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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盟反右派斗争有新进展
罗隆基开始交代了历史上的一些反动言行
大家对他没有交代的事实又作了有力的揭发
本报讯 12日下午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彻底干净地剥下了罗隆基“反蒋有功”的迷惑人的外衣，罗隆基也开始交代他一贯亲蒋亲美反共的反动行为。会议一开始，带病出席的民盟副主席马叙伦就痛斥罗隆基在解放战争期间，在美帝国主义策划下，搞
“中间路线”搞得乌烟瘴气，企图最后挽救美蒋的反动统治，要求罗隆基彻底交代。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接着指出就上次会议上所揭发的材料看，在解放战争期间，罗隆基同国民党的关系不但没有切断，而且同国民党特务、同李宗仁、雷震一直勾勾搭搭。因此，要求罗隆基彻底交代他亲蒋反共的反动活动。由于大家坚持说理斗争，揭发大量事实，罗隆基今天开始交代了一些他在抗日战争前后以及解放战争期间亲美亲蒋反共以及政治上的两面派行为。罗隆基承认他曾经在新月杂志上写文章，为蒋介石献策，不能只用武力剿共，还要思想剿共。罗隆基还在益世报上写社论主张“攘外而后安内”，要蒋介石先抗日再灭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承认他一直和马歇尔、司徒雷登等美帝国主义分子勾结，不同意民盟和中共站在一边，一直想做国民党的官，他不相信解放战争会胜利，认为国共之间不可调和，民盟则左右两方举足轻重，借此实现他的亲美路线。他曾向马歇尔献策，认为中共不会胜利，主张中国实行英美政治，希望得到美国支持。他的这种亲美反共路线很得到马歇尔的称赞。但是，对于章罗联盟、对于他最近几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动小集团的阴谋活动，仍然很少交代。
接着发言的人又揭发了罗隆基一贯亲美反共的大量事实。1948年，民盟中央在香港举行的三中全会，是民盟结束中间路线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罗隆基今天交代说，他赞成召开三中全会，只是反对三中全会一边倒的政治路线。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在过去的几次会议上，许多人已经揭露了罗隆基反对三中全会决议的许多破坏活动。今天，高天又揭露了罗隆基不但在会后破坏决议的实现，还派人阻挠会议的进行，并反对香港的民盟总部。高天说，在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罗隆基就赶派他的反动小集团中的周鲸文、刘王立明、罗涵先到香港摸底并阻挠会议的进行。他们和进步力量对立，企图使会议批判中间路线、确定和中共合作的新路线受到影响。而罗隆基则在上海挟持张澜主席另搞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民盟中央与坚持正确政治路线的香港民盟总部对立。1947年底民盟被迫解散后，罗隆基曾经要写呈文给蒋介石要求恢复民盟的合法地位，而1948年当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后，罗隆基却亲自起草挟持张澜给香港民盟总部写信，强调民盟要“绝对独立”，罗隆基究竟要倒向哪一边不是很明显的吗？
蒋介石撕毁旧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标志着蒋介石已经最后自绝于人民，当时罗隆基对国民党是什么态度呢，他的交代中把自己说成是拒绝参加伪国大的，但据陈新桂揭发，当时，罗隆基曾经和辛志超关起门来密谈过此事。罗隆基很想当国民党的官，已决心参加伪国大，还积极准备民盟参加伪国大的代表名单。幸亏张澜主席和民盟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罗隆基才没有把民盟拖下水去。
陈新桂还揭发：罗隆基听到李宗仁当选的捷报后，登时眉飞色舞兴奋之至，还说李为人忠厚，所以能得人心。当时伪行政院长张群曾经表示，罗隆基是国家人材，应当爱护，张群还曾给罗隆基送支票，罗隆基住在虹桥疗养院期间，陈新桂还曾在罗的房子中看到雷震亲笔写给罗的信上说：“吾兄既对政治有兴趣，希多珍摄。”冯素陶也揭露罗隆基积极设法参加伪国大的反动行为。1946年11月，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和谈，罗隆基是民盟参加和谈的代表之一。为了要做蒋介石的官，罗隆基不惜背弃民盟和中共的旧政协联盟，要胁共产党向蒋介石屈服，以便他能够如期参加伪国大。当冯素陶责备他不该背叛共产党的时候，罗隆基不胜感慨地对他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搞政治是最现实不过的，我们还能等到共产党成功吗？你今年还不过四十多岁，还可以多熬几年，我已经过了五十岁了！”
