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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砍断章罗联盟在中小城市的爪牙
湖南、江西中小城市开展反右派斗争
揭露许多右派分子和章罗联盟有联系
据新华社长沙9日电 湖南省衡阳、湘潭、常德、邵阳等城市最近揭露出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和北京的章罗联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民盟衡阳市委主任委员屈子健是和章伯钧直接“挂钩”并忠实执行章伯钧指示的右派分子。根据群众揭露和屈子健本人的初步交代，去年2月屈子健参加民盟全国第二届代表大会期间，章伯钧曾指示他说：“民主党派工作不能过左，左了在国际方面不利，右一点倒没有什么关系。”章伯钧还说：“民主党派不要提共产党的助手，要向中间、落后（分子）开门。”去年，罗隆基集团派驻湖南的干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也到衡阳市和屈子健密谈，曾指示他民主党派今后的主要工作是抓“党与非党关系”“对党进行监督”，要“组织独立和政治自由”。屈子健在他平日的活动中就一贯反对党的领导，扬言“与共产党合作莫认真”，虽然衡阳市没有什么大学，他却大叫要“取消党委制”。他到处找党的岔子写成资料献给杜迈之。在大鸣大放中，他和民建衡阳市委主委王恢端、民革衡阳市委委员杨晓麓等右派分子组成小集团，向党猖狂进攻。
湘潭市民革市委副主委、右派分子龚业光和章罗联盟干将吴景超有密切联系。龚业光在鸣放期间到处点火，大唱民盟章伯钧、杜迈之所谓“民主党派只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等调子，他在市政协会上贩卖章伯钧“政治设计院”、“成品”的谬论。
据揭露，常德市民盟市委主委刘文炳、邵阳市第二中学民盟支部主委马少桥都是和章罗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右派分子。人们还揭露，农工民主党邵阳市联络组负责人曾昭智，是农工民主党长沙市委组织处长、右派分子徐君虎亲手挑选出来的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南昌9日电 江西省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已经扩大和深入到赣州、上饶、吉安、抚州、九江、景德镇等中、小城市。
这些地方的民主党派组织、学校、工商界中都已暴露出有右派分子。他们在大鸣大放中向共产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赣州卫生学校副校长、右派分子栗增锡污蔑说“目前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党的形式逻辑领导方法和辩证逻辑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他攻击党对学校、医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客人领导主人”。民革吉安市主任委员李树华还公开提出要搞“三三制的联合政府”，要“联合民主党派对付共产党”。九江市民盟组织部长、右派分子傅趯寰主张以全国政协为领导核心，不要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国家大事由政协作出决定”。
据揭发在这些右派分子中，有不少是同章、罗联盟在江西的代理人许德瑗、刘九峰等有密切联系。上饶市的右派分子民盟市委主任委员何星南、农工民主党市委主任委员蒋谦和民盟吉安市委主任委员姚博为首的右派集团就是根据章伯钧、许德瑗、刘九峰等的指示，到处点火向党进攻，并积极发展组织。何星南等公然宣称“反革命分子也可以发展”。民盟景德镇市委主任委员、市政协副主席、右派分子刘一燕，就是根据许德瑗、刘九峰右派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向法宜（民盟省委副秘书长）的指示，到处放火，妄想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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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省各中小城市
三万多人投入反右派斗争
新华社兰州9日电 甘肃省各专区、自治州机关和平凉、天水、银川等中小城市有三万多人投入了反右派斗争。
这些地区的反右派斗争和省级机关的斗争紧密配合，使某些右派分子很快原形毕露。当民盟甘肃省委正在围攻右派分子杨子恒（民盟甘肃省委主任委员）的时候，平凉市各方面人士也在揭露杨子恒的罪行。平凉市的民盟盟员们揭露，杨子恒到平凉时，曾经叫喊要大力发展盟员，“要向各方面开门”。平凉市公私合营运输公司七百多名职工最近揭发了杨子恒两次到这个公司时，曾向这个公司的职工散布“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谬论，主张取消对资本家的监督。
这些中、小城市的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从各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污蔑党的政策，辱骂党员负责干部。他们认为“统购过紧”，“合作化错了”。他们还歪曲党的民族政策，把“自治机关民族化”说成是“自治机关汉族化”，故意挑拨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经过二十多天来的斗争，各地右派分子已大部分被暴露和孤立起来，目前斗争正在逐渐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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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中小城市工商界中右派分子
