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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退了右派的猖狂进攻
扭转了错误的政治方向
新华社记者评述各民主党派武汉市组织反右派斗争形势
新华社武汉10日电 新华社记者评述武汉地区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情况说：武汉地区各民主党派内的右派分子大部已丑态毕露，四面楚歌。一些民主党派组织经过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扭转他们的错误的政治方向。
在大鸣大放期间，暗藏在武汉地区民主党派组织内的右派分子在各个方面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其中特别是以民盟中央常委、湖北省兼武汉市主任委员马哲民为首、有副主任委员戴今生、秘书长项粹安等人参加的右派集团，民建武汉市委委员王一鸣右派集团，民革省委委员耿伯钊集团，以及民革市委主任委员晏勋甫，九三学社成员、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等右派骨干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最为恶毒。
民盟的马哲民右派集团曾一度把省、市民盟组织变成执行章罗联盟指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大本营，成了武汉地区反党的主导力量。耿伯钊这个反动集团则叫嚣反对共产党的“大党主义”，企图向党夺取领导权。王一鸣极力贩卖章乃器的私货，而程千帆则主谋发布了“民主党派联合宣言”，鼓动学生向党“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现在已经查明：凡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进攻最凶的地方，都与这些右派分子的罪恶活动有关。6月中旬汉阳第一中学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马哲民的爪牙、民盟汉阳县负责人杨焕尧就是这个事件的主谋人之一。
在大鸣大放期间，这些民主党派趁机发展了大批坏分子参加组织，企图以此增强向党进攻的政治资本。民盟6月份在某一个学校中发展的六个盟员，全是对党不满的人，有的民盟组织负责人公开号召坏分子在反党的“火线”上入盟。因此，某些民主党派组织当时在右派分子掌握下，曾一度走上背叛人民的道路。
6月中旬以来，各民主党派成员向这些右派分子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右派分子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迅速被揭发了出来。在这些斗争中以民盟对马哲民右派集团的斗争最为紧张。他们召开了三百多人的誓师大会和几十次辩论会、座谈会，迅速地把右派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右派分子的谬论被驳得体无完肤。其他民主党派内的右派分子也逐渐孤立，有一些右派集团已被攻破，有些右派分子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请罪。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各民主党派在武汉的组织已经开始向左转，左派力量已经扩大，特别是大部民主党派的领导权已被进步力量掌握；而不少原来认为反右派是小题大作的人，现在已纷纷觉悟，说“不打好这一仗社会主义就没希望”，积极参加了斗争。
目前，部分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已向纵深发展。
但是，武汉地区各民主党派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离广大群众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发展也不平衡。某些领导成员的温情主义和急躁情绪阻碍着运动的深入，对斗争不利。九三和民进自反右派斗争以来，活动不多，连对程千帆这样罪恶多端的右派骨干分子都没有进行必要的斗争。据悉，最近九三和民进的武汉组织正积极克服严重的温情主义，有的撤换了混进反右派斗争领导队伍中的右派分子，开始扭转过去按兵不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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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组织专门小组 采取联合作战
各民主党派福建地方组织
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本报讯 各民主党派福建省地方组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胜利。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各党派成员单独或者和机关、学校一起先后揭发和批判了民盟中央委员、福建省副主任委员何公敢，农工民主党福建省主任委员李述中，民建福建省主任委员刘栋业和民革福建省委委员李黎洲等右派骨干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在斗争中，各民主党派派出得力人员支援基层，以及采取各党派联合作战和按行业、按右派分子活动范围成立专门小组同时开展斗争等多种方法，因而使这一斗争能迅速普遍而深入地开展起来。曾在北京和右派头子陈铭枢、章伯钧、罗隆基一起策划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展开猖狂进攻的老牌右派分子何公敢，开始时，拒不坦白交代。这时，民盟福建省委立即召开了有各党派成员参加的会议，向何公敢展开批判斗争，使他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承认。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在福建的坚决执行人李述中，原来也是妄图蒙混过关。但在农工党福建省委、福州市委联合组织的专门小组等几个方面的联合作战下，终于把这个以李述中为首的右派集团分布在福建师范学院、福建农学院、省工业厅、中医进修学校和泉州、漳州等地的据点一一揭露了出来。
