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了？”
庄农
这原是文汇报记者姚芳藻拟的一个题目（见8月7日人民日报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消息）。一直没有看到文章，题目还悬在那里，我便不揣冒昧借来一用。
“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了？”冯雪峰姑且存疑。余下的答案便是：丁玲，因为一心不能二用，完全忙于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了。有人会问：丁、陈集团不是已存在十五年之久了吗？为什么前几年他们不沉默，这几年才沉默了呢？
前几年他们没有沉默，我想这原因有二：一，丁玲需要积累和扩大她反党的资本，二，当时丁陈等资本还少，他们反党活动的形迹也就没有后来这样显露，因而他们的活动就还没有遭遇什么压制和打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较为顺利的局面，这是无需沉默的。
这几年是不是沉默了呢？答曰又不沉默又沉默。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沉默过一刻。他们不是偷偷地而又频繁地相约往来吗？他们不是到处打听、到处煽动吗？但因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而已。然而，就公开向人民说话这一面来说，他们毕竟又是沉默了的。反党野心的与日俱增和反党活动上的挫折，使他们更紧张地从事反党的秘密活动，一方面又不得不肩负着精神压抑的重担，这就使他们既无心也无力于再作公开的呐喊了。对于这种“沉默”，反党分子是不甘心的，只要有了适合的气候，他们便要嚣张起来，去年匈牙利事件以后，他们不就已“四处活动”，甚而“散布耸人听闻的谰言”来了吗？今春，他们不是更进一步利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机会，转而大举向党进攻了吗？他们何尝在“沉默”！
我的答案就此结束。原命题者的本意，也许想要得出如下的结论：党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压迫得他们沉默了。借此想放起一把烧天之火来。然而事实却作出了另外的答案，竟使命题者散布的火种都要熄灭。这又有什么法子呢？
然而我的文章却还没有作完，既然借了“题”，总要“发挥”一下的。
一个积极的斗士，总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沉默。这是勿庸多说的了。所有各形各色的阴谋分子，也是从来不甘沉默的，但他们在不遂心的时候，却又总是要表面上暂时沉默下来，所谓“窥测方向，等待时机”，这期间他们总显得消沉而又抑郁。他们也故意想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觉察到这种不正常的“沉默”，从而制造出有利于他们散布的流言蜚语的空气。丁陈集团的活动表明了这一点；许多右派分子们的行为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是已经看到过：许多所谓“学者”、“教授”、“技术专家”，在解放后总是挂着“不过问政治”的招牌，表示对政治过分的冷淡；可是一旦黑云弥空邪风突起的时候，他们就立刻一变而成为最热心于政治活动的人物而张牙舞爪，叱咤风云。过去的所谓“不过问政治”者，原不过是等待时机而已。当然，那些真正热心于学术研究因而表面上看来参加政治活动较少的人，是不能与此类比的。他们也从不沉默。
当然，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人生向上发展的长途中，不断有暂时“沉默”的“曲线”。这种“沉默”表明一种矛盾的产生，多数人正确克服它前进了，而少数人则发展成为野心家。那末，“冯雪峰为什么沉默了呢？”他是属于那一种“沉默”呢？这答案还是由他自己来作的好。
第8版()
专栏：
讽刺喜剧“马歇尔，欢迎你！”
原野
中国电影观众对于西班牙电影，是抱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兴趣的，因为早在1899年中国人第一次看的电影，就是由西班牙影片商人加仑卫克带到中国来的。
现在我们又看到西班牙影片“马歇尔，欢迎你！”。在这里，我们重新认识了西班牙那些普通人的淳朴、善良、诙谐和幽默的性格，以及他们现在生活情形。
“马歇尔，欢迎你！”这部影片的制作者，是西班牙新起的两位著名进步青年编剧兼导演巴台姆和柏兰卡。他俩是具有卓越才华的电影艺术家。他俩的作品除“马歇尔，欢迎你！”外，“骑自行车人之死”和“大街”都曾在戛纳、威尼斯等电影节上获得了褒奖，为西班牙电影在国际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们的创作风格有鲜明的明朗和幽默的特点，并且善于从西班牙人民日常生活中攫取题材，通过对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的描写，揭示出西班牙当前最本质和最尖锐的社会冲突。
