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钱端升小集团的阴谋和“大法学院”方案
龚祥瑞
关于钱端升反社会主义的事，我是在报上见到的。至于楼邦彦和王铁崖的反党言论，则不但在整风座谈会上亲聆又亲聆了，而且远在整风之前我就曾不只一次地和他们发生过热烈的争辩。既有王铁崖、楼邦彦这样大胆凶恶的右派急先锋，必有钱端升那样大胆凶恶的反党阴谋家。九三学社的一个同志说得好：楼邦彦和王铁崖正像右派大殿前的哼、哈二将，——以之形容这两个“名流学者”对党的进攻，“既大胆又凶恶”，这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钱端升等人既走过漫长的反党的道路，又不肯改造自己，那么在新的条件下，也就必然要暴露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新阴谋。
王铁崖和楼邦彦的大胆凶恶的言论反映了钱端升小集团的阴谋，那就是推翻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新院系，成立“大法学院”的方案。
我曾三次耳闻“院系再调整”的消息。一次是楼邦彦说的，他主张把人大、北大的法律系归并到政法学院。另一次是王铁崖说的，他主张把人大法律系合并到北大。第三次是王铁崖与楼邦彦一齐说的，钱端升想搞个像“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那样的大政法学院。大家知道，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就是英国右派社会党人韦伯、威尔斯、拉斯基之流所创办的，在组织系统上是隶属于伦敦大学的，在思想系统上是传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照钱端升的永远不会实现的方案，“大法学院”同样将隶属于北京大学。
对他们说来，这个“方案”是“持之有故、言之有理”的。既然，“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是宗派主义的老母鸡”，“北大法律系是人大与中央干校的杂拌儿”，果尔，那么，殊应像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等“名流学者”之处心积虑，对它们一齐加以推翻，另起炉灶。果尔，则钱端升当副校长、院长，楼邦彦当教务长，王铁崖当总务长，乃是必然的逻辑结果。
如果这个奇怪的方案变成了实际，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照王铁崖的主张：第一、要大大减少课程，“人民民主国家法”应该取消！“苏联国家法”应该列为选修课！“资产阶级国家法”应该照解放前的讲法进行教学！“中国国家法”问题太多，应该由楼邦彦来讲授！什么“土地法”、“劳动法”、“合作社法”统统不要！第二、使“国际法”离法律系、国际关系史离历史系而独立出来，取消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另外成立大“国际关系系”，成为“大法学院”的一部分，由王铁崖来主持，集全国所有的国际法学者于北大。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在十二年内赶上他们所理想的世界先进水平，即资产阶级法学水平了。
必须指出，这个“大法学院”方案的目的不仅仅是推翻新院系，走资产阶级法学的道路。“大法学院”不过是他们干政治的工具、武器。他们真正的方案是通过“鸣”、“放”或者在成立了“大法学院”之后通过讲坛，吹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在政法界与外交界的领导。这就是钱端升小集团所作的大文章。
他们依靠一些什么“条件”呢？
他们，正如章伯钧所说的，都是“研究政治的人”。他们“研究”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自以为“了不起”，想到“知识分子的任务一天比一天明确”，大有可为了。去年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加强了他们的幻想，今年党组织进行整风他们就以为有机可乘了。于是这批右派分子，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以为他们的“时机”到来了。王铁崖辱骂党在学校工作中的领导：“学术界、教育界出现了那么多头衔，那么重头衔，实在使人惊异……好像引人重视的，不是文章道德，而是职位头衔。简直是衙门。”然而重头衔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以学者的头衔，作为阴谋反党的武器。王铁崖说过，钱端升回到北大，起码是个副校长。王铁崖骂过党，说政法学院气量小，不给费青一个正教务长。钱端升更公开说过他曾为楼邦彦争个教研室副主任的头衔。楼邦彦本人也说过，政法学院老教授分成三等：雷洁琼、严景耀、芮沐是一等，他们带有主任或副主任的头衔；楼邦彦自己是二等，参加教学，而没有主任的头衔；其他都是三等角色，被“打入冷宫”（指一时不参加教学，而在研究室自学的老教授）。必须指出，他们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一个“教务长”，其用意远远超过了“头衔”的追求，——这批人是要通过篡夺领导，从事“二次彻底改革”。他们同声辩称：老教师受到压制，个人能力没有发挥出来。今日政法教育“一塌糊涂”，“法律科学落后”，“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人管”，所有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的恶果。他们一致认为：司法改革出了“偏差”，院系调整把老教师打得“七零八散”。他们放肆胡说：“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在董老”（指董必武同志）。他们对整个政法领导破口大骂：“保守、宗派”。他们狡辩法律的特殊性，说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乃是宗派主义者的借口，目的是“关门”、“包办”、
“垄断”、“排挤旧人”。于是他们开始器重一向被他们所瞧不起的老教师，要所有的旧法人员“归队”，重新“上台”。包括解放前夕混进大学里来的“立法委员”、伪军政人员、流氓、特务，在他们眼里，都成了
