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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
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比问题。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认为：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小可大。一般地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村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各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那些是正确的和那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农村中的这场大辩论，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所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外关系的调整、经营管理的改善等问题，中央准备在研究各地整社的经验之后，再发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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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在农村中大放大鸣大争
我国农村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结束。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克服资本主义的倾向，在目前有必要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
1955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几亿农民争先恐后地加入了高级农业社，并且随即掀起了生产高潮，在大灾之年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亿斤。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虽然有极少数人退社，同时却有更多的人入社。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我国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得到伟大的成就。
但是决不能认为农业社一成立就会巩固起来。这种想法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指出：“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在合作社逐步巩固的过程中，需要同时在经济战线上和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斗争。在经济战线上，要不断地发展农业和农村副业的生产，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造，并且正确地解决分配问题，使社员的收入逐步增加。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要教育绝大多数社员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合作社的集体事业，不断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从根本上摆脱资本主义的影响，并且积极地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作斗争。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这一年多期间，各地农村工作人员对于经济战线一般比较重视，而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工作却显然落后了，许多农村工作人员和农村的党组织似乎认为，在合作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再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了，因而放松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工作。
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严重的教训”和“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两文的按语）
事实正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止了或者削弱了的地方，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就抬起头来，大肆活动起来了。
不能忘记，农村中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还正在被改造，要使这些人从思想到行动都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无疑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这个改造已经收到效果。但是一部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同别的坏分子在一起，仍然在等待时机，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挑拨工农关系，扰乱社会秩序。今年6月上旬以前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间，在一些农村里，就有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原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乘机而起，恫吓农民，殴打干部，甚至公然企图倒算。很明显，如果对于这些坏分子不给以坚决的打击，我们决不能在农村中建设社会主义。
富裕中农，多数是愿意同贫农、下中农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自愿地参加了合作社，可是许多人是“随大流”，并没有充分的自觉。实际参加了集体的生产活动和收益分配以后，他们不免感到自己多年养成的旧习惯同新制度有矛盾。农业社初办，生产和收入一般地一时还难于达到某些富裕中农原有的水平；一切新生的经济制度都会遭到的困难，如物力不足、经验不足等等，在新办的农业社里也是难免的。即使社里的生产显著地增加了，要把社里人同人之间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善，也不是短时期容易做到的。于是，一部分富裕中农觉得在社里“受拘束”或者“吃亏了”。在处理国家、合作社、社员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少数富裕中农起了消极的作用。一小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不顾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隐瞒产量，从事商业投机，破坏统购统销，并且在合作社中散布错误言论，破坏社内团结，损害公共财物，妨碍劳动纪律，甚至鼓动社员退社。少数富裕中农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客观上助长了一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对于一般富裕中农，我们当然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巩固地团结他们。但是，如果有人坚持错误，蓄意破坏国家的利益和合作社的利益，那就必须对这极少数人展开说理斗争，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彻底驳倒。如果不有系统地讲清事实，辩明是非，伸张正气，压倒邪气，就达不到团结的目的。
