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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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几千文艺工作者召开了几百次大小会议
牛头马面在正义面前纷纷现形
新华社上海10日电 本社记者叶世涛、续磊报道:最近一个月来,上海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数千名电影、戏曲、音乐和美术工作者,召开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会议,猛烈反击上海民盟右派集团在艺术团体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一批右派分子。
民盟右派集团篡夺上海文艺界领导权的第一步是在各文艺团体里发展组织、扩充实力。去年下半年起,他们用入盟可以出名、入盟便于入党等欺骗卑鄙手法,在几个月中,使文艺界的民盟盟员从五十二名发展到二百九十人,绝大部分大中剧团的主要演员都被拉入了民盟。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和上海合唱团等单位都在鸣放前夕匆促建立起民盟支部,由右派分子操纵,成为了向党进攻的核心。
散布在文艺团体里的这些右派分子,都一贯仇视共产党,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整风一开始,他们就极力造谣污蔑,挑拨党群关系,煽动闹事,企图打垮共产党的领导。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右派分子张立德、章曼苹(民盟支部负责人)一面污蔑“人艺”共产党领导人,一面密谋另组“自己的剧团”,张立德自封团长,章曼苹为艺术领导,说经费由民盟市委支持,甚至都确定了演出的剧场,阴谋分裂“人艺”。
陈仁炳亲自联系的“上影”两个右派分子吴茵、项坤一直处心积虑地进行反对共产党活动。吴茵在上海市政协会上大叫要撤换上影领导。她企图组织一个民盟领导的电影厂,由吴茵的丈夫孟君谋当厂长,吴茵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
上海合唱团声乐教员、右派分子周仲南污蔑党员领导干部是“特务、流氓,不懂音乐、摧残艺术”,说“没有党团员工作要好做得多”。整风开始,陈仁炳亲自指定她做合唱团的民盟支部主任委员,她公然提出:“现在领导已经束手无策,以后音乐会由民盟出面来搞”。
蒋忠是在上海管乐团带头闹事的右派分子,鸣放期间,在他干妈吴茵的煽动下自称“钢炮”,竟然要求撤去管乐团的党支部书记,污蔑党团员“无才无德”。他更狂妄地对人说:“我要做了外交部长兼管乐团团长,一定每人提升三级,让你们坐飞机到美国去演出。”
电影编剧马国亮、导演赵国谷、评弹艺人黄异庵、画家膝白也等右派分子的反党面目也都被揭露出来。
在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这些右派分子初步做了一些交代,但对许多重要问题仍然抵赖狡辩,企图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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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文艺观点的批发商
苏金伞生意倒台丑态毕露
新华社郑州10日电 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最近揭发右派分子、该会副主任苏金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这个一贯幻想独霸河南文坛、并企图在文艺工作上与党分庭抗礼的右派野心分子,采用一切办法打击和排斥文联党员领导干部,敌视文联党支部和文化局党分组对文联的领导。他认为由于党经常讨论文联工作,使他更加“有职无权了”。他对几年来中共河南省委对河南文艺工作的领导的几项主要工作,也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其中特别是对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的处理上。苏金伞及其伙伴们开始对这篇小说曾进行打击和排斥。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为此曾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及时地批判了文联及苏金伞本人的错误。当时,苏金伞对省委的结论是同意的,但后来却污蔑省委是以“行政命令”来解决文艺问题,企图把这场在文艺战线上体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说成是“党内的宗派主义”,是“以党内开斗争会的形式,叫大家做血淋淋的检查”。在鸣放期间,他还就这一个问题向文艺报撰稿,对党发动进攻。
苏金伞在解放以来,一直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他时常贩卖“到处有生活”和“每篇作品里不一定有一个政治目的”等的胡风的反动文艺观点。他竭力想把河南文联主办的文艺月刊“奔流”,办成一个“艺术至上”和“暴露多于歌颂”的同人刊物。7月份,当全国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时,“奔流”不仅出刊了一期没有一篇反右派斗争的文章的诗专号,并且刊登了右派分子李白凤等向党进攻的作品。苏金伞还百般挑剔和打击青年作者,恶毒地污蔑他们是“政治上的宠儿,艺术上的无知”。有不少青年作者为“奔流”写的歌颂新人新事的文章,都被指责为艺术水平不高,而埋没在编辑部里。
据揭露,苏金伞早在1949年,就和李蕤打算把解放前河南的一班文人拉拢在一起,搞个“八方风雨会中州”,企图独霸河南文坛,与党在文艺工作上分庭抗礼。苏金伞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求师的心情拜倒在胡风门下,并常把自己的诗稿寄给胡风求教。今年6月,苏由北京回来,竟无中生有地说胡风放出来了(据他说,这是从姚雪垠那里听来的),并到处散播这个有意制造的谣言。现在,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苏金伞的斗争,仍在继续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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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王乃观
恶骂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最近揭发和批判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王乃观。
王乃观是冶金陶瓷研究所机电室技佐、民盟盟员。他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咒骂“共产党是一群无耻的僵尸”,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产生三害的根源,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在科学研究上,我们这里搞不出东西,而美国就做出很多东西,这是“制度”问题。又说:“如果要真正的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去服从小资产阶级?”
