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坚决打垮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程潜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向这次大会提出来的其他各项重要报告。周总理的报告概括地总结了我们政府工作的伟大成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同时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现在，我想就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个政治题目发表一点感想。
回击右派，气壮山河
今年的春夏，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在帮助共产党积极整风的同时，又向资产阶级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展开了气壮山河、义正词严的回击，把一度飞扬跋扈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嚣张气焰打落了下去，为共产党整风和各民主党派整风创造了顺利的条件。现在来看，战果是伟大辉煌的，但是，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斗争还在深刻发展。人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所广泛展开的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斗争，是一场十分曲折复杂的斗争，是一场相当长时期的斗争，也是一场在某一个时期内表现得相当尖锐激烈的斗争。谁战胜谁，决定于力量的对比，也就是说决定于：广大群众能以更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充分地、彻底地批判、揭露和孤立右派。
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规律。全国人民热爱和拥护共产党，全国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图削弱、摆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梦想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水火不相容，当然就会有斗争；短兵相接的战斗的爆发，只是决定于时间和条件而已。
中国共产党下最大决心涤荡“三害”，在党内积极开展整风运动，诚恳地、虚心地请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克服缺点和纠正错误，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本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一切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都竭诚拥护共产党这个英明举措，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工作中的巨大成绩，同时本着负责严肃的精神，向党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揭露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大地推进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可是，正在这个时刻，久久窥伺方向、时时准备投出冷箭的资产阶级右派，却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利用“大放大鸣”的由头，疯狂地发出了搞臭共产党，搞垮共产党，诬蔑社会主义，搞垮社会主义的恶毒的言论，并且辅之以罪恶的有组织的鬼蜮行动。这就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向资产阶级右派的可耻的肆意进攻展开大气磅礴，排山倒海的反攻。
反动者，愚蠢也！
这场战斗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认为：
第一、说明了资产阶级立场的反动和愚蠢。经过一个多月的大暴露和大揭露，现在大体上可以检阅一下资产阶级右派的基本队伍了。这个队伍包括：对社会主义改造死不甘心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他们的代言人，如章乃器之流；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野心家，如章伯钧之流；恬不知耻的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如罗隆基之流；从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营垒里边分化出来的孽障，如龙云、黄绍竑之流。就现在揭发出来的材料来看，章罗联盟显然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动集团。这主要是指挂帅的。自然，也还有一批参谋擘划的文臣武将，摇旗呐喊的喽啰兵卒。这些人是反共的，反人民的，反社会主义的，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这些人利欲熏心，利令智昏，是一些念念不忘争名夺利的、时时想伸手捞一把的、毫无原则的、毫无是非的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国家里，他们总觉得“受了委屈，难能伸展”；去年社会主义大变革，从经济基础上挖了他们的“祖坟”，这就更引起了他们发自阶级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们总想，有朝一日，因缘时会，冲开“缺口”，倒打一耙。他们满脑邪思，魂不守舍，成天翻起阳白眼，瞟着窗外云天，偶尔望见万里碧空上浮动一块乌云，就以为“山雨欲来”，大有可图。他们看见共产党整风，就以为共产党江山不稳，局面不妙，于是祭起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煞风，推波助澜，到处点火，似乎他们成气候，立大业，就在转眼之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不出三十天的功夫，他们放出来的毒草和毒气，就遭遇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狼狈尴尬局面，他们一相情愿的如意算盘大大地落了空！平常，他们自诩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者”，是“精打细算”的“好汉”。依我看，特别是根据这次他们悲惨的教训来看，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发昏十三章的狂想主义者，只不过是一些连加减乘除四则也没有学好的大笨蛋。“人民日报”说得好，“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八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百分之一的人和占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自以为有一些阴暗的聪明，实际上是天大的愚蠢。反动者，愚蠢也。通过这次实力的较量，难道还看得不够明显吗？