现在，各民主党派的反右派斗争正信心百倍地继续深入而普遍地展开。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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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大胜利
毕鸣岐的反动小集团被摧毁
据新华社天津11日电 新华社记者黄军、尹崇敬报道：天津市工商界反右派斗争获得了重大胜利。工商界右派首领毕鸣岐的丑恶嘴脸彻底暴露，他所组织起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集团已经瓦解。
从6月15日到8月10日，天津市民建分会和工商联常委会召开了十九次联席会议，批判右派分子毕鸣岐。各区工商联也分别开会对他作了揭发和批判。已经揭露毕鸣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八百多件，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同全国工商界右派首领章乃器的反动言论一唱一和，煽动工商业者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共产党领导。
二、乘党整风的时机，到处点火煽风，唯恐天下不乱。5月初，他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在天津视察公私合营企业时，挑拨工商界和政府的关系。
三、一贯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历次运动，诋毁国家的政策。如“五反”运动中，他不但不交代隐匿敌产问题，还打击积极分子，百般阻挠别人交代。他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比作“日本时代的配给”。
四、污蔑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甚至在亚非会议前夕，国民党特务阴谋炸毁我代表团人员座机后，毕鸣岐居然喝采说“国民党特务真有办法”。
五、一贯包庇反革命分子。已经揭发的被他长期包庇的反革命分子就有毕敬生、施雷生、薄占一、胡慎之、季德成等多人。
六、他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野心家。解放前，毕鸣岐是一个法西斯德国洋行的买办，解放初期是一个商会理事长，后来爬上了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位子，他不知满足，还要求兼任天津民建分会主任委员，实行“一元化领导”。去年毕鸣岐被选为天津市副市长后，他又卜卦算命，想当对外贸易部的副部长。
天津市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队伍越来越强大。在开始批判右派分子的时候，出席联席扩大会的人大约只有20％对毕鸣岐作坚决斗争，现在已增加到80％以上。现在，毕鸣岐已众叛亲离，完全孤立。毕鸣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已被攻破，小集团的成员赵天爵、米禄斋、高幼珊、师俊英等人，纷纷出来揭发毕鸣岐。一直为毕鸣岐作谋士、打掩护、来往于京津道上通风报信的许树华等，也不得不起来作若干交代。
毕鸣岐的嚣张气焰虽然被打下去，但是他仍很狡猾，几次检讨都空空洞洞，企图蒙混过关。人们正等待着这个右派分子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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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毕鸣岐一贯包庇反革命
新华社天津11日电 天津市民建分会和市工商联10日举行常委联席扩大会议，师俊英、李勉之、车重远、庞馨吾等人，揭发了工商界右派分子毕鸣岐一贯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根据他们的揭发，毕鸣岐安插他的侄子、反革命分子毕敬生在他自己开的新民化工厂当厂长，八年来一直不作交代。毕敬生原系蒋匪军连长、国民党员，曾经屠杀人民，奸污妇女，身有血债。这个反革命分子在东北解放后潜逃到天津，一直受着毕鸣岐的庇护，今年6月才被逮捕。另一个反革命分子施雷生，原是国民党的县长，一贯欺压人民，血债累累，1950年来天津潜伏，被毕鸣岐安插在自己的华甡贸易行任私人秘书。反革命分子薄占一，原是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少校军法官兼看守所所长、绥靖公署中校军法官，罪大恶极，解放后被毕鸣岐隐藏在自己领导下的商会任主任秘书。此外，毕鸣岐还包庇了反革命分子胡慎之、季德成、曹子曾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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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阵线纷纷瓦解 右派分子陆续低头
天津反右派斗争大有进展
据新华社天津11日电 天津市的反右派斗争有了很大进展。最近一周来，全市二百三十多个单位共开了近千次大小会议，对右派分子展开说理斗争，追查了许多重大问题。