在整风期间,王乃观利用研究所工场有几个工人对福利金和房屋问题有些意见,他就乘机造谣公开煽动工人说:“外面有些工厂已经罢工了,你们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要做工”。
王乃观在民盟小组的座谈会上,更张牙舞爪地大声叫嚷说“过去民盟是共产党的小老婆,共产党说一,民盟就不能说二,现在民主人士不能再当棋子,要做棋手了”。又说“共产主义不行,中国随便哪条战线都有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政治路线错误”。王乃观甚至疯狂地说:“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一定拿着枪去干!”会后他还大吹资产阶级“民主”,有一次竟得意忘形地唱起国民党党歌。
王乃观的这些反动言行被揭发后受到了研究所全体人员的严厉批判。(新华社上海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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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弹界败类黄异庵
到处弹唱反动论调
本报讯 黄异庵是苏沪评弹改进协会的执行委员。鸣放一开始,他便假借“加强”评弹协会组织名义,阴谋搞垮上海、苏州和常熟三地的国家评弹团。6月初黄异庵到上海还企图煽动群众罢唱、游行、张贴传单。
艺人们揭露,黄异庵和右派分子、民盟苏州市委副主任委员江维宽有极密切关系。江维宽还介绍黄异庵去会见到苏州来的章罗联盟重要人物费孝通。黄异庵到目前仍拒不认罪。上海、苏州两地评弹艺人决定继续揭露他的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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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歼击“破冰船”
彭利钊
“破冰船”是北京俄语学院的右派小集团的名字。乐进敏和古本锟是“破冰船”的骨干分子。
“破冰船”向党委和学校疯狂进攻,绝不是偶然的。从“破冰船”骨干分子乐进敏和古本锟的一贯言行中,就可以找到答案。乐进敏的父亲是个军统特务,在肃反运动中被捕。她一贯仇恨党。古本锟家庭是地主。
整风开始了,乐进敏认为时机到了,暗暗高兴。她就纠合古本锟、田群和丘光华等右派分子创办“破冰船”墙报,散布反动言论,辱骂党委和党员是“死神”、“淫棍恶徒”、“贵族”。污蔑党委都是“不学无术的庸人”。污蔑积极分子是“吹牛拍马,无耻之徒”、“狗腿子”。他们还诽谤俄语学院是“修道院”、“破破烂烂的训练班”,全盘否定学校工作成绩,攻击肃反运动,煽动肃反被斗对象起来“申冤雪辱”。他们还联合学校各种反动大字报,以扩大右派影响。乐进敏造谣说“北大东语系罢课胜利”,“清华向全国高等学校发出通电”,借此煽动同学行动起来,解决专业问题。她说胡风不是反革命,政府捕错了。古本锟散布林希翎的反动言论,说“林希翎是个年轻勇敢的姑娘”。
“破冰船”小集团同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吴青阳勾结起来。吴青阳把工会的扩音器交给“破冰船”小集团,使这个小集团更加疯狂地向党委和学校进攻,同时乐进敏参加教师会议,向教师们介绍学生“请愿”情况,呼吁教师支持他们罢课的行动。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破冰船”受到各方面的反击。马列主义基础组助教胡子平说,“破冰船”载的是什么货色?他们攻击污蔑党的字眼只有在台湾、香港和美国的反动报纸上才能看得到。进修班同学丁士超说,“破冰船”载的是炸药,绝不能让它在人民的海洋里航行。“破冰船”的编辑林荫民、王广荪等人,现在清醒过来了。林荫民揭发说,乐进敏内心深处对党怀着很深的仇恨,她要为反动的父亲“雪恨”。整风一开始,她就向党委和学校领导射出无数支毒箭。
现在,这艘“破冰船”已被彻底击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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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昆明师范学院学生
追查出特务一名
新华社昆明7日电 昆明师范学院一个右派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彭贵礼,据查明原来是一个隐藏八年之久的中统特务。
