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反右派斗争时间虽短一生难忘
首都大学生逐步辨明是非站稳立场
新华社12日讯 新华社记者朱彬、周定舫报道：记者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个班学生的反右派斗争总结座谈会，学生们认为参加这次斗争的重大收获之一，是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大学生必须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重要性。不少人都这样说：“时间虽短，一生难忘！”
在反右派斗争没有开始以前，有些人在许多问题上，辨别不出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他们甚至要求采取“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实际生活使他们认识到，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时，抓住许多学生所关心的改进哲学系学习条件的问题，挑起请愿事件，许多学生也就糊里糊涂地在要闹事的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右派分子林希翎在人民大学两次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长篇谬论，开始遭到同学们的反驳，这些人还附和右派分子的论调，认为这是“压制言论自由”，“林希翎虽有错，但是精神是好的，能够独立思考”。北京大学气象系一个班里有些学生也有类似的思想情况，当这个班里的右派分子提出“现实社会并非世外桃源”问题，主张采取“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来实现他们的“理想”时，有二十多个学生给右派分子抄写和张贴大字报。
两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许多生动而无情的事情，使他们弄清了是非和善恶。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徐国林，平时在学习中是好钻书本上的字句，不会联系实际，当右派分子散布“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也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领导对民主生活不利”、“马克思主义是一百年前的理论，应该修改了”、“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政权”等等反动言论时，他还把这些反动言论仅仅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夸大和片面性的表现。经过辩论会上的批判，又把讲这些话的一个右派分子的“底子”翻开来，原来这个右派分子的父亲是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的秘书长，又是这个省青年党的书记，解放后依法判处徒刑，在逮捕后还说：“要报仇，即使二十年后此仇也要报”，因此这个右派分子一贯对党抱仇视态度。这些事实的揭发，才使徐国林的脑子清醒过来。北京大学气象专业三年级二班有些思想一时糊涂的学生在反右派斗争中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斗争使他们看清了右派分子的面貌，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当他们还帮助右派分子张贴大字报时，知道了北京市印刷厂一厂的工人拒绝印刷右派分子编的反动刊物“广场”的事情，两者一对照，立场完全不同，这种鲜明的阶级立场对学生的教育很大。另一件事是气象专业二年级的共青团员贴出一张大字报，劝告他们赶快回头，使他们警惕起来。
实际生活的考验，使这些学生感觉到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怎样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他们绝大多数人出身于剥削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旧社会给他们很深的影响。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个出身于投机商家庭的学生汪华岳说：“解放后家庭经济收入减少了，感情上总是留恋过去，和工农劳动人民疏远，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从来没有澄清过，因此对右派分子的思想很容易引起共鸣”，这是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许多学生总结这些教训时，都认为过去把自己估计太高，一直自以为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到大学里来只是学习功课的，对思想改造不感兴趣，对参加集体生活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修养表示厌烦，使自己的思想意识里的许多旧东西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有了发展。
这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年级三班、北京大学气象专业三年级二班的学生在总结这次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时，都认为这次斗争的实际锻炼，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他们认为，开学以后，还要加强思想上的锻炼，只有不断克服旧意识、旧思想，工人阶级的立场才能站得稳。
