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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本报讯 在10日下午举行的民盟中央第六次整风扩大座谈会上，吴晗、吕光光、梁思成的发言对罗隆基一贯反动的政治本质作了有力的揭发。现在把他们的发言摘要发表如下。
吴晗指出罗隆基所谓拥护中共是一派胡言
吴晗发言说，罗隆基多次狡辩，说什么把他烧成灰，都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气味，说什么他是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真是无耻到极点。现在我们举几件铁一般事实，来说明罗隆基到底是亲共的还是反共的？
一九四八年罗隆基就提出一个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纲领，如果中共不接受，他就要民盟退出联合政府和中共对抗
早在二十多年前罗隆基就凶恶地叫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固为中国之祸，亦非日本之福”（新月月刊第三卷第十二期）。他不但反对共产党，还替中国人民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献计，要他们和他一起来反对共产党。解放前后罗隆基的立场怎样呢？1948年，这就是在民盟三中全会决定和共产党合作之后，在民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决定参加联合政府之后，在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消灭蒋介石军队，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要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
一九四九年罗隆基就不同意民主党派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的说法，向周总理表示要“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一部分人民。”
这封信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全是罗隆基一人起草的，当时曾经提到上海盟内同志讨论，史良、许广平、楚图南，还有其他同志都不同意。但是罗隆基仍然要我带到华北，要沈衡老向中共提出。我到了华北以后，才知道沈衡老和其他民盟同志是在东北解放区。罗隆基这次主张是十分荒谬的，当时我也就没有把这封信交出来。按照罗隆基的意思，要末中共接受罗隆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纲领，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末民盟就不参加政府，而以反对党的身份和中共对抗。
解放以后罗隆基究竟是怎样“坚决拥护共产党”呢？吴晗说：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了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周总理和罗隆基谈话时，周总理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表示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他说他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这一段话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他要轮流做庄，轮流执政，而且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从这些话大家可以看出罗隆基所说的“坚决拥护共产党”是什么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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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澜生前秘书吕光光揭露
罗隆基胁迫陷害张澜的阴谋
吕光光发言说，解放后，我担任了张澜主席的秘书，张主席和我谈了不少解放前的事情。因此，我听了罗隆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肆意对于张主席进行诬蔑，感到无比愤慨！罗隆基以为张主席死无对证了，可以听任罗隆基的诬蔑，但是，作为张主席生前的秘书的我，有责任来揭穿罗隆基对张主席的诬蔑和造谣。
张主席告诉我，1947年冬，民盟被蒋介石政府宣布“非法组织”后，张主席随即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失去自由。这时罗隆基却被国民党反动派接到上海著名的疗养院虹桥疗养院去“休养”，并且拨予特用的小汽车供他访朋友、逛马路、串商场，去他高兴去的任何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隆基所谓同张主席在上海“共患难”是怎么回事了。
阻挠张澜汇款接济解放前在香港的民盟中央