彭贵礼是昆明师范学院历史专修科二年级学生。在大鸣大放中,彭贵礼贴出了煽动性的大字报,咒骂领导是“寡头政治”,说“进师院像坐禁闭”,诬蔑团员是“疯子”。他还要挟其他学生在大字报上签名。这个小集团对提正面意见的学生进行压制和咒骂。
随着斗争的深入,彭贵礼在群众层层剥皮、坚持说理斗争的回击下,暴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原来彭贵礼是国民党中统局四川省富顺县学运小组的特务,解放前在富顺的学校中监视和迫害过许多进步教师和学生,破坏学生运动。解放初期,领导他的特务头子还曾指示他设法打入共产党,伺机再起。他长期拒不坦白,1955年混入昆明师范学院,大鸣大放开始,就猖獗活动起来,终于露出了原形。什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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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什么画

山东文联连日集会
痛斥反党漫画家任迁乔
这是任迁乔的两幅画。他运用漫画这个武器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任迁乔是共产党员,是省文联艺术部部长。在大放大鸣当中,他公然对党进行了露骨地恶毒地攻击。他污蔑我们党“个人崇拜形成了系统,上级一说话,下面就说是,”他竟公然污蔑党和国家的领袖,他说:“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就没有,这是不科学的。”任迁乔污蔑党和党中央犯了严重错误却不作自我批评,他说:“三反、五反,这不仅下面乱,北京也乱,哪个单位打不出老虎就要摘乌纱帽。肃反都要凑5%的数字,这就得从瘸子里面选将军。这些都是与中央的政策有关系”,他说“人民日报光说猪肉供不应求的原因是由于人民生活的提高这种说法是骗人”的。任迁乔把我们的党咒诅得还不如国民党,他极端反对反击右派的斗争,说:“过去,国民党时期,也有些刊物公开骂国民党该杀之类的话。但我们却没有他们稳。”任迁乔污蔑党的干部政策说:“好捧场的人会步步高升,越是对群众仇恨的,”领导倒拿着当了干儿子。……任迁乔还抓住个别负责同志对漫画批评中的缺点,到处进行煽动,要将省委搞臭。就在这个时候,任迁乔在机关黑板报上连续发表了污蔑谩骂党的三幅漫画。
省文联的多数同志逐渐认清了任迁乔的右派分子面目以后,就对他进行了斗争。任迁乔抵赖不得,狡辩不成,便在省文联全体人员会议上作了初步交代。但是任迁乔却对他污蔑党和党的领袖的严重反动言行避而不谈。大家对任迁乔的交代十分不满,继续对他的反党言行进行揭发和驳斥。王安友同志举出省文联肃反斗争的事实,驳斥了任迁乔有意污蔑肃反运动的谬论。王安友说,任迁乔的漫画画的是龙启云同志在“肃反”中打了方平而连升三级,这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污蔑,龙启云是肃反以前提拔的。都郁生同志驳斥任迁乔所谓“文艺界清规戒律特别多”的言论,说:不在于准不准你表现什么,而在于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表现。你如果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来表现土地改革“糟得很”,广大农民群众当然不让你!苗得雨等同志揭露任迁乔打着“老革命”的招牌,自称“性格直爽”、“有点人情味”,而贩卖他的私货。并指出他对党的攻击是蓄谋已久的,应当交代。(附图片)
损人利己
乖乖:听我的话吧,我将给你个副局长的官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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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前进路上的一堆垃圾
本报记者 朱波
一个多月以来,经过西北大学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批判,经过校内外群众的检举揭发,以及右派分子内部人员的起义,以刘不同为首的右派集团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
从现有的材料看,除刘不同(西大经济学教授)外,骨干分子还有程元斟、钱祝钧(都是经济系副教授)、李述礼(西大政治经济学教研组教授)等。在刘不同身边,好像有无数条线,伸向西大的经济系、中文系,伸向西安市人民银行,陕西省邮电局以及在北京的一些右派分子。
