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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储安平在九三学社座谈会上进行交代
“党天下”的发言是先和罗隆基商谈过
本报讯 九三学社中央于昨天晚上继续举行整风座谈会，要求储安平老老实实地交代他同章、罗联盟的关系。储安平交代了一些他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说他的“党天下”的发言内容是和罗隆基商量过的，是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提出的。他还说，他前几天还抱着这样的态度，“错误由自己负责，不愿推在别人身上”，现在表示要澄清这个问题。
储安平在交代中首先讲到他和罗隆基在历史上的关系，他说他和罗隆基认识得很早，但关系并不好。接着，他谈到他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的情况。他说，4月16日，我到“光明日报”工作。我觉得“光明日报”既为民主党派的报纸，所以，看过各民主党派一些负责宣传的同志。5月19日，我看过罗隆基一次，去时上午九时三刻，出来时上午十一时，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去看他。我去看他的主要目的是谈谈“光明日报”如何得到民主党派更大的帮助。储安平说，我和他谈到改革“光明日报”版面问题和调整新闻问题。他问我：是否有管理机构？我说：有社务委员会，由各民主党派组成，它是最高权力机构，大政方针由它决定。不过，直至现在尚未召开。章伯钧原定5月5日召开，但又拖下去未开。另外，又说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问题，我说章伯钧讲过为“光明日报”组织“顾问团”这句话。罗隆基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他说：章伯钧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我说：我不够，要依靠民主党派宣传部，搞编辑的同志多写文章。他说：很好。
储安平又说，他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底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储安平说，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储安平说，我受他这话的影响。储安平又说，罗隆基告诉他，希望大家对毛主席提些意见。储安平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他讲到这个问题时，我立刻想到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问题。并问他是否可以提。他说：可以提。这对我发言也有影响。因为对毛主席不容易提出意见，所以就提了有关十二个副总理的意见。
储安平说，我又问他，此次“人大”内容如何？他说：估计“人大”会对政治制度进行讨论。并且认为可能要讨论一个时候。因为谈到“人大”，也老实暴露一下我的思想，就是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肃反”工作有些缺点。我想这个问题是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起来检查一下；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函请“人大”常委会检查。我还想在“人大”开会发言，发言则谈谈这个问题。我向罗隆基讲如果“人大”开会，我就谈这个问题。罗隆基说：可以谈。不过，他又说：宪法的前言也可以谈。他说：比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在制定宪法前是没有估计到的，这就说明宪法与目前情况不同了。我对人身自由问题有兴趣，而他对谈宪法前言有兴趣。他要谈宪法前言问题，是否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呢？
最后，我说：目前还没有这个条件，报馆人力甚弱，而且人少。罗隆基即说：陈新桂曾两次要求到“光明日报”工作。我问，陈新桂作过新闻工作否？他说：陈新桂曾在四川同他办过“民主报”，在民盟干部中，他的理论是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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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市三万多工人集会
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新华社哈尔滨6日电 5日傍晚，哈尔滨市三万多工人集会驳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
东北第三工程公司钢筋工人杜树华在大会上讲话，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他说，现在我们工人有劳动保护，生活都改善了。我最近血压高，工厂还送我到疗养所休养，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不管右派分子怎样造谣，我们是热爱共产党的。
哈尔滨亚麻纺织厂女工徐敏达说，右派分子说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一团黑”，就让他们睁开眼睛来看看我们的亚麻厂吧，1949年这块地方还是一片荒野，到1952年就建成了这座近代化的大工厂。在我们厂附近，量具刃具厂、电机厂也建设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厂提前一年多达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水平。去年，我们厂的劳动生产率比1953年提高了173.5％。右派分子企图否定我们建设的成就，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在会上发言的有工人、技术人员共六人。
当天，哈尔滨市还有十几万工人收听了会场的实况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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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储的反动言论受到批评后
章伯钧安慰他为他安排退路
接着，储安平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和章伯钧的关系，比罗隆基要复杂一些。
去年11月我在青岛，章伯钧给了我一封信，大意是谈各党派推我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希望我早日回京。
今年2月底我回到北京。3月间我去看章伯钧，当时正在举行政协全国委员会，他很忙，他说过几天约我和萨空了三个人谈一次。到了3月20日，三个人见面说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谈到光明日报的问题。当时初步谈了一下调整报纸的版面问题和取消一些增刊问题。
储安平说，在以后工作中，我是采取规规矩矩的态度向他汇报工作的。我于4月21日、5月19日、6月2日、6月8日一共向他汇报了四次工作。
章伯钧对于光明日报的意见有以下几点：
关于横排直排问题，他说恢复直排也可以。他又说也可以局部直排。后来与报馆中的同志谈过，因他们不赞成而未作正式意见提出。
