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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面坚持工作 一面积极斗争
沈阳七个设计院获初步胜利
新华社沈阳11日电 中央各部所属在沈阳的七个设计院，已经展开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目前右派分子的气焰已经打落，一个个陷入孤立。有些右派分子开始向人民低头认罪，交代材料。
电机制造工业部沈阳设计院职工揭发出了以五个工程技术人员为骨干的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头子、工程师章希博宣称：整风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大好时机。这批右派分子曾拟订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他们仇恨工农出身的干部，主张工农干部退出设计院，并要取消保卫科。章希博还公开主张选举院长，并且要求大家讨论设计院的体制，以便按照他们的意图搞垮或改组设计院，使设计院根本上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冶金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总院沈阳分院的右派分子、技术员莫端瑞，从马列主义书籍中断章取义，整理出一套
“理论”，来向共产党进攻。他有意歪曲说：“我国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消灭以后，国家应该灭亡了。”他主张成立工人委员会（不许共产党员当委员），以夺取党的领导权。煤炭工业部沈阳煤矿设计院右派分子、助理工程师黄武炎，把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分为“两个阶级”，他恶意挑拨说：“现在还不如当亡国奴，因为亡国奴都是一个阶级，还有一线光明。”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第三设计分局右派分子、工程师耿宁诬蔑“现在没有法制”，共产党、人民政府“无法无天”。
这些设计单位的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都抓住肃反问题大做文章。有的反革命分子并且趁机喊“冤”叫“屈”。建筑工程部东北工业建筑设计院工程师赵谦原来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他利用大鸣大放机会企图推翻组织上对他作的历史结论。这个设计院的组织上向群众讲清了赵谦过去的许多反革命事实以后，工程技术人员们都对赵谦的反革命罪行愤慨异常，认为政府对他处理太宽大了，纷纷要求政府重新处理。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是无孔不入的。沈阳煤矿设计院职工中，有二分之一是南方人。右派分子、技术员陈庭洪利用这些职工在东北生活有些不习惯的空子，便乘机攻击国家制度冷酷、共产党无情。鸣、放中，他不仅在设计院，还跑到地质部东北地质局、抚顺等处煽动南方职工，提出要全体南方人请假三天表示请愿，并且发动家属写信，以便给政府压力，造成混乱。
这批右派分子在整风开始以后，就兴风作浪，手段阴险毒辣。在某些右派分子小集团里，他们有组织有分工，有的到处点火，有的写大字报、墙报，有的专门收集各种材料以备歪曲，散布反动言行。有些右派分子还采取“捧、哄、骗、讽”等手段，来挑拨群众、孤立领导。
这些设计单位已经揭发的右派分子，都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他们有的政治历史复杂，有的坚持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据初步统计，这些设计单位的右派分子中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占67％，本人是肃反对象，家庭成员被斗、被镇压者占78％。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各设计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热烈表示要揭发出所有右派分子。连日来，他们一面坚持工作，一面积极地参加会议、写大字报、墙报等，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使右派分子无法隐藏，不得不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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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丘致中甘愿为章罗联盟效劳
森工部职工揭开他的假面具
本报讯 森林工业部在声讨右派大头目罗隆基和同罗狼狈为奸的赵文璧的攻势中，又攻下一个为章罗联盟唱“黑头”的右派分子丘致中。
