子用资产阶级方向压倒了无产阶级方向，是一个教训；“左叶事件”的不真实报道压倒了事实真相的发表自由，也是一个教训。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刘光华所说的“登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来了”，虽然狂妄，却说明了两种自由互相排斥的事实。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左叶事件”的文章以前，曾请农业部就原稿核对事实；农业部建议查清事实然后发表，中国青年报没有理会，因而犯了错误。本报发表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的时候，没有认真查对事实，也造成一大错误。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攻击，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它的真实性。很显然，我们如果严格遵守新闻必须真实的根本原则，坚持真实新闻的新闻自由，就能避免这次的错误。
目前全国新闻界正在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不但用新闻这个工具来反对右派，而且在新闻界内部揭露右派分子和批判右倾思想。“左叶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所有的新闻工作单位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取得教训，联系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其他错误和缺点，检查自己的工作，努力保证我国人民的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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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省委书记刘俊秀等对本报记者谈：
江西粮食增产和征购任务可以完成
关键在于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问题
本报庐山13日电 记者李连斌报道：7月26日以来，江西各地普降喜雨。除少数县外，入夏以来的旱象已完全或基本消除。目前，全省一千八百二十万亩早稻的收割工作基本结束，近七百六十万亩中稻也将收割，广大农民正集中全力抢收早稻和中稻，抢种晚稻和其他秋季作物，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57年的农业生产计划。与此同时，各级领导机关和绝大多数干部以及广大农民还在积极进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各项准备工作。许多地方已提前向国家预交公粮和预售余粮。
今年，江西省一度旱象较重。入夏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富裕农民，由于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作祟，普遍夸大灾情，压低产量。他们想多留粮食，少卖粮食给国家。相当一部分乡社干部因为存在片面的群众观点，也盲目地跟着群众夸大夏季灾情，少报产量。甚至某些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也随声附和。
8月9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和副省长邓洪、省委农村工作部长王大川、农业厅副厅长盛朴等同志向记者谈到了江西省今年的粮食生产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全省下了这场雨，今年粮食增产是可以肯定的，今年的征粮购粮任务也可以完成。刘俊秀同志说：“历年来每到征粮购粮的时候，都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和干部，甚至包括县级以上某些领导干部夸大灾情，压低产量。这种现象几乎成为一种规律。其目的不外乎是想减少些购粮任务，多留点口粮。但江西省解放以来，七年中粮食的实际产量，不论丰年、平年或灾年，都稳定在上一个年度的基础上，达到保产、少有增产或丰产。”他列举了七年来的增产数字说明：从1950年算到1956年，七年中共增产粮食五十二亿五千万斤，增产67.8％，平均每年增产粮食七亿五千万斤。随着粮食生产的逐年增加，群众留粮也有所增加，如以1950年留粮为一百，1956年则为一百三十。刘俊秀说：“粮食增产不仅保证了全省人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的供应，而且保证了国家给予江西省的粮食外调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他说，江西省外调大米逐年增加。从1950年到1956年七年中，共调出大米五十三亿二千二百多万斤。
在谈到今年粮食生产的情况时，刘俊秀同志等对增产的可能算了一笔账，认为早稻增产加上中稻产量以及大小麦等春收作物，共八十六亿斤粮食到手已有把握。他们认为，如果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再下一次到两次（每次五十到八十公厘）较充足的雨，并作好补苗、育苗锄草、追肥、耘田等田间管理工作，就可以争取晚稻丰收。全省粮食（按稻谷计）总产量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亿斤左右，比去年增产十亿斤。
根据对增产的可能情况的分析，今年江西省的征粮购粮任务是可以完成的。刘俊秀认为对于一部分群众和干部夸大灾情压低产量的恶劣的思想作风不应该迁就姑息，而应进行深入的教育和适当的批评。经过说服教育明确是非关系和利害关系之后，相信凡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绝大多数就会很快地改正过来。但对于那些坚持错误不改的人，不论干部和群众都应进行严肃的斗争。他接着说：“为了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更主要的办法是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派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实地参加生产，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具体材料，摸清实际产量，用生动的事实批驳那些故意夸大灾情、压低产量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右倾思想。对故意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应给以严厉的打击与制裁。”