1948年春，民盟中央在沈钧儒同志的领导下，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对美帝援蒋侵华，拥护土地改革。陷身上海的张主席知道了这些正确的决定后，立刻写信给香港的周新民同志，表示他虽然不能去香港，但十分关怀民盟中央的工作，愿意按月汇寄五百元港币，作为香港民盟开展民主活动的经费。可是罗隆基知道张主席对香港民盟有所接济的时候，竟然警告张主席说：“他们跑都跑了，还管他们干什么！”张主席很不满意罗隆基的这种阻挠。后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时，他还非常气忿地说：“罗隆基要反对三中全会，反对民盟跟着共产党走，竟干涉起我汇款到香港去接济的事了！”
勾结特务监视、阻止张澜去解放区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保护张主席的安全，曾经指示当时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不惜任何代价，竭力营救张主席出险。张主席也决计出走香港转赴东北解放区。但是，当张主席将这一机密事件告知罗隆基时，罗隆基却别有用心地对张主席说：“你是德高望重的人，国民党是奈何你不得的，像我这样抛头露面的人，危险性更大。我都不走，你又何必走呢？”甚至恐吓张主席说：“国民党特务监视得这么严密，你要走也是走不掉的”！
紧接着，罗隆基就利用张主席牙痛医牙的机会，索性把张主席拉进了虹桥疗养院，不让张主席出院。监视张主席的国民党特务，也就大大增多。张主席要求到疗养院附近的徐家汇田野里去散步，都有特务多人尾随着，甚至拒绝张主席外出散步。张主席曾经向我亲口说：当罗隆基知道他决计出走的机密后，为什么竟把他拉进疗养院而不让出院？为什么监视他的特务也就增多了，而且更加严密了？张主席对于这件事情，始终是想不通的。然而，在前次的座谈会上，罗隆基又颠倒黑白地说什么当年他要到解放区去，因为张主席在上海也就影响了他没有到解放区去。又是一个弥天大谎！罗隆基在当时是不是勾结了国民党特务，有意阻止张主席去解放区，罗隆基现在应该交代。
解放以后，张主席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罗隆基妄图利用张主席的崇高地位，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在这一段时期里，罗隆基胁迫陷害张主席的阴谋活动，我都是在场目见耳闻的，我现在愿意负责作证。
胁迫张澜，企图借张澜名义包庇国民党特务
上海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抢救张主席和罗隆基出险，策动当时负责监视张主席的特务阎锦文，将张主席和罗隆基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此罗隆基就把阎锦文尊为“恩人”。于是罗隆基坚持要介绍阎锦文加入民盟，要求张主席和他一道作介绍人，甚至对张主席说：“只有我和你了解阎锦文，应该是当然的介绍人”。后来民盟组织和张主席断然拒绝了。接着罗隆基要把阎锦文安插在天津大中华橡胶厂，进一步要挟张主席，联同罗隆基本人写信给当时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副主席，代阎锦文关说。罗隆基还写信给大中华橡胶厂资方负责人洪念祖，要求洪念祖向公方代表为阎锦文争取在该厂的地位，并要求张主席在信上签名。张主席拒绝签名后，罗隆基竟说：“你不签名，我这个政务委员（当时罗是政务院委员）还是发得了这封信的。”张主席愤慨地说：“我这条命是共产党救活的，不是特务救活的！”然而，罗隆基一直把曾经作过国民党特务的阎锦文当作救命恩人，始终不承认是中国共产党救了他。
拉张澜为张东荪奔走被拒后竟破口大骂
1952年“三反”运动期间，张东荪的叛国罪行被揭开了。在此以前，罗隆基一直称病在颐和园休养，连关系国家大计的政务院政务会议都不出席。但是，当张东荪的叛国案揭开，罗隆基竟为张东荪日夜奔走。罗隆基对张主席说：“揭开张东荪，是盟内搞宗派。他要求张主席出面，为张东荪说项。当张主席严正拒绝罗隆基的狂妄要求后，罗隆基竟当面诋毁张主席“不说公道话”，罗隆基要我替卖国贼说话真不知道他要把我陷于什么地位了！
1954年冬，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届委员提名时，罗隆基要求张主席提出他的心腹彭文应作为民盟方面的政协委员，并对张主席说：“我提彭文应出来，大家都会反对的；你来提，大家就不会有意见了。”张主席拒绝了罗隆基的这个要求后，据最近浦熙修的揭发，罗隆基竟因此在背后辱骂张主席是老奸巨滑。
事实就是这样的明显：罗隆基是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罗隆基不但干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还千方百计地要把张主席也拉到邪路上去。罗隆基以为张主席死了，敢于胆大妄为地诬蔑张主席。但是，张主席死了我还活着，我誓与罗隆基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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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梁思成说罗隆基和蒋介石一样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卑鄙政客
梁思成发言说，右派分子罗隆基是一个同蒋介石一样“以不变应万变”的卑鄙政客。他的“不变”是什么？就是“贯彻始终”地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
罗隆基向往着“墨索里尼”在中国诞生