在高等学校中，南开大学揭发出了经济系教授傅筑夫、杨敬年、刘君煌和副教授任振威等人组成的右派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不仅在校内进行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并且曾经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同原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杨学道等策划反党活动，企图夺取学校经济系的领导。
在工程技术界，机电工业局工程技术人员揭发了农工民主党天津市筹备委员会联络委员、机电局所属锻压机床厂工程师黄植右派小集团的反动言行。黄植原同机电工业局工程师程秀标、梁之恒等结合起来向党进攻，阴谋篡夺机电局的领导。在财经贸易系统，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初步揭发了右派分子李锡四的反动言行。李锡四污蔑“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并且到处点火，鼓动肃反中被斗的人起来“伸冤”。对外贸易局揭发出了恶毒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分子张烂生。在文化系统、工会系统，也都继续揭发出了一些右派分子。有些单位在这一周中还对一些党内的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这些党内右派分子有市劳动局办公室科员史玉田、中共塘沽区委组织干事韩克才和天津医学院学员张志英等。
经过这一周来的说理斗争，天津市右派分子阵线纷纷瓦解，一些右派分子在被孤立起来以后已经彻底投降。据高等学校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在已经进行批判的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已有三分之二缴械投降。财经贸易系统、政法系统的右派分子，也有将近三分之一作了比较老实的交代。市内各区也已经有四十七个右派分子低头认罪。
经过斗争的锻炼，群众普遍提高了觉悟和辨明是非的能力。许多人不仅在辩论中勇敢地同右派分子针锋相对，驳得右派分子哑口无言，而且积极地调查右派分子的言行为斗争提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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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不死 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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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
一批右派骨干分子认罪
本报讯 在最近举行的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揭穿了省内一批右派骨干分子的反动面貌。这些右派分子从文教界、工商界和国家机关放出毒箭，恶毒地猖狂地反对共产党。民盟东北师范大学支部主任委员、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杨清，民革长春市筹委会副召集人、东北师范大学讲师刘宗向，九三学社长春地质勘探学院小组长、副教授徐贤仪和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教授徐乃祚等右派分子，都有计划地组织了反动小集团，阴谋篡夺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权。右派分子杨清甚至还同民革右派分子刘宗向、长春地质勘探学院右派分子丁克全等勾结起来，采取联合的反党行动。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右派分子王孙楚捏造事实、挑拨离间，攻击党的领导。民建长春市副主任委员张泽多到处贩卖章乃器的毒素，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吉林日报党内右派分子梁致政提出所谓民选编委会的主张，反对报纸的社会主义方向。
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充分揭露事实，采用说理斗争的方式，把右派分子驳得体无完肤。右派分子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在大家义正词严的批判和质问下，完全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认罪，向大会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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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攻下章罗联盟又一个碉堡
民盟青岛市委右派集团被粉碎
本报讯 民盟青岛市委整风领导小组最近举行了十一次扩大座谈会，揭露以民盟市委第一副主任委员陈仰之为首的右派集团。
这个右派集团的核心分子陈仰之、黄树栋、薛艺农、冯德先、卢云鹏和杨祖培等，都在民盟市委、青岛市政府机关和文教界担任重要的工作。
这个右派集团是在民盟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形成，今年民盟中央四月会议以后巩固起来的。他们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反动政治纲领。薛艺农、陈仰之曾一再宣称“民盟过去的助手作用是作了共产党的尾巴”，陈仰之还扬言“政协要成为上议院，民盟代表出席政协要起议会党团的作用，要改变单是谘询的作用。”
这个集团为了扩大反动势力，在控制了民盟市委的实际领导权以后，又积极在基层组织内以“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右派分子作为他们的爪牙。今年4月以后，陈仰之、黄树栋等人还以负责筹备民盟省委为名，多次策划将他们集团内的主要成员安排在民盟省委的各主要部门之内，企图把持民盟省委。