最后他肯定地说：“江西省要保证完成今年粮食增产计划和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基本关键是必须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地深入地开展一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反右派斗争批判某些干部和群众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以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解决思想问题。同时应抓紧时机再接再厉大力搞好秋季生产，并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来保证粮食统购统销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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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了不愿多投工多投资的保守思想
山西秋粮增产运动有新起色
据新华社太原13日电 山西省各地注意解决农业社社员的思想问题，各项增产活动有了显著成绩。
7月初，山西省农村的秋粮超额增产运动刚刚开展的时候，有些推行了“三定一奖励”包工包产制度的农业社顾虑投资多了生产成本加大，收入相对减少，会得不偿失，并且投工多了还要降低劳动日的价值。因此，在安排使用劳力时就故意限制社员出勤，并且出现了不购买肥料、不灌溉、不精耕细作等现象。各级党、政领导部门为了打破这种妨害粮食增产的保守思想和错误作法，及时地组织各地农业社讨论，并用算账对比的方法向社员说明多投工多投资的好处。各地农民经过教育以后，认识到多投工多投资无论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利无弊，因此秋粮超额增产运动有了新的起色。长治、晋南、榆次等地许多农业社社员的出勤率一般提高了10％左右，生产投资也有显著增加。
目前，全省四千多万亩秋田都提前锄了两次到三次，精细程度都超过了往年。谷子、玉米等作物的追肥面积都比原来计划扩大了一倍左右。南部地区的农民在三百多万亩麦茬地里复种了玉米、谷子等作物，太行山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民在住宅前后、河渠沿岸和河滩沟岔间整修和种植了大批小块土地，仅昔阳、武乡、五台等十多个县就有十三万多亩小块地种上了豆类、糜黍等晚秋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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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教育改变生产疲沓局面
广东晚稻插秧速度转快
本报广州13日电 广东省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农村的夏季生产出现了新的气象，全省晚稻插秧疲沓的局面已经扭转过来。省内主要粮食产区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插秧进度加快一半以上，并在抢种番薯。曾经遭受严重水灾的惠阳专区，一般农业社的出勤率，由这次思想教育运动以前的60％提高到90％以上。半个月来，全省积肥的数量也由三亿多担，增加到五亿多担。全省有一百多万亩低产田实行了土壤改良。部分受旱地区全面掀起了抗旱抢插运动。目前，每天正以插秧两百万亩的速度，争取按季节完成全省四千万亩晚稻插秧任务。
前些日子，广东省农村中的不法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猖狂进行反攻倒算活动，并挑拨群众和干部的关系，煽动农民退社。当时农民群众中也产生了混乱思想，以致有些地区的生产工作停滞不前。经过充分揭发了这些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以后，农民的思想认识提高了，生产热情高涨。例如海康县十五个乡二十多万农民，在反击三百四十个不法地主、富农和惩办了一些刑事犯罪分子之后，热情参加生产。六百多个态度消极的干部工作积极起来了。一百四十八户退社的农民，重新回到社里。农民之间的团结气氛比从前更加浓厚。目前，各地提出了“运动和生产两不误”的口号，组织大批干部下乡领导农民生产，力争晚造农业全面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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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人民战胜特大洪水
受灾地区农业社抓紧补种改种晚秋作物
新华社济南13日电 新华社记者宋杰报道：经过一个月来紧张的防汛斗争，山东省人民已经战胜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遭受水灾严重的菏泽、济宁、临沂等专区被水包围的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个村庄，现在绝大部分已退水，外迁的灾民正陆续回乡生产，重建家园。全省被水淹没的二千七百万亩农田，已有70％以上退水。据各地统计，今年由于大水来得早，排得快，受淹农田中有20％左右未造成灾害；有22％的农田受灾轻微，只需补种部分作物；其余绝大部分也可以改种晚秋作物或播种冬小麦。
7月上中旬，山东省连降暴雨，南部菏泽、济宁、临沂等专区在半月内降雨量达八百公厘以上，有的县竟达一千多公厘。沂、沭等河流和南四湖漫溢决口；同时黄河又连续出现八次洪峰，河床区洪水漫滩，因而造成了全省百年未有的特大洪水。
洪水形成后，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先后抽调副省长等负责干部二十多人，带领五百三十多名干部，亲赴灾区领导排水和抢救工作。各受灾地区的机关、部队和企业部门的干部，也都全力以赴，与灾民共甘苦，同生死，日夜与洪水搏斗。在防汛紧张时期，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北京、上海、沈阳、江苏等省市先后派出一百二十三架次飞机，五百三十多只轮船、橡皮船，一百一十多辆水陆两用汽车、卡车，并抽调一千四百多名工程兵和技术人员亲赴灾区抢险，大大增强了防汛力量，鼓舞了灾区人民战胜洪水的信心。
现在各受灾地区的农业社正抓紧在退水的农田里补种、改种晚秋作物，加强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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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胜了干旱威胁
青海高原粮食可望增产
新华社西宁13日电 战胜了干旱威胁的青海高原上各族农民，正在收割青稞和春小麦。目前，黄河和湟水沿岸的川水地区即将收割完毕，山旱地区不久也可以开镰。