远在1929年，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曾发表了“我对党务（国民党）上的‘尽情批评’”和“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两篇文章。他狠毒地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一党独裁，他说第一个试验一党独裁的是俄国共产党。尤其险恶的是他把苏联共产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相提并论。
罗隆基对英美政治制度特别感到兴趣，他说：中国的政党若真效法英美式的政治，……可以“跻中国于自由平等之域，致人民于安居乐业之途”……尽管他在他的“初步交代”中说自己“一贯走第三条路线”，但是他认为：不幸，中国没有墨索里尼这样一个人，中国是一个“墨索里尼未生的国家”。因此才暂时走英美的路，以等待墨索里尼的诞生。罗隆基期待是那一个“未生”的墨索里尼呢？看来也许就是他自己吧！
罗隆基是“党天下”反动理论的创始人
右派分子的一个共性就是用资产阶级流氓律师的手腕，咬文嚼字地在事实面前矢口抵赖。在这里我要指出罗隆基在民盟整风座谈会上再三地狡辩，说他和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党发言怎样怎样无关，好像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无罪，其实“党天下”的创始人正是罗隆基。
远在1929年，罗隆基就诬蔑、歪曲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关键无产阶级专政诬蔑为“一党独裁”、“党在国上”。他把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将消灭的理论叫做“以党废国”。他承认国家是工具，但说“国家何尝一定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想这样来模糊人们的阶级意识。在另一方面他又说：“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刘邦、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最后他还加上几句说：“这种批评，共产党不必顾虑。国的崩溃，本来是共产党的希望。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当然，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最后消灭国家是共产主义的远景目标，但在三十年前，当中国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共产主义还没有正确认识的时候，罗隆基却抓住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起来的民族意识，恶毒地用“国的崩溃”一类的词句，或者说什么“共产党当日加入国民党，……是有作用有计划的。……以达共产党，‘以党废国’的目的，”来向共产党肆意诬蔑，丑化共产党。
二十八年以前罗隆基就以“党天下”三个字来哗众取宠，现在他却矢口抵赖储安平“党天下”的发言稿他没有看过。这种技术性的狡辩是不相干的。问题在于本质。问题在今天的罗隆基和三十年前的罗隆基在本质上没什么分别，所以罗隆基三十年前的一句话到今天还能通过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储安平这样一个系统再度重播出来。其原因就是罗隆基的“不变”，一贯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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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机械部连开五次斗争大会
雷天觉的谬论被驳得体无完肤
本报讯 第一机械工业部最近先后举行了五次说理斗争大会，痛击工程技术界的右派分子雷天觉。
大会首先对雷天觉所谓的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的荒谬说法作了有力驳斥。三局总工程师张宝全指出，我国宪法第一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国家是工人阶级通过党领导的，是自己领导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有什么“之上”“之中”的问题？大家质问雷天觉：“你是人民代表，宪法是你举手通过的，难道连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搞清？”雷天觉甚至狂妄地要求就这个问题来个民意测验，大家说：“你如果要来个民意测验，宪法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通过就是最好的民意测验。”会上对雷天觉要求在企业领导人员中改变党员比例，对“老干部”可以工资待遇照顾，不要以岗位照顾的谬论也作了批判。销售局处长何惧同志发言中指出：他的所谓不要用岗位、而用工资待遇照顾老干部，实质上是用“赎买”政策要党员、老干部下台。大家指出他这种反动叫嚣和储安平的“党天下”，杨玉清的“下台下轿”如出一辙。