陈仰之早在去年，就指示民盟市委机关干部要“深入”下去，挨门逐户地搜集在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被斗争的人的意见，声称要为他们“向党反映”，“修改结论”。今年5月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后，这伙右派分子就把早就搜集来的这些“材料”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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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进教育部支部
批驳林汉达的各种谬论
据新华社10日讯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教育部支部整风领导小组9、10两日继续召开会议，批判林汉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民进中央整风办公室副主任梁明揭露了林汉达在上海支持民进朝阳中学支部这个反党司令部的事实。梁明说，民进朝阳中学支部的建立一开始就种下了反党的根，因为它集中了一批对党不满的分子。今年4、5月间民进中央在上海召开的二省一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多数人认为这个支部对共产党的监督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应该从根本上否定。但是，主持这个会议的林汉达一再地强调这个反党支部的“反官僚主义积极性应该鼓励”，在报告时还别有用心地补充一些带有挑拨性的字句。梁明说，林站的是什么立场也很明显了。
会上，很多人集中批判身为教育部副部长、主管工农业余教育的林汉达，对解放以来的工农业余教育的成就熟视无睹，看到的都是缺点。项若愚要林汉达看看过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根本就没有专管工农业余教育的机构，根据有记载可查的所谓社会教育（包括文化学习、各种技术学习的人数）的情况，1933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只达到一百八十万人（且不管国民党时期的统计是否正确）。而新中国一成立，参加工农业余学校学习的人数就达到一千四百万人。现在全国扫盲毕业的已有二千二百万人，业余高小毕业的一百八十多万人，业余初中毕业的十七万多人。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金铁宽说，林汉达说业余教育不受重视，“排不上队”，说什么“有饭给狗吃，也不给扫盲干部吃”，实际上北京市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次人代会上就作出决定成立工农业余教育的专管机构，中共北京市委还经常讨论业余教育的问题。现在农村扫盲事业干部的待遇和区干部一样，业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和普通中小学教师一样。林汉达不顾事实发出这样的谬论，居心何在？
教育部李晓光在发言中批判了林汉达的“有职无权”的谬论。他说，林汉达的所谓“整个教育部有职无权”，“教育部的指示下去不起作用”，“有时国务院的指示下去也不灵，要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指示才被重视”等都不是事实。林汉达本人是不是有职无权呢？就以工农业余教育为例，从1950年以来，教育部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林本人就是会议的参加者或者主持者。几年来教育部还连续发出许多工农业余教育方面的指示、通报等文件，绝大部分是由林汉达签发的。李晓光说，几年来，在工农业余教育和干部教育方面只有三次是发布联合指示的。这样做，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不是教育部一个部门的职权范围所能作出决定的。李晓光质问林汉达：扫除文盲是一件涉及到政府各部门、解放军以及广大人民的伟大的历史任务，一次文化革命，由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决定有什么不好？李晓光指出，这种论调实质上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调的引言，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林汉达发言中不承认自己是反党的，但他最后表示下次一定要老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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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认清了右派分子的鬼把戏太原钢铁厂一技术组工作改观
本报讯 太原钢铁厂炼钢部的技术组，从前有不少技术员工作是拖拉疲沓，在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才弄清楚，这是右派分子技术员陈思佛一手造成的。陈思佛出身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来厂后经常在技术员们当中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对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技术员说：“考大学去吧，大学出来就有前途了。”对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又说：“在工厂待下去没有前途，前途就是进科学研究院或作研究生。”整风期间，他大肆散布文汇报刊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通过斗争，技术组的同志们看穿了右派分子陈思佛等人恶意造谣的目的，觉悟提高了。现在他们完成任务又快又好。 （黄德淑 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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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福建省文联集会揭发陈中和杨梦周的谬论