据说资产阶级右派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估计，他们暗自设想：你们共产党不是说和平改造私营工商业吗？你们对我章乃器这样严厉地口诛笔伐，这不会在国际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吗？你们共产党不是说要和平解放台湾吗？你们对我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竑这样严厉地驳斥揭露，这不会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间产生更多的顾虑吗？根据这个愚蠢的逻辑，资产阶级右派满以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他们无可奈何，对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只好默不作声，让其泛滥。资产阶级右派这个估计又大大错误了。因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依了章乃器的办法，就不是什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复辟；依了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竑的办法，就不是什么和平解放台湾，而是蒋介石反动派“班师回朝”，恢复其法西斯的罪恶统治。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赎买政策和和平办法，最终目的还是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将资本家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只有取得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的两方面的胜利，我们才算是以革命的光辉实践论证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丰富了马列主义的武库，在国际上才能产生深远良好的影响。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只有坚决回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坚决打垮他们的进攻，共产党才能很好地开展整风运动，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才能更加提高，步调才能更加一致，团结才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更加迅速发展，我们的国力才能更加强大，而这样也才最有利于台湾的和平解放。对民革的成员来说，和资产阶级右派划清界线，才能激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爱国心，影响台湾的军政人员回到祖国怀抱，走社会主义道路，参加祖国建设。害怕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会影响台湾的和平解放，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些道理，就绝不会放松反右派的斗争，资产阶级右派想望“投鼠忌器”，徒然煞费心机而已！
民主党派要通过反右派斗争，去腐催新，确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第二、说明了民主党派的去向。中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帮助下发展成长起来的。如果说，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对人民有些贡献，作了一些好事，那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的。因此，说这个党是“靠反共起家”，说那个党是“靠中间路线发迹”，这是歪曲历史的违心之论，是睁开眼睛说瞎话，是别有用心。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参加了政权，先后举手通过了共同纲领和宪法，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认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这样就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好感，获得了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地位。现在，某些民主党派的某些成员，特别是某些窃据要津、抛头露面的人物，撕下了假面具，忘恩负义，翻脸不承认历史；背信弃义，悍然违背自己的诺言。他们要搞垮共产党，想取而代之；他们要诱使社会主义的列车脱轨，想将列车引向资本主义的坟墓。这不仅仅是向自己的政治道德挑战，同时也不能不使人们怀疑：这样的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坚决认为，所有民主党派中的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都不能够保持缄默，都要站出来说话，不许少数败类，少数资产阶级右派沾污了各民主党派。通过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各民主党派必将去腐催新，获得健壮的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民革的右派分子，除了已经揭露的民革中央的龙云、黄绍竑、陈铭枢、谭惕吾等人之外，各地已经揭露者有三十余人。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的主要特征是：在发展组织问题上主张旧国民党员通通归队，县、市普遍建立组织，到处招兵买马，不问发展对象的政治历史和政治面貌；在肃反问题上，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口口声声强调“有错必纠”，为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假和平解放台湾之名，行反对肃反之实；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方面，不是诚心实意，而是想分庭抗礼，秋色共沾，片面强调监督，却又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监督；在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上，只讲团结，不讲改造，只强调安排，不谈教育，不以旧社会的官僚军阀地位为可耻，反而沾沾自喜，以此作为争取安排的条件；在“关心”农民生活的假幌子下，为地主、富农叫喊；蒙着“爱国者”的青纱，大弹反苏滥调。