设计一分局总工程师韩元佐、机车研究所工程师王自新等在发言中，以自己在英、美留学时所见所闻，揭穿了雷天觉宣扬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职业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实质。他们质问雷天觉：在英国美国，千百万人失业，大学教授为了维持温饱不得不在假期到公园里卖票，难道这是他们志愿干的吗？！这就是“职业自由”吗？工程师罗士瑜说：1946年在美国某州有七十万人联名控告一个参议员，却没有告下台，因为他有后台老板；而在我国对一封人民来信都要认真地调查处理，究竟那个才是民主？王自新说美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反映了报道新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就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而雷天觉八年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培养重用，但他却一直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了那么久那么多的反动言论，共产党不但没有把他关起来，而且一直在重用他，爱护和教育他，难道他的言论思想，还不够“自由”吗？
雷天觉说：思想教育有三种：一种是使人服从真理；第二种是培养条件反射；第三种是有强迫教育之实而无强迫教育之痕迹。他断然污蔑说我们的思想教育是第三种最多，还说和上海城隍庙卖膏药一样大家用大量事实证明，我们党从来只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己任。大家并嘲笑雷天觉本人才真正是被资本主义条件反射所腐蚀、长期兜售着资本主义狗皮膏药的分子。
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反对苏联。雷天觉硬说1952.53年以后技术萎缩了。大会上宣读了上海机床厂（原上海虬江机器厂，即雷自吹赖以成名的工厂）厂长艾丁来信说：“该厂自雷天觉这个阻碍进步的绊脚石走了以后，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由于认真学习了苏联先进经验，在该厂职工努力之下，该厂机床新产品从1954年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二十六种，到今年年底可增加到三十三种”。大家并列举许多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我国技术水平是大大的提高了。
工程师罗士瑜、连忠静、武霈等都说：雷天觉经常表现自己无所不知，实际上是在盗名欺世。他曾主持设计过治淮工程上的闸门，采用平衡压力装置，由于实际经验不够，造出来不好开动，就是一例。
大家一致要求他必须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动言行，以及和钱伟长、浦熙修等右派头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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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考古研究所批判揭露陈梦家
这个自称忽视政治的学者实际是个人野心家
新华社10日讯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连日举行座谈会揭露和批判陈梦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会上揭露，这个自称一贯“忽视政治”的“学者”自从今年春季以来，忽然对政治和社会活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鸣大放时期，陈梦家分别以考古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文字学家、诗人、散文家、戏剧评论家等多种身分，积极地参加了十几个单位的整风座谈会，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到处点火。这位对国民党的“简化汉字”从未表示过反对态度的“文字学者”，居然要求国务院将已经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作废。他实际上成为章罗联盟在文字改革方面向党进攻的一个急先锋。陈梦家还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说“科学院是办科学的，党是来帮助的”。他还说，“科学院各级领导人都是大大小小的官，让他们都到作官的地方去吧，他们别在科学研究机关”。
在9日的会上，陈梦家在初步“检讨”中，承认他“同右派分子有相似的地方”、“犯了很大的错误”。他还说他所以犯这些错误，是由于“忽视政治，偏重业务，有个人主义思想”等等。大家当即指出，陈梦家不是“同右派分子相似”，他实际上就是右派分子。陈梦家不是什么好的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他是一个个人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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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章罗联盟打天下卖足气力
彭文应是罗隆基的一等忠臣
上海民盟组织举行干部大会进行揭发
新华社上海10日电 上海民盟组织9日举行各级干部大会，揭发和批判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小集团骨干分子、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的反动言行。