大多数农村党员和干部是忠诚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他们是广大农民所拥护的领导者。可是，有一部分农村党员和干部，包括一部分县级工作人员在内，没有认清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没有坚决维护社会主义的原则。这些同志在对像粮食问题这样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有极密切关系的重大问题上，错误地站到了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立场上。有些同志，对于坏分子危害农村秩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没有及时地给以应有的打击。
这些事实说明：尽管合作化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新事物同旧事物的斗争决不是一年两年所能够解决的，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仍然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十分必要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打击企图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别的坏分子的反革命行为。这是农村中的一场不可避免的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还要了解，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任务，决不是只进行这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样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每年进行一次。不然，就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彻底胜利，谈不上社会主义农业的顺利发展，谈不上合作社制度的日益巩固。
这场斗争应该怎样进行呢？已有的经验证明：最好的方式就是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农村中，包括单干户在内的全体人口中，展开群众性的大辩论，也就是在农村中实行“大放大鸣大争”。首先，把农村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都揭露出来，让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发表出来，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也就是坚决地充分地进行说理斗争，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有人认为，这种大辩论的方式，在比较高级的机关里和学校里可以采用，在农村不能采用。这是对于党的领导的力量和基本群众的智慧缺乏信任的表现。根据山西榆次、襄汾、洪赵等地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经验，在上级党委的工作组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共同领导下，在农村中同样可以采用大辩论的方式，而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解决问题。
辩论一些什么问题呢？根据目前各地农村情况看来，有关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城乡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在农民群众和农村工作人员的思想上特别需要澄清。因此，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特别需要摆出来辩论。
在秋收以前，辩论应该首先集中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问题上。这是当前群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为了顺利地完成今年统购统销任务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要使每个基层干部和农民都懂得：是否百分之百地完成粮食统购任务、严格地控制粮食销量和认真地节约粮食消费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爱国不爱国的问题。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合作化，不仅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个人的局部的利益同国家的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目前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正是一部分落后分子把个人利益放到了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对立的地位。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收购的少，销售的多，拿什么填这个窟窿呢？拿什么去供应城市人口、工矿区人口和军队的粮食需要呢？拿什么去供应灾区农民、经济作物区农民和缺粮农民的粮食需要呢？当人人都需要节约粮食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怎么能够不带头节约粮食呢？他们认为这些是国家的事，他们不管。但是如果大家像这样自私自利，还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呢？没有社会主义的祖国，没有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能不能有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幸福呢？显然是不能够的。因此，粮食问题的辩论不但对于紧接着秋收的粮食工作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树立爱国爱社爱家必须统一的思想，对于树立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思想，有决定的意义。
在别的几个问题的大辩论中，也要紧密地围绕着这个中心目的：教育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了解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懂得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必要性。
在无论什么问题上，都要有充分的信心：信任党、信任群众。绝大多数农民群众同我们的党有血肉一般的联系。他们是愿意听共产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在这次大辩论中，只要加强领导，依靠基层组织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坚持用说理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坚持反革命必须肃清、坏分子必须打击的方针，一定能把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斗垮，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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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证近一亿人民所需粮食
全国市镇粮食销量必须严格控制
今后几年居民口粮定量不再提高；供应水平偏高的要适当压缩；提倡节约，取缔浪费
新华社9日讯 新华社记者陈保廉报道：据从粮食部获悉：1956—1957年粮食年度，全国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工作取得了成绩，保证了市镇、工矿区近一亿人民所需粮食的合理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但是，这一年度市镇粮食总销量，比上一年度多销了五十九亿斤，因而影响了整个粮食收销计划的平衡，不得不过多地动用了国家库存。这个情况也是严重的。
这一年度，市镇多销的五十九亿斤粮食，据粮食部初步估算，其中居民口粮方面多销了三十三亿多斤，食品行业用粮方面多销了十一亿多斤，牲畜饲料用粮方面多销了四亿多斤，其它用粮项目多销了十亿多斤。但是，这些多销的粮食，并不完全是合理的。除了由于市镇人口增加、基本建设工程扩展、劳动就业人数增加、定量工种等别发生变化和定量初期一些地区掌握偏紧以后陆续进行调整补助等等，需要增加的约三十九亿到四十四亿斤以外；其余的十五亿到二十亿斤粮食，是属于不该销而多销了的。
