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积极分子万岁！
天马
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骂积极分子是“螳螂”，是“向上爬的蛆虫”，狗嘴里哪能出象牙，且不去管它。现在，右派分子在向共产党进攻的时候，狼牙棒挥舞的对象之一，仍是积极分子。他们骂积极分子是“护城河”；是“筑墙挖沟的义勇队”；是“墙外的铁丝网”。有的人甚至把积极分子说成“比狗屎还臭”。在这些人看来，积极分子真是一无是处，罪该万死了。有一位先生曾说“一棍子打死官僚主义未尝不可”，我看有些人真是企图一棍子打死积极分子哩！
否定一切，骂倒一切是容易的，动动嘴巴就行；问题是这样信口开河，臭骂一通，痛快固然痛快，可就是骂不倒，也否定不了。
骂积极分子的大概有两种人。一种人自命清高，看见积极分子接近领导，就说是“吹牛拍马”；看见某些积极分子有缺点错误就把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否定了。其中有些人是因为在“三反”、肃反运动中受到了误伤，对积极分子怀恨在心，趁这次整风的机会来发泄和报复一下，他们对积极分子不是采取“治病救人”，帮助改正缺点的态度，而是抹煞一切，骂倒一切。这种人我这里不多谈，我相信经过这次运动，他们是会多少受到一些教育的。
值得注意的倒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之攻击和诋毁积极分子是别有用心的。积极分子是党和群众联系的纽带，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都建立了伟大的功绩，积极分子不是臭得很，而是香得很！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那些别有用心的右派人物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相反的，他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而怀恨在心。他们想趁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来混水摸鱼，企图变天，要共产党下台。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没有群众基础。虽然有葛佩琦、王德周之流出来冒充代表人民说话，但结果证明，除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和与他们同类的一小撮人之外，谁也代表不了。因此，社会主义的事业愈前进，共产党的力量愈大、威信愈高，这些先生们的反感也就愈大；共产党与群众的联系愈紧密，他们也就愈感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孤掌难鸣。但是他们又不甘心于希望的幻灭，还想与共产党决一雌雄。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对党进行“挖心战”，而右派分子们却选用了“挖根”的战术，他们要挖共产党的根，砍断共产党的左右手，使共产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于是他们选中了积极分子作为攻击的目标。战术不可谓不巧妙，手段不可谓不毒辣了。奈何天不佑人，事情不那么称心如意，被孤立的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本来面目在群众面前更加暴露了！
说积极分子是“护城河”，是“墙外的铁丝网”，我看比喻得很好，积极分子正是护社会主义之“河”，护社会主义之“网”，当这些别有用心的阴谋家们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他们不是已经挺身而出予以有力的反击了么？
积极分子是人民的骄傲，是无价的财宝，愿新的积极分子更多地涌现。我要高呼：积极分子万岁！
第8版()
专栏：
相思树
闻山默默地站在山巅，葱绿的衣裙，牵引着行人的想念。是静夜里想着谁？你掉下了孤独的泪。青草里鲜血似的红豆，告诉我你从没有睡。
去年秋天，我回到久别的故乡——南国海滨的一个小县城。在半路停留时，接到北京友人的一封信，要我给他带回两颗红豆，而且说：“要大的，要大大的！”
可是，虽然“红豆生南国”，但并不是南国到处都有红豆。这美丽多情的种子，是稀罕的，它不是商店窗橱中的货物。你想要红豆，只有到相思树下去找。但这种树也难得看见。在我的家乡，我也只知道在离县城三十里的一个小山上，有两三株相思树。每想起这几棵树，便勾起我许多年少时的记忆。
抗日战争中，我念书的那个中学被日本鬼子炸了，只好从城里搬到乡下去上课。那时候，生活是苦的。住的是漏雨的土地庙。吃的饭里面有蜡，因为厨房伙头狠心，米下锅时放了蜡，人就吃得少；学生大半得了胃病。那时，公路全被挖成了一个个小池塘，因此每逢假期回家，或者假期满了返学，不管晴天下雨，都得步行，脚上穿着用两块汽车轮胎做的“千里马”，一天步行九十多里地。这条路，就从长着相思树的小山旁边经过。