第3版()
专栏：
天津新闻界决心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据新华社讯 天津市新闻界继续在揭露和批判新闻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天津新晚报总编室主任孙肇延等右派分子追求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对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他们说党报“教条主义严重，老是摆着党报面孔”、“过分强调指导性、思想性，缺乏趣味性，没有人情味”。他们把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右派分子肖荻说：“报社的天职是反映人民的声音，监督执政者。”他又说：“天津日报是市委机关报，天津工人日报是工会机关报，我们青年报又是团的机关报，天津农民报也是农村工作部的机关报，如果都是这样，反映群众的呼声不能见报了。”天津日报右派分子江汗清也说：“如果我们只替市委说话，不替人民说话的话，势必脱离群众。”天津工人日报也有人主张：“取消工人日报是市工会联合会机关报的招牌”。
肖荻在天津市大鸣大放期间，唯恐天下不乱，曾陆续指使记者在歌舞团、话剧团、医务界、曲艺界、戏曲学校、工程技术界、徒工中组织“鸣”“放”座谈会，进行点火。孙肇延则利用天津新晚报“呼风唤雨”、“点火于基层”。这些右派分子在报社内鼓吹反对党的领导，拉拢一部分人，企图夺取报社党的领导权。天津市人民广播电台右派分子路广业等竟纠合坏分子组成所谓“落后支部”。提出三大纲领：（一）一辈子不加入共产党；（二）不希望提拔；（三）不怕抛脑袋。
肖荻、孙肇延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激起了天津市新闻工作者的无比愤怒，许多人坚决表示：一定要和这批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第3版()
专栏：
山东农学院揭露周次温
怀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混入党内
本报讯 山东农学院揭露和批判党的叛徒、老牌右派分子周次温的反党罪行。
周次温是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代理主任，1936年参加共产党。在“大鸣大放”中，他肆意诬蔑共产党的政策，说三反和肃反运动“留下来的印象是暗无天日，血迹斑斑”，“统购统销不知死了多少好人”。他公然诽谤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说三反肃反的“错误”“党中央应负全责”。他还在群众中宣扬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周次温看到陈铭枢在报纸上发表的“党委应该退出学校”的谬论时，竟拍案叫绝，并无耻的说：“我早就看到这一点了。”
周次温是地主阶级出身，怀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思想混进了共产党的队伍。在减租减息中，农民刚刚触动了一下地主阶级的皮毛，周次温就大喊大叫“左了”。1950年土改时，他公然包庇地主家庭和恶霸父亲，因此受到党纪处分。
现在，周次温还没有低头认罪，山东农学院准备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作进一步的批判。
（新华社专稿）
第3版()
专栏：
把幕后的右派分子揭发出来
本报讯 安徽师范学院揭发出隐藏在幕后的右派分子李敏（共产党员，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他是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军师”。大鸣大放后，李敏在课堂上煽动学生说：“同学们，拿出‘五四’的精神，站起来斗争吧！”右派分子储茂隆拿着极端反动的南大“二十条大纲”去请教他，他表示：有些条文他是同意的。在右派分子反动气焰嚣张时，有人问李敏，记者为什么不报道？他说：“不报道，你们可以贴大字报。”于是，在安徽日报驻芜湖记者站的门口便出现了师范学院右派分子谩骂记者的大字报，当团总支号召共青团员在鸣放中要本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六项原则时，他告诉右派分子说：“我看你们所鸣放的并没有不符合六项原则。”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这位1938年叛党后认贼作父、在解放战争中第二次混入党内的叛徒，始终掩盖不了他的叛党行为！他的反动论点也已被驳倒。 （于风）
第3版()
专栏：
浙江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搞得好
右派骨干显露原形，积极分子受到表扬
据新华社杭州12日电 浙江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已经获得重大胜利。
浙江大学教授、右派分子董太和竭力主张“教授治校”，还高喊“马列主义是不值一文的教条”，他造谣说“共产党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是‘门下食客’，而且每次运动中都把他们当作批判的‘罪犯’”。他颠倒黑白地说新中国一片“黑暗”，污蔑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的机构”，说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是“技术训练班”。
浙江大学另一个右派骨干分子、数学教研组讲师周先意更造谣说：现在的浙大已成了官僚主义的衙门。他直接鼓动学生起来闹事，叫学生要“抓住重大问题”（如赶出学校党委等），要一举“击中共产党的要害”。
