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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争取大丰收的一个关键
今年农业大丰收能不能实现，同今后两三个月的田间管理工作的好坏有密切关系。
今年有不少地区由于雨水不调匀，小麦产量没有达到原定计划。因此，要完成全年粮食生产计划，就需要力争秋粮的增产。同时，要完成今年棉花和某些油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生产计划，也必须竭尽全力把这些庄稼培育好，争取它们的单位面积产量有较大的提高。
农谚说得好：“种在犁上，收在锄上。”我国农民在实行合作化以后，在加强夏季的田间管理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新的经验。湖北省新洲县在中共县委的领导下，去年有十万亩棉田进行了一次到四次的根外追肥（磷肥），有八万多亩棉田进行了摘心整枝，有两万多人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虫害运动。各乡农业社多施肥料、多薅草和加紧防治虫害的办法，促使许多瘦弱的棉苗茁壮起来。在棉田后期管理上，各乡普遍开展了“保蕾、保花、保桃”的“三保”运动。这一系列的努力，保证了全县二十七万七千多亩棉田亩产六十五斤皮棉的大丰收。河南省著名棉区陕县、灵宝县等地，去年由于在田间管理和其他方面推广了早中耕、早施肥、精细整枝和防治病虫害等措施，也获得了棉花的大面积丰收。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州靖西县推广了玉米人工去雄授粉和其他先进生产经验，去年全县三十四万多亩早玉米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三百二十五斤，比1955年增加53％。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到，只要加强田间管理，农业的增产就有希望。过去有些地区或者因为突击抗灾、防汛、修路等工作而放松对田间管理的领导，或者因为在推行技术措施当中偏重于整地、播种、施肥、密植等方面，而不注意抓住田间管理这个夏季生产的关键性环节，使农业生产遭受不小的损失。1956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和东北的若干地区，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苗荒现象。这个错误，今年必须竭力避免。
各地农业社目前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就是要及时地组织力量进行田间管理工作。拿中耕锄草来说，因为大秋作物在整个生长发育期中，无时不在与杂草作斗争，如果不及时加以很好的培育，庄稼是很难战胜杂草的。追肥、灌溉、防治病虫害等工作如果不及时进行，当然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田间管理不但要求及时，而且要求质量好。比如间苗定苗需要细致，中耕锄草、防治病虫害需要干净彻底，不能光是图快，图表面。这两点，每一个农业合作社都应该教育自己的社员切实加以注意。
今年北方地区因为春季气温低，春播作物的播种期较一般年份延迟了时间，庄稼苗生长发育缓慢，这就使得田间管理的工作更加艰巨。在南方，种植面积很大的中稻，因为插秧较迟，生长情况也不太好。双季晚稻在早稻收了以后立即移栽秧苗，田间管理就得跟上去。有的省去冬扩大了麦田，今年复种面积也相应地增加。东北地区今年扩大了很多稻田，夏季的用工量也要增加，而畜力却相对地缺乏。这些都是今年夏季田间管理中的实际困难，必须想尽千方百计加以克服。
今年各地多数农业社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的“三包”办法，这是加强田间管理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在田间管理中就没有问题了。有些合作社的夏锄用工定额订得不够合理。在这些合作社中，生产队往往怕用工超出定额，而压缩社员的工分，甚至减少作业程序，忽视作业质量。社员因为怕少挣工分，也争作轻活。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保证做好田间管理，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随时检查和调整包工定额。同时在包工之外还可以采取一些机动办法，以适应田间管理中发生的新情况。比如包工中如果没有规定治虫用工数，遇有虫害发生就应该临时组织力量治虫，临时规定合理的工分。今年有些合作社增加了社员自留地，在这个生产紧张的夏季，社里的田地急需劳力，社员的自留地也需要加工，这就容易发生大片田地和社员自留地争工的矛盾。只有帮助合作社统筹兼顾，妥善安排，才能避免损失。
要做好紧张的夏季田间管理，必须发挥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在这方面，除了要向社员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加强劳动纪律以外，必须切实做好劳动力的组织和安排。这里最重要的是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用工计划和小段用工计划。这种用工计划要包括社里田地用工、社员自留地用工、必要的副业用工、基本建设以及抗灾用工，这样才能既照顾到社的集体的农业生产，也照顾到副业生产和社员个人生产，而且不至于因为应付自然灾害的突然袭击，而放松了田间管理。
加强夏季的田间管理是争取今年大丰收的一个关键。时间不多了，全国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全国农业合作社的同志们，赶快动手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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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心悔改 彻底交代 才有出路！
人民代表警告右派不要自绝于人民
新华社8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
