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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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交通部举行反击右派分子大会
揭穿章伯钧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本报讯 交通部在京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于昨天下午举行反击右派分子大会,揭露右派分子章伯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罪行。会上要求发言的有两百多人。发言的人都揭露了章伯钧及其亲信王一帆(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杨逸棠(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办公厅副主任)丘克辉(民盟候补中央委员、人民交通出版社副社长),吴绍澍(民革候补中央委员、交通部参事室副主任),王寄一(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交通部船厂局副局长)等,进行的一系列的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言论和行动。
章伯钧也参加了这个大会。
大会自下午二时半开始到六时半结束。
章伯钧派出五员大将到处点火,把对党不满的人拉进农工民主党
民盟盟员、人民交通出版社编辑仇岳希揭露章伯钧以合法地位干反对社会主义的非法勾当。他说,共产党整风开始,章伯钧就用农工党的组织,派五员大将,到各地去招兵买马,到处点火。他派杨逸棠到山东,王一帆到东北,王寄一到上海。他们所到之处,专门找一些对党不满的人开座谈会,然后将他们吸收参加农工民主党,以扩大章伯钧的政治资本,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王一帆发展组织的方式,不是钓鱼式的,而是撒大网。他们在天津一个月就发展二百多。他们的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章伯钧命令他的同伙,要把这些工作在这次人代会前夕做好。章伯钧的五员大将,是些什么人物呢?拿王一帆来说,他曾在蒋经国手下,担任江西省训练团(特务机关)指导处的处长。因为他训练反动骨干有经验,章伯钧就叫他掌握农工民主党的大权。对于章伯钧来说,农工党有两套干部。他把历史上干过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的人,说成是他自己的干部。交给王一帆掌握。在社会上揭发章的“政治设计院”谬论时,王一帆说:“我有办法驳他们”。他曾写了一篇文章为章伯钧辩护,但是人民反右派情绪一天天在高涨,王一帆的文章就没敢拿出来。
章伯钧的另一个亲信杨逸棠一贯是反对党委制的。
王寄一曾是“四·一二”血案的凶手,反革命罪犯杨虎的帮手。他口口声声说拥护党,实际是当面捧场,背后骂娘。他也是章伯钧的心腹之人。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上承认,有一个特务朱培德的女婿叫孙福,白天在章伯钧家吃饭,晚上住在王寄一家。
庄明远曾是陈诚的心腹。陈诚作政治部长时,庄作助手;陈作军政部长时,庄作储备司司长。庄明远还是三青团的中央干事。
丘克辉从香港来北京的路费是黄琪翔给的,他的民盟中央候补委员是章伯钧提名的。
农工民主党党员、交通部材料供应局科员吴霈说,章伯钧等人发展组织,不择手段,发展的都是一些对党异常不满的人。例如,他们明知符浩历史复杂,在第四支部通不过,却在第一支部(都是新成员)千方百计的一次两次用欺骗压服的办法通过了。他说,章伯钧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后,农工党执行局还在发布指示继续吸收党员,说明这是章伯钧和右派分子集团事先预谋好的。章伯钧曾向杨逸棠说过,组织成员越多,力量越大,就越能“卖钱”。
章伯钧派他的一员大将林德名还到劳动工资局、船厂局等处去放火。供应局整风一开始,林德名就同我商量,企图召开一次情绪低落的人的座谈会,搜集对党的意见,企图挑拨党群关系。中共供应局党支部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林德名要我整理重点材料,说是送到农工党市委去的,实际上他是在搜集向党进攻的材料。
交通部化验室主任、民革成员唐鸿烈说,章伯钧的亲信杨逸棠,王一帆等人,一个月之内,据说在北京组织五百多人参加座谈会,先后举行了二十几次,大点其火。平时连部务会议都不参加的章伯钧,这时还以部长身份主持交通部内有关学校业务问题的会议,在会上散播反动言论,阴谋生事添非,兴波助浪。