今天的会上，浦熙修揭发了罗隆基进行反动活动的一些重要材料。在民盟第二次工作会议期间，浦熙修亲耳听到罗隆基和孙大雨说，他看过了孙大雨向党进攻的诬蔑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的八万言的意见书，还劝他说当时发表不合适。浦熙修还揭露，叶笃义是奔走于章罗门前的章罗联盟的联络员。接着吕光光，许广平都举出了叶笃义的一些反动行为，要求大家不要放过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
曾经做过罗隆基家庭护士的王爱兰和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在今天的会上愤怒地控诉罗隆基对为他服务的劳动人民的恶霸行为，和他的腐烂透顶的私生活。罗隆基曾经毫无证据的诬陷王爱兰偷了他的钱，无耻地对王进行威胁以至审问。罗隆基对给他缝衣的工人、给他送水的农民……动辄就以押起来、关起来相威胁。当大汉奸周佛海的小老婆去罗隆基家时，他告诉王爱兰说，这是他的最好的朋友的爱人。罗隆基对此还当场狡赖，说他听的警卫员说，王爱兰曾经偷看过他的内部文件。张登智立即站出来揭穿他的谎言，并且历数罗隆基信口撒谎的许多事实，要大家警惕罗隆基这个撒谎大王。会场上对王、张的揭发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会上报名要求揭露罗隆基亲美亲蒋反共反动行为的还有许多人，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发言。在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辛志超、黄药眠。最后，胡愈之宣布，罗隆基在下次必须继续交代他在解放以后，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右派分子叶笃义和曾昭抡也都应该交代，想混过关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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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罗隆基的反动言行作证
浦熙修揭发一些重大事实
本报讯 在12日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浦熙修揭发了罗隆基反动活动的一些重大事实。
浦熙修在发言中，证明上次吕光光揭发罗隆基胁迫、陷害故张澜主席的阴谋，完全是事实。她并进一步揭发罗隆基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期间的反共阴谋。
浦熙修说：罗隆基挟持张澜主席不许去解放区的目的是想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来报效美国主子，张澜主席向外国记者发表的“污蔑毛主席”的谈话，完全是罗隆基策划的一个大骗局。污蔑毛主席的那些话，实际上就是罗隆基说的。
借反蒋之名策划反党阴谋；和大大小小特务勾搭
罗隆基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养病是司徒雷登要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厉生来担保的。因此，罗隆基在给我的信中说过，他的安全绝无问题。他可以在上海随便外出，找朋友，逛马路，借反蒋之名策划反共阴谋。那时叶笃义在上海作为他与美帝国主义方面的串连人，韩鸣是串连外国记者来为罗隆基张目的。罗隆基自己又勾搭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国民党特务，他和南京蒋记特务不断地有着信函往来，国民党特务雷震、何浩若、刘崎等也常去看他，刘崎并要送他在庐山的别墅一栋，为他养病之用。他还和汉奸特务周佛海的老婆，以及周佛海的儿子、媳妇等有密切的来往。这些都是证据确凿，罗隆基是无法狡赖的，罗隆基对于这些关系都应该彻底交代。
罗隆基那时反共阴谋的棋子是下在李宗仁身上的。在解放大军已经快过江的时候，他还写信告诉我说：“我对于北平和谈始终抱着乐观的希望。”后来李宗仁不接受和谈，罗隆基又感慨地说：“中共的八款二十四条在词句上太厉害了，使李宗仁面子上下不去，所以使和谈破裂。”解放军已经过了长江，罗隆基还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惋惜。他自己说是拥护共产党的，实际上他是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说话，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更加恶毒的是：上海解放前夕，罗还想把张澜主席拖到美国领事馆去，他在给我的信上说，“当年昆明美国领事馆就收容了六教授，现在的上海美国领事馆为什么不能吸收我和张澜？”后来，地下党为了营救张澜主席，也把他营救了出来。他却念念不忘特务的恩典，和特务拜把子，把特务阎锦文当作恩人要介绍入盟。