今天在会上发言的代表，同声驳斥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和阴谋活动，他们严正地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有幡然悔改，彻底向人民交代，才有出路；如果坚持反动立场，继续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那就将自绝于人民。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说，右派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右派分子企图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来进行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章乃器就企图利用工商界消极的一面来蛊惑工商界。陈叔通指出，要知道，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纵然有少数人受他们的蛊惑，可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是衷心地信赖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就是那些一时受到右派分子蛊惑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也会清醒过来，回到人民一边，对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
陈叔通说，对那些坚决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必须彻底地给予反击，斗争到底。
湖南省省长程潜在发言中嘲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和愚蠢，说右派分子“只不过是一些发昏十三章的狂想主义者”。右派分子曾暗自设想，以为共产党主张和平改造工商业者，主张和平解放台湾，如果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露驳斥，似乎就会在国际上产生不好的影响，会在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中间产生更多的顾虑。因此他们满以为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他们无可奈何。程潜驳斥了这些错误想法，认为他们的逻辑是愚蠢的，他们煞费心机想望“投鼠忌器”，他说中国人民绝不会放松反右派的斗争。
程潜又谈到在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的去向。他说，民主党派的某些窃据要津的人物，他们想搞垮共产党，想取而代之，这不仅仅是向自己的政治道德挑战，而且人们要怀疑这样的民主党派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呼吁所有民主党派中的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不能够保持缄默，不许少数右派分子玷污各民主党派。他认为通过以反右派斗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各民主党派必将去腐催新，获得健壮的生命力。
程潜还一再强调了要倾全力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他说，动摇了共产党的领导，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也就动摇了我国的国本。
山西省副省长邓初民认为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说，这场阶级斗争战线的一端在国内，另一端已发展到国外，香港帝国主义报纸和杜勒斯之流，已经在为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喝采”。邓初民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特别是右派知识分子，必须认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说，能在真理面前低头和在人民的面前投降的人，还是好汉。人的政治生命比自然生命更为宝贵，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生命是否最终得以保持，其权操在他们自己手里。
四川大学校长彭迪先代表他自己和曾庶凡、刘承钊、刘兰畦联合发言，详细地揭露了民盟右派分子在四川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彭迪先说，四川是个大省，有不少知识分子，又是“民盟发祥地”。因此，章罗联盟一直把四川作为“据点”，进行了不少“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的阴谋活动。
彭迪先希望，在这次章罗联盟所掀起的政治大风浪中，一些立场不稳、误入歧途的人，赶快站稳人民的立场，与右派野心家在思想上割断联系，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参加到反右派斗争的行列中来。
作家李劼人、沙汀联合发言。他们谈了有关四川文艺界批判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草木篇”的情况，并且揭发了上海文汇报借此发表煽动性报道，企图在成都文艺界点火的事实。他们指出，文汇报编辑部对这一问题的交代还很不够，它还想为直接执行这个放火任务的文汇报记者开脱，这是没有好处的。他们希望文汇报能有更好的交代，更好的检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说，去年年初，全国各地工商业者，曾经表现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全国广大职工不计较他们过去的剥削，对于工商业者的这种表现给予了热情的欢迎，把他们当做朋友，同意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他们必要的照顾，拥护政府把定息年限延长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措施。职工群众所以如此，是为了更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更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错，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接受了这种好意。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却怀着满腔的仇恨，他们按照蓄意已久的阴谋，发动了对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赖若愚说，我们对于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继续表现积极的工商业者，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欢迎的，可是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对于资产阶级的复辟运动，就一定要予以坚决的回击。