根据已收割地区推算，只要最近不发生意外灾害，今年青海高原粮食产量将比去年增加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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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各河加紧防汛
据新华社13日讯 东北各河现在都在加紧防汛。7月下旬以来，东北各地频繁降雨，特别是进入8月以来，东北的松花江和辽河流域连降大雨和暴雨，现在两河的干支流都在涨水，其中洮儿河水情较紧张。由于松花江上游涨水，丰满水库已经在11日开闸放水。
吉林、辽宁有小部分耕地受内水灾害，现在正在排水抢收或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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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加强棉布市场管理
严禁非法经营棉布和布票
新华社上海13日电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在8月5日作出加强棉布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严格禁止非法经营棉布、布票等投机违法行为。
据中国纺织品公司上海市公司调查，上海市场上有不少摊贩、掮客非法经营棉布、布制品和非法买卖布票。全市非法经营棉布的摊贩至少在三百户以上，非法经营服装等布制品的为数更多。在邑庙区露香园路一带集中的布制品摊贩有六、七百户，他们经营成百打的童装批发交易，每天营业额最高达两万元以上。这些摊贩不仅公然破坏棉布计划供应制度，不收布票高价出售粗制滥造的服装，还诱骗妇女、盗窃布票和行贿外来采购干部。
非法经营棉布和布制品的摊贩，还通过黄牛、掮客，以二分到七分钱一尺的价格非法收买布票，然后向国营或公私合营布店套购棉布。有的黄牛、掮客竟组织贩卖布票的集团，派人到江浙一带农村收买布票运来上海出售，一次贩运在一万尺以上。据黄浦、邑庙等八个区的不完全统计，今年5、6两月中，查获非法买卖的布票有二十一万二千多尺。
上海市各区现在正根据市人民委员会的补充规定，严格禁止这些违法行为。蓬莱区已经处理了非法买卖棉布的摊贩三十六户，收购棉布三万三千多尺，没收布票四万六千多尺。邑庙区最近依法逮捕了一批情节恶劣的棉布投机分子，其中以周益文为首的投机集团，在破获时查到布票一万多尺，还有大量棉布和服装。
据新华社上海13日电 上海市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同中国纺织品公司上海市公司密切合作，节约了大量棉布。据市纺织品公司最近统计：在今年头七个月中，全市节约了工业用布和公共用布一千三百一十三万市尺。此外，市纺织品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内还为国家节约了可以织成三百六十九万多市尺棉布的棉纱和棉花。
据市纺织品公司了解，目前上海市棉布节约潜力还很大。这个公司将继续派人下厂访问，同各有关单位共同研究，节约更多的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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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布票供应数量和农民拉平
武汉市规定在第四年度前期中副科长以上干部每人定量九尺
本报武汉13日电 武汉市人民委员会规定在棉布计划供应第四年度前期中，将副科长以上干部的布票和农民拉平，每人定量一律九尺。这个规定包括该市和驻在该市的各级国家机关、党群团体、工矿企业、学校和事业单位在内。副科长以上干部比市区内的职工、学生、居民和一般干部，每人要少领五尺布票。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在正式作出这项规定以前，曾向全市二百多个较大的单位广泛征求意见。这些单位在召开副科长以上干部的座谈会后，都纷纷用书面或电话答复市人委，表示要发扬国家干部吃苦在前、得利在后的革命传统，同人民群众共甘苦，坚决拥护这项规定。有些干部还表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发放布票时，自动不领或少领，帮助国家克服这个暂时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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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闻工作者协会调查证明：
“左叶事件”报道失实
揭穿了右派分子恶意夸张煽起反动火焰的阴谋
本报和许多报纸检讨了在处理这一事件中的错误
新华社13日讯 5月初上海和北京许多报纸发表了新闻和文章，说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4月17日的农业展览会上辱骂了记者；后来左叶本人和农业部、农业展览会都认为与事实大有出入。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曾派员向有关各方进行调查，并在7月13日召集了一次专门座谈会，调查和分析了这件事情。这个座谈会由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邓拓主持，到会的有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部长助理左叶，农业部其他工作人员席凤洲、夏霆、李兴，农业展览会工作人员邢毅、崔力群、叶超麟、瞿宁康、何珊庆，外交部新闻司蔡再杜，中宣部新闻出版处王谟，人民日报袁水拍、高粮，工人日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王一波，中国青年报吴一铿、洪克，文汇报姚芳藻等二十余人。当事人之一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韩德福因公出差在外，还有一些有关人员未到会，事后都补写了书面材料。
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在会上详细地介绍了农业展览会的现场情况和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农业部方面的意见。他指出以前各报的报道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应该调查清楚。
以前各报的报道说，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在4月17日的农业展览会上骂摄影记者说：“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报上还说：后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又对记者们“传达别人的命令”说：“你们别挤了，方才已经有一个同志有意见了，再挤就叫记者都滚出去！”在座谈会上，左叶声明，他没有像报上所说的那样骂过记者。他宣读了他的书面检讨。他说，他当天是负责为参观农业展览会的外宾带路和维持秩序的，精神比较紧张。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韩德福要把他拉开的时候，他曾说：“你怎么这样态度，你这个态度对吗？你是干什么的？”韩德福说：“我是干工作的！”左叶就说：“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他检讨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但是他声明确实没有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一句话。