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浦熙修还说：为了揭露章罗联盟，我必须揭露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联络员。
在去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1955年或1956年初，叶笃义曾来看过我。叶笃义说：“章伯钧为了帮助罗隆基进步，想在盟内搞他一下思想，你赞成否？”我说：“章伯钧来搞不行，你应该先去请示统战部。”叶笃义从来不到我家来的，为什么忽然来我家呢？叶笃义临行还惊慌地对我说：“此事你可千万别告诉人。”这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呢？这就是叶笃义在章罗之间牵线的开始。后来罗隆基果然表示了他的力量只及章伯钧的四分之一。从此，不但不骂章伯钧，并且在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表示和章伯钧合作了。
张东荪事件被揭发以后，叶笃义有一个时期和罗隆基是比较疏远的，但章罗合作后，叶笃义又经常奔走于罗隆基的门下了。有一次我在罗处碰见叶，叶对罗说：“我现在可以大大方方，放心大胆地到你家了，不怕人家说我和你搞宗派了”。这就是章罗联盟已经酝酿成熟，叶笃义充当了章罗联盟的联络员。后来，罗隆基又提名叶笃义为政协副秘书长，叫叶笃义加倍为章罗联盟卖力讨好。去年我在北戴河一个星期，我确实没有看见章伯钧到罗隆基家来，而章罗联盟许多事都是通过叶笃义这个联络员进行的。那时叶笃义来看罗隆基的次数最多，罗隆基对于民盟提出的一百五十多条意见也是由叶笃义转达章伯钧的，罗隆基要策划阴谋，与人约谈，都是由叶笃义去约的。
叶笃义在统战部座谈会要成立一个知识分子政党的荒谬发言，也就是罗隆基的意见。罗隆基曾经对我说过，民主党派只要有民革、民建、民盟就够了，这三个民主党派对象明确。而民盟与民进、农工、九三的对象就夹杂不清，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为什么不合并在一起呢？叶笃义这个发言绝不是偶然的。
罗隆基说近三年没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可是去年还开过秘密会议
接着，浦熙修还揭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她说：孙大雨诬告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的案件是事先经过罗隆基策划、曾昭抡同意的。去年民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罗隆基曾约曾昭抡、孙大雨、彭文应在他家里密议。我那天到罗隆基家去，因为事先没有打电话就碰上了这个秘密会议。当时罗隆基正对孙大雨说，你的八万字的报告，（内容是诬蔑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编者注），我费了一晚的工夫都看完了，我看现在提出来不妥当。罗隆基又向曾昭抡说，你看怎样？曾昭抡也说：“现在提出来是不妥当的。”于是曾对孙大雨说：“既然你目前在复旦搞不好，我设法叫你去杭州休假一年，你可以暂时在杭州研究莎士比亚，照样拿薪水，照样是教授的名义。”孙大雨当时表示接受罗、曾的意见。在大鸣大放期间，孙大雨认为时机到了，就积极地把诬蔑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事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了出来，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当时罗隆基又对彭文应说：“你的问题和孙大雨不同，我主张你仍留在上海。上海沈志远对你团结得很好，上海民盟副主任委员仍有你的份。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呢？”当时彭文应想调北京工作，要罗隆基设法调动，而罗隆基不肯放弃上海的据点。
罗隆基抵赖近三年来和他的反党小集团没有什么联系，并且没有小集团的组织，只是精神上的联系。这一个秘密会议就是他的反党小集团仍然存在的铁证，罗隆基是无法狡辩的。
浦熙修最后说，罗隆基一再否认他的反动小集团的成员之一周鲸文在去香港前曾和他密谈过的事实，但是他亲口告诉过我：周鲸文临去香港前，我找他来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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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密室策划阴谋 到处点火煽风