章伯钧说:中国“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交通部部长助理孙大光在揭发章伯钧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的时候指出:章伯钧的阴谋活动是由来已久的。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去年5月间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十大方针以后,章伯钧在不少的场合散布了许多恶毒的谬论。孙大光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党的十大方针提出后,孙到章伯钧的办公室去找他,在谈完工作上的问题以后,又谈到了党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很兴奋地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个时候全国是九百万党员),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当时,我要他解释一下,所谓一个上帝是指什么,清教徒又指的是什么?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解释说,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他不仅攻击了我们的党,而且还侮辱了全国五亿农民。第二个例子,全国体制会议以后,我问他会开的怎样?他又乘机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小了,上面管的人太多,有委有办,党组上面还有工业交通部,实际上管不了什么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头的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委什么办的负责人。我要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么事。为什么一个病号还要挂副总理的名义?现在文教界问题很多,林枫怎么能把文教工作办好?”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章伯钧对我们国家制度是不满意的,尤其不满意的是他现在的职位。他是想取消上级领导,至少由他来担任副总理。他想搞文教工作,想利用文教工作岗位的方便来控制知识分子。孙大光说,难怪这次帮助党整风一开始,章伯钧就要在许多学校中放火了。
章伯钧的亲戚、农工民主党党员李应元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表示要和章伯钧划清思想界限。他说:章伯钧曾说:“我随时可能发展为反革命。”这次,史良在报上揭发了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后,他坐在沙发上,手捧小茶壶对我说:茶壶既然打破了,反悔有什么用。接着他含意颇深地说:能再买一把最好,假如买不起,买个茶杯也可以。这种阴险的说法,是否会有蒙混过关企图死灰复燃的打算呢?
章伯钧极力为资本家争利,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
交通部海河运输局地方船运处张维谨揭发章伯钧屁股坐在资产阶级板凳上,为资产阶级说话。他说:资本家虞顺慰有艘东山号轮船,被国营打捞企业打捞上来了。后来虞顺慰兄弟来北京和章伯钧共同策划,在章的活动下,将东山轮重新鉴定,估价定案。资本家吃了甜头以后,又要求将国营企业打捞起来的龙安轮交还给资本家,打捞费以仍然沉在海底、江底的三条破船抵押。(实际上这三条船中间,有的已为资本家出卖给亚洲打捞公司了。)这件事章伯钧竭力支持,使国家财产遭到了损失。这些做法,是违反国家规定的,章伯钧身为部长,不遵守政府法令,却去给资产阶级争利。现在我们要章伯钧交代为什么替资本家说话?他和上海的流氓头子虞洽卿(虞顺慰的父亲)有什么关系?
章伯钧说:肃反应当交给民主党派去搞。他又说,如果党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会闹成匈牙利事件。
工程师民盟盟员王宪章说,章伯钧作了很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我听过他发表两次谬论。章伯钧说肃反发生了偏差,还是交给民主党派来搞吧!他以这个作为向党进攻的借口。章伯钧说人民日报全是教条主义。他还说:“中央每到一个运动的时候,就让我们提意见,这完全是形式主义。”章伯钧曾经说过今后民主党派要有民主自由的机会,现在民主党派不是一个小孩子,已经不需要人掺着走路了。他说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不是共产党帮助建立的,因此应该有独立性,这两个党可以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章伯钧还说,我们在小组里好好搞一下子,共产党提出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自己要创造条件。章伯钧说,假如共产党不接受我们的意见,闹成匈牙利事件就麻烦了。
章伯钧常常放弃职守,却扬言有职无权
章伯钧,口口声声说他“有职无权”,事实是怎样的呢?交通部秘书处处长张启宗说,去年,交通部召开过四十九次部长办公会议和部务会议,他只参加过十二次。今年上半年,交通部开过二十次部务会议,他只参加了三次。请他参加,他不参加。显然,章伯钧不是“有职无权”,而是放弃职守。
共青团员徐岚揭露了章伯钧在交通部散布反动言论毒害青年的罪行。徐岚说,章伯钧在交通部常在青年人面前散布反动言论。有一次,章伯钧在和许多青年人谈话时,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分开,说这是两件事。