完全孤立开始低头认罪
据新华社成都8日电 新华社记者宋禾报道：在四川省中小城市的工商界中，最近揭发出了一批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万县、自贡、宜宾、乐山、南充、遂宁等地最近揭发的材料表明：这批工商界中的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以“帮助整风”为借口，大肆散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地工商界右派头目的反动言论，从各个角落发出了“定息不是剥削”、“五反是挟嫌诬赖”、“撤销公方代表”等叫嚣。万县市工商联主任、右派分子陈裕民利用职权，到万县专区工商界讲习班煽动学员反对共产党，组织他们回各县去放“火”。这个利令智昏的右派分子，竟要求“把桐油产区划归私商经营”（他是个大油商）。最近被自贡市人民揭露出来的民主建国会自贡市委主任委员罗筱元，是一个有严重变天思想的右派分子。他和当地工商界另一右派分子颜心畬一道，四处造谣，鼓动工商界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半个多月的斗争，这批右派分子已经完全陷于孤立，不得不开始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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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党思想在灵魂深处时时作怪
曾彦修原来是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据新华社9日讯 右派分子曾彦修原来是一个长期反党和反马列主义的混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本来面目已在9日举行的首都出版界座谈会上充分暴露。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原在会上揭露，身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曾彦修的反党思想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这个右派分子在1938年混入党内不久，就表示“对全部党的生活已感到厌弃”。早在1943年时，曾彦修自己曾说：“我和党的关系，实际上是几点油花浮在水面上，根本没有融洽，名义上是党员，实际上不是党员。”他还说他在党内的生活“有三件苦事：一是小组会，二是专门教育新党员的个别谈话，三是党日。”‘他还曾表示他参加革命和入党的目的是“成名第一，兴趣第二，党的需要第三。”陈原说，今天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偷运反马列主义的私货的曾彦修，他对马列主义的厌恶和痛恨也是根深蒂固的。1941年时，他就写过几首极端恶毒的打油诗，污蔑马列主义。他写道：“马恩列斯条条妙，不背条条恨未消，条条背得翻锅熟，马恩列斯好条条！”还有：“马列条条背诵人，不比话匣高一等，机能造粪最专门。”解放后，曾彦修在1950年到1953年任职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社长期间，他对中共华南局宣传部召开的一次专门研究报纸如何加强马列主义宣传的会议，表示“反感”，采取“爱理不理”的态度。
曾彦修对党和党的政策的歪曲和恶意攻击，也是他的一贯表现。1942年他在晋西北解放区工作时，就曾歪曲和夸大个别缺点，把革命根据地看做“漆黑一团”，甚至说“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没有原则性区别”，“革命根据地没有什么革命味道”。今天公然反对农业合作化的曾彦修，在1942年他在晋西北作农村调查时，就已经充分表明了他的富农路线的思想，他承认他是“强调团结中农和利用富农的生产力，而不强调如何扶助贫雇农。”
陈原在发言中指出，对曾彦修长期存在的反党思想，党本来早已发现，对他进行了长期的耐心教育，并给继续工作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在党的督促和帮助下，曾本人也曾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中，作了一些检查。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他就曾说他的反党思想“如不改变，终有一天是会和革命脱离的”。陈原说，但是，由于曾彦修长期采取两面派态度，坚持错误不改，像曾彦修在1955年思想检查时所说的：“表面上不表示意见，但却我行我素，阳奉阴违”，把他的反党思想隐藏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在这次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风浪中，他终于现出原形，彻底暴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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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愿为罗隆基而死的“作家”
滕鸿涛的灵魂惊人的丑恶
本报兰州9日电 记者柳梆报道：“工人作家”滕鸿涛原来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右派野心分子。
滕鸿涛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铁道报生产运输组副组长。在整风期间，他发出全面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叫嚣。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少先队的红领巾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他说社会主义是从苏联搬来的，“不合中国国情”。他诬蔑“社会主义选举制度是形式主义”，诋毁我国缺乏“法治”，只有“人治”，主张“共产党应该和其他民主党派划等号，不应该是领导关系”。他把群众说成是“奴隶”，他把党员说成是“主人”。他甚至狂妄地企图取消党和团的组织。