宋云彬妄图使历史倒转
浙江民盟整风大会上揭露他的一系列反动言行
本报杭州讯 在8月初前后连续举行的民盟浙江省地方组织整风大会上，一贯以“文学家”、“史学家”自居的浙江民盟副主委、省政协副主席宋云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遭到了与会盟员一致的驳斥和进一步的揭露。
整风运动刚开始，宋云彬在一次省委召开的文艺界“鸣、放”座谈会上却说：浙江省委不愿领导
“鸣、放”。当浙江大鸣大放在各部门轰轰烈烈开展时，宋云彬对上海新民报记者说：“浙江没有放过”、
“城墙很高”、“大家顾虑很多”。他侮蔑党根本不懂文艺，不能领导文艺。他污蔑省委负责人是“不懂装懂”。宋云彬因为没有去北京参加宣传会议，就写文章大骂党是宗派主义。他一面和民盟浙江省委主委、右派分子姜震中勾结起来派人到杭州、金华、嘉兴的大、中学校、医院去点火；一面又写信给徐铸成，叫他派记者来杭州帮助“揭盖子”。
他和姜震中还采取了积极措施妄想将中共党委赶出学校。他们阴谋夺取大学领导权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是传达章、罗捏造的材料说：“毛主席说：我建议，首先撤消学校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第二步，骂臭党的领导，企图使党委在学校站不住脚。第三步，提出方案，把中共党委赶出学校。第四步，建立组织，煽起歪风，企图趁机取而代之。
前些时，在浙江师范学院出现了一个所谓“帮助党整风工作委员会”的组织，这个委员会主席就是和宋云彬关系十分密切的浙江师范学院右派分子任铭善，这期间宋云彬曾数次去任铭善处，密室策划，煽起歪风。
宋云彬还积极煽动中学生、应届毕业生和学生家长向党进攻。他污蔑党和政府有关劳动教育的政策，还攻击政府分区考试制度，说它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宋云彬一贯敌视工农干部，他说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大老粗”、“不懂文艺去领导文艺”、“不懂科学去领导科学”。他还恶毒地污蔑党，污蔑“肃反”，他指着土地改革中因不慎烧了几本地主的旧书，就说共产党“等于秦始皇”，说“肃反”到处“逼死人命”，他说共产党胜利是“文化不幸”。并到处叫嚣法乱纪，不法办不得了。为此，他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胜任各级领导工作。
据该省民革省委常委右派分子马文车交代，1953年就形成了一个右派秘密集团，马文车、宋云彬、姜震中、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副主委、右派子分蔡一鸣等在宋云彬家里每周座谈一次；去年秋天，宋云彬还谈到要恢复这个“座谈会”，每两周讨论一个政治问题，以求得认识一致。
宋云彬还企图利用史学会作为他的政治资本。他想组织一个包括全省中学历史教员和大学历史助教在内的大规模的历史学会，作为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此外，宋云彬打算设立一个“文艺沙龙”，其目的无非是利用它来扩大反党言论的“市场”，纠合反党的力量，以夺取领导。
宋云彬与姜震中坚决执行章罗联盟的大发展方针，除指示采取拉、抢、诱骗方式外，宋云彬还亲自登门，进行游说，拉人入盟。
由于宋云彬在这几次会上大耍无赖，企图否认他自己的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实，大会要求全体盟员继续揭发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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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在民盟整风会上的交代
本报讯 罗隆基在12日民盟中央第七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对自己一贯的反动活动事实作了一些交代。现摘要报道如下：
彻头彻尾的反共反苏
罗隆基在检讨中承认了他从三十年前开始的一贯的罪恶活动。但是他的检讨偏重于解放以前的历史事实，而对解放后的反动言行则交代得很少。
罗隆基首先谈到他从1928年从国外回来到1932年离开上海，到天津做天津益世报主笔的时期的活动。他说，在这个时期我是彻头彻尾反苏反共的。我回到上海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就拉我加入了“新月”杂志，并且不久我还做了新月的主编人。我开始在这个杂志上写政治文章。那时候我的政治思想是彻头彻尾反苏反共的。我是英国拉斯基教授的学生，他是反苏反共的反动的政治学者，他并且有一套反苏反共的理论。我就贩运了拉斯基一套腐朽的理论在新月广为推销。我在新月上发表过一篇“论共产”的长文章，那是从理论上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今天看来，它的荒谬的程度远在我其它反动文章之上的。我在二十八九年前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就散布了许多反共的毒素。