最后,共青团交通部团委书记张思奇代表交通部九百多名共青团员宣布:全体团员一致坚决反击右派分子,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今天会上发言的还有全国交通系统的劳动模范艾肇昌,工程师王宪章、石光岩、胡福久,陆聿贵,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生孙映通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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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汇报北京专电……” 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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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剧事业的成就不容任意抹煞
北京戏剧界人士批判吴祖光的右派观点
新华社7日讯 北京戏剧界人士正在批判吴祖光在第十一期“戏剧报”上发表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的右派观点。
吴祖光在文章中否定解放以来戏剧事业方面的成就,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文艺创作和培养文艺界新生力量方面无所表现。他举戏曲工作为例,说“戏改干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在文章中攻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攻击他所谓的“组织制度”。把组织和个人对立起来,认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地减少了”。他说,“组织制度”使艺术家寸步难行;组织分配是乱点鸳鸯;“领导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他认为一切错误缺点的根源在于党的领导,因此结论是必须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并且要“消灭”“对中央的迹近迷信的崇拜”。
中国戏剧家协会在6月23日和7月1日召开两次座谈会。会上,二十多位剧作家、导演、演员在发言中一致认为戏剧事业必须要求党进一步加强领导,才能更加繁荣发展,大家列举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党领导戏剧事业的成就。他们在发言中也指出了工作中有待改正的某些缺点。
马少波指出,吴祖光的这些意见已不属于艺术见解问题,而是政治倾向问题。他同右派分子攻击党的手法一样:先否定成绩,最后否定党的领导。陈白尘指出吴祖光的论点是大是大非,必须争辩,其危害性在于他所举的事实似是而非,能够得到一些人的同感。他说,实际上戏剧事业在党的“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导下,已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阿甲说,批评党领导戏剧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应该是为了巩固领导,不能借此来取消领导。
马彦祥说,党对戏剧事业的方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正确的。几年来即使工作中有些缺点,也在及时纠正。例如1950年文化部轻率地反对戏曲界的师徒制,对培养新生力量是有损失的,可是到1953年就纠正这个错误,规定有条件的国营剧团吸收学员,并且提倡“尊师爱徒”。马彦祥说,吴祖光把自己在解放后写不出作品来的责任也推给领导,认为是领导对他约束所致。实际上这几年来,领导上给了他不少从事艺术创作的机会,可是由于他自己生活贫乏,没有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因而不能作出更大成绩。
焦菊隐认为解放以来从剧本创作、表演方法和舞台美术等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如果不是党的正确领导,如果不是全体文艺工作者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是不可能达到的。
周信芳说,戏剧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发展,只要看民间职业剧团努力争取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就是证明。袁雪芬曾对他说,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就没有越剧。周信芳指出,这也是越剧发展特别快的原因。他认为党这几年来在培养戏剧界的新生力量方面也已作出很大成绩,可是从解放到今天也不过七、八年,一株幼苗不能立刻变成参天大树。一个演员要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要达到杨小楼这样成熟的境地,也要有杨小楼的岁数。
金山列举事实,说明当代许多艺术人才都是在党直接、间接的指导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而吴祖光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他的第一个戏