民革副主席熊克武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这是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所一次、再次证明了的。但是，却有那么一批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想把民主党派拖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向工人阶级的政党争夺领导权。他们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却专门说反人民的话，做反人民的事。他说，民革已经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决心同这些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使民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更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李志民说，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七年如一日地坚持抗美援朝斗争，与朝鲜人民在一起警惕地保卫着朝鲜的和平和祖国的安全的时候，当守卫在“三八线”上的战士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注视着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的时候，突然看到祖国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一片乌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竟无耻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妄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把祖国引向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资本主义道路。李志民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于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表示极为愤怒！
李志民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活生生事实，严正地驳斥了右派分子对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造谣污蔑，对于中苏团结的阴谋破坏。
李志民说，在“三八线”上，紧张、尖锐、复杂的斗争在继续着。最近，美国侵略者又公然宣布把新式武器运入南朝鲜，准备把南朝鲜变为原子战争基地，严重破坏了停战协定。李志民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拥护中、朝两国政府抗议美国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声明，如果敌人敢于伸进它的魔爪，就坚决斩断它！李志民指出，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和国际主义团结，是我们粉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根本保证，右派分子想破坏它，我们坚决不允许！
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对于章乃器的荒谬言论作了批判，并检查了他自己的错误思想。他说，当时他对章乃器某些地方有一定的同情，在章乃器发表定息不是剥削的谬论后，他曾说定息是工人阶级拿出来的，也可以说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赠与，因为资产阶级交出了企业。现在检查，这话也是错误的。
河北农业劳动模范元兴介绍了他的家乡——沙河县黑碯村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他们村周围遍地是荒山。过去因为没有水源，住在那里的人世世辈辈都没喝够水，没洗干净过脸。全村从来没有养起一只羊，一口猪。赶上荒年，全村还要成群结队地出外逃荒。可是现在，这个小山村大大变了样。农民靠着集体力量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平坦道路；修成了一个大型积水池、八个小水库、四十二眼井；饲养着六十八头牲口、七百多只羊、一百多口猪。过去每亩地收九十斤粮食，现在平均每亩收三百二十五斤。全村的农民是家家有余粮，户户都存款。
元兴说，我们受过苦的人，比谁都清楚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右派分子想取消党的领导，想反对社会主义，想要我们再作奴隶，我们坚决不答应。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共有三十六人，其中有二十二人作了书面发言。书面发言的代表是湖北省副省长聂国青，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国防委员会委员曾泽生和东北地质学院副院长喻德渊，安徽省民政厅民族事务处副处长马乐庭，从事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十六位代表沈克非、朱宪彝、柯麟、张岩、王淑贞、吴英恺、俞霭峰、诸福棠、石增荣、何碧辉、徐佐夏、黄家驷、刘承钊、林巧稚、梁伯强和章央芬，以及辽宁职工家属高凤琴。
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赛福鼎、叶剑英、马叙伦、吴耀宗、陈绍宽、韩望尘、杨之华、萧龙友、罗世发。
今天下午的会议从三时开始，到六时三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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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