上面种种表现，就它的实质来讲，都是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在民革内部的反映。现在，应当对民革成员和一般的旧军政人员的思想变化作一些实事求是的估计。解放八年来，这些同志的思想水平是有所提高的。一小部分提高得较快，大部分有所提高，另外一小部分，也就是说右派分子，则很少提高，个别人几乎是“原地踏步”，依然故我。这些人既然保持原来一套的立场、观点、方法，外力感染，一触即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这样一批民革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到目前为止，还批判揭露得不够猛烈有力。有些同志现在仍然和右派分子和平共居，不能划清界限；有些同志采取袒护右派分子的态度；有些同志沉默、消极、抵触；也就是说，民革内部的右派分子还未受到应有的抨击。我认为，和各民主党派一样，摆在民革面前的任务是，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整风运动。这就是民革作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的正确去向。
想尽一切办法坚决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第三、说明了必须倾全力地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良心的集中表现，是中国人民的善良理想的化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也就动摇了我国的国本。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不是共产党人空口叫嚷出来的，是历史作出来的结论，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历史事实表明：当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上的时候，燃遍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当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斗争经验还不十分丰富的时候，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受了失败；而当中国共产党一经在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成熟、并且形成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领导核心的时候，中国的革命运动就立刻改观，在短短二十年期间内，连续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一部共产党的英勇斗争的胜利历史，就是一部先烈的鲜血写成的历史。中国人民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据历史说话的。人们是从历史走过来的，普通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都懂得这一条最基本的道理。当资产阶级右派扬言并采取实际行动来削弱、摆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的时候，我们应当响亮地回答：我们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要以实际行动，从各个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来坚决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不这么做，依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话，就要亡国，人民就要坠入万劫不复的黑暗的深渊。
一定要向右走就会成为政治垃圾
我想在这里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讲几句话。你们当中一些人，在过去，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曾程度不同地、多少不一地为人民作了些好事。为人民作了好事，人民当然不会忘记，你们今天有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就是人民给予的最公允的酬答。但是，好事要继续作下去，要作到底，如果不作到底，半途而废，甚或反其道而行，挖共产党的底，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就会激起人民的反对，遭到人民的唾弃。昨天作了好事，今天作了大混蛋的事，人民就不能承允。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对于全国人民，对于所有的政治活动家，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每一次大变革、大震荡、大运动之后，同路人之中，除了绝大部分随着历史前进之外，总还有一部分抛戈弃甲，落荒而走，最终变成暗泣于阴沟中的废料。这是一条铁的规律，任谁也逃不掉这条无情的客观规律的考验。谁是真正的革命者，谁是两面派的投机分子，在这条规律面前会要作出事实的、历史的结论。现在又临到这么一个尖锐的时刻了，每一个人都要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个问题：向右走，还是向左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站稳资本主义立场，还是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前者是死胡同，此路不通，一定要走，就会变成政治垃圾。后者是六亿人民选择的光明大道，跟着人民走这条大道，就能克服障碍，步入佳境。奉劝走前一条道路的右派分子们：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知过能改，善莫大焉”。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你们始终是敞开着的，只要憣然悔悟，改弦更张，老老实实把你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浊秽的思想，丑恶的“私房话”，见不得人的密谋策划，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向人民交代，向社会交代，同时也以实际行动来揭露别的右派分子，这就表明自己有决心从右转向左，从反动转向革命。昨天作了坏事，今天转变过来作好事，人民是能够宽恕的。如果一意孤行，坚持反动立场，以自己的恶言恶行来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触犯刑律，那就表明自己自外于人民，自绝于人民，从人民方面转化到人民的敌人方面去了。这种人的这种作法，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是要办罪的。