浙江大学还出现了右派分子黄月德等大闹杭州日报社的事件，他们企图把事情闹大后结队上街，举行示威游行。浙江大学右派分子的核心组织是“春雷”反党集团，其中的主要成员有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
浙江农学院里，出现了一员资产阶级右派主将施有光，他在鸣放中提出了一套反动纲领。他费尽心机地归纳出所谓“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十大歪风”和“四类假积极分子”，对党团员极尽其污蔑的能事。施有光却假仁慈地为农民抱不平，散布农民“吃不饱”等谣言。
在这个时期，浙江农学院里的一些过去曾效忠于蒋介石特务机关的讲师、助教如麻键、施亚夫、陆定志等右派分子，更是日日夜夜地、废寝忘食地进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农学院闹得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浙江医学院在鸣放期间也是黑云乱翻，右派分子储镐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和浙江民盟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猖狂地到处叫嚣“学校应该取消党委负责制”。在这股乱翻的黑云里头，大翻跟斗的还有教师朱寿民、邵静宇、陆伯铮、秦文清和学生张齐政、刘康、陈千平、徐建华、王耀华等右派分子。
在浙江师范学院里，副教务长、右派分子任铭善一口咬定说“八年来破坏多，建设少”，他叫喊必须“狂风暴雨”式的整风，叫喊多提一些“一棍子打死”的意见。这个学院另一右派分子、化学系主任王承基煽动一部分教师和学生想直接把党委会从学校里赶出去。他煽动学生闹事要闹得越大越好。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右派分子莫朴、金浪、金冶，他们都是以江丰为首的一个反党集团的成员。
一个多月来，浙江各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员工们，跟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浙江大学团员黄维实、陈鸿喜等七人，由于英勇地捍卫了共产党的事业，坚决和右派分子作斗争，曾分别受到团省委和学校团委的表扬。
第3版()
专栏：
河南新闻出版界揭发出一批败类
李晴主编的“凤凰台”成了攻击党的基地
新华社郑州讯 河南省新闻出版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深入展开，一批右派分子被揭露出来。
河南日报编辑部全体人员，一个月来连续举行了十二次辩论会，批驳右派分子任重（河南日报农业部助理编辑）的反共谬论。任重荒谬地提出他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办报原则”。按照任重的这些“原则”，党报竟可以不接受党委领导，报纸“应当纯客观地进行报道，不管报道后对党和人民起好作用还是起坏作用”。任重还叫嚣要“取消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取消记者、编辑的政治理论学习”。
郑州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李晴，是一个披着共青团员外衣的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李晴负责主编的郑州日报副刊“凤凰台”，成了他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基地。李晴先后用柳无忌的笔名，写杂文、寓言，连续用夸张的手法、恶毒的字眼向共产党大肆进攻。像在“鱼何负于钓”一文里，李晴诬蔑党的整风是在“钓鱼”，钓出了好“整”，因此他替“鱼”叫屈。
右派分子李蔚（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农民”助理编辑）在整风期间，疯狂地骂共产党员是“假洋鬼子”、“泥菩萨”，骂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是“顺民”、“蚊子”、“风向针”，他甚至把今天的社会形容是“一团漆黑”，说自己是在“暗室”里工作、生活，“没有民主，没有阳光”。
这些右派分子当自己的荒谬言论已经被批驳得站不住脚的时候，已经开始表示低头认罪。但对他们反共的阴谋，却吞吞吐吐，不作彻底交代。因此，对他们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
第3版()
专栏：
沈阳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深入
一批反党小集团被揭发出来
本报讯 沈阳市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目前全市十所大专学校的师生虽大部已经放了暑假，但各校反右派的领导力量、积极分子和行政人员仍然在不懈地紧张进行反右派斗争。暑假中，各校还要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研究改进工作。
东北工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出两个右派反党集团。一个是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还有党内右派分子机械系主任、党总支委员、沈阳市委候补委员王铭勋等参加。这是一个在民盟沈阳市委右派分子直接领导下，执行章、罗反党纲领的集团。他们煽动教师向市委“请愿”、闹事，攻击学院党委和中共沈阳市委。要求成立凌驾党之上的
“非常委员会”。另一个反党集团是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许冶同密谋夺取冶金、有色、工艺三系党对整风的领导权，配合机械系右派分子陈尚炯等“开辟第二战场”，以便实现“教授摄政”，把党从学校中赶出去。