他诽谤省委文教部门的领导是“土包子”，不能领导甘肃省的文艺。他埋怨党对文艺事业管得太多太严，说没有党的领导也出过李白和杜甫。
滕鸿涛把党对于报纸的领导歪曲地说成是“干涉”和“限制”。他主张“越是党委要慎重考虑的稿件，报纸就越要登”。他把党委的一些指示都指责为“教条主义的东西”。那么滕鸿涛打算把报纸办成个什么样子呢？他拜倒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面前，要“兰州铁道报”的人从中得到“启发”。
滕鸿涛为什么这样仇恨党呢？解放后，党把他从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培养成一个作家，提拔到党报当编辑，给了他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但是正像现在他所初步承认的那样：他“不仅是个极端忘恩负义的工人，而且是个政治野心家”。他为了骗取一块“党员作家”的招牌没有捞到手，为了当天津市的政协委员没有当上，调到兰州后，就对党心怀不满，反过来想投靠民盟，企图挤上民盟中央委员的地位。于是他宣称罗隆基懂得“士”，是他的“知己”，他“愿意为罗隆基而死”。因此他不惜以怨报德，千方百计攻击党。现在西安作协兰州支组和兰州铁路管理局的同志们正联合开会说理斗争，层层剥开这个被利禄玷污了灵魂的“作家”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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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吉林省人民代表揭露王孙楚
本报讯 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右派分子王孙楚的反动活动在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1日的会议上被揭发出来。王孙楚在整风期间，拉拢和煽动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向交通厅的党组和人事部门进攻。他否认党对工程技术的领导作用，诬蔑人事部门是“砌墙的先进泥水匠，挖沟的掘土机”，是“宗派主义的发源地”；他攻击交通厅党组是“碉堡”，他煽动和拉拢交通厅的右派分子要“拆墙填沟打开铁丝网”，把“碉堡”打垮。
代表们在会上揭露王孙楚是1926年的老牌国民党员。1948年解放石家庄时，他被俘后开了小差，逃到蒋管区，1950年不得已才受招聘到东北参加工作。
张锡君敌视反右派斗争
在人代会上受到批判
本报讯 右派分子张锡君的反动言行在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被揭露出来。
张锡君是农工民主党重庆市委委员、重庆市第一中医院院长。他极端仇视反右派斗争，他曾经公开说，他要写一篇以“究竟是共产党整风，还是民主党派整风”为题的文章拿出去发表。
在这次会上，代表们揭露出张锡君在大鸣大放中，曾到处向那些对党不满的分子收集意见，向党进攻。张锡君并公开称赞章伯钧的“两院制”和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新华社专稿）
云南省各族医务工作者
痛斥右派分子周枕云
据新华社讯 云南省和昆明市卫生界从6月下旬以来，二千多名白、彝、回、汉几个民族的医务工作者先后在十四次座谈会和讨论会上，用边疆卫生事业的成就，驳斥了右派分子昆明市卫生局副局长周枕云所说的解放后的卫生工作好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反动言论。云南省防疫站的负责人说：“云南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前都是疟疾超高度流行的地区，疟疾不知掠夺了多少人的生命，使思茅、勐朗等著名的城市都毁灭了；解放后疟疾的死亡率逐年减少，1956年底已降低到0.17％，现在又有减少。”
云南省高等学校大部分右派分子低头认罪
本报讯 云南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取得基本胜利。右派分子绝大部分是剥削阶级分子或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少人本身就是资本家、地主和官僚。
这些右派分子怀着强烈的阶级报复情绪，乘共产党开展整风的机会发动猖狂进攻。
6月中旬起，四所高等学校的八千多教职员工分别在学校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反击右派的斗争，使右派分子原形毕露，大部分已经低头认罪。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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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梅兰芳老舍批驳吴祖光
钱俊瑞指出：吴祖光是企图篡夺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典型
据新华社9日讯 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在今天和昨天继续召开座谈会，进一步揭露了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在发言时说，现在由于右派分子的造谣惑众，在文艺界流行着一种“今不如昔”、“新不如旧”的滥调。事实上，现在的戏曲艺术，无论京剧或者其他兄弟剧种，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大大地发展了。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的艺术有新的发展，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这难道不是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