在反右派的尖锐斗争中，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时刻，我愿意做一个平凡的战士。我不过是一个老年的新兵，但我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为社会主义事业效力，紧紧地跟着历史前进！
第3版()
专栏：
皆“中山狼”也！
邓初民 斥责右派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恩将仇报，警告他们彻底悔改，把狼心变人心，在真理和人民面前低头。
请允许我不在开头重复我所同意的各位代表所说的话。我们是人民代表，我们就一定要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的我们也要求；人民反对的我们也反对。否则，就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不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在这一次整风前后，特别突出的暴露出来了不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右派首领分子，这些人已根本不配为人民代表了。我要代表全国人民对所有人民代表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大会提出控诉，并建议大会分别情节轻重作出决议，通过他们的原选举单位撤销他们的代表资格；其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例如国务院的各部部长、副部长，各省、市的省长、市长、副省长、副市长，各高等学校的校长、院长、副校长、副院长等等），也应由大会分别情节轻重作出决议，交由国务院撤销其职务。
我们像这样来处理人民代表中的右派分子，是否过分了呢？我以为一点也不过分。试看在右派首领分子中，有的基本上代表地主富农分子，例如龙云、黄绍竑等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落后分子，例如章乃器、毕鸣岐等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落后知识分子，例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成份虽各有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龙云、黄绍竑等人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说农民的生活苦、说肃反有偏差，一味强调缺点，抹煞成绩，把新中国说成漆黑一团，在这次小组讨论和大会讨论中，许多人民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代表都拿新中国和旧中国工农生活的对比，把他们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加以痛斥了。实际上，黄绍竑曾在旧中国的广西和浙江两省掌握军政大权，请他回忆一下那时广西浙江两省农民的生活怎样？所有人民的生活怎样？真可以说农村破产、城市萧条，他为维持他的血腥统治，反而屠杀无辜，特别是革命分子和进步人士，这在浙江和广西的代表中已把他的种种罪行揭发出来了。龙云统治云南十几年，跟黄绍竑也差不多，但有一点他可能比黄绍竑强些，就是在云南发展了生产——发展了毒害人民的鸦片烟生产！
章乃器、毕鸣岐等人，特别是章乃器，似乎不能与黄绍竑、龙云相提并论。他在旧中国是以进步派自居的，可是桂系军阀也提拔他当过财政厅长；在新中国，党信任他，请他当了粮食部长，他当然仍以进步派自居啰！而且他认为比工人阶级更进步，认为他的理论水平比马列主义水平还高，说今天的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好像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说今天的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却是教条主义。我看他既不是什么马列主义，也说不上教条主义，而恰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一点，他倒是不打自招了。他说“资本主义有好有坏”，那等于说好的资本主义他是衷心拥护的。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承认。要章乃器承认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那就等于要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自动下台一样，这是不可能的。章乃器不可能承认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民和大多数进步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允许章乃器不承认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样一来，章乃器就不是进步派了，而是落后派了；不仅是落后派，而且是孤立派了。天地之大，将无他容身之地，或者只可能暂时躲藏在他那终日口含着的小小的烟斗里。
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好像既不能同龙云、黄绍竑等人相比，也不能同章乃器、毕鸣岐等人相比。他们野心更大，结成了章罗同盟，要搞“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他们利用民主同盟的组织成份主要是知识分子、文教界，利用他们在民主同盟的领导地位，于是伸手抓报馆，抓学校，抓所谓科学家，抓落后的知识分子，抓曾经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政府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也包括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抓民盟的各级地方组织，这几年来他们已抓到了一些人。试看这一次在整风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各民主党派来说，民盟可以算得是挂了帅的，就可证明。根据在中央揭露出来的民盟右派分子，有尽人皆知的六教授及其他，在天津有王大川，在上海有陈仁炳、彭文应，在武汉有马哲民，在西南有潘大逵，在湖南有杜迈之，在太原有王文光，在浙江有姜震中等等。整风前后他们就利用他们的爪牙，到处点火：要盟员大放、大鸣；要采取“上下压”、“内外攻”的夹击战术；要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党委制；要在科学规划中取消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恢复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要发展盟员到几百万，最好是把一些反党的知识分子发展到盟内来；要为曾经犯有反革命罪行被政府宽大处理了的反革命知识分子重新加以平反。