这是肮脏的一群,其中有两手沾着人民鲜血的特务,有一贯仇视人民的反动官僚,反动地主,以及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等。
这个右派小集团有了相当久的历史了,他们趁大“鸣”大“放”的机会又有新的发展。早在肃反运动以前,刘不同、程元斟等就经常在一起,散布反动言论,诬蔑党和行政领导,挑拨教师之间的关系,并企图夺取经济系的领导权。当右派分子在全国各地向党进攻时,这几个臭味相投的人便自动的形成了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小集团。在这一时期被他们拉拢上的右派分子有十多个,其中有校内的中文系的教师冯增烈,和右派学生黄国湘,以及西安市人民银行的右派分子邓云,陕西省邮电局的右派分子马连科,以及北京的某些右派分子等。刘不同曾吹嘘过右派分子力量很大,只要他在经济系一号召,都会举起手来的。他们拉拢人的手段很高明,如刘不同到省人民医院看病时,碰到该院的一个姓李的医生,他别有用心地问他统计过精神病者没有,是否比过去多?并说现在农民中有精神病者,是农业合作化造成的。李也是个对党心怀不满的人,经过这一谈,两个人就联系到一起了。刘利用视察的机会(刘是西安市政协代表),把人民银行的右派分子邓云拉上了。邓把银行肃反中的缺点,个别党员贪污问题,以及整风中“鸣放”的情况向刘汇报:刘要邓出大字报,把银行个别领导人员中的缺点写成文章给文汇报和大公报,邓都照办。
在“鸣”“放”中,刘不同曾对他的喽啰们说:“要大胆地‘放’,不要怕他们说小集团”;程元斟等则大喊大叫要和党“算旧账”。他们到处参加座谈会,散布反苏反党的言论。他们的反动言论,都是商量过的。例如光明日报在西安组织的座谈会,刘不同、钱祝钧、李述礼都参加了。刘不同叫钱祝钧谈民主党派的问题,从这个问题上攻击党的领导;程元斟就把经济系的肃反材料供给李述礼,李述礼从这个问题上攻击党的领导,刘不同则担任攻击党的主要的角色。据右派分子自己承认,这一时期,他们差不多天天在刘不同或钱祝钧家碰头,交换意见。他们参加座谈会后,也互相汇报情况。如刘不同参加了西安政协座谈会,就把会议上的情况向其他右派分子介绍,其他人也向刘不同介绍自己出席座谈会的情况。
这个右派集团是有政治野心的。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特别是匈、波事件之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处于“倒退过程”,“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钱祝钧推测在今天广大人民吃不饱的条件下,就会引起骚乱和暴动。刘不同说,“现在‘鸣放’只是在政府机关和高等学校里,问题就这样多,将来要到工厂和农村,就更不得了,……‘鸣放’到了工厂和农村一定要打人”。程元斟认为,今天的社会比旧社会还黑暗。
他们还进一步的计划,刘不同、钱祝钧等计划利用暑假到农村去“点火”,钱祝钧还幻想把共产党分裂为两个党,或者组织一个“农民党”代替共产党的领导。钱祝钧承认他首先要变西北大学的天,他公开提出要成立“教工代表大会”。这个“教工代表大会”驾凌于党委之上,并拒绝党委参加,来夺取党的领导。人民银行邓云也积极活动改选银行的经理,来夺取领导权。和刘不同有联系的右派学生黄国湘号召“勇敢的人”组织起来。这些“勇敢的人”真的在四十一教室聚会了,疯狂地叫喊着要取消校党委的领导。
这个右派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党反人民的活动被群众揭发出来了,并经过了无数次的批判。但是,斗争还未结束,刘不同等右派分子还在顽强的抵抗人民的反击,特别是刘不同的态度十分恶劣,他拒绝参加会议,并且还不让他的喽啰进行检查,刘不同还鼓励这些右派分子们说:“右派就右派,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右派,还没有他们左派呢!”他还说,“共产党搞啥都是一阵风,肃反时曾提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结果还不是收了兵,这次大不了戴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刘不同没有想到,西大的全体师生,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斗争锻炼,都更加坚强了,不管刘不同等人如何顽强,不获全胜,决不会结束这场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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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说糟得很?