农业部对外联络局局长席凤洲，人事司副司长李兴和农展会工作人员崔力群、瞿宁康、叶超麟都说，他们当时在场，看到左叶的精神紧张、态度急躁是事实，并且听他说过“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的话，但没有听到他骂记者，也没有听说“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
外交部新闻司的蔡再杜说，他就是报纸上所指的新闻司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他并没有说“传达别人命令”的话，他当时还不知道左叶是谁。
当事人韩德福在书面材料中说，他那天要拉开左叶的时候，他的胶片已经拍完，他之所以去拉，是因为另一摄影师刘云波正在工作，手中的摄影机距离左叶的头部只有半公尺，一方面左叶挡住了镜头，一方面如不拉开他，他的头就要碰到机器上了。韩德福说，左叶被拉后很生气，一回头就说：“你怎么拉人？”韩说：“不拉你，机器就要碰到你的头了。”左又气愤地说：“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接着又说了一句什么话，韩说：“当时我听的不太清楚。”
农业部和农展会的几个同志说，中国青年报和文汇报在文章发表之前，曾送稿到农业部去核对事实。但是，当农业部提出异议，要求弄清事实以后再发表的时候，两报都不加理会，就急急忙忙地发表了。记者写稿前后也并未向当日在场的其他有关人员，如农展会、外交部新闻司的同志去调查核对。像这样只听信个别记者的一面之词，就很难令人置信了。
新协会长邓拓在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件事情。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邓拓说，在右派分子有意夸大宣传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一些同志有偏激情绪，没有冷静下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核对一下事实，问问当事的双方，问问在场的证人，分析一下事情的性质，就滥加批评，影响很坏。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文汇报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和社论是借题发挥，别有用心的；此外的大多数报纸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也都违背了新闻必须真实这个根本的原则，并且在客观上替右派分子张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邓拓说，人民日报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人民日报的袁水拍曾在5月10日的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影射这件事情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也没有弄清事实。袁水拍在会上宣读了他的书面检讨。他说：“我不经调查核对，就写了这篇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加添火力的东西。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在风浪中有了动摇，做了一件损害党的利益的错事，我非常痛悔我所犯的错误”。大家对他的检讨表示满意。在5月10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与这件事有关的漫画和杂文的方成和梁汝怀也在会后送来了书面检讨。方成说，他的漫画实际上是讽刺左叶的；根据的材料既不全面、又不确实，就乱加讽刺，结果变成诬蔑性的攻击。他表示诚恳地向左叶同志道歉。梁汝怀说，他写的“要学会尊重人”的杂文，对左叶进行了不正确的批评，不但未调查清楚事实，而且完全不是同志式的态度，还强词夺理硬说记者当时的工作更重要，这些都是错误的。
会上，北京日报记者王一波揭露说，右派分子罗隆基、浦熙修手下的“放火凶手”文汇报记者刘光华是参加那天农展会采访的记者之一，他在事后对王一波说：“这事还了得，非向上海拍专电，写社论不可！”5月8日文汇报发表了这个事件的新闻和富有煽动性的社论以后，王一波又和刘光华在机场相遇，王告刘说，左叶认为与事实不符，要上告。刘光华用轻蔑的口吻说：“管他怎么告，登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来。告到外国去也不管用，反正我们已经登了。”从王一波揭发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右派分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有意用这样一个并不真实的事件来向党和国家进攻，企图煽动新闻界起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种制度，要求恢复资产阶级的所谓“新闻自由”。
在会上，中国青年报吴一铿、洪克，工人日报王源，北京日报周游也都分别对自己个人或所属的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或自我批评。新华社没有经过调查，就报道了北京和上海报纸攻击左叶的新闻，因而扩大了不良的影响。这次座谈会以后，新华社也作了书面检查。邓拓在座谈会上建议各报应对有关这件事情的错误报道和言论继续进行检查，把这件事同其他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所犯的错误联系在一起，作为自我教育的材料，以便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水平，在新闻战线上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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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江津专区的各农业社，不仅抓紧中稻和晚稻的田间管理，同时注意争取其它粮食作物丰收。江津县德感乡民光一社抽出一部分劳力来做社里二百多亩红薯田的中耕除草工作。 新华社记者 孙忠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