丘致中是章伯钧直接发展的农工民主党的党员。去年他经罗隆基介绍，钻进森林工业部的基本建设局，当上了主任工程师。他一进森林工业部就开始为农工党发展组织，搞政治资本。章伯钧曾向他授意：“林业、森林两部只你一个党员（指农工民主党），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发展组织，我可以给你特殊权力。”于是丘致中就狂妄起来。他在森工部用请客、许愿的办法，不择手段拉人参加农工党。
整风开始后，丘致中以为“机会到了”，他和罗隆基手下的“大将”赵文璧勾结起来，在森工部的干部中挑拨离间，打击领导。他诬蔑领导他的技术审核处的副处长“是一个木匠，怎能领导我。”实际上他是阴谋篡夺领导权。
在大鸣大放阶段，他曾向赵文璧表示：“你们常与党委接触，不便讲话，那让我当黑头好了。”于是他就到处煽动，说“三反、肃反的错误是很大的，甚至副作用超过了成绩。”他甚至恶毒地说：“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有三百万是吃过共产党的亏。”他还积极支持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反动谬论。他曾向右派分子赵文璧提出：
“要拉技术人员，政治上才有力量，免被人随意宰割。因为党员不懂技术，我们先取得技术上的领导，才可以控制森工部。”赵文璧告诉他：“你的事已替你通天了，部领导（指罗隆基）表示，在机构未健全，饭还未煮熟前须忍耐，将来会解决”。赵文璧又告诉他：“你住到城里很方便，可以多到有代表性的人物处走走，摸摸气候，我不方便，有人注意我。”丘致中当即答应“愿为效劳。”
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丘致中还到处活动，为章罗联盟奔走，并向赵文璧献策说：“让罗隆基稳住，实在不行，可以不做中国人，到外国使馆避避难再说。”丘致中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在解放前原是一个反动的“市政建设”月刊的社长。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附近的明光地区后，国民党反动派李宗仁玩弄假和谈的诡计。丘致中在李宗仁的授意下，担任了所谓的“人民和平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来北京伪求和平，想拖延时间获得喘息机会。当时我北京军管会已识破他们的假面具，不承认他们为和谈对象。但是丘致中在解放后竟冒称“和谈有功”，到处招摇撞骗。并在1950年秋组织“中国城市工程建设公司”，买空卖空。在承包国家建筑工程时，曾骗取国家资财。在三反、五反运动时，丘致中是一个大老虎。
森工部的职工们已识破这个给章罗联盟唱“黑头”的右派分子丘致中的恶毒面目，现正集中火力向他展开了说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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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仇恨共产党 仇恨人民
看这些右派工程师的心肠
本报讯 甘肃省工程技术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一些右派分子诬蔑共产党“不懂科学技术硬要领导，因而乱成一塌糊涂”。他们主张“厂矿企业的管理必须从机构体制上改革”，主张由工程师来领导本部门的行政负责干部，甚至狂妄地要求“党委会应该吸收总工程师和群众的代表参加，共同决定管理企业”。兰州炼油厂右派分子、工程师张泽吉，认为我国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是“瞎吹牛”，并且说“党已经脱离了党员和群众”。还有的右派分子歪曲“共产党员尽当群众的祖宗，没有当勤务员的”，骂“共产党是唱双簧打鬼脸”。
甘肃省城市设计院右派分子、技术员李崇华无中生有地叫嚣：“工程技术人员在厂矿企业中是傀儡，有职无权”。
各单位的右派分子，还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右派分子、副总工程师张瓒，恶毒地骂社会主义制度是“霸道”，建议共产党要学刘邦的“约法三章”和汉文帝的“王道”。玉门油矿右派分子、技术员张印堂更无耻地说：“美国社会制度比新中国的社会制度要好些。”
右派分子的这些荒谬言论，受到了广大群众的驳斥。有的右派分子被驳得理穷词尽，当场表示承认错误，答应继续交代问题。现甘肃省工程技术界的反右派斗争正在步步深入中。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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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支持你们！学习你们！
沈阳师范学院的“青年近卫军”学生们不断收到各地来信
新华社沈阳11日电 沈阳师范学院的“青年近卫军”学生们，连日来不断收到各地青年和战士们表示支持和学习他们坚决向右派分子斗争的英勇行为的来信。