企图这样来扩大盟的声势，转移盟的方向，把民盟这一个民主党派，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来篡夺党的领导权，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里我要指出，在落后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他们的市场的。几年来，在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也有一定的贡献。然而，就有那么几个从英美留学回来的人，例如章罗同盟集团就有那么几个人，很难搞，他们是有代表性的。还有那么几个不三不四自名为马列主义的人，例如马哲民、陶大镛等人也很难搞，他们也是有代表性的。他们从来不会满足，有些人从教授升到教务长、副校长乃至校长，仍然不满足，有的人身兼数职乃至数十职，仍然不满足；其次的人对于房子住得不好，对于没有交通工具不满足，对于剪头洗脸没有照顾得够不满足，对于照顾好了照顾多了的又说帮助不够也不满足。他们有一套理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要受到政府“礼贤下士”的尊重，要像诸葛亮一样，要有刘备去三顾茅庐。我也是一个没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也当过大学教授，可是常常受到迫害的，那当然由于他们骂我是“共产党走狗”。但我看到许多不是共产党走狗而是国民党走狗的教授们，也并没有受到尊重；晋见校长时只能坐半边屁股；除了按一定的薪金发给你外，你住洋房或住茅房，你坐车或步行，你吃得饱或吃不饱，总之你的死活，他一切不管；欠薪还是经常的事，发聘书只发半年；少上一点钟的课就扣一点钟的薪；真是朝不保夕，不知明年又在何处。但是那时我就没有听到他们讲什么知识分子的传统，更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反抗，住在火坑里，心安理得，一到乐园反而听不得蜜蜂叫，有些知识分子，就硬是这样要抬举而又不受抬举。今天党和政府把像这样的人都包下来了。许多不能教书的人，仍然给他们的生活费，但他们还要发牢骚，说有职无务。而能教书的人，不仅请他教书，而且请他当校长、院长，却又说有职无权。那怎么好呢？请大家把心肝捧出来说一句话，应该是仁至义尽了。然而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却说党和政府对他们不好，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突然想起一个故事来了，这个故事是小人书上都有的，叫做“中山狼”，墨者东郭先生想种种的办法把狼从猎人的手中救出来了，狼得救后，却转向东郭先生说：我的肚子饿得很呀！你虽然把我救出来了，如果此刻没有东西吃，我还是要饿死的，先生！你是墨者，“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又何吝一躯，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我想到这里，不禁大吃一惊，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包括龙云、黄绍竑、章乃器、毕鸣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在内，皆中山狼也。是狼，是吃人的狼，我们就应该打死它。因而我说，要大会作出决议，撤销他们的人民代表资格和国家机关职务，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这里，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异常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首先发动的，我们必须起而应战，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同时，必须明确认识，这场阶级斗争战线的一端在国内，而其另一端已发展到国外，香港帝国主义报纸和杜勒斯之流，已经在为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喝采”。最后，我们必须明确认识，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的，党和毛主席在人民中的威信是无比崇高巨大的，我们全体人民代表和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有信心有决心在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获得全胜。
因此，我要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知识分子，必须认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正确估计国内外形势，只有彻底悔改，抽筋剥皮，脱胎换骨，把狼心变成人心，才是生路。科学的、辩证的唯物主义者，在存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肯定人的思想和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正告你们，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是敞开着的。能在真理的面前低头和在人民的面前投降的人，还是好汉。人的生命是具有两重性的，一是自然生命，一是政治生命。政治生命比起自然生命来是更为宝贵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生命，是否最终得以保持，其权还是操在你们自己手里。狼乎？人乎自择焉可也。
我们全体人民代表，在全国人民注视中向右派分子作最坚决斗争的时候，应该把反右派斗争作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万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人民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万岁！
第3版()
专栏：
文汇报利用对“草木篇”作者的批评点了一把火
李劼人 沙汀的联合发言
我们准备向大会谈一谈有关“草木篇”的问题。
“草木篇”是四川省文联一个干部，共青团员流沙河（原名余勋坦，现年二十五岁）写的一组托物抒情的散文诗。这组诗发表后，在四川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论争。大部分文章都尖锐地揭露了作品思想内容上的严重错误，认为它散布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敌对情绪，宣扬了鄙视群众、孤高自大的个人主义。因而按其实质，它是一篇反社会主义的坏作品。
