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
驳斥贺安的反社会主义纲领
本报特约马大军、吕英凡报道：
正当右派分子葛佩琦、王德周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正当右派分子林希翎（程海果）用她无耻的谰言煽动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时候，右派分子工业经济系讲师贺安也在6月7日在该校西郊辩论会上提出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这样，他们和校内、外一切右派分子就组成了“反调大合唱”，相互呼应。但是，他们之间也有高低之分。葛佩琦、王德周太低能了，他们的“反调”马上就被人们识破；林希翎的论点在贺安看来则是“概念上非常模糊”，漏洞很多的，而贺安的“法宝”却比较“高明”，他是“四平八稳”地拿出他的“‘三害’产生的根源及根除‘三害’的措施”的纲领来的。
如此“药方”
在整风运动中，贺安摆出一付“仁慈”的医生面孔，沉重叹息道：共产党“病情严重”，应“即动手术”。现在我们看看这位“仁慈”的大夫究竟如何诊断和下药的。
贺安在他的发言里，一开始就分析了什么“三害好像一棵树，宗派主义是树根……除三害要先把根拔掉。”我们说要找根应该从旧社会的遗毒和思想根源方面去找，而我们的贺安“大夫”在分析三个主义根源时，却又摆出了一付哲学家的样子，胡扯什么内因呀外因呀，他硬说产生三个主义的根源是新社会的制度问题。他说“社会的好坏是否合理，是产生各种病毒，各种细菌繁殖的条件”，他反对把三个主义归之为“旧社会遗留物”的说法，他很自得地问道：“请问旧社会的遗留物如何在新社会得到滋长、发展、起作用？这就属于制度问题啦”。贺安之所以从三个主义分析开始，其目的是在于指责我们人民代表大会是“半身不遂”的，并诬蔑造成这种原因的就是我国存在着“以党代政”，而党委制就是“以党代政”的表现形式，于是他叫嚣“把党委制，以党代政的情况改变一下，不要党委制，改变成为与国家政体相一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里，贺安的原形就毕露了，实际上他是要我们党放弃领导，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
在这里，贺安对党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百般诬蔑，他把党组织和党员描绘成“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而“产生宗派主义”以至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诬蔑党员是一些“全混官”、“半混官”，由于这种情况发展的结果，“很多党员，特别是新党员中，由党委制发展成为党员制，以党代政发展到以党员代政，党员说的话就算”，说党员都是为了“有利可图”钻进来的，这样就得出了他的结论：“所以‘以党代政’的副作用就大了”。看看吧，我们的党在他笔下不是被描绘成一团糟么？无怪乎贺安要拔掉宗派主义这个根。于是他下诊断说：“这种病传染性强烈，繁殖率高，死亡率少，不能终身免疫，潜伏期长，具有遗传性”。照他这种诊断，我们的党不是已经不可救药了么？好在医生毕竟是“仁慈”的，以他“恻隐之心”给我们党开了一个处方，这就是他所吹嘘的“双轨一贯人民代表大会制”。所谓双轨：就是区域系统一轨，生产系统一轨，所谓一贯，就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贯彻到政治生活的各个细胞中去（在学校由班、年级、系到学校），这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胞中都要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有区域系统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且有生产系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贺安究竟还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说：“有人说接受不了我的意见，说你是把党委推出学校，不是，党委一定要留在学校，但领导方式不同了”，贺安主张取消党的组织领导。这就是贺安所下的亡党、亡国的药方。
是香花，还是毒草？
学校为了便于让大家识别香花和毒草，前后组织了大小不下十次的辩论会。贺安满以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比林希翎的要“缜密”得多，他想一定会得到比支持林希翎更多的人支持，但是，事违人愿，除了跟随他的几个喽啰为他摇旗呐喊外，辩论会上竟无一人支持他的意见，虽然有些支持林希翎的人暗暗欢喜，但是他们本身已狼狈不堪，自顾不暇了。在几次辩论会上，贺安的论点一个接着一个被驳倒了。他还狂妄的宣称：“我的思想可能有错误，但是双轨一贯制的建议应该说是香花，你们不要因为铲毒草而把香花也否定了。我提出这个建议是将了你们一军，你们现在还不能驳倒我，看样子是和棋”。但是他的所谓“双轨一贯制”并不是什么香花，更没有下成和棋。他的这种狂妄的谬论马上受到苏星副教授强有力的驳斥，苏星说：“生产院，或生产者院，并不是新的东西。很早以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就有过这种主张”，他说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在1921年也曾有过这种倾向，当时的“工人反对派”就承袭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张。他们提出“组织国民经济管理之权应属于联合在生产者职工会内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由这些生产者选出管理共和国全国国民经济的中央机关。”苏星同志说：“这个要求和贺安的建议看来是一样的”。苏星说：列宁尖锐深刻的批判了这种倾向，并且在1921年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专门决议。列宁在这个决议草案中指出：这种倾向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和无产阶级的实际经验完全分割。因为，第一、