1927年是南昌起义解放军建军的伟大的纪念日期，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刚开始。蒋介石以武力进行所谓的“剿共”。我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认为武力解决不了共产主义，要在思想上进攻。我就贩卖了拉斯基一套，做中国思想上反共的先锋，配合蒋的武力剿共，这是多么大的罪恶。
罗隆基又说，二十八年前，我不止思想上是反共，我的政治活动亦是反共的。我回国以后在上海就认识了国社党的头子张君劢、张东荪，青年党的头子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我同这一批人当时气味相投，成了政治上的朋友。这两个党，大家都知道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我不久就加入了国社党。青年党同国社党是当时密切合作的两个所谓的在野党，实际上都与蒋介石政权有关系的，特别是青年党是公开参加蒋介石的反共战争的，在二万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经过四川，青年党的李璜就动员四川全部青年党员帮助“剿共”。在政治行动上我参加了张君劢的国社党，在政治思想上我为胡适主编新月杂志，这是我回国初期的丑恶历史。
罗隆基接着又谈到1932年到1937年这个时期他的活动。这个时期，他一直是益世报的主笔。罗隆基说，益世报为什么请我做主笔，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纸，我不是天主教徒。主要原因是我有一套腐朽的反共理论。在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了。罗隆基说他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仍是反共、反苏，但又说他在对日抗战这个问题上是主张“联共抗日的”。他说蒋介石当时还是要对日投降的，他的政策是：“安内而后攘外”，又说“攘外必先安内”。他说胡适是拥护这个政策的。而他则主张“枪口对外”，“攘外而后安内”。罗隆基接着说：当然，我必须特别声明，我的思想还是反共、反苏，只就“攘外而后安内”这句话就清楚了。“安内”是什么呢？还不是蒋介石安内的意义。我是劝他等到抗日胜利之后，再来进行反共。
罗隆基承认他在这个时期是一个两面派。他一方面同进步人士联系，另一方面又同反动力量国社党青年党勾结。
崇美亲美的第三条路线
罗隆基接着又谈到他在1937年到1949年解放时期的活动。他说这个时期是他坚持中间路线的时期。他说，抗日战争所以能够发动，坚持，并且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共产党的力量，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1941年，共产党国民党以外的许多党派在重庆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是发起人之一。组织民主政团同盟的动机，就是要在共产党国民党外造成一个第三种力量，以贯彻第三条路线。我参加起草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以及起草几次大会的政治报告，都很明显地表示要采用英美的民主，要走第三条路线。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军队国家化就是要红军停止武力革命。政治民主化就是英美的民主。罗隆基谈到他在民主政团同盟中的政治倾向时说，青年党、国社党是拥蒋的，左派和进步人士是拥护共产党的，我在1941年就脱离了国社党，我是始终坚持中间路线的。那时候，我还是想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第三个大的政党。那时候，我还有这个想法，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当时四川有实力的三个军人：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是民盟主席张澜的学生和朋友，张主席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李任潮先生在广西，他对两广的军人有影响。我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通过缪云台的关系我对当时云南主席龙云是做了一番联络工作的。缪云台是官僚资本家，是美国留学生，他同我的思想是一路的，他反苏反共走美国路线，他现在还在美国。那时候，我的想法以及西南地方军人的想法都不是对共产党的一面倒，而是以实力与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呼应，迫使蒋介石不敢发动内战，一方面中国抗日到底，另一方面，西南军人可以保持实力。