应当肯定，四川文艺界对于这样一篇作品展开一次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其中，不少文章是说理的，对作品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也有少数文章的批评方法是比较简单或粗暴的。可是作者流沙河却硬说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围剿”，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据我们了解，报刊上发表的大部分文章都是群众的来稿。群众感觉到了“草木篇”中存在着有毒的思想，不愿默不作声，积极的参加了这场论争，这不是很自然吗？我们认为，如果群众不积极参加这一论争，听任毒草蔓延，那倒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这一次的批评，从客观效果说，也是好的，它大大缩小了“草木篇”所散布的错误思想的市场。四川师范学院刘君惠教授曾举例说，有些学生，开始很欣赏“草木篇”，看了批评文章以后，都说眼睛亮了。作者流沙河在2月12日四川省文联理论批评组座谈会上的发言，虽然对作品的错误仍缺乏深刻的认识，思想上并未真正解决问题，但是他已表示同意批评中的一部分意见，而且不再像批评开始时那样叫嚣和谩骂了，即是说他的态度开始有了初步的好转。
文汇报记者访问流沙河以后，流沙河的态度忽然变得更坏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后来又发生变化，那就是当5月初旬，四川民盟少数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党整风，到处点火的时候，特别是文汇报记者访问流沙河以后，流沙河的态度忽然变得更加坏了。他在对文汇报记者的谈话时，有意混淆了报刊上对“草木篇”这一带文艺方针性质的批评，和四川省文联团组织对他某些违反团组织原则和严重错误思想言行的批评，捏造事实，说他写了“草木篇”，不仅在报刊上受到批评，还受到文联机关内部的“压制”，“压制”到“连宪法上所给予的通讯自由都受到了阻碍”，“行动受到了某些人的注意”。一句话，他失去了通讯自由和人身自由！而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同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潘大逵有着直接联系的民盟盟员张默生，立刻表示全力支持流沙河的发言，对“草木篇”的批评全部加以否定。
但是，一切胡言乱语总是经不住驳斥的，关于所谓“政治陷害”的问题，四川省文联创作部长兼党支部书记李累同志，已经用经过查对的事实揭穿了流沙河的谎言。流沙河本人后来也向文联领导同志表示，李累所谈的有关他的情况，他基本上同意。这里我们只想谈一谈文联的团组织为甚么对流沙河进行批评，这对大家了解他的为人，他写作“草木篇”的思想背景，可能有些帮助。在文联机关内，流沙河一向就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表示不满。特别是去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他的不满更露骨了。在团小组会上，他公开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说他“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感到耻辱”；对于肃反政策，他也不以为是，说“一半是阶级斗争，一半是开玩笑”！他认为我们国家的制度根本就不民主，并公开宣称：“我真愿意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过一种贫困而自由的生活。”
流沙河为什么会对现实社会如此不满，而且表现出许多错误的思想言行呢？这绝不是偶然的。流沙河于1950年底参加工作，但据最近四川日报来自他的家乡金堂县农民所揭露的材料，他的父亲因民愤过大被农民控告，于1951年镇反时，依法被镇压了。这或者就是他不满现实社会的根本原因吧！但他又是一个共青团员，从团的组织原则讲，团是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和教育他进步的。因此，正如在讨论流沙河问题时不少公正作家所指出的那样，省文联组织工作上的缺点，主要是对这样一个年轻干部，特别是思想上有了仇恨和错误的同志，更是需要细致而有原则的进行阶级教育的；而文联平日的领导，却只从表面看到他有些小聪明的一面，一味的迁就照顾。比如，1956年提名流沙河参加全国青年作者代表会议的决定，就是文联党组织在一部分干部的反对下作出的。而事实证明，过多的照顾不但没有帮助他改变思想立场，满足他的要求，反而更加助长了他对于团的组织生活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对此问题，文联党组织已经公开表示要在这次整风中认真进行检查。
文汇报记者对所谓“政治陷害”的污蔑竟大加渲染
最后，我们想谈一谈文汇报发表那篇煽动性的报导：“流沙河谈‘草木篇’”。这篇报导是在5月中旬文联开会讨论“草木篇”批评的是非问题的前夕，文汇报驻川记者范琰写的。5月17日流沙河在座谈会上作了与报导内容大体一致的发言后，该报记者范琰又拍发了一个类似起居注的专电，报导流沙河大鸣大放后的心情。由此可见，文汇报对“草木篇”及其作者给予了多么大的注意。但最令人愤慨的，流沙河在谈话中既然提出了所谓“政治陷害”问题，文汇报记者不仅不对事实进行任何查对，还故意把流沙河自以为受了压抑、受了损害的情绪渲染了一通，惟恐它的欺骗性煽动性不够大！
我们认为文汇报驻四川记者范琰的这种作法，是同文汇报几个月来坚决执行章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路线，猖狂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一罪恶活动分不开的。文汇报对四川“鸣”“放”的估计一直是“春寒未去”，“毫无解冻之意”。既是认为没有“解冻”，当然就要衷于到处点火了。因而该报记者范琰一到成都就缠住流沙河不放，结果写出了那篇“流沙河谈‘草木篇’”的报导。而这篇歪曲事实，充满恶意攻击的报导，正是文汇报想在成都文艺界点一把火！
文汇报说要“检查缺点，改正错误”，但随着又刊登出不辨明是非的报道
李累同志在6月13日的座谈会上揭露了流沙河的诳言，文联其他两三个干部一致认为李累的发言符合事实，而且他们都说明自己平日同流沙河是接近的，可是文汇报记者范琰是怎样报导这个座谈的呢？不管标题、内容，这篇报导都力图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李累的发言无非一面之辞，不可轻信！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文汇报发表这篇报导的前一天，在6月14日发表了社论，表示要“检查缺点，改正错误”，而且深信自己“经得起考验”。但是事隔一天，这篇报导真的就“考验”了“文汇报”！
由此可见，要真正“明确方向”，从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扭转来，绝非虚晃一枪办得到的。但是事实早已明明白白，四川省文联党组织和李累并没有对流沙河进行所谓“政治陷害”，而文汇报那篇歪曲事实，带有煽动性的报导，却构成了对李累的政治陷害和对四川省文联党组织的政治诬蔑！因为这篇报导发表以后，曾经引起四川省内外一般不明真相的人，要求撤职查办李累，甚至要求将李累送司法机关处理。
最近，经各方面不断的批评、揭发，文汇报在7月3日、4日，已经重视这一问题，并有所交代，有所检查。这是值得欢迎的，但还很不够。因为如果一来就为范琰开脱，把一个直接执行放火任务的人化装成流沙河的“俘虏”，这对帮助范琰改正错误没有好处；对文汇报彻底清除其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没有好处；对文汇报的负责人徐铸成彻底同章罗联盟划清界限，更是没有好处。
我们希望文汇报能有更好的交代，更好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