远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陈学烈来信说：那些梦想使历史的车轮向后退的右派分子，我们是绝不会饶恕他的。你们给青年们树立了榜样，你们真不愧为一名“青年近卫军”战士。解放军某部李苏在来信中说：你们作得对，斗争得好，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请你们转告右派分子们，我们解放军的枪口永远向着敌人，共产党不容污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会动摇。热情洋溢的信一封又一封，每一封信里都表达了青年们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的共同意志和决心。
这支“青年近卫军”是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女共青团员张昊、陈玉琳、张淑贤、程庄葆和男共青团员索宝刚，以及青年唐林楠等六名学生组成的，是沈阳师范学院反右派斗争中的几十个进步社团里最早出现的一个。6月12日这天，右派分子张百生、黄振旅煽动一部分有右倾情绪的学生去“辽宁日报社”抗议报纸登载批驳他们谬论的文章时，李承烈讲师向群众讲演，劝告学生们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第二天，右派分子便贴出了大字报，对李承烈进行人身攻击。就在这张反动的大字报旁边，出现了一张署名“青年近卫军”的大字报，支持李承烈讲师。以后，右派分子贴出一张大字报，“青年近卫军”的学生们就在旁边也贴上批驳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他们同右派分子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有力地揭露和批驳了右派分子的谬论。现在，“青年近卫军”学生们正同沈阳师范学院其他毕业班的同学一起，继续留校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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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于振武毛遂自荐充当文汇报在新疆的放火人
本报乌鲁木齐9日电 记者沈石报道：新疆日报最近以来连续揭发混进党内的右派分子于振武的反动言行。于振武是新疆日报汉文编辑室副主任，今年春初，文汇报右派分子范琰来新疆日报，企图在新疆物色特约记者时，于振武便毛遂自荐地充当了文汇报的特约记者。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在新疆替文汇报放了一把火。5月26日，文汇报第二版用双线包框显著地刊登了一段“本报乌鲁木齐专讯”，标题是“希望春风早度玉门关”，于振武在这一则专讯中，说什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鸣放空气还未正常化”，“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界人士，看见关内各地大鸣大放，觉得这里春天的气息仍不浓。”实际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正在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讨论和布置整风。于振武利用自己的职权，擅自借新疆日报编辑部名义，在乌鲁木齐召开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几个座谈会，他主张要找平时对党“意见较多的，敢提尖锐意见的人”来参加座谈会，主张名单“不要和各单位的领导协商”，以免“替党说好话的人前来。”他利用负责掌握编发第一版重要新闻的便利条件，尽量选用毒草，他强调提出：报道鸣放的稿件，一律不讲成绩，他把这类稿件讲成绩的部分都删去。他在上述给文汇报的专讯中，还毒辣地说：“近来，新疆的报社开始组织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开了几个座谈会，初步有了鸣声。但是，有些人参加了座谈会不仅得不到支持，而且还听到冷言冷语。而报上发表的座谈会消息，也引起一些领导同志的反感，认为是片面；甚至对‘推倒宗派主义的墙，消除党与非党的人为障碍’的标题也表示不满，这样一来，群众的顾虑更大，许多人都不敢说话了。”于振武还布置编辑部有关各组和各地记者到农村、工矿、大专学校去点火，企图把火烧到基层，烧遍全疆。他竭力攻击主张对待批评要有立场要有党性的马列主义观点，他把这种观点污蔑为“似是而非的党性论”。他在编辑部内部经常贩卖右派的新闻观点和“理论”，附和办“同人报”的主张，他在报社内部，经常排挤和藐视副总编辑朗可和办公室主任陈华（现离职学习）。在揭发的材料中，证实于振武是一个自首变节的革命叛徒，1939年，他在新四军某部当文书，以后在对敌斗争的严重关头，他开了小差，到蒋管区后，他在一次伪三青团的会议上，请求“三青团”审查他，解放后，他隐瞒了这段丑恶历史，混入党内。新疆日报编辑部正继续揭露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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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迷魂阵里走出来”