新华社上海8日电 毛泽东主席7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围桌谈话约两小时。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漆琪生、谈家桢、笪移今、孙怀仁、周煦良、李锐夫、殷宏章、汪猷、应云卫、沈浮、郑君里、赵丹、金焰、黄宗英、陈鲤庭、章靳以、罗稷南、丁善德、陈大燮、武和轩、钱宝钧、傅于琛、丁忱、徐子威、蒋学模、刘念义、吴中一、李国豪、王元美、黄晨、苏德隆、陈铭珊、叶宝珊、聂传贤、束世泟、史慕康等共三十六人。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等也陪同参加了这次谈话。谈话后，毛泽东主席并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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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赶快与右派同盟者一刀两断！
潘大逵、杨逸棠初步改变含含糊糊不愿具体交代的态度
谭惕吾证实黄绍竑挑拨青年反对党和政府的反动言行
据新华社8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继续分组讨论。
许多小组在讨论中驳斥了右派分子的各种谬论；有些代表小组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各项报告，对于政府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罗隆基小集团成员之一的潘大逵今天在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揭发了罗隆基企图用他所希望的“亲美的中间路线”，来反对中国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潘大逵具体谈了罗隆基所说的无形组织进行活动的方式。他说，“宗派阴谋现在肯定是有，不过形式改变了，由集中变成分散。他们的阴谋目的就是想利用知识分子作为与党分庭抗礼的本钱。而方法就是歪曲传达，利用他们的地位散布似是而非的消息，这样，小集团中的人接受了指示，回到地方就按照他们的指示进行工作。”潘大逵说，“我就是参加了他们这样性质的宗派和阴谋活动的一人，并且我在四川也就响应了他们的主张，执行了他们的意见。”
江苏省代表小组今天继续批判储安平、费孝通和钱伟长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陈忠经要储、费、钱三人严重注意，应抓紧时机勇敢地与昨天的同盟者一刀两断，揭露他们。储安平、费孝通和钱伟长都说，他们明天将在小组会上发言，交代具体的新的东西。
在上海代表小组，杨逸棠、钱端升、林汉达今天都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杨逸棠初步改变了他前几天含含糊糊不愿具体交代的情况，揭露了章伯钧一贯招摇撞骗进行政治投机活动的丑恶历史。在谈到章伯钧最近一年来阴谋扩张势力，到处“招兵买马”的情况时，杨逸棠说，1956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章伯钧的劲头可大了，他说农工民主党在几年内要发展几十万党员。他要全国各省、各重要城市都建立组织，一直发展到县城地方。为配合组织大发展，章伯钧一方面想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成立干部部，一方面决定出版前进报半月刊，还要办一个学术性的刊物，定名为“中华论坛”，他自己来做总编辑。他准备请张申府、何仲珉等当这个刊物的编辑，并要农工民主党编制内为“中华论坛”留下五个名额。杨逸棠说，今年3月间农工民主党开全国工作会议时，章伯钧大声疾呼说：“现在是组织独立、政治自由，我们自己当家作主了！”杨逸棠还说，章伯钧自己说过：“有团体而后有力量，有力量而后取得权力，就是出卖也值钱些。”杨逸棠说，显然，章伯钧想把农工民主党出卖给资本主义。
谭惕吾今天在湖南省代表小组会上证实，黄绍竑曾把司法工作中错判案件和广西平乐专区饿死人的案件在政府没有公布的时候，就暗暗告诉了右派分子林希翎。黄绍竑还让林希翎到他家去看案卷。谭惕吾说，黄绍竑身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叫一个与常委职务无关的人去看国家案卷，是企图挑拨青年反对党、反对政府。谭惕吾还证实了黄绍竑的其他的一些反动言行。她说，黄绍竑在视察浙江、上海的司法工作之后，认为司法工作异常黑暗，并认为他自己替反革命分子翻案卷、提讯反革命分子和到反革命分子家里了解情况，是替他们作了很多“好事”。谭惕吾还说，黄绍竑和罗隆基、黄琪翔关系暧昧。黄琪翔和黄绍竑来往很密切。湖南省许多代表对谭惕吾今天所采取的态度表示欢迎，并希望她继续交代。
陕西、新疆等代表小组在今天的小组讨论中，继续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广西、甘肃等代表小组讨论了乌兰夫副总理所作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两个组的各族代表一致同意国务院关于建立这两个自治区向这次大会提出的提案。来北京汇报广西各界讨论僮族自治区情况的广西代表团，今天派副团长、政协广西省委员会副主席林虎列席了广西代表小组的小组会。据林虎报告，目前广西省七十五个市县中，已有七十四个市县召开过人民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都热烈拥护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他们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速批准这项提案，并开始建区的具体筹备工作。
辽宁、甘肃、河北、福建等代表小组，今天上午就下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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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接见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新华社8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了以村松久义为首的日本农业技术访华团。
接见的时候，在座的有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中国农学会理事长杨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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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接见缅甸合作社代表团