广东南部的大暑天，亚热带的太阳晒得人口鼻发烧，两眼冒火，人就像在个没有水的蒸笼里干蒸。走着走着，谁都不愿讲话了，路也就显得特别长。但行近了长着相思树的小山，心里便好像感到一阵清凉，因为每次经过，大家都在相思树的浓荫下歇息。树下，是软软的青草；躺在草上，亭亭玉立的相思树，展开她浅绿色的衣裳，温柔地为我们遮挡阳光。从暴烈的太阳下走进这一片清凉的绿荫，是不能不感谢留你歇息的主人的。到休息过来了，大家便仔细地拨开青草，在草根旁寻找从树上落下的红豆……
在我们乡下，人们都叫红豆做相思豆。这小小的精致的种子，晶莹夺目，像凝聚在玻璃上的一滴鲜血，又像一颗小小的贞洁的心儿；它鲜红的颜色永不改变，又像难得相见的恋人们心中燃烧着的想念。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不知道哪个绝顶聪明的人，才把这美丽的种子叫做相思豆，把这温柔的树叫做相思树的吧？
人们想起红豆，往往忆起爱情；但在我的记忆中，红豆并不带着相思的滋味，它只使我怀念过去生活的艰辛，勾起遥远而又难以忘怀的不安的心绪——那时我还未看见共产主义的光芒，我的脚步还十分犹豫。深夜里，我在微弱的火油灯下读书，灯光只照一尺多远。灯盏是玻璃造的，我把几十颗红豆，放在灯盏里，透过火油和玻璃的晶体，红豆红得分外鲜明，这几乎是我在艰难的战争生活中难得的装饰。为此我也得感谢小山上的相思树。
这都是很远很远的事了，但想来似乎又都很近。
历史的风云在十多年间涌过了几个世纪，我终于带着万种感慨回到故乡。但这次回乡，却没有机会到相思树下去。我只是在新发现的矿区，爬上了几十公尺高的钻塔，向数十里外那长着相思树的小山眺望……我知道她们就在那里，她们一定比十多年前长得更丰盛，树下的青草也一定更浓更青，有更多快乐的孩子和年青人来拣拾红豆。但是我却看不见那座小山，它躲在云雾里了！空中的风，拂乱了我的头发，千万顷绿色的稻田，在眼底铺开；点点红白色的勘探队的旗子，插遍了辽阔的山野。这多少年代来兵匪如毛的土地，已经面目全新了。耸立在万绿丛中的钻塔，就像几只无形的巨手，提着一枝枝铁笔，在大地的史册上，为我的家乡编写着新的历史……
眺望云雾迷蒙的远山，过去艰辛的年月的记忆，都涌上心头，我写下前面这首小诗，记念那默默地将快乐分给别人的相思树。
第8版()
专栏：
鲨鱼的梦
李学鳌据说，鲨鱼性情甚恶，最爱吃人。在深深的海底，它作过一个甜蜜的梦。它梦见它突然长出千只鳞爪，伸向海岸，把所有的人都拢来，一一吃尽！于是，它兴高采烈，醉意沉沉，瞪着绿光闪闪环珠大眼，窥视岸边，窥视着人们。涨潮了，海水喧嚣，汹涌，它觉得最好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是，张开血盆大口向岸上扑来，像一只饥饿的狼，扑向羊群。潮退了，海面逐渐沉静，它万万没想到啊，它竟被孤困在浅水滩中，强烈的日光射向它，锋利的钢叉刺向它，它暴跳着，狞笑着，仍不肯抛弃它“甜蜜”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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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新排的舞剧说起
丁宁
北京舞蹈学校在7月上旬举行的本学年实习公演里，演出了两个中国舞剧“张羽与琼莲”和“苗岭山上”，还将演出欧洲舞剧（芭蕾）“无益谨慎”。舞蹈学校在自己第三年度的实习演出中，出现了中国的和外国的多幕舞剧，它的发展是够迅速的了。
“张羽与琼莲”和“苗岭山上”这两个舞剧都是舞蹈学校编导训练班的同学，在苏联编导专家查普林同志关于舞剧创作的理论与实际指导下进行排练的。他们都是新培养出来的舞剧编导人材。
舞蹈学校成立只有三年，已经培养了一批教员、演员和编导，这些成绩是过去所不能达到的。
最近，有些人想一笔抹煞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企图否定成绩是基本的；然而事实驳倒了他们的谬论。从舞蹈艺术的发展来看，这几年的成绩不仅是最最基本的，而且是非常显著的。不仅从舞蹈学校看是如此，而且从整个舞蹈事业来看更是如此。谁能否认在这短短的八年里，舞蹈工作者的队伍得到如此壮大，舞蹈演出得到蓬勃大发展这样的事实呢！
解放前，我们何尝有过舞蹈学校？连那些由著名的舞蹈家举办的专业舞蹈团体，又有哪一个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绝大多数的舞蹈工作者都是在解放后的几年里，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向传统艺术学习，努力艺术实践，及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现在，我们不仅有了专门培养舞蹈人材的舞蹈学校，有了几十个专业的歌舞团体，而且还尝试着在传统舞蹈的基础上进行民族舞剧的实验。可是，人们却可以数得出：解放前到底培养了多少舞蹈人材？