访生物学家谈家桢先生
本报记者 张竞
在7月18日上海自然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我国有名的摩尔根学派的生物学家谈家桢先生，深有感受地说：“整风初期，我好像进入了迷魂阵似的，自己的某些思想言论不知不觉的和右派分子合了拍子，经过党的启发教育和亲身参与反右派斗争，才觉得已从迷魂阵里走了出来。”
当天晚上，我到谈先生家里去，想请他详细谈谈白天所说的体会。我找到谈先生宿舍时，他正陪着最小的儿子在院子里乘凉。我们的谈话就在院子里开始了。
谈先生很健谈，说话也很有条理，等我说明来意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我在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时，听了毛主席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当时觉得很兴奋，私心里怀着一种热切的愿望：希望在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过程中，党和人民之间的团结，会更加亲密起来。
“可是回到上海以后，气氛突然变了。尤其是上海宣传会议前后，周围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叫你只能说党和党员的坏话，不许说党的好话，我是复旦大学民盟支部的负责人，有时碰到盟内的朋友，人家就问我：‘复旦放得怎么样？你要带头呀！’盟内开会时，也觉得有无数眼睛盯着我，要我带头说一些气愤的对党不满的话。在5月14日的盟干部动员大会上，沈志远那篇煽动性的报告，很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味道，好像不说党的坏话，就不能做一个盟员。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一次民盟市委的会议上，华东师大民盟负责人许杰介绍他在华东师大办大字报‘放火’的经验，得到了沈志远的赞扬。许杰还很得意地告诉我，只有办大字报最能解决问题。当时，我就被迷糊了，我并没有去辨别大字报的性质和目的，回校后，就和党委商量在复旦也搞起大字报来。我只是模糊的以为大字报是帮助党整风的一种形式，至于右派分子会利用大字报来搞‘大民主’，煽动学生反党反对社会主义，这一点，我却万万没有想到。
“外部的压力对我虽有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我自己的思想深处，也保留着资产阶级的东西，我在政治上虽然对党是完全信任的，但在学术思想上和党有抵触，对党的某些具体政策上，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我在鸣、放中的有些言论，便和右派分子一拍即合了。右派分子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我对党对科学的领导也有怀疑，我一直很反对在自然科学的头上加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帽子，记得去年在天津讨论教学大纲的会议上，有人硬把摩尔根的学派肯定是唯心的，把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肯定是唯物的，我当时就非常反感，总觉得党在科学的问题上太武断了（后来在青岛的遗传学会议上纠正了）。因此，我在4月20日市委召开的科学座谈会上，又提出要在学术上展开争鸣，必须摘掉唯心主义的帽子。现在想起来，我讲这话是否认
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科学领域中的斗争，实质上也就是否认了党对科学的领导。当然，不加分析地给人戴唯心主义的帽子，是一种武断。可是一概而论地说要摘掉唯心主义的帽子，不也是一种武断吗？
“另一次座谈会上，我又片面地夸大了党对高级知识分子使用不当的情况，甚至激动得拍起桌子来。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我似乎明知这样做已经违反了我帮助党整风的初衷，但另一方面又被右派分子的某些言论所迷惑，也想趁此机会发泄一下个人的不满。可是我万万想不到右派分子就利用我的这些不满，把我的言论夸大歪曲，作为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
“更危险的是在鸣放最热烈的时期，我和党委王零同志个别交谈意见时，曾经非正式的提出是否可考虑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成立整风指挥部。我当时的动机是因为看到大家对党的意见提得太激烈，希望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来从中缓冲一下。幸亏当时王零同志未置可否，我也没有坚持。可是，当时我并没有觉察到自己有什么错误。