“生产者”的概念，完全离开了阶级区别和阶级斗争；第二、专靠非党群众，逢迎群众，是从根本上背弃马克思主义。苏星说贺安在回答生产者这个概念时很含混，说什么生产者就是人民，并且包括剥削者在内。苏星说：“这显然是根本错误，‘剥削者也是生产者’！这不正是章乃器的主张吗？（可惜章乃器还不敢说得这样露骨）如果反过来，认为生产者就是生产者，那么生产院就成为工人农民院，把其他有公民权的人民完全排挤出去，那么还成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呢？根据他自己的答复，显然的，贺安建议的目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样，他就用‘生产者’的概念，抹杀了阶级区别，使剥削者和劳动者混淆起来，正好适合于资产阶级的要求”。这样，实际上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
在6月28日的辩论会上，同志们向他的负隅顽抗的“双轨一贯人民代表大会制”发动了总攻击，结果贺安所持的论点完全被粉碎了。
吴大琨教授对贺安诬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种“半身不遂”的制度的谬论给予了沉重的回击，根据贺安的看法，说“人大”只能“从区域系统贯彻下去，生产系统就没有了”，贺安问道：“谁是高教系统的代表，就没有了，”吴大琨教授说：“我们人民代表虽然是由各个地区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却完全并不限于他们所产生的选区的利益的，”他以生动的实例问道：难道吴玉章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里是只代表他的四川选区而并不代表我们人民大学吗？我查了一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我发现几乎全国高等学校的校长，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的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里也都有着我们的各个地方的教育界负责人士作代表，为什么贺安硬说在高教系统内“代表”就没有了呢？在全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里，在各级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里，也有工业劳动模范，为什么贺安说在今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生产系统成了“半身不遂”的情况呢？这显然是睁开眼睛胡说。这样，贺安的谎言便完全揭穿了。
法律系孙国华讲师认为贺安的“双轨一贯制”不仅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实际中也不可能实现。他说：“如果把人民代表大会推行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去，在工厂、学校、企业，每一个单位都成立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说要成立一级人民政权，连班、年级都这样，同志们想想这是多荒谬呀！”他说如果一个学校要成立一个校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这个“人民代表大会”绝不能代表我国各阶层的人民；第二，它也不能行使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如果行使的话势必造成独立的小王国，每个社会生活的小细胞都要成为一个小的人民政府，这样贯彻下去，连保育院的小朋友也得选举阿姨了。”
贺安说道：“为什么政权机关可以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而生产单位如工厂以及学校、军队等就不能实行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工厂、学校、军队等之所以不能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就因为他们不是政权组织，它们按性质说来是与国家权力机关根本不同的。因为“工厂是工业生产的企业机构，学校是培养干部的教育机构，军队是保卫人民政权的强有力工具，总之，它们都是担负着政权机关给予的一定经济、政治、文化任务的组织。他们是属于全民所有，而不是属于某个工厂的职工人员，某个学校的学工人员和某个部队的官兵人员所有。”因此，“他们的任务并不是可以由职工和学员等随意自行决定的，而必须由代表全民的国家机关统一规定。”
正如孙国华同志所说的：如果按照贺安的方案实行，我们国家将遭到什么样后果呢？必然会（1）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2）取消了国家对工厂、企业、学校的管理；（3）使我们各级政权机关无法实现其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4）必然削弱和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人民本来是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讨论和决定问题的，而现在按贺安的方案却要由各行业自成系统各自为政，而在中央则要“两院发生争执”，这样国家将成为四分五裂的状态；（5）如果把他的“方案”推行到军队中，这样军队既不受党的指挥，也不受国家的领导，本来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而现在却想用枪杆来指挥党，指挥国家，难道贺安还要中国人民重新过军阀割据的悲惨日子吗？
遮不住的狐狸尾巴
贺安的父亲是敌伪时热河的一个讨伐大队长，有过累累的血债，贺安把他包庇了一年多，镇反时，我们公安机关已掌握了他父亲的材料，这时，贺安才不得不把他父亲交给政府法办。贺安参加过三青团，进行过反动活动。
现在右派分子贺安的谬论已完全被驳倒了，原来和他同谋的小集团也瓦解了，如果贺安仍要执迷不悟，那么，这条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是他自己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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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乌云遮不住太阳