这时候我同在云南的美国领事和在云南的美军高级军官是有勾结的。我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会增加。我在外交路线上是亲美、崇美的，我这种半殖民的思想到今天想来是十分可耻的。罗隆基说他当时在西南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在表面上做得很左，内心却是中间路线。这还是在讨好知识青年，争取青年做我政治的资本。要抢青年同盟就是个例子，是准备第三条路线的实力。
罗隆基说，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到了重庆，我到重庆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第一次同毛主席见面。我受到很深的感召。我同周总理董老等人亦在重庆经常见面了，这对我那个时期对民盟的工作曾有了很大的影响，而没有陷入泥坑。1945年10月民主同盟举行第一次全国临时代表大会，那时正酝酿着要举行旧政协。民主同盟到底站在国民党方面，还是站在共产党方面，这是民主同盟内部激烈斗争的一个问题。在当时我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以为旧政协以后，蒋介石会实行旧政协的协定，中国可能有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民主同盟可以左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并且中国可以实现亲美政策。我还想在议会中大显我这个个人主义的身手，可以多出风头。罗隆基又说：在重庆时，我同美国的马歇尔的确有了很多勾结。马歇尔并不赞成民盟过分的亲共，我在这点上作了解释工作。我告诉他今后中国是实行英美式的宪政，民主同盟是亲美路线的。
罗隆基说，1946年，南京的再度和谈破裂，蒋介石要召开伪国大。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伪国大成了一个民盟内部的激烈斗争。国社党决定要参加。蒋介石知道救国会第三党不会参加的。蒋介石希望黄炎培、梁漱溟和我参加，这样仍然可以盗用民主同盟的名义来做欺骗的号召。这时候蒋介石派段浩徐、雷震向我私人接洽过，只要我参加，我可以在经济部长或交通部长两个原来预定给共产党的部长中挑选一个，并且可以在民盟内部我的朋友中提三、四十个伪国大代表。罗隆基说他当时是“拒绝参加”伪国大的。他说，他之所以“拒绝参加，是因为他认为蒋介石不会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共产党不参加伪国大，国家不会和平，不可能有议会政治，而我所谓的第三种力量不能起左右于国共之间的作用。他说，这时候，我的确还在做第三条路线、英美民主、买办外交的可耻的迷梦。后来蒋介石又发动内战，我的确看不出解放军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蒋介石会在这样快的时间内垮台。我住在南京的周总理的住宅，一方面为共产党照顾留下来的财产，一方面却经常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勾结。我以为内战还是“打打停停打打停”，还会恢复和谈的。我还在幻想扩大民盟组织准备将来第三个大政党的力量。1947年蒋介石威迫解散民盟总部，那时候沈衡老、章伯钧在上海秘密地逃到香港去了。我在南京被捕。蒋介石要把我送到牯岭去。经过司徒雷登向蒋介石的交涉，才把我送到上海去养病。这时候国民党的雷震每个月总要到上海来看我一次，同时交医院费。美国大使馆和上海美国领事馆亦经常派人到医院来联系。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三中全会我是赞成的。但三中全会一边倒的政策我的确不同意。我托吴晗带到北京来给沈衡老的信，要保留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这个条件是有的。这件事今天可以顺便说明一句，这是张主席、黄任老几个人在我病房里商量好的，由我执笔写的。这一切事都说明我坚持亲美的第三条路线。
根本没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概念