“就在这最危险的关头，党向我伸出了援救的手，在复旦反击右派分子的前夕，党委书记杨西光同志到我家来，诚恳地和我作了一次长谈，他分析了整风的形势，说明右派分子正想利用整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也很明确地告诉我整风中发表一些偏激的片面的言论是和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有根本区别的。同时他也很严肃地批评了我所提出的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成立整风指挥部的要求是错误的，他说：‘右派分子正是想争夺整风的领导权，以便他们兴风作浪，达到他们整垮共产党的目的，你的动机虽和他们不一样，但如果让他们参加整风的领导，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杨西光同志的一席话，像给了一个发高热的病人下了一付清凉剂，使我顿时从昏迷中惊醒过来，我发现自己确实错了，同时还下意识地产生了一个懦弱的念头：脱离民主党派，做一个不问政治埋头钻研科学的人吧！
“可是我还是需要党的支持。我把我的这个念头又和杨西光同志谈了，他很直爽地批评了我这个想法的错误。他说：“在这场斗争中，任何人都得经历一次考验，现实的斗争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你的责任是勇敢地站起来迎接它，而不是逃避、畏缩，害怕锻炼的人，是不会有什么进步的。
“这两次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力量，我开始从右派分子布设的迷魂阵里走出来，决心投入反右派的火热的斗争中去。”
× × ×
我正想请谈先生继续谈他在参加反右派斗争后的感想，健谈的谈先生不等我发问，很快就把话题转到这问题上来。他很感慨地说：“参加斗争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开始我还不是很坚决的哩！
“高等学校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我们复旦搞得最早，斗争的对象首先就是民盟的陈仁炳、孙大雨，本来我对他们平时的言行举止并没有好感，可是第一天开始斗争时，总好像不那么理直气壮，怕群众不支持，怕斗争展不开，所以主持会议时，心里很胆怯，生怕说错了话。可是，会议进展的情况并不如我所估计的那样，很多人都大胆地揭露了陈仁炳、孙大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无疑的这对我是一个很实际的教育，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并不孤立，而且真理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开展，和报纸上大量揭发出来的材料，使我逐渐看清了那些右派分子的丑恶的灵魂，我想假使有朝一日让右派分子来当朝执政，还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建设？谈什么知识分子的前途？一想到这里，就从感情上产生了对右派分子的仇恨，我下定决心，要和他们坚决斗争到底。”
说到这里，谈先生的声音变得激动了。这时天上掉下黄豆大的雨点，他也好像没有觉得。我们把椅子搬到会客室里，谈先生一面擦着身上的雨水，一面若有所感地说：“这场斗争，就好像这场大雨似的，虽然衣服淋湿了，头脑可也清醒过来了。”
趁着谈先生忙着安排坐椅的时候，我粗粗地浏览了一下这个会客室，屋子不大，陈设得却很简朴而整洁，墙上挂着一张毛主席的放大照相，谈先生见我注视着这张照片，他又和我谈起了毛主席这次来上海给他的印象。他说：“那天晚上，毛主席特地找了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去谈心，他一见我进门，就如逢故友似的握着我的手连连地说：
‘你就是那位有名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吧！我们已经是老朋友，老朋友了！’接下去他又问我工作的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我当时就受了很深的感动，我想毛主席总共只和我见过两次面，就那么清楚地记住了我的名字，而且把我当作老朋友那样的关怀、亲切。我看着他那样慈祥的面容，听着他那样恳切的谈吐，我心里油然升起了一种惭愧的感觉，我惭愧的是没有能在这次整风中做好党的助手，还险些儿被右派分子拉下了陷井。但是我又感到很幸运，幸运的是我始终保持着对党的信任，始终在这场考验中得到了党的支持和帮助，使复旦的民盟没有在这次严重的斗争中走到歧路上去。今后，我只有更认真地改造自己的立场、做一个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者。”
我们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小时，当我和谈先生告别的时候，外面的雨声已停，天空的星星却比前更密了。谈先生开门送我出来时，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又是雨过天晴了，只有和风雨搏斗过的人，才更加觉得明朗的晴天是多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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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本报记者 张健虹