“凤凰城”出来后,就得到了党的重视。以后,他在党培养下创作的几个戏都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因而受到观众好评。景孤血说,吴祖光的夫人新凤霞也是解放后才名闻全国的;最近到北京来演出的潮剧青年演员姚璇秋是在解放后才学戏的,现在已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
新凤霞也发表了书面意见。她说,吴祖光的文章很多地方都是片面的、不实事求是的。她说,我虽然在解放前唱过七、八年戏,回头看看,那时候不过是挣命,她认为她是新社会培养起来的演员。她说戏曲艺人非要新文艺工作者帮助不可,最近她还应“文艺报”的约稿,准备写一篇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的经验。她希望戏曲界同志不要受吴祖光的影响,应该肯定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改革工作所获得的成绩,合作中有缺点是可以改正的。陈书舫说,没有党的领导,她不可能从思想上、艺术上得到提高。她在解放前穷愁潦倒,谈不上艺术进修。在解放初期还由于阶级立场模糊而演过坏戏。她认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青年演员成长才特别快,以川剧而论,解放以后,已经出现了不少优秀的青年演员。过去有些戏要学好几年,现在几个月就行了。因为老艺人思想觉悟都提高了,生活又很安定,他们没有什么顾虑,就不必要再“留一手”,而是要努力地为国家培养新人,尽量把自己的艺术教给青年。袁世海说,国营剧团是有很大优越性的,因为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演员思想认识提高得快,演出艺术质量也高。他说,不可避免的缺点当然还是有,所以要整风。但是如果有人妄想利用这个机会,故意夸大缺点,抹煞成绩,和右派分子共鸣,那是绝对不容许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一个演员在新、旧社会里的不同遭遇。她说,在旧社会演员们只有受到摧残,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她决不可能获得今天的成就。京剧演员杜近芳和吕剧演员郎咸芬也以切身体会来说明党是怎样重视培养新人的。杜近芳说,是党把她从旧的师徒制度的约束里解放出来的。郎咸芬在六年前还是一个初中学生,而现在已经是吕剧名演员。
凤子、刁光覃在发言中指出,解放以后话剧队伍空前庞大就足以说明党的领导的成就。
吴祖光参加了会议,他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评,愿意检查自己的错误。
这两次会议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主持的。他在第二次会上最后发言,同意与会同志对吴祖光所作的严正批评。并表示戏剧界将继续展开对右派思想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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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汉达的错误言行是一贯的
民进整风座谈会继续进行批判和揭发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领导同志整风座谈会在7日上午继续举行。林汉达在会上初步作了检讨,但他检讨得不深刻。很多人在会上进一步揭露林汉达的谬论和两面手法,要求他彻底检查。座谈会由许广平主持。
林汉达在检讨中,承认他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这个发言是起了挑拨离间分裂人民、污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破坏和削弱党的领导的作用,因而是危害人民的。林汉达说,他在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是讲了“真心话”,是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是站在“右派的一边”。但是,林汉达认为错误的根源只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高骛远,好走极端。”说是因为党对他政治上关心不够,致对党不满,有狐狸吃不到酸葡萄的情绪。同时,他又说自己不但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而且留恋英美的生活方式,对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感情,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只是服从而并不热爱。他表示今后要好好改造自己,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林汉达检讨后,徐伯昕首先指出他的检讨很不够。徐伯昕说,林汉达今天表示要与右派划清界限,但他7月3日在马叙伦家里还说过这样的话:“反右派斗争是生死斗争,搞得好,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搞得不好,就很难说。”徐伯昕说,说这些话的用意何在?王鸿桢认为林汉达说这种话是政治讹诈,是对反右派斗争有抵触情绪。