梅兰芳说，右派分子吴祖光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本行领导本行”的论调，也是想取消党的领导，是一直企图排斥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工作的毒箭。我认为目前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内行，因为我们要创造的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和艺术，所以所谓“外行”就不一定是外行，所谓“内行”也未必一定是内行，在艺术上是有内行、外行之分的，但是我们反对那种狭隘的庸俗化的理解。如果唱花脸的必须唱花脸的来领导，唱旦角的必须唱旦角的来领导，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我们必须戳穿右派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阴谋诡计，在党的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
作家老舍在会上批驳吴祖光反动言行时说，解放后我不是不忙，不管写的东西好坏，我写出了东西，就是因为我爱新社会，他不爱新社会，区别就在这里。吴祖光把自己写不出东西的原因归罪于领导上的错误，这才是胡说。
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发言中指出，吴祖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态度上。他不满和反对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把新社会描写成“漆黑一团”、“怨气冲天”，他的右派政治面目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吴祖光组织的小集团的成员之一、北影的编辑田庄揭露了吴祖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说，吴祖光采取煽动我们个人主义的自大狂的手法，拉拢我和汪明、罗坚、蔡亮、杜高等人组织起“小家族”。他知道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家，自称“流浪儿童”，逢年过节常常请我们在他家吃饭，所以我们几个常常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吴祖光是我们“小家族”中名符其实的“家长”。我们这几个人散处在电影、戏剧、美术、文学各个方面，他可以通过我们了解各方面的消息，并且把各种谎言散播出去，吴祖光家是一个流言蜚语的聚散地。
新凤霞在会上感谢党和同志的帮助，给了她力量能站起来揭发吴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罪行。她揭发吴祖光小集团的成员龚之方、王少燕、杜高、汪明等经常到吴祖光家中散布流言蜚语。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这些人更活跃起来。龚之方造谣说：“学校里的党都转入地下”，有的说：“中国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了”。这个小集团又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叫冤”。当时，吴祖光和汪明等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葛佩琦、储安平的反动言论。新凤霞说，艾青也经常到吴祖光家中拨弄是非，表示对党不满。艾青说“江丰是老实人，就是党对他不信任”。他还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叫冤”，整风开始时，又叫喊“丁玲、陈企霞该翻案了”。
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今天的会上最后发言说，根据近些天大家揭发的材料，证明吴祖光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纲领的，有组织活动的，他的反动言行渗透到文化艺术的各方面。吴祖光是企图篡夺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典型。
钱俊瑞最后谈到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取得的教训说，我们要善于识别右派分子两面派手法，也要十分警惕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对吴祖光和一切右派分子一定要坚持原则，决不可以迁就。只有彻底揭发和批判，才能促使右派分子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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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中国京剧院进攻
章伯钧李伯球蓄谋已久
本报讯 中国京剧院近日连续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充当章伯钧、李伯球、李健生等右派分子在北京戏曲界放火的急先锋、北京市司法局干部邢文鑫在会上交代了他参与向中国京剧院进攻的一些事实。