整风一开始，彭文应就借视察的名义和民盟上海市负责人的名义，到工厂、机关和民盟的基层组织点火。在5月14日上海民盟全体干部大会上，担任大会主席的彭文应更杀气腾腾地大放毒箭说：“今天这个大会是誓师大会，是向民主大进军”，煽动人们向党进攻。他还和陆诒商量，要把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搞成海德公园式的“自由论坛”。
彭文应还支持右派分子鲁莽在市宣传会议上疯狂攻击共产党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鲁莽事先将发言稿给彭文应看时，彭还嫌火力不足。鲁莽发言后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彭文应不仅立刻在报上写文章支持鲁莽，还秘密策动其他党派成员签名支持他。同时，彭文应写信给北京罗隆基的亲信赵文璧，汇报鲁莽发言问题、自己发表的各种反党谬论和上海的“形势”向罗隆基邀功。
据揭露，彭文应和罗隆基是同乡、同学，又同过事，自从1946年加入民盟后，就成为罗隆基右派小集团分子。在上海忠心执行罗隆基的路线，对抗以史良为首的民盟总部华东执行部。他和罗隆基小集团的陈仁炳、赵文璧、孙斯鸣、孙大雨、韩鸣、周永德、曹鸿翥、程应缪等人经常集会密谋，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打击和排挤盟内的进步分子。到1956年8月民盟上海市委改选时，彭文应和陈仁炳、孙斯鸣等更采取分别包干提名的方式，使上海盟内右派分子全部出笼，夺取了上海民盟的领导权。
会上还揭露出彭文应挂着“进步民主人士”的招牌进行敲诈勒索以及抽逃资金、盗卖银行押品、泄露国家机密获取暴利、派出打手强占民房等犯罪行为。
彭文应在9日的大会上不但不认真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反而公然丑表功，大家对彭文应这种不老实的态度极为愤怒，纷纷举出事实逐一驳倒他的谬论。在反右派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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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西安文艺界揭露李瑞阳
新华社专稿 西安市文艺界人士连日集会，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李瑞阳的反动言行。
李瑞阳是西安市文联常务委员，民盟西安市文艺支部副主任委员。早在2月间，他就别有用心地以“文艺支部”的名义，召开了一次戏曲界座谈会。煽动大家要从戏曲改革政策到人事安排等方面，来向党“发牢骚，作斗争”。整风开始以后，“文艺支部”每周座谈一次。在李瑞阳的主持下，座谈会竟成了公开筹划向党进攻的场所。“鸣放”期间，他曾两次去陕西省戏曲剧院，代那里的另一个盟员修改攻击党的文章。李瑞阳还几次到美协西安分会右派分子袁白涛那里，策划向党进攻。他还企图让共产党从曲艺界让出领导权来。他嚣张地声称“不要党的领导，群众也会自觉起来”。李瑞阳在群众的正义批驳下，已开始承认了一部分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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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沈阳市中等专业学校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
新华社专稿 沈阳市各中等专业学校揭发出了一批右派分子。沈阳煤矿工人学校教员、右派分子刘庆元到处宣称他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他曾经和沈阳师范学院右派分子张百生密谋，支持张百生向党进攻。沈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右派分子李敬和在6月8日夜间，召集一些右派分子开秘密会议，制订了十一条反动纲领。纲领狂妄规定：“撤换工会主席和校刊编辑（都是共产党员）”、“由群众组织鸣放办公室”等等。
辽宁省速成师范专科学校政治教员王琳在鸣放期间，煽动和拉拢部分师生，企图搞“大民主”。
由于声势浩大的沈阳市中等专业学校反右派斗争正在逐渐深入，右派分子已陷于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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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王天爵全盘否定党的成就
新华社专稿 沈阳医学院第一医院分院揭露助教、共产党员王天爵的反动言行。
王出身于买办家庭，从小就向往着帝国主义爪牙的生活方式，他对党所作的一切工作，全盘否定。王天爵诬蔑肃反违反宪法，诬蔑农业合作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冒进了，他并笼统地指责“组织是官僚主义”，还恶毒地说“官僚主义应该枪毙”。甚至诬蔑说实际工作中很多错误，中央要负责任，但“从来也没见到中央检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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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沙市揭发出第一批右派分子