沈阳俄文专科学校揭发出以教师陈允福为首的反共阴谋集团。这个集团有组织、有分工、有纲领、有策略。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们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面临危机”，“乱世”就要到来，便常在一起密谈。当党开始整风之后，他们认为“乱世已到”，便作出计划：首先整垮学校党组织，篡夺学校领导权，占领俄专阵地；第二步是时机到来就煽动闹事，闹到北京，使资本主义复辟。
沈阳师范学院的师生揭露共青团宣传部副部长张百生和院刊编辑黄振旅这两个右派分子的政治阴谋，他们物色对党不满的人（如肃反对象），进行拉拢，企图组织“新政党”，办报纸和党唱对台戏，并且煽动学生闹事。历史系的师生还揭露了讲师徐公振和教授周传儒的反党活动，他们恶意地造谣中伤，支持学生闹事，企图推翻学院的党的领导。
沈阳农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了九三学社社员李明哲。他利用整风鸣放机会，大肆污蔑社会主义民主，说现在还不如伪满时代有自由。说现在“天下尽是诺诺之士”。他要人人都作反对社会主义的“谔谔之士”。
沈阳药学院教师学生，集中揭露、批判了讲师尹鲁、胡向旻等右派分子煽动学生罢课、请愿的反动活动。
东北财经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对教授赵鸿翥的翻把阴谋给予了严厉回击。这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党整风之机，对肃反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污蔑，替反革命分子大肆喊“冤”和要“申诉”。他的阴谋已被粉碎。财经学院师生还揭发批判或声讨了右派分子李靖国、吕恩莱等。
（新华社专稿）
第3版()
专栏：
群丑哄闹水利部
本报记者 慧之
整风运动开始后，水利部各单位先后出现了一批右派分子。他们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兴风作浪，企图推翻党的领导。
二十二首反动诗
农田水利局右派分子高炎（民革成员），参加工作以来，一贯表现不满。鸣放开始他认为“整”共产党的机会到了，在水利部党组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首先提出：
“不够条件的党员应该清洗。”单看这么一句话，似乎没有多大毛病；再看下文，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他说：“实际上好党员是少数，很多党员都缺德、贪污腐化，像旧社会的警察一样，使人见而生畏。”
除口头攻击以外，高炎又写了二十二首七言诗，把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新中国大骂一通。他诬蔑伟大的肃反运动说：“惊心风雨大飘摇，肃反轻挥笔下刀”，他还用“三字狱”、“莫须有”等字样，把党比作谋杀民族英雄的秦桧。他骂领导干部是“肉吃无谋只素餐，事无大小找科员”。骂党员是“晋级加薪享福利，党员事事在人前”。污蔑报纸是“只闻报喜不报忧”，“无名小卒稿难投”。
高炎自小就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十五岁时曾在家乡土匪队当过文书，先后共参加过八个反动组织，做过局长、专员等反动派的官，并和李宗仁、张荫吾等有过联系，解放后参加了工作。他悔恨地说：“现在不比过去，非工作不行，再也不能回家作老员外了。”
狡猾的老狐狸
高炎的反动诗是经过一些“高人”“指正”的。水利史编辑张腾霄（民革成员）便是其中之一。张腾霄看过这些诗后批上“首首俱佳，道出了人人心里话。”可是当人们对反动诗展开批判时，他却狡猾地说：高炎的诗我只看了个首尾，当中没有看。批的是“首尾俱佳”几个字。
张腾霄还诽谤说：“一般党员尤其是领导，专爱听小报告”。他骂作小报告的人最无耻，听小报告的人最无能。他说灶王爷的小本子，使得他走路都要离远些。水利科学研究院的右派分子以“土人”为名贴墙报毒骂共产党，当这个墙报受到群众指责停刊时，张腾霄却写文章煽动说：没想到“土人”竟如此脆弱，经不起考验。并要它“早日复刊，向前奋斗”。他还利用民革小组长的身份，召集一些对党不满分子开秘密会议，收集反党意见，并在落后分子中积极发展组织。当人们对他这些言行提出责问时，他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把自己的反党言论粉饰为“逆耳”之言。
死也不愿改造的人
农田水利局的另一个右派分子李域，公开污蔑我们党的领袖，说毛主席的诗中有个人英雄主义。还语无伦次地说毛主席不一定完全正确，李立三路线不一定就是错误，马列主义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没有马列主义，可能还有更好的主义。他还认为没参加党团是
“幸福”。他的兴趣究竟在哪儿呢？原来这位对党团不感兴趣的人在十多年前就参加了三青团。他诬称目前乡下老百姓的生活比国民党时还苦，他要求取消县委会。他还说共产党是假民主，只喜欢拍马屁的人。郭沫若所以红，就是因为会拍马。
人们公布他的言论并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又说：不公布我的意见还可，公布出来，我至死也不会改造，我看怎样也得让我生活。
很明显，他的要求是让他的反党言论自由泛滥，要对他进行批判，他就死也不改了。这完全是死赖顽抗。不管右派分子怎样耍无赖，人们是不会放过他的。
党内的应声虫
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党内的不纯分子起了内应的作用。技术委员会共产党员班效侯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他认为党员的确是六亲不认，有些人不养老人是和党的教育分不开的。他说党教育党员划清思想界限，就是叫他脱离家庭。他说他的知心朋友不在党内，他和党员没有深厚的感情。党的教育使党员死板，唯唯诺诺。