邢文鑫说，章伯钧、李伯球、李健生对戏曲界的进攻策划已久，他们最初派邢和京剧院的演员叶盛长挂上钩，了解京剧院演员哪些人对党、对领导不满。在叶盛长答应参加农工民主党后，李伯球表示非常满意，说：“京剧院缺口已打开了。”接着具体布置了第一步要召开座谈会，联系群众，扩大农工民主党影响；第二步大力发展组织，第三步在京剧院成立支部，企图逐渐篡夺党在京剧院的领导权。
邢文鑫承认他在李伯球等的直接指挥下，曾在京剧界积极活动，并煽动京剧院演员出席座谈会去“诉苦”，和叶盛长研究了在京剧院发展组织的名单。同时用挑拨的手段，使演员对党仇恨，以封官许爵等办法来利诱演员参加农工民主党。
邢文鑫的反动言行，得到李伯球的赏识，并准备让邢担任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戏曲支部的组织委员，在经济上给予特别费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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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大职工理直气壮义正词严
玉门油矿右派分子完全陷入窘境
本报讯 玉门油矿反右派斗争从7月18日开始后，广大职工和家属纷纷投入这一伟大斗争中。
整风开始后，右派分子向党展开疯狂进攻。右派分子张印堂（技术员）根本否认阶级的存在，说在旧社会“工人在工厂做工有一定的工资待遇；农民种地给地主交点粮食都是互相情愿的”。阶级、阶级矛盾，“都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中国人民和蒋介石反动集团不是敌我矛盾，现在把蒋介石说成敌人，只不过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他又说“美国的制度比新中国现行的制度要好些”，国民党“法律严明，是非分明”。右派分子寇祝三（计划员）在看到葛佩琦的发言后，兴高彩烈，高声喝彩。
右派分子的这些反动言论被揭露后，激起玉门油矿广大职工的极大愤怒，二百五十多名职工立即提出质问，问他们为什么睁着眼说瞎话。钻井公司、石油公司玉门油矿办事处、全矿共青团员、矿工会、制砖厂等陆续举行一百多人到一万多人的大会反对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许多来自农村的工人列举事实斥责阶级不存在的谬论。在旧社会里，农民由于交不起地租，被迫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难道这是互相情愿吗？许多年老的工人控诉旧社会的罪恶，揭穿国民党法律严明是非分明的谎言。他们说解放前，玉门油矿的工人食堂像马圈一样。许多工人一年只穿一件老羊皮，“白天穿，晚间盖，天下雨，毛朝外。”工人生了病，不管病人多少、不管什么病，都放在一个房子，被折磨致死的几乎每天都有，死了扔到东山，难道这也是两相情愿吗？
在群众的严词质问下，张印堂、寇祝三完全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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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把“旅行家”变成文汇报第二
“旅行家”工作人员追查彭子冈的阴谋活动
据新华社9日讯 “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企图篡夺“旅行家”的阴谋已被揭露。目前，“旅行家”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正就此事对彭子冈继续进行追查。
为了把“旅行家”杂志作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个据点，彭子冈自从1954年11月担任“旅行家”杂志主编后，就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
首先，彭子冈以种种借口和排斥、打击，把不合她心意的干部赶出“旅行家”。两年多来，“旅行家”编辑部的共产党员就被调出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干部也时时遭到这位“主编”的冷眼。同时彭子冈趁机积极活动，企图把梅朵等人拉进“旅行家”。使“旅行家”变成文汇报第二。幸好团中央没有批准任用这些人。后来，党派白槐来任“旅行家”杂志的副主编，彭子冈又疑神疑鬼地说，白槐是党派来监视她的。
彭子冈很不喜欢田间、刘白羽、艾芜、胡可等党员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文章，说什么每篇文章里都要加一条党的领导，枯燥无味。她所推崇的撰稿人是储安平、费孝通、陆诒、吴祖光、萧乾等等。
“旅行家”杂志从创办的时候起，团中央就明确的规定这个刊物的方针任务是：普通地理知识性刊物，通过生动、形象的地理知识介绍，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彭子冈利用她的工作职权篡改了这个方针，“旅行家”杂志的读者方向逐渐从“面向青年”变成了脱离青年，而转为“面向一小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
彭子冈在旅行家的选稿标准，特别强调反映出社会的阴暗面。这样一来，“旅行家”杂志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方针就变成了毁谤祖国。彭子冈在编审稿件的时候，常常在原稿上删减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字句或段落。今年7月号的“乘公路汽车旅行记”，把社会主义的公路交通描写得混乱不堪，并且恶意地攻击人民解放军，挑拨军民关系，可是，彭子冈见了竟如获至宝，赶忙指令排在第一面，至少也要放在第二面，还要在目录上排黑体字，文内插讽刺画。结果因社内工作人员反对，才没有放在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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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张办反党的报纸 公然抗拒反右派斗争