河南省民盟举行座谈会的会场里，一张标有“打恶狼”字样的红底黑字大字报。这个“恶狼”究竟是谁？就是窃踞河南省副省长高位的右派分子王毅斋。
王毅斋是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河南省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省人民政协的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个一贯伪装进步的右派分子，在全省反右派斗争开始深入以后，他的狐狸尾巴终于暴露了出来！
如果只是把王毅斋形容为狼样的凶狠，而没有道出他狐狸般的狡猾，是不能描画出它的全部特征的。在旧社会是个教员，他费尽心机，钻营活动，才算捞得个县长、税局长之类的小官吏位置。这个惯于玩弄两面手法的人，解放后他担任着重要职责，住着宽敞的房屋，入出坐小汽车……党和人民如此厚待王毅斋，而他却在穷凶极恶地仇视、反对党的领导，处处对新社会加以诋毁，一贯在两面手法的掩盖下进行反党的活动。他常常在党政领导同志面前，爱说自己对党已经到了愚忠愚孝的程度，说自己在党面前就像孩子倒在母亲怀里一样，恨不得把心挖出来给党看。还声言他是“党之所好好之，党之所恶恶之”，“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这些花言巧语表示他对党的忠诚。直到5月3日统战部召开的合作共事座谈会上，他还说自己对党多么“毕恭毕敬”，党给他安排的地位“到顶点了！”等等，来显示他和党的关系如何亲密。果然是如此亲密么？不是的！在甜言蜜语的另一面，却是野心勃勃，想垮共产党的台。
这次整风开始，他认为点火烧山的时机已到，发动了向党的猖狂进攻。他污蔑党的统战政策是“幌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空头支票”，骂党偏听偏信，袒护党员，用人是唯亲、唯资、唯私，而不相信党外人士。认为党外人士在工作中是有职无权、花瓶、牌位、招牌。他在省委统战部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说：“我是有职无权，这是我莫大耻辱，是对民主人士的侮辱，我怀疑党对我的诚意究竟如何？”他还要求取消高等学校中的党委制，叫党“放手让教授们来干，反正知识分子造不了反”。与此同时，他趁党整风机会，到处搜集向党进攻的“炮弹”。他亲自坐着汽车，跑遍大专学校和省直的一些机关，先后共布置十余人向他汇报材料。他对农学院供给情况的右派分子范濂说：“不要顾虑，谁要报复你，我拚上老命支持你。”直到他上北京开会的前一个小时，还向人打电话搜集郑州中学的材料。
由于王毅斋对党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凡是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以及拥护党的人，他都加以丑化和中伤。他在统战座谈会上辱骂党员是师友不认，六亲不认，没有人情味，终日防人、整人、训人，党气逼人。对一般团员、积极分子，则侮蔑为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秦鼎新参事当场批评了他这些反动言论，他便公然破口骂秦像蝇子一样，“要是爬在我的鼻子上，我一定把他拍掉。”会后他还骂秦是假充积极，拍马屁，溜沟子。
王毅斋的这股反动气焰，并不是今天才燃烧得这般旺。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是由来已久的了。正如一位民革的干部所说，把王烧成了骨灰，也找不出半点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东西。过去，他常常叫喊农民生活苦，以关心农民为幌子来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他说统购统销使农民吃不饱面有菜色，把农村描绘得一团漆黑。污蔑每人每日节约二两粮食支援灾民的措施是叫人吃不饱的虐政。他对镇反肃反成就也极力毁谤，说肃反是“滔天罪行”。在去年视察工作中，乘机活动，说杞县自己认识的人都镇压完了，肃反以后，一片死气沉沉。并且颠倒黑白地说：“全国千千万万的人，不仅受委曲，连头也抬不起来，早解决一天，他们少受一天罪。”他同情肃反对象说：“肃反遗留问题党不管，盟来管；盟不管谁解决？”俨然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面孔！
在许多副省长中王毅斋是分工负责领导文教工作的。但他对党的文教政策首先表示抵触。他说：“我当了副省长真倒霉，今年很多学生升不上学，这个萝卜叫我咋坐！”他讽刺党和政府号召学生参加服务性行业的措施说：“学生可以把毕业证书挂在理发挑子上，还可以理个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的头，用几何代数算一算，看如何理。”少奇同志在郑州向学生谈到参加劳动生产问题，事后王毅斋却说：“我看到这些学生参加劳动生产真可怜！”但困难究竟如何解决？这位副省长好像是没有丝毫责任的。