“高级知识分子”。王铁崖曾以蛮横的口吻叫嚣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主动表示要到那里，就可以到那里，这是中央的决策。”由此可见，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出来之后，就在那里执行民盟中央章罗同盟争取知识分子的罪恶勾当。
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得好，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利令智昏”。利者，夺取权力的意思。以钱端升的野心而论，何止于一校之长，——多么寒伧！反动家伙，利令智昏，到处点火，以为一触即发，以为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完蛋了。就是在这种思想情况下，八年来被压抑在他们心中的阶级怒火冒出来了，烧到我们身上了。在整风运动期间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他们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阴谋活动是由来已久的、日积月累的阶级怒火的冲击。
楼邦彦和王铁崖原是钱端升的得意门生。楼邦彦一度充当胡匪宗南军营中的上校教官，王铁崖则一心追求国民党外交部司长的职位。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楼邦彦向蒋介石献过策，说要搞宪法，（行宪）必须先戡乱。戡乱就是消灭共产党（见“观察”第三卷第一期“动员、戡乱、行宪”）。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夕，当沈阳被围时，王铁崖、楼邦彦等人还跑到东北去作“安定人心”的工作，美其名曰“讲学”，企图挽救反动派垂死的命运。
他们确是野心勃勃的。北京解放前夕，在王铁崖家里，楼邦彦和王铁崖就密谈过“谁坐人民政协的交椅”的问题。楼邦彦道出了他们共同的野心：“这一辈子在政治舞台上有没有份儿，全看这一着了”。就是这颗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政客野心，在解放以后，驱使他们用尽心机去骗取党对他们的信任，以便完成他们在解放前未完成的反共反人民的肮脏任务：从内部来打垮党对全国政权的领导。
我很早就警告过楼邦彦，要他割断同钱端升的愚蠢而罪恶的关系，对他说：“钱端升要把你从司法局‘拉回去’，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主观幻想。”现在，真相大白，事情不单是永远不会实现，而且是一件不能告人的阴谋。应该告诉这批人，我们党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不是什么“宗派”，我们新大学是向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不是什么“衙门”了；我们政法院系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忠诚的卫士，是社会主义理论战线上的年青的先锋，不是什么“教条主义的大蜂窝”、不是什么“宗派主义的老母鸡”，你们的阴谋已经破产了。
现在，为首的钱端升已经开始承认自己的罪行，他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说他“有篡夺政法学院领导权的野心，更从而发展到具有篡夺政法部门的领导权的野心，也是客观的发展规律。”然而，关于“大法学院”方案的阴谋，他还不敢拿出真诚和勇气加以承认。对此，就要看看楼邦彦和王铁崖有没有真诚和勇气了。我认为具体问题具体交代，是唯一自救救人的办法。钱端升小集团必须粉碎，而且一定要粉碎，因为它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水火不相容之点。它不得不被粉碎，它被粉碎了。这也是客观的发展规律。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
第7版()
专栏：
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保护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赵九章
最近，在中国科学院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科学家们对民盟右派分子所提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对曾昭抡、钱伟长的反党罪恶活动，作了彻底的揭发。通过这一次座谈会，使我在反右派的阶级斗争中，又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凡是在旧社会里经历过一段艰苦岁月的中国科学家们，从自己亲身的感受里，都会深切感到只有在新中国，在党的多方关怀和爱护下，中国科学家才能真正受到保护。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解放前气象资料是极为不够的，但是还被少数反动国民党空军气象人员所把持，成为这些人垄断的私产，他们自己既不能做研究，也阻碍了别人利用这些资料来做研究。解放前气象研究所要筹设一个天气分析研究室，由于以上的原因就很难实现。
解放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通过几年来科学院和中央气象局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中国气象业务有机地联系起来。目前中央气象局利用电传打字机不但每天把国内及全世界重要气象资料传送到我所来，供我们作天气分析之用；气象局还应我们的要求，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准备另外收集国外特殊的气象广播。这种紧密的合作关系，不但在旧社会里无法梦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易办到。以上所举的不过是我所接触的实例之一，中国科学院许多研究所与生产机构配合得很好的事例还很多。由此可以充分证实，右派分子所说的“资料保密过严过死……造成学术垄断，成果私有”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谎言。