范四夫是敌对阶级的代理人
本报讯 铁道部、人民铁道报社工作人员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揭破了右派分子、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夫（共产党员）的丑恶嘴脸。
正当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从新闻战线上向党展开猖狂进攻的时候，范四夫积极充当了可耻的内应。在5月17日的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狂妄地提出了他蓄谋已久的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办报纲领。他力图篡改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集体的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办报原则，认为“大有研究的必要”。
他恶意地称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机关为“官方”，说报纸一代表“官方”，就“不能成为群众舆论机关”了。因而“面孔也就严肃”了，只能“从上往下灌”了，他要办的报纸是反对执行领导机关的一切命令、指示，可以发表与领导机关指示、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可以“在报纸上批评同级党委”的实际上是反党的所谓“民间报纸”。
范四夫不仅有反党的言论，而且有反党的行动。范四夫一贯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绩不感兴趣，而对党和国家生活中的缺点的批评和攻击却不遗余力。凡是批评性的稿件，不管内容与事实有无出入。他都主张发表。并提倡“批评得越苛刻越好”，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党开始整风后，他就在报社内部煽动大家发泄“私愤”，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干部政策；同时把党要求党外帮助党内整风，下级帮助上级整风的精神歪曲为“党外整党内，下级攻上级”，主张给领导机关“施加压力”。并指示驻各地记者搜罗罢工、闹事的材料。记者方度同志向他提出是否会起副作用？他却得意洋洋地说：“副作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就是要放火”。
范四夫对反击右派却十分反感。对人民日报揭露和批判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极为不满，说“这有什么文章可做！”6月中、下旬，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展开反右派斗争时，他除了指示长江大桥工程局“工地生活”报主编说“小报不要参与反右派斗争”以外，还公然拒绝在人民铁道报上转载人民日报有关反击右派的社论，阻止发表铁路员工写来的大量反击右派的稿件。
范四夫的反党言行，绝非偶然。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立志作一个乡绅，他参加革命也是为了“可以耀武扬威”，1951年土地改革中他公然包庇他的民愤很大的父亲，亲自回家把他父亲从农会里要出来。范四夫在吉林铁路局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和1955年到人民铁道报后经常漠视领导和抗拒领导甚至拒绝参加铁道部政治部的部务会议，认为“不解决问题”，在人民铁道报对老干部，多方排挤，说他们“意见多、不好办”。
范四夫的反动言行受到台湾反动电台喝采，铁道部党组和政治部的负责同志，几次向他指出他的错误，但是，他却在报社内污蔑说：“领导对我有成见，这是给我的‘下马威’”。之后他到铁道部干部学校新闻班讲课，竟继续贩卖他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并公然宣称说：“党组对我的批评不能说服我。”当群众用大量事实对他进行了揭发和批判后，他仍不老实检查交代，避重就轻，矢口否认反党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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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绍澍再狡猾也滑不过去
交通部职工驳斥这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本报讯 交通部参事室等九个单位的全体职工正在揭露和驳斥右派分子吴绍澍（交通部参事室副主任）的反动言行。
吴绍澍是民革的候补中央委员，是一个老牌特务、狡猾顽固的右派分子，在1925年他曾参加过共青团，不久叛变。解放前，他是一个臭名昭彰的上海市伪副市长，人民把他恨之入骨，曾经用八个字给他作了总结：“搜刮无数、作恶多端。”在整风期间，他诬蔑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唯历史成份论的用人方针”。他骂共产党“偏听偏信”，骂积极分子是“恶狗看门”。
在座谈会上大家揭发了他和黄绍竑、谭惕吾等右派分子之间的诡密关系。谭惕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在没有见报前，他就知道得很清楚，说它是“精采发言”。他并和黄绍竑彼此呼应，竭力否定肃反的成绩。同时他还到北京东四区向民革的成员点火，煽动他们向党进攻。
吴绍澍在群众的指责下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对于具体活动却不肯彻底交代。
交通部的全体职工对这样一个老奸巨猾顽固的右派分子非常痛恨，决心要同他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