“马歇尔，欢迎你！”这部影片的故事是单纯的：在西班牙的一个普通的小市镇维拉戴里奥里，住着一些普通的西班牙人。他们本来按着自己的习惯过着安静的生活；但是突然有一天省里的专员来通知市长，说美国的马歇尔先生等人要带着“美援”路过这里，希望他们准备一个隆重的欢迎会。于是市镇里骤然掀起了欢迎美国人的热潮。人们对“马歇尔计划”寄予莫大的希望，每个人都从善良的心底向美国人提出了一件最迫切的要求，甚至做了许多奇怪的梦。但是当他们奏起音乐、挥舞着小旗和高呼着“欢迎你们——马歇尔先生”时，美国人的汽车却冲破欢迎的人群急驶而过。这些善良的人们的幸福幻想在一瞬间破灭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作者大胆地选取了西班牙人民当前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桩政治事件，从一个侧面，从西班牙一个普通的小市镇里的偶然遭遇，深刻地、尖锐而无情地揭露了“美援”的实质，让人们从维拉戴里奥人们的亲身经历中，认识了“马歇尔计划”所给予西班牙和整个欧洲人民带来的欺骗、伤害和灾难。他们对马歇尔先生们，原来并非有什么成见，相反地，他们从过去的虚伪的宣传里，得知马歇尔先生们是“恢复欧洲经济计划”的一个“伟大民族的代表团”，人们对他们寄予最高的期望。可是他们美好的幻想，却被殖民者老爷式的作风给打破了，这些老爷们给西班牙人民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抹灭的。影片中从未出现过一个美国人，也没有谁正面地骂过一句马歇尔先生们；可是由于影片作者对维拉戴里奥小市镇的遭遇进行了生动的、具体的、巧妙而有趣的描写和讽喻，便将马歇尔先生们的本来面目彻底暴露无遗了。
这部讽刺喜剧影片具有极高的格调，它在艺术上的完整无瑕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从全片看来，巴台姆和柏兰卡并没有故弄玄虚或单纯地追求庸俗的喜剧效果。他们是在严格地遵从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将西班牙民族所固有的那种诙谐与幽默的情调和欢迎马歇尔先生到来这个偶然事件，绝妙地揉合在一起，使它构成了富有高尚民族情操和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一出讽刺喜剧。观众在笑声后面，会情不自禁地涌出同情的眼泪，会有很多感触和遐想。例如维拉戴里奥人排队登记向美国人要一件礼品的时候，有人要公牛，有人要肥料，有人要缝纫机，其中有一个青年却羞答答地说要一个女人。别人说办不到时，他又补充说：“那么要头驴也行”。这个青年要的礼物是那么逗人发笑，但是笑过之后我们才感到，一个穷苦的青年农民他不要个老婆或要头驴子又能要什么呢？无怪有许多人在登记单上刚刚写下一根马缰绳或一面大镜子后，却又立刻想到，原来自己要的并不是这个，因为他们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啊！他们这些举动从表面看来是那么滑稽可笑，其实他们是非常朴实而敦厚的，他们没有更大的奢望，处处都是那么谦逊和谨慎。从这里我们触摸到了西班牙人民的那颗诚挚而善良的心。
又如后来，维拉戴里奥人赊了许多服装道具热烈欢迎马歇尔时，而美国先生们的汽车却从那个念欢迎词的小学生身旁飞驶而过。这些高唱给欧洲人类带来幸福的马歇尔先生们，就是这样对待西班牙人民真诚而热情的盛意的。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喜剧场面！又是多么深刻而尖锐的讽刺！事情过后，维拉戴里奥人排着队默默地走向市政厅去交纳这次狂欢所花去的钱。没有钱，有人交一袋面粉，有人交一篮马铃薯，有人交一只旧表，……。这个无言的场面，潜藏着多么深刻的意义啊！它向“美援”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无言的控诉，更唤起了观众心灵深处的巨大的反响和同情。
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出巴台姆和柏兰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电影艺术特性、创造性地使用了许多奇妙的电影手法的；因之我们看过电影后，不仅认识了作者的伟大人道主义胸怀和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倾向，而且也得到了真正是电影艺术上的享受和满足。如影片中的俏皮的说明词，机智的对白和整个戏充满着对生活讽喻的西班牙情调，都融汇贯通在绝妙而有趣的蒙太奇的句子里，它使我们感到振奋和愉快。又如美国人即将到来的前一个晚上，作者用绝妙的电影手法向我们解剖了一些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并且通过这些将美帝国主义的罪恶及其对善良的西班牙人民心地的恶劣影响，揭露得淋漓尽至。
当马歇尔先生们从维拉戴里奥匆促而过，那里逐渐恢复了以往的平静生活时，虽然电影完了，可是这个故事仍在维拉戴里奥人们的心里和观众的心里继续演着。人们是会从生活本身做出应有的结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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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箫
邵燕祥你可能吹响这管洞箫，就让箫声在江上缭绕：吹得远天拍打着江水，吹得沙岸上江水来潮，吹得那云龙嘘气挂脚，漫漫长江被烟雨笼罩，吹出了虹霓天上的桥，又把它吹落江水滔滔……九孔洞箫是我们所造——万里长江上第一座桥。洞箫吹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苦雨凄风我们不叫苦，惊涛骇浪上多少惊骇！江南江北路从天上过，攀高、走险，就像过悬崖，冬天钢梁滑得难动脚，冰霜染白身上安全带；百万铆钉是百万纽扣，无缝天衣在空中剪裁。茫茫的长天茫茫的水，正是我们工作的所在——最早望见两岸的灯火，最早发现东方鱼肚白。我们为人民架好大桥，谁能把它从水面移开！长江是流不断的历史，大桥耸起在激流深处。江心颠覆过多少舟船，江边多少人曾经唤渡；投鞭拦不断汹涌奔流，愁煞了千古风流人物。今天江山归我们管领，天堑上任凭自由来去；我们称道：如此好江山！江山称道：如此好儿女！洞箫吹歌催我们上路，跨过长江——只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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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一篇翻案文章