罗隆基然后谈到他从1949年解放到现在的活动。他说，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同表老到了北京。在离开上海前，我在上海还同司徒雷登见过一次面。他向我提出，假使共产党不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可以分期借六十亿美元帮助中国的建设，他要我向周总理转这个口信，这是事实。我当时是很同意美国这种意见的。我当时以为像中国这样贫穷的国家，没有经济外援是建设不起来的。要提外援，只有美国。这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要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要使中国半殖民的地位再往下走，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这是多么可耻的思想。我到了北京，看形势不对，我没有把消息转告周总理，并且在张东荪的儿子家里转告美国在北京的领事要他转电司徒雷登，说这个口信我不能转达。
罗隆基接着又简单地交代了几件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他说，我到北京几天以后，毛主席约我单独地谈过一次话，谈到民盟与党的关系时，我向毛主席表示，希望在盟内的党员公开，却没有说过要党员退出民盟。毛主席接着说：“你不要在盟内清党。”这件事是有的。这说明我到北京来后，思想中根本没有接受党的领导这个概念。
罗隆基又说，政协开会后，我自己虽然做了政务委员，但我得到党的待遇比较起来是冷淡的。我本来是个往上爬的人，是个名利观念很重的人。我对党就亦有了不满情绪。李维汉部长、邢西萍副部长为了我的不满情绪曾到我住的地方谈过好几次。我当时并不完全怨党，我很埋怨章伯钧、史良做了挑拨离间的工作。因此张东荪同我就邀集了这一批民盟有情绪不满的人成立了当时所谓的无形组织。这个无形组织当时是经常碰头的。有时并且在张澜主席的地方碰头，在他面前发许多怨言。到了四中全会，就完全成了一个派系斗争。四中全会开了两个月不能结束，就是这个缘故。罗隆基又说，为要争取政治上更好的地位，主要应该扩大民主同盟的实际力量，而我自己的无形组织应争取民盟的领导地位。我对无形组织的人都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当时我要布置民盟中央和地方的力量，主要就是这个目的。这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放弃了第三条路线，而开始做分庭抗礼的梦了。我对无形组织始终是积极的。这是1949年到1952年这个时期的情况。后来三反运动发动了，张东荪勾结特务案件发觉了。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深怕牵涉在内。三反的时候，无形组织中像刘王立明、潘光旦都做了被斗争的对象。我的确胆战心惊。后来由于党的主持公道，张东荪案件没有牵涉到我，而三反时我又被保护过关，我对党是十分感谢的。
利用旧知识分子作资本同党分庭抗礼
罗隆基说他从那时以后，就不搞“无形组织”，不过，罗隆基又说：外地的朋友到北京来了，总要见面谈谈的，但都是分别谈话，从没有约集在一块谈过，为的是避免宗派嫌疑。
罗隆基重申他的三点声明。他说：
第一、最近两年来我没有派任何人到任何地方做任何政治活动。
第二、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与无形组织中写过信件指示或商讨有关政治或盟务的阴谋活动。
第三、最近两三年来我没有托任何人带口信给无形组织中任何人指示政治或盟务的活动。他说他所以这样声明，为的是，他犯的罪过不应当牵涉到任何人，别人所犯的罪过亦绝对不应当牵涉到他。
罗隆基接着又否认章罗联盟，他说，他绝对没有什么事只是章伯钧同他秘密商谈后就执行的。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今年5月间成立的党委制等四个委员会是例外。罗隆基又说，当然，在民盟政策上，我支持了章伯钧某些主张因而使民盟迷失了方向，走错了道路。罗隆基拒绝交代章罗联盟的内幕，他说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事件来交代。
罗隆基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这是他犯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他认为民主同盟应该代表落后知识分子所谓的合法利益，应由民主同盟这个合法机关来代为呼吁，于是民盟就采取了鼓励旧知识分子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幌子来大放大鸣。于是民盟就在政策上走错了道路，走偏了方向。
罗隆基说，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目的是什么，还不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讨好，想抬高自己的声望，扩大盟的组织，拿这些旧知识分子来做我的政治资本，使民盟能够与领导党分庭抗礼。我5月间在统战部的几次发言更具体表明了我这种狂妄的可耻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