——斥右派分子对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的攻击
阿金
在整风运动当中,全国高等学校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处在工人阶级思想阵地前沿的马列主义课程当然不会平静无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到马列主义课程教学中的某些缺点,看到部分同学对马列主义课程教学有不满情绪和不重视马列主义课程的思想倾向,觉得有隙可乘,便借口种种理由,采取种种手段,攻击马列主义课程教学中的缺点,打击马列主义教师的情绪,公开主张取消公共必修的马列主义课程或改为选修。他们说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质量很低,几年来的教学成绩很小,教学中又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把马列主义课教学状况讲成一团糟,以达到取消或削弱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的目的。
把马列主义列入教学计划,是中国高等教育走上新的历史阶段的标志之一。
右派先生们,你们一口咬定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质量很低,几年来教学成绩很小,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判断一件工作的价值大小和质量高低,首先要看你从什么立场、观点出发?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全国解放前的漫长的岁月里,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高等学校,做梦也想不到能够在讲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和进步青年,被投进监狱、被杀害的真不知有多少!要找一本马列主义的著作也很不容易,追求真理的人们,偶然得到一本小册子就如获至宝,大家偷偷地阅读,暗中传递,担着很大的风险。今天,全国高等学校都把马列主义课程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教学计划,各高等学校都建立了马列主义教研室,领导马列主义课程教学工作的进行。学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课堂上听讲,记笔记,开讨论会,在教师指导下学习马列主义课程。图书馆里有许多经典著作,只要谁愿意学习,谁便可以尽量地学习。在我们看来,高等学校中的这种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把马列主义列入教学计划,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伟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高等教育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在你们右派分子看,当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
解放以后,全国高等学校对开设马列主义课程虽然有着迫切的要求,但整个工作的发展必须经过一段从无到有的艰难缔造过程。高等学校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都有一批老教师,课程、教材、设备等也有一定的现成条件,可是马列主义课程却一无所有,需要平地起家,从头做起。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师资,而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又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培养出来的。所以在解放初期,一般高等学校只能采取请马列主义水平较高的同志作大报告的办法,对师生进行马列主义教育。许多学校的课程表上虽然订有马列主义的课程,但多数无法按照正常的办法上课。1952年秋季党和政府开始采用速成的办法,大规模地培养马列主义师资,一般都是挑选高等学校毕业生或青年助教,给予一年到两年的训练,就到高等学校教课或担任教学辅导工作。随着教师队伍的成长,各高等学校才能逐步按照教学计划开设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现在全国高等学校已经形成一支四千三百余人的马列主义教师队伍,全国四十多万高等学校学生都已能在教师指导下学习马列主义课程。各高等学校都建立了马列主义课程教研室,有了一套可用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程的创设过程已大致告一段落,为今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打下了基础。今天的情况和开国初期比较起来,进步是显著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各高等学校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程只有短短的几年历史,是几门年青的课程。到目前为止,教师中的教授和副教授还很少,约占全体教师的5%,而青年讲师、助教却占95%左右,许多教研室教师的平均年龄仅二十五、六岁,青年助教开课的也很多,一般青年教师只受过一、二年的专业训练,所担负的教学任务却很繁重,就靠这支年轻的队伍把几十万大学生的马列主义教学任务担当起来的。青年教师在开始教课的时候,当然是不老练的,但一般经过两三年实际锻炼以后,教学质量就有了显著的提高。有些青年教师教得和老教师一样好,受到学生的欢迎。绝大多数青年教师的工作学习都很努力,在教学方面已经尽了他们应尽的力量。青年教师不可能在一个夜晚变成各方面都很成熟的老教授,只能在工作学习中一步一步地提高,由于他们刻苦钻研,他们的进步是迅速的,我们深信不疑,他们的教学工作将作得一年比一年好,他们当中一定会涌现出大批的优秀教师,逐渐形成一支坚强的理论队伍。可是偏偏有人看不到他们的劳绩,不切实际地提出过高的要求,指手划脚地责备他们,难道能说公平吗?右派先生们!在你们的眼里认为“糟得很”,在我们看来却是“好得很”!
许多真正关心高等教育工作的同志,也曾指出马列主义课程教学中所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而教师们对于目前的教学状况也并没有自满自足,教学工作中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研究和解决。但是这和右派先生们的恶意攻击并无共同之点。大家的批评,是为了加强这几门课程的教学,而不是取消它、削弱它;是为了爱护和帮助这些教师,而不是打击他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右派先生们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你们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过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列主义罢了。
“你们照本宣科,你们教学中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右派先生们装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神气,从另一个方面来攻击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了。我们承认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程教学中确实存在教条主义习气,我们已经进行了批判,而且一定要坚决地克服它。但是,试问你们这些右派先生们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呢?你们打算反出一个什么结果呢?老实说,你们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过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列主义罢了。在你们看来,马列主义就是教条主义。你们是从右面来反对教条主义的。在反对教条主义这一点上,首先必须和你们划清界限,假使你们高兴,你们就去反你们的吧,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我们在高等学校中一定要按照理论联系实际方针改进教学工作,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武装青年,教育他们逐渐学会和各类反马列主义的思想敌人作斗争,首先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右派先生们,你们常常借口帮助党整风,借口帮助教师改进教学工作,用抹煞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成绩来达到反对马列主义、取消或削弱马列主义课程的可耻的目的。这就是你们的“帮助”。谁都知道没有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就不可能培养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才。你们想在思想上推翻马列主义的领导,向工人阶级夺取领导权是办不到的。从对待马列主义课程的态度上也不难看出你们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在这件事情上又一次提醒我们,你们所深恶痛绝的,正是我们所必须爱护的;你们所要取消和削弱的,正是我们所应当巩固和加强的。你们的阴谋活动,促使我们用更大的努力来加强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的教学,使它成为富于战斗性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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