如果拿芭蕾来作例子，也是非常清楚的。“无益谨慎”的上演是值得我们兴奋的。从前谁能见过全部由中国人演出的芭蕾呢？肯定说这是第一次。过去搞了几年芭蕾的人，并没有培养出多少芭蕾演员来，更不可能演出整幕的芭蕾。在舞蹈学校的短短三年里，在苏联专家的耐心指导下，能做到这样，并且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比过去质量更高的演员、教员和一批编导人材。即从这小小一个角落的变化，难道不也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吗？
第8版()
专栏：
“文艺茶座”卖的什么茶？
莫邪
“文艺报”从第八期开始，增加了一个新的栏目——“文艺茶座”。“开场白”是一首打油诗：“议论文坛事，拆墙并填沟，揭恶亦扬善，报喜也报忧。”
从“开场白”看来，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栏目，可是，电灯点火——其实不然，在这栏目里，并没有幽默的讽刺，善意的批评，有的只是一种被歪曲的批评和人身攻击。空口无凭，还是举例为证。第一期上有一篇“扇形地带”，批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王阑西同志。说他有一次看电影，在他面前展开的一块扇形地带，不准旁人坐。如果确有这种现象，是应该批评的。但是，使人不了解的是，作者为什么要采取丑化对方的夸张的手法，来引起人的恶感，而且寓意又那么隐晦呢？同期上的一篇“演员求见记”就“联想”得更妙了。“演员求见记”是叙述一个电影演员求见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受到了冷遇。当然这种不关心演员的现象，也同样是应该批评的。而使人不能同意的是，作者从这样一件事情居然联想到了陈荒煤喜欢养热带鱼的嗜好，并且借题发挥地说：“作为一位领导同志，他对演员的心，似乎还没有对热带鱼的性能那样了解。”这真是一种挑拨性的联想，分明是暗示人们：这个领导人对待演员还不如对待他喜欢的小动物哩！这种批评的善意在哪里呢？在十一期“文艺报”的“文艺茶座”上发表的张友松的“封嘴记”，态度就更加恶劣了。这位张先生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他生活的体谅和照顾——预支稿酬，竟污蔑为是“封”他的“嘴”，是在“向一座不可摧毁的堡垒放出糖衣炮弹”！真不知张友松先生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文艺茶座”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又何在！
除去这种点名的攻击，还有一种匿名的攻击。说它匿名，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它所列举的事实，明眼人是一目了然的。十二期“文艺报”的“文艺茶座”上有一篇题名“身价十倍”的文章，攻击一个所谓被“重点培养”的作家，说“他的作品在周扬同志的一次报告中曾受到表扬，于是声价十倍”：“身兼作协党内外数要职”；“‘收获’编委名单中，其大名亦列于老作家之前”；“出国游历当然少不了他”等等，作者认为“这个现象是值得惊叹的”，但我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可惊叹之处。一个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受到了党的表扬，因而得到了社会的重视，这在我们的社会里，不是很普通的事情么？我不明白这位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这样深恶痛绝地加以攻击！
把严肃的批评武器庸俗化到进行个人攻讦，用夸大了的个别事实给被批评者鼻子上画白点，这并不是帮助领导人整风，而是不怀好意地在群众面前丑化他，引起人们的鄙视，造成恶劣的印象。
当然，仅仅根据这些事实，是不能责备“文艺茶座”的编者的，因为任何一个刊物的栏目，都很难避免发表几篇坏文章。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文章却正代表着“文艺茶座”的方向。据说不久以前，“文艺茶座”的编辑同志，还到处搜集有关某些文艺界领导同志的个别言行，查对记录，搜集传闻，摘录词句，以作为攻击的“根据”。因此，一直到现在，我还不能了解，“文艺茶座”究竟卖的是什么茶？这“茶座”究竟想在整风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是严肃地帮助党整风，还是为了其他的什么！
第8版()
专栏：
运香茅渣（钢笔速写）
海南岛盛产香茅，每年收割四次，制油运销国外。制油后的香茅渣，可用采覆盖幼苗及作肥料。
司徒乔
作于兴隆华侨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