有人觉得奇怪，这个年仅二十四岁、已入党四年多的青年人，为什么有这样多的荒唐谬论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原来他出身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自小就养成爱虚荣的心理，解放后伪装积极，混进了党，又怕组织上有不好印象，便到处唯唯诺诺。久而久之，他感到入党并不能达到个人主义的目的，经常装腔作势也很不舒服，乘整风机会，便把自己的一切伪装，都说成是党的“教育”。真象暴露，他原来是个原封未动的“小少爷”。
＊ ＊ ＊
水利部各单位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在六、七月间已先后进行了一些批判。右派分子一般都表面认错，但不进行深刻检查。现在水利部各单位正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追击，继续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不许他们蒙混过关。
第3版()
专栏：
在风浪里受到了锻炼
清华大学学生 朱幸华
一个不平常的夏天接着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惊心动魄的三个月在火热的斗争里过去了，这是一生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日子，风里浪里，锻炼了自己，脚步更坚定了。我时常喜欢去回想那些斗争的日子，的确，这对于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大学生、一个共青团员来说，是永远值得自己去回忆的，这里面有着多少年青人难得的可贵的教训啊！
这场右派分子所挑起的阶级斗争，看来他们是失算了，碰得头破血流了，但这对我们来说却是上了阶级斗争最生动的一课，是一场活的政治考试，每一个大学生都无例外地接受了这场考试，有的得了五分，有的却得了二分。
回想整风初期，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清华园里，这一小撮右派分子的气焰也是极为嚣张的，他们利用一些同学立场上和认识上模糊的弱点，竭力丑化党，攻击党，要党退出学校。他们还恶毒地打击一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正直的人们，骂我们为“歌德—但丁”派，是“卫道者”，企图封住积极分子的嘴，使党陷于孤立。在这种情况面前，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感到难以忍受，心里充满了那种当亲爱的母亲遭受攻击时的愤怒和沉重，沉重的是很多同志还没能清楚地判断当时情况的严重阶级斗争性质，因而我们的力量还没有能集结起来战斗。正在这时，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我在吃早饭的时候听到了这篇社论的广播，激动得扔下了饭碗，和旁边的同志拥抱起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高呼：人民日报万岁！我们最英明的党万岁。是党，在这最艰难沉重的时候，给我们指出了方向，给了我们斗争的力量，一瞬时使我们的眼光变得那么明澈远大，使我们胸中的愤怒和沉重化成了和阶级敌人作生死斗争来捍卫党的决心和勇气。的确，我有生以来，从来还没有体会到过一篇文章会在自己身上产生这样巨大的力量，会使自己的感情激动到这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的心情，就像一个远离膝下的孩子，在备受折磨和眼看母亲受人攻击的时候，重又回到母亲的怀里，汲取了力量与信心和母亲一起战斗时的那种喜悦的心情。我这次最深刻地体会到：就像孩子离不了母亲，共产主义战士离不了党；我向自己发誓：这一生，将要任何时候跟着党走，终生地为党战斗。在这次斗争里，我们确实有很多同志自始至终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毫不动摇，表现了鲜明的态度。像我校共青团员罗健敏同志，在右派分子大摆迷魂阵猖狂进攻的时候，挺身而出，首先贴出了号召共产党员起来战斗的大字报，他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们崭新一代的大学生里面，这样的战士并非少数，在一个多月的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学校里涌现了多少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啊，白天，冒着酷暑，到处对证材料，有的整天埋头在图书馆里准备着以有力的论据，来彻底粉碎右派谬论；夜深了，很多房间里还透出盏盏灯火，人们还在那里分析情况准备明天的战斗，或者在编写大字报。清晨，当人们在墙上看到墨迹未干的大字报时，他们才刚刚进入睡乡。——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们，团结了广大同学对右派展开了雷霆万钧的反击。他们突出地代表了新中国大学生的鲜明的政治态度——永远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永远忠诚地跟着共产党走。
在斗争中也有一些同学考得不太好，在风浪里站不稳脚跟，表现得左摇右摆，没有坚定的立场和敏锐的政治嗅觉，虽然今天这些同学大部都已清醒过来了，投入了反右派斗争。但这些对于我们毕竟是一个有益的教训，必须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对资产阶级思想经常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必须不断自觉地改造思想，才能成为符合社会主义需要的建设者。这次风浪也指出了：暖房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大学生应该放到实际生活里去磨炼。