方玄初
7月24日大公报发表了弗先（即徐懋庸）所写的“大学里的右派”一文，这篇文章，名为谈武汉大学的右派，实则是借题发挥，向党进攻的翻案文章。文章中说：
“武汉大学的右派，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搞‘右派的大学’的运动，比任何大学为早，他们开始于1953年，所以，他们是大学的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
“1953年，在武汉大学里，党对一个党员干部实行整风。就在这次整风中，现在证明确实是右派分子的程千帆等人，就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帮助整风。整风的结果，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在党是严肃的处理，在党员是从新的锻炼，而在右派分子则是‘革命’的成功”。
“武汉大学……的党员们，在多年的委曲忍让之后，一旦发现了右派分子变本加厉，不接受改造，反而要造反，就拿起当年使用得过早了一些的武器，给右派以沉重的痛击”。
“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个党员曾经说过一句话：‘投鼠必须忌器，但忌器必须投鼠’。……但这一句话，曾经惹得武汉大学右派分子的大怒，后来成为他们控诉那个党员的罪状之一。”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以为这句话的全部意思，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一种人，凡是党和他不一致的，总是他是对的，党是错的，在许多事情上，他自以为比党还聪明，还“先知先觉”。他最擅长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正确的，最会翻案。不是吗？几年前还在武汉大学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骂知识分子要“捧着饭碗学习”，“要反对到台湾去反对，要中立到喜马拉雅山去中立”，骂旧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是“搽脂抹粉，表红里不红”，而且再三不顾党的劝告，向党闹独立性，在党检查工作后承认了错误；而今天全国反右派，他就计上心来，把当年违反知识分子政策说成是反右派，这样仿佛他又是一贯正确的了，党又是错误的了。他制造出一种理论，说武汉大学的右派是所有大学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这实际上就是说他自己是反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早就“熟悉这个大学右派分子的底细”，并且在武大早就已经拿起今天反对右派的武器和他们战斗了。
这是向党射来的一枝多么恶毒的箭啊！
作者之所以这样，我看仗着两条。一条自以为自己比党还聪明，是反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一条以为只有他才最了解武大的情况，只有他才配领导武汉大学。徐懋庸把昨天在武大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说成是反右派，只不过这些武器“使用得过早了一些”而已。请问徐懋庸，当年你为什么却把广大知识分子都当作右派来反对呢？当年你反的仅是今天程千帆之流的右派吗？当年反对你的也主要是少数几个右派分子吗？请回答这些问题呀！只要你不能把广大的知识分子都说成右派，这个案你一辈子也翻不了的。
有人说，你写这篇反驳文章会不会被某些右派分子抓住作为他们反扑的口实？为此，正告右派先生们，你们这种想法是枉然的，揭露了借反右派之名向党射暗箭的人，正是为了更好的反击右派。另外，不要忘了，有些右派分子有时正是在“左”的面罩的伪装下，向党进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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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儿歌
李作华
麦海青青山，蓝蓝天，青青山上野花鲜。青山下，绿一片，麦浪滚滚望无边。看一眼，走半天，再走还是社里田。
小风箱小风箱，呱呱呱，我帮妈妈把锅拉。锅里水，翻了花，妈妈忙把饺子下。十二点，刚打罢，盛好饺子等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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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孤儿院（油画） 高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