中华全国科普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高士其
反右派的斗争，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目前，这种斗争正在继续深入。
在科学的领域内，也有一些右派分子散布荒谬的言论，企图抹煞我国科学进步的事实，挑拨党和科学家之间的关系，阴谋推翻共产党对科学的领导，以达到他们的政治野心。
我现在以我亲身的经历和体验来驳斥右派分子的谎言。右派分子说：八年来，在科学领域内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真的是这样吗？不！绝对不是这样。八年来，我国科学事业的进步，是有目所共睹的。就以我所熟悉的科学普及工作为例，几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广大科学家的参与下，也有飞跃的发展。它的发展速度，不用说在旧中国，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没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二年，我国就有了科学普及协会的组织，到去年年底为止，全国已经有二十七个省、市和自治区，一千零七十五个县都建立了这样的组织。会员人数发展到二十一万人。这是一支强大的科学宣传大军。这支大军，经常地在工矿、农村、部队和机关里进行通俗科学讲演工作。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1956年，就举行过科学讲演二十八万多次。此外，还举行科学展览三千次，放映科学电影和幻灯一万三千次，出版科普小册子和宣传资料四千三百多种。“知识就是力量”、“科学大众”、“科学画报”、“学科学”等通俗科学期刊，也是协会所主办的。协会还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成立了两个科普出版社和两个形象资料厂。协会所筹建的北京天文馆将在今年正式开放。这是一座向广大群众普及天文知识的场所。
这些难道不是我国科学进步的成绩吗？这些成绩是右派的乌云掩盖不了的。
右派分子为了挑拨党同科学家的关系，提出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简直是对党恶毒的污蔑。谁都知道，党对科学家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许多科学家的亲身经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个有病的科学工作者，党照顾我已经将有二十年了。远在三十年前，当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年青、健壮、活泼，我研究细菌学，不幸有一次在试验室里受到脑炎病毒的传染，而得了不治之症。回国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受尽了旧社会的冷遇和迫害，贫病交加，医药无告，更谈不到科学研究了。
自从1937年11月，我踏上延安的土地那一天起，就受到党的无限关怀和亲切的照顾。在1939年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把我残废的生命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党母亲般地关心着我的健康，把我从延安送到重庆，又从重庆送到香港去医疗。总希望能治好我的病，使我能更好的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日子里，在桂林大撤退的日子里，党却尽力设法救我脱险。在解放前的艰难岁月里，我却受到党的接济和援助。没有党，我就不能活到今天。
现在我的身体虽然将近瘫痪，但是在党的爱护之下，有苏联专家为我治疗，我的病也日有起色。在同志们帮助之下，我仍能坚持写作，为科学普及工作而努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供献出一点一滴的力量。这是党给我的幸福。
现在右派分子提出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来迷惑群众，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说党在“威胁”科学家的工作，只有他们才能“保护科学家”。这真是胡说八道，这是对党极大的污蔑。
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芒，风浪阻止不了坚定前进的大船。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阴谋活动，使我国的科学事业能以更快的速度，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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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为什么提倡办“同人出版社”
林今
整风以来，右派分子在出版界大肆活跃。他们极力提倡办“同人出版社”，认为办“同人出版社”是出版工作的“新方向”。但是他们所说的“同人出版社”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他们这样提倡的用意是什么呢？
右派首领章伯钧，他是提倡办
“同人出版社”的。在5月8日中央统战部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他就提出了具体方案，主张“知识分子组织出版合作社”，并且认为应该“由国家贷款来扶持”。他以共产党提出“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的方针为借口，说“互相监督要广开言论之路，这就要有园地、要有地方出版”。章伯钧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已经揭开了。原来他的阴谋是先夺取文教工作的阵地，之后夺取党的整个领导权。他说广开言论之路，要有园地，要有地方出版，难道现在就没有园地，没有地方出版么？他所要的园地是什么园地呢？我们现在的出版社包括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在内，都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都是由国家来领导的。章伯钧提倡