关于研究助手问题，1954年以前，由于院系调整不久，大学毕业生人数有限，因此分配到科学院的人数不多；但1955年以后，情况就逐渐改善。以气象系学生为例：北大、南大气象专业同其他气象专科学校这几年来不但训练了不少质量较好的干部，分配到气象局所属台站，也为科学研究培养了一批有希望的青年。以1954年为例，那一年大学毕业生较少，我所只分配到六个气象专科毕业生，经过这几年的培养，这些毕业生不但可以完成导师所指定的工作，有的还做出了较好的研究论文。1955、1956年的大学生分配逐年都有所改善，今后随着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日益改进，优秀的青年助手会大量的培养出来。所以，今后的问题，不是科学家缺乏助手的问题，而是老科学家如何更有效地把青年一辈带出来。从这个例子来看，也有力地说明了右派分子关于缺乏助手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再谈时间问题。解放后，由于科学家参加了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批判了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封建、反动、崇美等思想，接受了马列主义及唯物的宇宙观，使我们思想上有显著的提高。这虽然要用去一些时间，但我认为这几年的政治学习，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几年的学习和思想改造的基础，在这次反右派运动中恐怕会有更多的科学家会被右派分子所迷惑。所以，这些时间不能算是浪费。今后我们还需要更好地运用我们理论学习的时间，在结合体力劳动和下乡下厂实际生活的锻炼中，来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
在行政工作方面，自从知识分子会议上党提出保证科学家以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业务以后，科学院领导为各所配备了整套的行政助手；在行政副所长领导下，协助处理了许多日常行政业务和事务工作，对工作人员进行了思想领导，使负责行政领导的科学工作者，从烦琐的行政工作中脱身出来，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以接近六分之五的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这同1954年以前各所没有配备行政副所长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果以现在我所的规模和研究业务的广泛性而言，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我就无法想像怎么能把所的业务搞上轨道；同时我自己还能以充裕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根据以上的事实，足证右派分子所提出来的“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对党的恶毒的诬蔑。中国科学工作者只有在新社会里，在党的关怀下，才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通过这一次科学院的座谈会，我深切感觉到，我们还必须时刻依靠党，时刻不放松我们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把残存于我们头脑里的右倾思想清洗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致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才能坚定地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而奋斗。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吴耕民教授的“中国蔬菜栽培学”出版
四、五十年来致力于我国蔬菜栽培研究的吴耕民教授，最近完成了一部五十多万字的著作“中国蔬菜栽培学”。这部书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国广大的土地和寒温热多种气候，适宜于多种蔬菜的栽培和生长。几千年来，人民为满足生活上的需要，从国内选出和从国外引种的适于各地风土和群众喜爱的蔬菜种类、品种很多。这部书叙述了八十多种目前我国各地栽培的有商品价值的蔬菜，其中除有国外主要的并均已引入栽培的蔬菜如番薯（甘薯）、马铃薯、蕃茄、葱头等三十多种外，还有四十多种我国的特产是外国所少见或没有的，如山东大白菜、长梗白菜、芥菜、大头菜、水入菜、韭菜、大葱、竹笋、莴苣笋、苋菜、荠菜、榨菜、茭白、蒲菜、荸荠、菱、冬瓜、豆芽菜、草菇、金针菜、丝瓜、毛豆等等。凡经我国各地长期栽培的蔬菜，常有多种类型和多种品种。例如萝卜，欧美仅有四季小形种，但在我国除四季小形种外，还有冬萝卜、春萝卜和夏秋萝卜，可以四季栽培供应。著者在本书中对我国的蔬菜栽培技术作了详细的介绍。例如为求提早收获，有早熟栽培；为求延长供应时期，有晚熟栽培；为求在寒地冬季减除冰冻，有保护地栽培，等等。此外，对个别蔬菜还有施行特种栽培的，如豆芽菜的无土遮光栽培，茭白的食用、黑穗菌寄生栽培等，都是我国劳动人民多年同自然作斗争，在蔬菜栽培上获得的成就。
著者在本书中对各种蔬菜的性状，蔬菜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在它前后适于施种的作物以及收获、贮藏、采种方法等，也作了全面的叙述。
（谈星）
第7版()
专栏：
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
清华大学教授 杜庆华
民盟6月9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我现在只对反动纲领中所谓“保护科学家问题”谈谈我个人的意见。
首先，这个反动纲领中的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不仅是不顾事实和危言耸听的提法，而且从意见书统篇的精神来看，这个所谓“保护科学家”，实质上就是“保护”知识分子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右派分子在这个反动纲领里，利用了一些具体问题，想去迎合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面子或留恋于旧的“自以为是”而不想改造的情绪。其实，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这几年来经过党的不断教育，都认识到必须积极进行自我改造；而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进攻的却正是知识分子这个积极的一面。