本报讯 福建省文联及其机关刊物“园地”（现改为“热风”）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最近以来连续揭发和批判“园地”主编、共产党员陈中及编辑杨梦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
陈中说：“党外没有民主、自由，党内更没有民主、自由。”又说：“美国可以公开骂艾森豪威尔，中国谁敢批评毛泽东。”
陈中、杨梦周等人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帜，宣传作家不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受到广大观众欢迎的“上甘岭”“万水千山”都斥为教条主义。陈中认为毛泽东的文艺方向，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短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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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兰州新闻界一小撮魑魅魍魉
本报讯 今天，新闻工作者协会兰州分会召开联合说理斗争会，批判兰州新闻出版界的一小撮魑魅魍魉。他们是兰州日报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袁玉昌、甘肃日报编辑部的王景超、杨饶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节目部主任王达。
袁玉昌曾经诬蔑党员担任党报的领导工作是“王霸业”。当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他就挺身而出，写了一篇“给人民日报进一言”的稿件，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打掩护。他还叫嚣来一次“全国民心大测验”。
右派分子王景超和杨饶等组成反党“黑社”，他写了三篇杂文咒骂领导干部“老资格使他们心饱肚塞，几乎到了滴水不进的程度”，诬蔑党提倡“愚忠愚孝”。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又反咬党是“公然威胁，以塞言路”。
王达是中共预备党员，在整风期间，以“党员”和“肃反专职干部”身份，煽动肃反重点分子向领导干部“申冤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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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叫嚣中国一定会有匈牙利事件
右派分子许权伟受到批判
新华社专稿 公开叫嚣“中国将来一定会来一次匈牙利事件”，并且声言“一定参加进去”的广东话剧团演员右派分子许权伟受到批判。这个右派分子在许多次会议上公开地说：“如果再搞两次像肃反这样的运动，我便参加国民党，到香港当特务，拿机关枪回来扫死你们。”他和另一个曾经杀死过游击队员，现在还叫嚣要挖共产党员的心、饮共产党员的血的右派分子黄志超，在剧团内互相呼应，向党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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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工民主党开会揭露
张云川是化了装的地主阶级代表
同时揭发了以张云川为首的一个阴谋小集团
新华社11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今天下午举行整风扩大会议，揭露张云川三十多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言行。这次会议揭掉了张云川一向扮演黑脸“李逵”的假面具，还揭露出他的一个阴谋小集团。
季方在会上首先讲话。他说，张云川是一个著名的反共人物，有三十年反共的历史。解放以后，张云川还私下对人说：“我恨无首阳山可上，耻食周粟。”从这句话里可以充分看出，张云川仇恨共产党、仇恨新社会到了什么程度。
季方说，张云川说他是一个“跑单帮”的人，这是彻头彻尾的说谎。他是章罗联盟的一员“猛将”，并且在农工民主党内章、黄、李右派集团下面组织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的分子，散布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地方以至党外的群众中，而这些分子又都是章伯钧的亲信人物。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云川与章伯钧的政治关系。
张云川在发言时说，他今天是来向人民低头认罪的，他在会前曾要求通过这次会议“一次过关”。可是今天他一开始就夸夸其谈地表白了一通自己的“光荣历史”，继而他讲了一些别人已揭露的材料。他的这种态度引起到会的人极大的不满，纷纷向他质问。许多人要他交代反共小集团的情况，张云川对此矢口否认。当大家举出许多事实追问他时，他含糊其词地承认有一批人同他来往，但是他不承认这是一个阴谋小集团。