是的，钢铁要在烈火中炼成，坚强的战士是在风浪里成长。我，作为一个共青团员，经历了这场考验，也将永远地珍贵这几个月来的大风巨浪所给我的锻炼和教育。阶级斗争的现实教会了我怎样去分辨敌人，怎样去憎恨敌人，去和他们战斗；也告诉了我共产主义事业需要着怎样的战士，我遗憾自己没有能更早地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但是经过了这次考验，我下定了决心，争取早日入党，要终生战斗在党的身旁，坚定地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考验还没有结束，反右派的斗争还正在深入。除此而外，可以设想，还有更多的困难和考验摆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必须以坚定的立场过关斩将迎接上去。远的不说，目前对我们毕业班同学来说就面临着服从祖国需要的问题，我相信经过了这场考试后的大学生，一定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我们下定决心终身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下定决心和工农结合，使自己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知识分子。
新型大学生永远属于党，属于社会主义！任何右派分子企图来和党争夺大学生，这只是妄想。
第3版()
专栏：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不惜献出我的生命
天津大学学生 蔡国英
我的家乡——浙江诸暨县南三江村，解放前一直就像地狱一样的黑暗。家里的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生活困难，使我再也不敢作念书的美梦了。十六岁时，我到上海去了。
到上海后，我一进厂是养成工，规定了三月到六月内只供伙食，没有工资。不满三年不能随便走的，不然就要拿出两担白米。
夏天顿顿吃馊饭，菜还没有猪吃的好。吃饭时，专门有人看管，说这个吃多了，那个吃少了，叽叽咕咕。气得我们都不想吃了，一个个面黄肌瘦。
住的地方，夏天外面是太阳，里面也是太阳，外面下雨，里面也下雨。车间里，外面下大雨，里面发大水，我们赤着脚，整天站在水里工作。
那时，自由是根本谈不上的，养成工的宿舍在厂里，下了工只能待在自己的屋里，不能到别人的屋里去，厂里专门派人看着。一星期只准出去一次，先得求他们开个条子，出厂时还得抄身，工人的人格就是这样的被侮辱。
早上六点上工，晚上六点下工。“六进六出”，星期日一般要工作十六到十八小时，有的还要工作二十小时。
工资一个月发两次，三号，十五号。本来是十五号发工资，资本家早在一号就结好账，那时物价一天一个行市。一号发，本来还可买两三斗米，可是等到十五号就一点不顶用了。记得我有一次半个月的工资只买了一块肥皂。
在车间里，工头随便欺侮工人，有一次一个女工差一点被推到皮带上要了命。拿摩温工头为了一些小事，时常用落纱用的铜管打工人。因此时常有人上工时好好地进去，下工时头上带着大疙瘩出来。
实在忍无可忍，我们就没有上工。我给拿摩温和厂长提意见，不要这样欺侮我们。那时正是上海王孝和被枪杀以后。资本家的代理人说，好！你们还想罢工，王孝和就是你们的榜样。
1949年夏天，我们那里解放了，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老年女工高兴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不久我们又斗倒了工头，两三个拿摩温失去了自由，可是全厂七百工人得到了自由。
1952年一天夜里，我正值夜班，接到去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通知，我真高兴极了。解放前，我不敢想像的事，多少年来我一直盼望的事，终于实现了。党告诉我，不但要送我进工农速中，将来还要送我进大学。现在这些都完全实现了。
右派分子闭着眼睛说瞎话，若不信，最好到我们学校来，找几位工人出身的同学好好调查调查，看看我们过去过的什么日子，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日子。
1953年我回家一次，村子里变化很大。被日本鬼子烧掉的房子，解放前一直没有盖起来。解放后，组织了互助组，变工互助，那些房子都重新盖起来了。
现在，我家参加了合作社，父亲喂了一口猪，准备过年吃。解放前，过年只能吃豆渣，现在生活不愁吃、不愁穿，而且过年还能杀一口猪，变化多大呵。到底是解放前生活好，还是解放后生活好，广大的农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现在的自由是金鱼缸中的自由吗？右派分子极力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但是劳动人民自己是最清楚的。亲身的经验使我对于自由有深刻的体会，现在真是自由。获得了解放的工人农民，他们无比地热爱党，热爱今天的幸福，美好的生活。右派分子自不量力，企图进行资本主义的复辟，反对社会主义事业，反对党的领导。工农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过去惨痛的生活，站起来了的他们，将用自己的一切保卫幸福的生活。
我是从旧社会亲身经历过来的，我恨死了黑暗、专制，终日辛勤劳动，但无法生活的旧社会；我无比地热爱光辉灿烂，前途无限美好的新社会。我严厉地警告反动分子，谁胆敢反对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我就要和他斗争到底，为了捍卫神圣的千百万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不惜献出我年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