民进中央机关干部郑芳龙揭发了林汉达的许多错误言行。郑芳龙说,林汉达一向不爱听成绩,认为写总结谈成绩是八股,总是喜欢强调缺点,这次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又抹煞了教育事业的成绩,夸大了工作中的缺点。可见他的错误言论是一贯的。郑芳龙说,林汉达还说过:“知识分子做人真难,你靠拢领导,别人说你是往上爬,跟下级交往,说你是拉拢群众,在同级干部之间跑跑,又说你搞小圈子,这样只好闭门谢客,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林汉达主张民进的组织生活应让知识分子发牢骚。郑芳龙说,现在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绝不是那样,林汉达说这种话是站在什么立场。
冯宾符严厉批评了林汉达的检讨。冯宾符说,从反右派斗争开始,从来没有听见林汉达批判过章罗联盟,反而指着鼻子责问周建人,怪他不应说墙要两面拆。
会上,还有人提出问题要求林汉达深入检查和交代。梁明揭露林汉达一再主张在整风期间还要发展组织,在帮助党整风时又主张基层组织可以不等待党的布置就开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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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进中央决定整风
本报讯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7日上午举行。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进行会内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会内整风以反右派斗争为主要内容。要求各地组织检查和端正会内各级领导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论、行动,和一切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严格划清界限。
指示说,整风运动不同于平时一般的理论学习和生活检讨,对右派分子的言行一定要揭露干净,批判干净,不能留情。对有一般糊涂思想或者是思想上受到右派影响的人,主要是通过对右派斗争,使他们明辨是非,划清界限,端正立场。
指示指出会内整风的步骤应和中共的整风步骤密切配合,在中共尚未开始整风的地区和机关、学校、企业内暂不进行整风。指示还规定自中央决定开始整风起不再批准新会员,要求各地组织严格执行。
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和中央整风办公室。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召集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车向忱、杨东莼。组员:吴若安、吴贻芳、余之介、陈礼节、陈慧、柯灵、徐伯昕、许崇清、徐楚波、章廷谦、梁纯夫、梁明、冯宾符、张明养、张纪元、雷洁琼、杨石先、赵朴初、葛志成、严景耀。整风办公室的成员是:主任杨东莼,副主任徐伯昕、冯宾符、葛志成、梁明。
会议还决定延期举行原定8月中旬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以便集中力量搞好会内整风运动。
会议研究了上海曹杨中学民进支部的问题,一致谴责曹杨中学民进支部的反党行为,并责成中央迅速处理这一问题,作出相应的决定通报各地。
许广平副主席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三十四人。
(毛启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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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质问时事手册编辑部
根据不久以前出版的时事手册第十期、十一期上几篇报道看来,时事手册编辑部是走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在一个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分子站在一起了。
我补充提出下面几点材料。在用时事手册资料室名义写的“春风化雨、大放大鸣”一文中,最后一节题为“解除顾虑,工商界开始诉说衷肠”。诉说什么衷肠呢?原来是诉说两件事:要求延长定息到二十年和要求撤出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文中等量齐观地叙述了有关这两个问题的正面的和反面的意见。人们简直看不出来,时事手册究竟是反对这样做呢还是赞成这样做。但是这一节的标题既然是“诉说衷肠”,这节的开头又抄袭了右派分子章乃器等所谓资本家有“自卑感”的挑拨性的说法,所以很显然,该文作者的立场是站在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了。更奇怪的是,文章的最末一小段,完全是以煽动性的口吻说话的:“工商界人士可以说已经开始鸣放了,……鸣声震动全国工商界。但响亮的鸣声多半来自京、津、沪、汉、杭等城市,还有待在全国范围内在本企业里大放大鸣”。这岂不是在鼓动资本家到各个基层企业去放火吗?