造成市镇粮食不合理的多销的原因，是执行供应制度和管理方法上有缺点，不少地区掌握供应标准偏宽，很多消费者和食堂浪费了粮食。这就说明市镇许多粮食工作者和广大消费者在供应和消费粮食时，存在有思想问题，他们只看到农业合作化后，粮食产量增长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在粮食增产的同时，农民口粮和饲料的需要、城市供应的需要、国家经济建设对粮食的需要，都在迅速增加，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粮食生产的增长和粮食需要的增长之间，仍然是存在矛盾的。因而去年不少地区的粮食工作者对粮食问题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不少地区对供应制度不严格控制，对用粮情况不再认真管理。居民中浪费粮食的现象又有所抬头，特别是集体伙食单位和行业用粮中，虚报冒领，浪费粮食的现象极为严重。这就造成市镇粮食供应上很大的漏洞，超销了很多粮食。
为了严格控制和稳定市镇粮食销量和节约粮食，粮食部认为，今后在市镇供应方面，应严格控制销售计划；在今后几年内，市镇居民口粮定量标准不再提高；供应水平必须稳定下来，少数水平过高的地区，还应进行适当的压缩；总的口粮销量，按人口增长情况相应增加。工商行业用粮，也应该以目前已经整顿的供应水平为基础，除了适当地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进行调剂以外，一般不能随便增加用粮。今后在市镇粮食工作方面，必须掌握供应人数、供应标准和供应水平，自上而下地控制供应计划；必须严密供应制度，加强对集体伙食单位的用粮管理，坚持流动人口凭粮票供应和复制品（挂面、切面、米粉、年糕）凭粮票购买的办法；对一些特殊用粮的补助照顾，必须严密审批手续，切实加以控制；同时，必须提倡节约，严格取缔浪费。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市镇粮食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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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集团如何篡夺上海民盟组织的领导权
罗隆基的一些秘密指示被揭露
新华社上海9日电 上海民盟组织在反右派斗争中，最近又揭露出罗隆基指示上海右派集团向党进攻的一些材料。
据揭露，罗隆基的亲信赵文璧，今年年初由上海调到北京后，曾写了两封信给上海右派集团骨干分子彭文应。赵文璧在信中用隐语传达了罗隆基的指示，通知彭文应今年国家在就业和工业化方面都有“问题”，而最严重的是“失业问题”，叫他在这些问题上“早日想办法，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上海政协与人代会上提出。”并具体指示说：“提法要注意，不要给过去的成绩浇冷水，也不要引起教条朋友的反感。这为的便于‘吾计得行。’”在大鸣大放期间，彭文应还写信给赵文璧汇报上海的“形势”，并要他转告罗隆基。
上海解放前后，罗隆基在上海和民盟右派分子彭文应、陈仁炳、赵文璧、孙斯鸣、孙大雨、周永德、程应缪等人结成右派小集团，反对民盟的正确路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罗隆基曾指示右派集团说，民盟一定不要使“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大学教授的进步组织）走入“歧途”，即不要“大教联”一面倒，倒向共产党。
据揭露，罗隆基不但指示右派集团篡夺民盟上海市委的领导权，他在解放初期离开上海到北京前，还曾召开一次小集团全体会议，嘱小集团成员要多联系，说彭文应在上海搞了很久，大家要支持他。到北京后，他和上海右派小集团还不断保持联系，除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外，还经常利用信函往来作指示。罗隆基陆续在信上指示说：“我以为首先应当争取集团的胜利，而后才谈到个人的得失。争个人利益而致集团失败，这是应当值得避免的。文应、仁炳两兄必须注意这点然后坚决做到：一、坚决反对中共派人；二、争取选举，以选举解决问题。”“必须在选举中掌握多数。”
“问题在兄等要掌握多数，有了多数，什么都有把握，一旦失去多数，一切听命于人。”他又指示说：“对统战部不必绝对服从，盲目听从，更不要个别私自讨好，以自乱步骤，拆碎团结。”他还说：“北京各友在任何斗争中必须事先共同讨论方法步骤，此项经验可供沪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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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击伤蒋军炮舰一艘
新华社福建前线9日电 7日，守卫在福建前线六鳌半岛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护航炮兵击伤蒋军炮舰一艘。
7日晨六时十五分，蒋军江字号炮舰二艘窜入六鳌半岛以南约九千公尺的海面上，企图拦劫我运输船。我护航炮兵立即开炮轰击敌舰，击伤其中一艘。另一艘敌舰领着它受伤的伙伴狼狈地向外海逃去。
我运输机帆船一只被敌炮打伤，其余船只、人员安全驶进附近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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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美大使会议
新华社日内瓦8日电 中美两国大使今天上午十时到十一时五十五分在这里举行了第六十九次会议。下次会议订于9月12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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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早秋作物大丰收
江苏省的早稻、春玉米、春大豆等早秋作物大丰收，目前已开始登场。
全省七百多万亩早稻，除极少数受涝减产外，绝大部分丰收。松江专区三十万亩双季早稻，平均每亩收五百斤左右，比去年增产约一成。扬州专区两百多万亩早稻，估计每亩平均产量可达四百斤；盐城专区一百多万亩早稻，估计每亩平均产量可达三百斤以上，都比丰收的1955年还要高些。
全省春玉米和春大豆共一千一百多万亩。它们的大面积丰产，更是数年来所少见的。灌云县八十万亩春玉米，每亩平均产量可比去年增加73％，比产量最高的1955年也要增加37％。丹阳县十万零六千亩春大豆，平均每亩可收两百斤，比去年增产三成左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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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农作物生长良好
四川一亿三千万亩秋粮作物和棉花生长良好，如无意外灾害，可望全面丰收，目前，四千多万亩中稻普遍抽穗，部分已经黄熟，估计单位面积产量可以比丰收的1956年提高4％以上，全省栽种八百万亩晚稻的计划已经超额完成，早栽的晚稻禾苗茁壮。杂粮作物红薯和玉米等，一般也长得很好。据农业部门估计，今年全省粮食可以显著增产。五百万亩棉花已开花结铃，预计可以完成增产计划。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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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奚若电贺即将举行的日中友协全国大会
新华社9日讯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今天致电将在本月17日举行的日本日中友好协会第七次全国大会，表示祝贺。
电报说，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任何敌视中国、破坏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破坏亚洲国家团结、追随美国侵略政策的意图，不但和日本整个民族的利益和东方和平相违背，并且是注定要失败的。贵会在过去为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已作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相信，这次大会将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从而有助于两国邦交的早日恢复和保卫远东持久和平。敬祝大会胜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