以“时间问题”为例。由于我国科学基础（包括人力）的薄弱，再加上大多数科学家思想落后于社会的发展，这就使我们一方面要赶快进一步钻研新的科学，同时还必须顽强地进行思想改造，其中包括必要的社会活动，二者不能偏废。这个问题反映在科学家个人生活中，就是如何妥善地安排时间的问题。也就是科学家曾经在一个时期感到科学工作研究时间不足。党深切体会到科学家的困难和焦虑，所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主要是知识分子思想情况有了基本的转变后），提出了保证科学家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但是，曾昭抡、钱伟长之流所提出来的时间问题，却是企图利用时间问题来使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例如他们提出科学家可以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长期请假。这种只搞业务不管政治的提法，是极其阴险的。它的企图在于引导科学家脱离社会主义政治生活，逐步走上右派分子所希望的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次，右派利用时间问题来作为他们篡夺党对科学领导的权术。他们一方面说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不应过问行政；同时在另一场合又宣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就是说党不能领导，要懂业务的人来领导。这样那就只有由曾、钱之流来领导了。因为目前不少科学机关负有领导责任的科学家大都在六十岁以上，而六十岁以下的领导者倘若是党员（曾钱所谓的“外行”）都在不能领导之列。这正是曾、钱反对党的领导和排挤老科学家的恶毒策略。
再以“资料问题”为例。反动科学纲领所提到的资料问题的实际内容，是科学资料保密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一方面是把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加以曲解，另一方面是破坏保密制度以迁就个人兴趣。是反对科学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分工的一个方面。保密问题中曾有一些小的缺点，党已经注意这一问题并加以改进。事实上，现在科学家在自己工作范围内所要取得的保密资料是并不困难的。做实际技术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有此感。但是，这样并不能满足钱伟长、费孝通之流的愿望。他们所要的是将一切资料公开，供他们个人任意凭兴趣来选择他们认为花劳动力不大而又易于出名的工作。至于党是否信任知识分子，可以钱伟长本人为例。钱伟长在解放前后曾对党进行过污蔑，但是只要他表示了进步的愿望，党就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他现在所掌握的我国建设和新技术的机密资料，是极其广泛的。可是从他的言论中所能找到的，只不过是他对长江大桥工程的侮蔑；要浙江省根据他那毫无科学根据的意见用钱塘江潮水发电，以代替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如果把许多保密资料供给这样的科学家，除了供他们个人利用作吹嘘和招摇撞骗之外，并不起任何发展科学的作用。更不用说失密的严重后果了。
又如“归队问题”。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要归队。解放后国家对工程技术人员曾进行了归队工作。这是从旧中国对科学技术人员不合理的安排，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安排的必要过程。难道说新中国根据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安排，现在又必须根据少数人的愿望再来进行“归队”？今天提出“归队”的问题，实质上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对科学工作的安排。
在反动科学纲领中分工协作问题中提出的“就人”观点，同科学领导上的不要党的领导、不要火车头、要自发、分散地进行科学工作的论调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右派分子是想利用科学家的个人主义情绪，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更恶毒的是在培养新生力量这个问题上，右派分子强调不要政治条件，要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培养第二代。不过右派分子你们的算盘打错了，你们可以利用我们一时的麻痹和看不清问题的实质，但是经过学习，我们毕竟认清了你们的真面目。我们一定要彻底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反动面目，把反右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第7版()
专栏：
蓝钰为什么要“改革”出版工作？
张姞民
右派分子、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共产党员）在整风期间，对人民的出版事业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他和另一个右派分子曾彦修一唱一和，把解放后整个出版事业说成漆黑一团。他们肆意攻击党的出版方针，否认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否定八年来出版工作的成绩，并诬蔑党的干部政策和苏联的经验、制度。这两个右派分子像唱双簧一样，一呼一应。