严信民揭露，张云川诬蔑共产党员是“特殊阶级”，并且说：“他们的作法祸及子孙，我的儿子抱怨我为什么不当共产党员，党外人士子弟好像错投了胎一样。”
周涤凡揭露，张云川在大鸣大放期间跑到河南去点火，在郑州短短的六天中，他同河南的右派分子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其中有郑州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罗绳武，张云川的兄弟张再铮，河南民盟主委王毅斋，河南医学院副院长张静吾，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张仲鲁，河南民革副主委刘积学等，现在这些右派分子都已被揭发出来。在郑州期间，张云川坚决执行章伯钧大发展的方针。他曾找人把河南日报上河南高级知识分子在鸣放会上发言的人的名字抄下来，准备作为发展的对象。
王大鲁过去是张云川“小圈圈”里边的人。今天，他在会上揭发了张云川的一系列的反动活动。
王大鲁说，他从1939年起，就断断续续地在张云川直接领导下做工作。1939年，张云川到北京以后，每次都和一些汉奸来往，如伪新民会的副会长喻熙杰、事务总长彭黎民等，张云川企图拉拢这批汉奸作为他的第三条路线的政治资本。同时他还同伪北京市长何其巩和张东荪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张云川、张东荪、何其巩三人经常在一起谈话，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张东荪曾对王大鲁说：“我对云川是无话不谈的”。
王大鲁还揭发了张云川在农工民主党内的反共小集团。他说，这个小集团的历史悠久，在1949年就已形成。参加这个小集团的人，方面很广，在农工民主党中央的，有何仲珉、丁方拓、阎道莹、丘锷仑、王仲英；在农工民主党地方组织中的，有天津市委副处长吴孟晖，合肥市主任委员李湘若、委员吴建东，蚌埠负责人金白描等。
王大鲁还指出，这个小集团是受到章伯钧的直接支持的。他说，像何仲珉、丁方拓、吴孟晖、丘锷仑、吴建东等人都是章伯钧的亲信。
王大鲁揭发，张云川还和罗隆基小集团的一些人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其中一个人就是周鲸文，周鲸文曾想把副秘书长职位让给张云川。
徐彬如最后在会上讲话。他说，经过大家的揭露，张云川的反动的地主阶级本质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原来张云川是化了装的地主黄世仁（指话剧“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徐彬如说，张云川的反动活动，绝不是如张云川自己所说的是“跑单帮”，而是有组织的，他要求张云川转变态度，彻底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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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右派小集团崩溃
本报讯 8月4日天津日报载文揭露了中央音乐学院共青团内的三个右派分子王振先、白国贤和黄观生，利用团的组织，向党进攻的反党面目。
王振先是民族管弦乐系的助教，学校团委会委员，平日披着“积极分子”的外衣。白国贤和黄观生都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助教。他们公开地散布修正主义观点，散布“党的领导与民主不相容”，“党性和人性不相容”，“立场和真理不相容”，“教条主义是强调党性的必然结果”等谬论。
整风运动开始，他们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决定“要在这场风浪中，与党争取群众。迫使党让步，限制党的领导”。
6月1日，王振先利用团委会委员的身份，邀集各个教师团支部的全体支委开会，假借“帮助党整风”为名，组成了以向党进攻为宗旨的“大开门报社”，王振先任总编辑。
在“大开门”的影响下，以声乐系五年级共青团支部为基干，随着也成立了一个小集团——“直言不讳”社，另外，在职员中，王振先还鼓动一个职工团支部的委员组织了有十几个成员的“消毒社”。
“大开门”报社从此就积极为校内一切反党言论“大开”方便之“门”。6日，他们刊出了经过五次秘密商讨和三次修改的充满敌意的第一篇“社论”。诬蔑“党委是主观主义地并且继续脱离群众地进行整风”。他们还一口否定音乐学院建院七年来的一切成绩。也在这天，“大开门”又刊出一篇题为“警告党员”的“来稿”。这是一个在肃反时被审查了他的不可告人的历史的讲师写的，他捏造事实，妄图一下子打垮党委委员的威信，从而煽动起群众，要这些党员“下台”。“大开门”社的盟友——“消毒”社和“直言不讳”社，也和它彼此呼应。
这几个右派分子不仅发动对党不满的分子去进攻党，还狂妄地要“从组织上分化党”，“争取党员起义”。
这时，学校党委会组织群众对学校工作提出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右派分子们十分不安，在“大开门”、“直言不讳”和“消毒”三个社团联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上，他们策划了一次对党的最猛烈的攻击——“罢整”（即不再“帮助党整风”了）。
“罢整”的第一步是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事前，他们野心勃勃地设计了七个大问题，阴谋通过这些问题，找出党委书记答复中可钻的空隙，用大字报公布出来，煽动全院师生，使党委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然后得遂其“罢整”的阴谋。但是，这个会并没有按照右派分子们所密谋的那样来进行。党委书记再次向大家阐明了党委会领导整风运动的方针和进行的步骤。
反右派斗争开展起来了。
中央音乐学院的广大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右派斗争。
右派分子们在群众中已完全陷于孤立，他们的丑恶面目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