“知识分子组织出版合作社”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不是想把出版事业摆脱党和国家的领导吗？显然，他提倡组织“出版合作社”，不是为着别的，而是为着给资产阶级右派创造一种有利条件，使右派能够无拘无束地大量出版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以便煽惑群众，达到夺取党的领导的目的。
右派分子提倡办“同人出版社”，就是由于他们对新社会的出版事业不满。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因而，有一些人就提出了必须改变根本制度的主张。萧乾就是这种人。他在5月28日文汇报上发表“‘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一文，大弹“今不如昔”的论调。他对旧社会无限留恋，对新社会却深恶痛绝。他颠倒黑白，说现在出版社对作家如何“冷漠”，过去的出版社对作家如何“温暖”。他肯定现在的出版工作只改进缺点是不济于事的，必须铲除根本制度才行。什么是根本制度呢？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很清楚，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他要打垮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而恢复资本主义的老路。
右派想打垮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他们是要作坚决斗争的。右派分子张友松就提出出版工作的“官僚主义”是“敌我矛盾”，他要大家起来“向这个顽强的敌人展开猛烈的战斗”，把它“彻底消灭”。他对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还我社来”的口号大大加以宣扬，并要求有关方面仔细“考虑”。为了斗争到底，他已经提出要“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了。我们难道可以设想，像这样的言论，是为着整风么？
右派分子所提倡的“同人出版社”，就是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很明显的。曾任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许君远，他所提倡的“同人出版社”，就是资本主义的出版社。在整风期间，他曾鼓动书商复辟，他并策划将已经合并于文化出版社的四联、春明、国光、文娱等出版社恢复为私营，名之为
“同人出版社”。他自己准备搞一个“同人出版社”。如何搞法，我们不大清楚，但他拟定包括二十多“同人”的名单中，却没有一个党员和团员。他说：“有了党员领导，就不好搞了。”外文出版社的右派分子冯亦代也想搞“同人出版社”。这就是右派分子所提倡的
“同人出版社”。
右派分子曾彦修，他也积极主张办“同人出版社”。他在4月24日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就说：同人出版社“目前愿搞的人很少，但可以提倡”。曾彦修为什么也提倡“同人出版社”呢？原来他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也有极大的不满。他说出版工作没有方针，现在出版社束缚思想，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尽出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总之坏透了。显然，这都是污蔑。在把党的出版事业骂得一钱不值之后，他提倡什么“同人出版社”，显然就是想取消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他认为现在文化部出版局没有什么用，他曾经狂妄地说：
“把这个局砍掉，中国不会亡”。没有党和国家领导的所谓“同人出版社”，其论调不正是和章伯钧异曲同工吗？
蓝钰和曾彦修是一唱一和的。在提倡办“同人出版社”这一点上，蓝钰比曾彦修有过之而无不及。蓝钰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恢复私营出版社的主张。他企图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来挤垮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蓝钰对现在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也是极大不满的。他对现在整个出版事业的安排，全盘否定。他竟然也提出“根本改变”的口号来了。他的“根本改变”的方法是开放自由市场，恢复私营出版社。并且，他还主张取消文化部的出版局，以图取消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领导。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资本主义道路么？
右派分子提倡办“同人出版社”，他们认为自己是有理由的。他们的理由就是说现在的出版没有“自由”，他们是为着争取“自由”的。但是我们知道，“自由”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广大的劳苦群众是没有自由的。我们珍视社会主义的自由，社会主义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国家的宪法规定每个中国公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我们的国家还用物质的力量保障这种自由。但是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自由，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右派分子要改变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倡大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我们决不可以相信右派分子所提倡的“同人出版社”，是为着改进工作，是为着办好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不是的。他们是为着夺取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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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上海“文物仓库”