新华社专稿 湖北省沙市最近揭发出一批右派分子，他们是叶叔平、罗少玉和张宽训。
叶叔平和罗少玉都是中学教员、民盟市组织和中等学校方面的负责人；张宽训是沙市工商联秘书长。叶叔平狂妄到竟然提出“共产党支部应有党外人士参加领导”。罗少玉居然主张发展二百万人入盟。张宽训污蔑社会主义改造是“共产党给资产阶级带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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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谭惕吾的假检讨激起公愤
民革会议上揭发谭惕吾阴谋活动的一些新情况
本报讯 8月10日上午，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联合举行扩大会议，向右派分子谭惕吾进行说理斗争。
会议开始，先由谭惕吾进行检讨。而这个检讨稿是在6月30日写成的，谭惕吾这种恶劣的态度，激起了大家极大的愤慨。以至会议的主席在对她提出两次警告之后，不得不制止了她的所谓“检讨”。
姜亚农在发言中指出：谭惕吾在检讨中把自己描写得好像同林希翎没有甚么密切关系，这种态度是不老实的。他揭发说：谭惕吾在和卢郁文发生了冲突之后，随即把卢郁文的历史告诉了林希翎，林希翎就曾准备把这些材料在学校里传播，以打击卢郁文。姜亚农问道：谭惕吾同林希翎如果没有密切关系，为甚么把卢郁文的情况告诉给她？
谭惕吾在检讨中把自己描写得好像很爱护青年的样子，被特邀出席的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校长马占忠当场予以戳穿。马占忠说，工农速成中学有一个十八岁的学生刘则智，就被谭惕吾毒害了。谭惕吾教刘则智学她自己的榜样，作两面派人物。受了谭惕吾的影响，这个学生在学校表现很不好，甚至闹得班上不能教课，并且把另一个共青团员也拉了过去。
唐志鹏以民革北京市房管局支部的事实，驳斥谭惕吾的所谓“统战工作没有统到基层”“对民主人士置之不理”的谎言。他说，房管局支部从无到有发展壮大都是在共产党支部的帮助下取得的。房管局民革支部共五十人，已有十三人被提为科长。我们全支部对谭惕吾的谬论表示极大愤怒。
焦实斋揭露了谭惕吾与范朴斋的关系。范朴斋是章罗联盟的谋士，也是谭惕吾的顾问。焦实斋说，范、谭共同策划过向党进攻，为了打击卢郁文，谭惕吾到范朴斋处求援。范朴斋献策：为了孤立共产党，先打击积极分子，而且要一棍子打死。于是，范朴斋介绍谭惕吾去找人搜集卢郁文的历史材料。另外，范朴斋了解章伯钧的反党材料，但说当时不准备揭发，这也受到谭惕吾的称赞，说范是“古道心肠”。在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当天晚上，谭惕吾到范朴斋家商量对策，研究“这是放还是收？”同时，他们对当时局势还作了估计。像6月6日章罗联盟六教授会议的估计一样。因此，在6月16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谭惕吾在发言中再一次向党发动进攻。
在会上发言的许多人，一致要求谭惕吾老老实实地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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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理和事实驳倒右派
贵州省级机关反右派斗争健康开展
本报讯 贵州省省级机关所属各单位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在普遍深入开展。
从5月份以来，曾在各单位猖狂一时的右派分子，经过群众的有力的揭露和批判，已相继暴露出他们丑恶的原形。贵州省荣军学校教员罗一农在这个学校的党组织开始整风后，曾发出“党是墙，团是沟，积极分子是铁丝网和哨兵”的谬论，并叫嚣说：“现在是拆墙、填沟、剪断铁丝网和消灭哨兵的时候到了”。这个学校的全体师生先后举行了十多次大、小会议，同罗一农辩论。罗一农被师生们用大量事实驳得理屈词穷后，已低头认罪。他交代出指使他放火的幕后人是贵州省民政厅副厅长、民革贵州省委会常委兼秘书长右派分子吴剑平。许多单位还揭露出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贵州省人民出版社揭露出了以编辑人员钱革、杨守达、龙兑沛、胡危舟等九人组成的右派集团。这个右派集团已着手筹办名叫
“文学青年”的刊物，企图利用它攻垮今天贵州省文联主办的“山花”文艺刊物和贵州日报的文艺副刊——“乌江”，夺取贵州省的文艺领导权，把贵州的文艺工作拖向资产阶级方向。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揭露出以该院院长张舒鳞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平时利用各种机会将“心腹人”安插到各个部门中去，制造矛盾，打击党团员，破坏党在医院中的威信，并企图最后把党员赶出医院。经过群众揭露和斗争，他们已开始承认了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附属医院变成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可以为所欲为。
各机关和所属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都充分发动群众，坚持说理的原则。因此，斗争的发展一般都是健康的，粉碎了右派分子的一切诡计和抵抗。（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