时事手册第十一期“三言两语”栏内的三篇短评也很恶毒。第一篇叫做:“原则高度”,内容是嘲笑个别共产党员不适当地给人戴“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作风”等帽子的。文章举了三个为右派分子所故意渲染的例子,又加以无限地夸张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像这样的事是不胜枚举的。”文章的结论是:“这种批评,既不合乎人情,又不合乎道理。从这种批评中,常常容易嗅出一种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味道。”我倒要说:从这篇短文里,的确可以嗅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恶毒憎恨的味道来。
第二篇题目是“先生乎?同志乎?”。文章直接附和了叶笃义的一个说法。叶笃义在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攻击共产党员,说他们把民主人士叫做“先生”,而不叫做“同志”。这篇短文说:“那末,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先生跟同志之间有无区别呢?我看没有什么大区别。现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大家都在同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彼此称呼同志有何不可呢?”大家知道,关于这个问题,周建人先生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曾经作过实事求是的说明。可是本文的作者却偏偏反对周建人先生的说法,偏偏乐于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引为“同志”,把阶级和阶级的界限,党和非党的界限一笔抹杀掉。
最后,我还想特别指出:第十一期时事手册是在6月6日出版的。这时候,毛主席接见青年团三大全体代表时的重要讲话已经发表了几天了。这个讲话是在“鸣”“放”的重要时刻发表的,是给人们指示方向的。毛主席在这个讲话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核心,指出“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又强调地警告了人们:“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看来,毛主席这个重要的教导,时事手册编辑部是不喜欢听取的。这种情况特别值得人们注意。时事手册编辑部在大量贩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的时候,对于上述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却采取了轻视的甚至是不可容忍的蔑视态度。按照惯例,党中央发出的重要指示和毛主席发表的有关时事的重要讲话,时事手册总是在最显著的地位加以转载。根据时事手册的性质和任务,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次却例外,尽管中央各报都在最显著地位刊载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时事手册却没有加以转载,只是在最末一栏“要闻简报”里引了几句,甚至连标题也没有!我要质问时事手册编辑部:这究竟是为什么?
余文岑 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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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看看整风会不会把党“整垮”
陕西边整边改密切党群关系
本报西安8日电 陕西地区很多机关、企业、工厂和学校的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积极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及时处理群众提出的问题,从而更加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
在处理问题过程中,一般都注意了发挥民主,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如西北纺织管理局、西安煤矿设计院等单位在处理问题时,都是首先由处理问题小组提出初步意见,再吸收一部分了解情况较多或处理某些问题较有经验的群众参加,进行研究讨论,提出初步方案,交领导上审查后,再交广大群众讨论,最后由领导上批准实行。由于领导上的重视和处理问题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问题解决的比较迅速,群众也感到满意。如西安师范学院在整风运动中群众共提出二百四十多条意见,现在已经处理了一百多条。铁道部第六工程局职工提出了一百五十九条意见,党委书记王右铭同志对已经处理和需要请示上级解决的问题在大会上都分类作了交代。
目前,已经有很多单位的领导人员和党员干部自动提出取消过去给他们的过多照顾和特殊待遇,并根据增产节约的精神规定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西北纺织管理局四个党员副局长都自动将多占的宿舍腾出来,并将原来用的两间宽敞的办公室改为一间,同时还调整了一般干部的办公室和宿舍。原来计划建立的一座一千二百平方公尺的大楼也可以不建了,给国家节省了十万多元的基建资金。铁道部第六工程局最近批准了三个科长级和一个股长级党员干部自觉自愿地提出来的降职降薪的要求。西安农业机械厂也取消了科级以上干部利用办公时间学习文化和厂长理发不排队等不合理的规定。另外,这些单位都明确规定了领导干部非因公不坐汽车的制度。
有些单位对职工提出的一些合理的生活福利要求也给以及时的解决。总后勤部汽车修理厂去年强调关心职工福利时对职工生活困难补助面过宽,今年为了强调增产节约,对一些生活确实困难的职工又很少或没有补助,最近也根据群众的意见作了纠正。
有些高等学校为了使毕业生分配工作做的更加合理,对毕业生分配工作和留助教等办法作了适当的变更。如西北大学决定分配毕业生以前,首先由系里向毕业生介绍分配的工作性质、地区,使学生思想上有所准备,然后由系里提出分配名单,在系务会议上进行讨论,征求教师们的意见,再由毕业生办公室将各系提出的初步名单整理研究,送学校领导上审核和省的人事部门批准。
由于各单位的领导人员接受了群众的意见,积极解决了一些问题,消除了党和群众之间的隔阂,使党群关系上出现了新的气象。群众反映党这样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缺点,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党的伟大,更加热爱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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