新华社8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下午在怀仁堂接见了以吴尼尼为首的缅甸合作社考察代表团的全体人员。
接见时在座的，有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副部长刘瑞龙，以及缅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巴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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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三千万少数民族沿着合作化道路
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迈进社会主义
新华社8日讯 在全国绝大部分的民族地区，四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农民和牧民沿着合作化道路，超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迈进。
到目前为止，全国三千五百万少数民族当中，完成土地改革较早的近三千万人口的地区，都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族有：僮、回、维吾尔、苗、布依、朝鲜、蒙古、满、侗、白、纳西、瑶、黎、东乡、保安、土、水、撒拉、锡伯、俄罗斯、达呼尔、仡佬、毛难等二十多个民族，及云南内地的彝族。这些地区入社农户，大都达到90％以上，并且在今年春季基本上完成农业高级合作化。其中，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1955年以前，就已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索伦等民族的牧业区，也在完成民主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了畜牧业合作化，入社牧户大都达到牧户总数的20％以上。
原来处于封建社会的傣、哈尼、拉祜、羌等民族地区，和原来处于奴隶社会的部分彝族地区，已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民主改革，解放了农奴、奴隶，平分了土地，废除了封建制、奴隶制的剥削和特权。从1955年到1956年，已有二百五十多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民主改革。其中，对于奴隶制度的改革已基本完成。现在，全国只有二百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在内，还没有进行改革。这些地区何时改革，将由本民族领袖人物和群众自己决定。
经过民主改革的地区，正在逐步实现合作化。根据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农业区）、凉山彝族自治州等五个地区的统计，民主改革后已建立起一千五百多个农业社，连同互助组在内，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农户总数的30％到60％。
少数民族当中，还有一部分带有氏族社会的性质或残余的，包括傈僳、景颇、怒、独龙、佧佤、鄂伦春等民族共七十多万人口的地区，有的处于氏族村社、原始部落状态，有的有了阶级分化但尚未形成阶级社会。这类地区不再经过民主改革，目前正在国家大力帮助下，通过互助合作和发展生产，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中景颇、傈僳、拉祜等族人民，已试办和建立了二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鄂伦春人大部定居后，也组织起了三个猎业和农牧业合作社和三十多个互助组。
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在什么时候进行，采取什么方式和步骤，都是由本民族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自愿决定，由本民族的干部具体领导，并充分照顾了各民族的特点。如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和汉族地区有差别，因此合作化的时间一般比汉族地区较晚，合作社的规模较小，各种制度更为简单易懂。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区办社，除更加严格地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外，特别重视民族政策的贯彻。
在生产资料入社问题上，各地照顾了各少数民族多种多样的生活需要和风俗习惯。如蒙古族社员自留牲畜比较多，使吃奶、食肉和乘马方便；维吾尔社员需要自留较多的果园，便于从事家庭副业生产。苗、侗、瑶、布依等民族的社员需要留马郎坡、跳花坡、姑娘田、靛地、祠堂地、财礼牛等，以便青年男女进行社交娱乐、妇女织布作裙或作为婚礼祭祀等用途。对于这些需要，各地都作了适当安排，尽量给以满足。有些地区合作化初期照顾少数民族特殊需要不够，经少数民族人民提出意见后，也在转社、整社中进行了处理和纠正。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大都采用了和平协商方式。改革前，民族自治机关或人民政府根据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和公众领袖的意愿，与上层人士进行了协商，取得同意。改革中，对封建领主、地主、奴隶主等，分给同样一份土地，对他们多余的房屋、粮食、农具、耕畜等，有的地区一律不动，有的地区由人民政府以合理价格出钱购买，发给贫苦的农民或奴隶。同时，对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经济上作了安排，使他们的职务不低于过去的官职，生活不低于过去的水平。对没有参加工作而生活上有困难的上层人士，各地政府都适当地给以帮助。
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中，仍坚决执行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民主改革中对寺院的土地、债权，一律不动，个别地区考虑到群众和寺庙双方的困难，土地不动，群众欠寺庙的债务由人民政府代为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