冶秋
远在大行政区还存在的时候，上海就设立了文物仓库，专门从废铜废纸里拣选文物资料。记得那时曾去看过：在一个四层楼的大房子里，堆满了图书资料和文物，都是从马上就要溶化和造纸浆的情况下抢救出来的。
这次来上海，又去访问了“文物仓库”。地点改变了，在一个仓库区的楼上挤了几间房，工作条件可以说很差，人手不多，钱也很少，可是他们在文化局的领导和具体帮助下，有关机关干部的支援下，作了许多难能可贵的工作。
他们向冶金工业部门的有色金属回收、冶炼等机构收来的所谓“废铜烂铁”的仓库里，拣选出从商周起直到清代一些完整的铜器、铁器，有些是重要的历史文物，有些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以及度量衡等器具。听说他们在大热天拣选铜器时，在堆集如山的铜铁堆里，太阳照射在铜堆上，发生化学作用，铜堆里有一股气体，闻多了会中毒。他们有了经验：舌头舔着嘴唇，发甜了，就赶快到医务所打一种针，打完以后，再回来工作。因为他们坚持不妨碍生产的原则，得赶快拣选，以免耽误了那边的溶化。
他们向轻工业部门的造纸厂联系，从即将送进机器变为纸浆的堆集如山的纸堆里，从供销合作社的废纸仓库里，拣选出有用的图书资料。这里边发现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很重要的革命文献，和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资料。例如我们去的那天，他们就从取来的烂纸里，找出几张太平天国壬戍十二年的钱粮票，又找出一大批从明季到清末浙江某些县的田地契。我们还看到他们过去挑出的黄浦军校证章、川陕苏区钞票、张献忠铸的赏功钱，等等。再就图书版本来说，随便看到的一点已经是足以惊人的，如：
（一）“新刻官版全象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上图下说，刻印精美，引文中有永乐、正德等字样，当系后此不久的明刻本。（二）“新刊校正足本剪灯余话”，上图下说，图着彩色，为建阳明刻本。（三）“杨太真全记”，带图，刻印精美，仅存三四两卷，系明刻本。（四）“红拂记”，带小图，明“书林游敬泉梓”，从废纸加工厂救出。（五）台湾府志。其他如“天启乡试录”、“新编五闹蕉帕记”和“袁了凡释义西厢记”等，还有明初仿元刻本“张仲景注解伤寒百证歌”，明万历本“银海精微”等医书，都是比较少见的善本。
他们要同许多造纸厂、供销合作社的收购站、冶炼厂、回收站、旧货摊贩、古玩市场等处联系。有的厂很好，根据文化部和轻工业部、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的联合通知，对于他们予以便利。但是，有些地方，尤其是个别负责人（工人、职员往往是很好帮助工作的）对于国家法令、主管机关的通知毫不重视，甚至推说不知道；不是予以各种方便，而是予以各种阻碍。虽然上海文物仓库的同志坚持了“绝不影响生产”的原则，但有些地方还是认为是“麻烦”，想方设法，不让他们去拣选。例如，有一家纸厂曾经答应他们在3月9日去拣一批“废纸”，他们按时去了，而厂方却在8日已把这批“废纸”全部造了纸浆。
他们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甚至是在冒生命的危险下工作，他们想出各种办法来进行宣传。例如，他们在工厂或回收站，拣选出有用的图书资料或文物，就在当地举行小型展览，说明为什么要拣选这些东西，并宣传文物保护法令，介绍文物常识。群众很欢迎，自动地协力帮助，将认为有用的东西放在一边，等着“文物仓库”的人来看。但是，有些负责人却在“动脑筋，想办法”，避免他们去“拣选”。
“文物仓库”在去年一年中拣选了文物四千九百六十九件，图书资料十万多件、册；今年不到三个月时间，已经拣选了文物一千多件，图书资料十万九千多件、册。
上海文化局和上海文物仓库处理这批文物的时候，他们不但照顾了本市，也照顾了其他省、市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浙江、江苏、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以及最近内蒙古、贵州，都预备从中分配一批有关的文物图书。而“文物仓库”的工作同志，丝毫没有本位观念，工作也不是从个人爱好出发，不是整理出了好东西就舍不得交出。他们尽量帮助别人挑选，造册，运输，……。
他们在所谓“破铜”“废纸”中把即将毁掉的文物图书抢救出来，然后在一个灰暗房子内，挤在角落里整理、分配。空气是很坏的，工作是紧张的。他们对于国家的法令、政策，以及报纸上发表的有关评论等，都很认真学习。例如，人民日报在3月29日发表了“关于图书资料的收集问题”的评论，他们不但进行了学习，而且马上就在拣选工作中来实现评论中的建议；而有些文化行政部门，甚至是主管这件事的同志却根本没看。
这里的工作同志，他们大多本来是不熟悉这行工作的，但他们一面工作，一面钻研业务；从废书废纸里拣选出来一些参考书，就是他们的老师。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整天在吵着条件不好，不能工作；而这里的工作同志，我们去访问的时候，他们所谈的不是要求什么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不是什么名利双收的打算，而是愁着工作作不过来。上海这样大的地方，工作面这样广，随时随刻都有人在把一些可以提供科学研究的资料造纸浆，溶化；他们就是想到如何把这些有用的东西抢救下来，并且还想到如何更开展一些工作面，把一些漏洞堵塞住。
他们的工作态度，是值得表扬、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工作，也值得有关单位予以大力支持和帮助的，尤其是主管处理所谓“废铜”“废纸”的机关，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为了供给我们科学研究资料，更希望予以切实有效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