剥开羊皮见狼相。不管王毅斋多么善于伪装，到底是遮盖不了他的丑恶原形的。他的所行所为，已经使他的甜言蜜语全部破产。他这次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四次“口服心不服”（他自己说的）的检讨，回来后却又拿着检讨书，装出一副可怜相，对省民盟副主任委员（共产党员）卢治国说：“我这样检讨可不可以，你们帮助我呀！”实际上他半点检讨的诚意也没有。
在最近几天省民盟召开的座谈会上，大家对王毅斋的罪行进行了分析批判。指出王毅斋不是有职无权，而是有职不尽责任。该他领导的文教工作，他毫无责任心。他说他是党之所好好之，党之所恶恶之，而实则是恰恰相反。如维护党的利益的秦鼎新遭受他的辱骂；右派“军师”李静之，他则爱重不已，说李有才华，盟内就少有像李这样的人。他爱刘积学，埋怨民革把刘斗的太狠。他还爱反革命分子，他袒护混进省税局的坏分子朱华杰，朱被清洗后，一再写信给王毅斋，并着其妻去找王，说政府不该清洗和逮捕他。于是王便到处为朱叫屈，还强迫医院里为朱治病，打算拉朱进盟作他私人秘书。公安人员逮捕盟内有五条人命血债的张百駺，他大为不满。他还包庇他在关押中的恶霸舅父，给他在受管制中的表弟找工作。而他对亲近共产党的一切人和党团员却恨之入骨……
在批判中大家还要求王毅斋这个章罗联盟在河南的骨干分子，彻底交代他和章罗联盟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反党活动情况。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王毅斋从1950年就开始执行章罗联盟计划，公开提出民盟要在河南发展三十万盟员。这几年在河南也确实发展了几次。今年6月，章伯钧派张云川到郑州来，企图乘大鸣大放的机会积极扩大组织。大家还要他交代在京开会时怎样勾结章罗，回来如何通过张静吾、罗绳武、范濂、杨乃秀、丁宝泉、郝士英等右派分子搜集向党进攻的材料，向章、罗、张云川等进行汇报，以及他和张轸、张仲鲁、刘积学的反共活动。王毅斋如不好好交代，人民是不会饶恕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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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争名夺利思想
使耿志堕落为右派分子
本报讯 中央财政部所属财政干部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和批判了一个党内右派分子——学校党总支委员（现已停止党内职务）、基本建设拨款教研组组长耿志。经过学校全体人员深入揭露事实、说理斗争以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已原形毕露。
耿志自1946年参加工作以来，一贯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争名夺利，用种种方法欺骗、攻击党。他在原察哈尔省交通银行任副经理时，就曾用刁难和污蔑的手段，排挤第一副经理，并用欺上瞒下的手法提拔了六个科长，企图达到其窃据处长级干部地位的野心。1953年到财政干校以后，又企图夺取教研室主任兼图书馆主任的职位。当他的这些企图被组织揭破后，就万分仇恨党。耿志就由这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走上了叛党的右派分子的立场。
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便大肆污蔑和攻击党组织，诋毁领导同志。他说总行没有一个好人。在处长级以上干部中，几乎都是不可信赖的。耿志说财政干校党总支“没有一个好人”。他几乎骂遍了总支委员，口吻极其下流。
他还拉拢和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他竟企图组织一些落后群众向建设银行总行领导进攻。他为了煽动群众，竟不惜使用造谣手段。他对某人说：“组织上怀疑你历史有问题。你爱人入不了党并在肃反中被斗争，也是因为和你结了婚”。企图激起对方对组织的仇恨。正当大鸣大放期间，耿志无中生有地说：“党总支要收了”。耿志还利用评级、生活福利等问题，在群众中搬弄是非，破坏领导与群众的团结。此外，耿志还公然为右派言论张目，有一次，竟在总支委员会上为右派言论辩护。
他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竟以党总支委员的身份，拉拢肃反中被斗的主要成员，利用肃反问题向党进攻。整风一开始，他就发誓要为他们“平反”，宣扬说：“现在只要他们提出来，就有翻案的可能”。当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凌大挺企图翻案时，会后就找凌密谈。耿志听到某人对学衔、工资不满，就对他说：“你的级别是不妥，学校的组织太大胆了，如果我作人事工作，就不敢这样作。”耿志还把肃反中的机密材料泄露出去。
耿志的反动言行被群众揭露以后，开始他还坚持顽抗、抵赖的态度，以后经过核对事实、严肃说理和展开辩论以后，他在群众面前才开始承认自己的反动言论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