他们向党进攻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消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把出版工作拖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可以从蓝钰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看出来。
按照蓝钰的“方案”，首先是要把国营出版社“彻底整顿”，整掉一些；同时开放自由市场，成立私营出版社。这就是说，出版工作几年来走社会主义的路走错了，结果是“统而不通”，矛盾百出，因此只有让资本主义复活。只有开放自由市场，成立私营出版社，通过自由竞争，矛盾才能解决，否则矛盾就永远解决不了。这也就是说，必须“彻底整顿”国营出版社，“压缩一批、裁并一批”，好把“市场”让给私营出版社，好让私营出版社利用自由竞争来搞垮国营出版社。这种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建议”，不正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日夜追求的吗？所谓“现在社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是什么人提出来的？是些什么要求呢？不正是那些右派分子叫嚣反对国家对新闻出版的“垄断”，要办同人报刊，同人出版社吗？所谓“一切只有‘国家的’，人家总觉得是你们共产党员办事”，不正是右派分子所叫嚣的“党天下”吗？所谓“大家都应该有一份”，不正是右派分子所叫嚣的“轮流执政”吗？所谓“不如让别人也搞”，不正是右派分子所叫嚣的“你下台，我来干”吗？因此，从这一项“建议”中，我们不难看出蓝钰的用意何在，不难看出他是在为谁呼吁，在为谁撑腰！
按照蓝钰的“方案”，第二是取消党的领导。他说，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不能适应情况”，“可以撤销”。撤销以后，“可以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个‘出版委员会’，管两件事：（1）出版的方针政策；（2）出版社之间的关系。……要统一领导所有出版社，但又不要统死，只统方针政策和关系”。接着，他又说，“另外还要成立出版协会，作为出版界群众性的组织。也就是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新华书店也交协会管，成为联营机构。从这些“建议”中不难看出，设立出版委员会是虚，而成立出版协会是实。问题很明显，蓝钰口口声声不要出版局领导，为什么还要另外设立一个出版委员会来领导？显然，蓝钰的设立出版委员会之说，只不过是虚晃一着，以示并非不要党的领导，而实际上恰恰是要让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因为蓝钰已经预先肯定，某些事情如果拿到出版协会去办，“包管比现在办得好”。也就是说，让出版家们自己管自己的事，包管比党领导得好！这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又是什么？
按照蓝钰的“方案”，第三是推翻现在出版、印刷、发行三个部门独立负责的制度，恢复过去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制度。蓝钰说：“现在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是孤立起来的。出版和发行分家，搞得矛盾百出，笑话百出。”“新华书店现在支店几千、人员上万，的确积重难返。”“矛盾的实质的确在经济关系上，改良主义也不可能让大家满意。所以新华书店可否考虑交出版协会领导，大家管书店，这样，矛盾就好解决些”。我们并不否认，目前出版、印刷和发行三个部门配合得还不够好，还有一些可以克服的缺点没有及时克服。但蓝钰处心积虑地找新华书店的毛病，夸大印刷工作中的缺点，却是别有用心的。蓝钰身为出版工作者，不能不知道这三个部门的专业分工是为了使出版事业走上计划化的轨道，是为了集中使用现有的人力和机器设备，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完成更多的任务。而蓝钰反对这种分工，就是为了反对计划化，反对把出版工作纳入国家计划。他羡慕过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那些三位一体的“大企业”，他认为出版社不能自己搞厂、不能自己发行是“受制于人”。他所要求的“出版自由”是想恢复出版业的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垄断。因为过去的商务、中华的三位一体制，那是资本主义盲目竞争、盲目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也与其他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样，是各自为政的。为了使自己不受制于人，就要各自搞一套出版、印刷、发行的机构。到后来，大家便都搞成托辣斯，你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以便在竞争中把对方打败。蓝钰在这儿特别歌颂这种“经济关系”，完全否认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的分工在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发展上和实行出版事业计划化上的进步作用，其目的就在恢复资本主义的自发性，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制度。
从整个“方案”的内容来看，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取消党的领导，实现个人野心，发展资本主义，搞垮社会主义。如果这个“方案”能够得到实施，我们不能想像，它是对谁有利的，是对读者有利，是对作者有利，是对出版工作者有利，还是对社会上那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利！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蓝钰这个“改革方案”实质上是出版工作方面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