他赞成报上多登一些人的新闻。他说“旧社会的报纸登载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纸登得太少了”。他说了几句话，暴露了他的野心。记得是在我同他到报社的路上，他说“现在什么事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纸上只见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国家怎能办得好呢？”他对于增加人的新闻很有兴趣，他指出要增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新闻，实质上恐就是指他自己。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次。这一问题，在我所拟订的改进报纸方案中有反映。
关于国际新闻问题。他主张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我在报上的国际新闻部分，反映了他的意见。
他对于我第一次向他汇报的报社工作，他表示同意，他说他支持我。
4月21日后，我用信向他汇报工作一次，是谈到改版面，机构调整（人事不动）等。5月19日，我到他家，因为人太多，没有讲。
6月2日，我的错误言论已经出来了，我因为报社的事去找他，他当时对我说：“你昨天的发言很好”。
我说：“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他说：“对，要谈就谈谈大问题，鸡毛蒜皮的问题就不要谈吧。”
第四次是6月8日去的。由于6月7日光明日报社内已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这只是个人意见问题。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已登出对我的批评，我看情况不能再工作下去了，不能不向章伯钧辞职，当时他同意留下了我的辞职信。
6月12日（也可能是11日）章伯钧来我家谈庆祝光明日报八周年问题，我已辞职，这些事本不要同我谈了。奇怪的是他说完了不走，我以为他是来安慰我，因为当时我的情绪很低。他问我说：“你的负担重不重？”我回答“不算重。”他说“有三种情况就困难，第一是身体不好，第二是名利心重了，第三是生活压迫。有这三种情况是非出来做事不可”。
当时我说，我的负担不重，孩子大了，名利心也不重。他说“你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可以多研究些思想工作。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研究的题目是什么呢？章对储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1、农民问题；2、学生问题，很多学生不能升学；3、经济建设出了错误。他又谈到一千多万共产党员的安排问题，他说，原来是科员的，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的入了党要做处长（余类推），这个问题用教育也不能解决。
他又说，还有一件事，6月8日我向他辞职，是下午二时去的。当时他对我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人，有话可说。”
有次我听见他对别的人说：“那些假马列主义者、靠马列主义吃饭的人不行了，别人学会了马列主义了，他们反而不行了。”我体会是指民盟有些人。
关于光明日报的问题，储安平交代说：我4月11日到报馆，当时思想里有十六个字，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后又加上一个“放”字，鼓励大家讲话，鸣、放；其次是偏重独立自主，忘了党的领导；再次是全面改版，想办成个什么样的报纸呢？就是想要互相监督，对党、对政府批评，用旧民主的观点理解鸣、放。
这时，有人问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究竟那些人看过？储说：没有给谁看过，但是发言的内容和意思，我和罗隆基和钱伟长商量过。储安平还说，他认为他和章、罗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思想有共鸣，是他到光明日报以后的一套做法刚好符合了他们同盟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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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
揭开陈铭枢“反蒋”“抗日”的假面具
本报讯 7月7日上午，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继续举行。这次会议集中地批判了右派分子陈铭枢的反动言论，并且从历史上揭发了他的一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玩弄两面手法的丑恶面目。陈铭枢在会上曾作了空洞无物的检讨，自我粉饰，企图蒙混过关。到会的有六十多人，除陈铭枢外，发言的有余亚农、王昆仑、于振瀛、刘孟纯、蔡廷锴、屈武、朱学范、邵恒秋、梅龚彬、吴茂荪、聂轰。 陈铭枢在会上首先发言。关于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问题，他承认他的“本心是要以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来代替党委负责制，但他又说他没有想到取消党的领导。关于他主张“只提缺点，不提优点”问题，陈铭枢多方辩解。他说自己的动机是好的，但是经过检查，他又发现自己的动机不是良好的。他认为他的主要毛病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作风”。对于他发表的反动言论，他认为只是“为党帮了倒忙，为右派野心家张了目”。
陈铭枢对反革命分子体贴入微
王昆仑质问陈铭枢说，陈铭枢为甚么最近又介绍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王次甫给我，要安置他的工作？
对这个问题，陈铭枢支吾其词。
于振瀛说，从历史上看，陈铭枢是一个一贯反复无常，两面摇摆的政治野心家。
于振瀛说，从旧政协开始一直到解放前，陈铭枢一面反对蒋介石，一面却和美蒋特务讲交情，搞关系。例如和他在重庆一块念佛的罗海沙就是美蒋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喽啰。陈铭枢对罗海沙在重庆偷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名单的事情，视若无睹。到南京后，罗海沙在他的大士农庄门前筑屋居住，监视进步人士的往来。他要罗海沙给他夹着皮包随他到处活动；大家一再要他提高警惕，他置之不理。
于振瀛说，1948年淮海战役的时候，陈铭枢通过罗海沙，和美蒋特务头子郑介民往还颇密。他甚至坚持介绍郑介民参加民联组织，由于我的坚决拒绝，他竟给我戴上了“拒绝人家革命”的帽子；一直到我拿出了郑介民和英大使馆的特务艾文思预谋布置在南京解放后的潜伏活动证据时，他才没有话说。但他以后仍然相信郑介民，成了郑介民的传声筒。陈铭枢还隐瞒着我们，派遣军统特务张圣才假借民联名义到福建从事活动。还经过郑介民的介绍，和司徒雷登谈过多次话。于振瀛问：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搞了些什么把戏？
于振瀛说，在反动头子李宗仁已面临垮台的时候，民联原来曾决定派陈铭枢去香港协助李济深筹组民革工作，但陈铭枢始终留恋宁沪，和郑介民等特务搞得火热，不肯南下。
在解放前夕，陈铭枢才离开罗海沙，由南京到上海；但在解放以后，又把罗海沙拉回来，并且说罗海沙对“革命有功”，把他保送到华北革大学习，以后又把他介绍参加了民革组织。陈对特务分子的这样体贴入微，到底为了甚么？
解放以后，陈铭枢仍旧野心勃勃，到处活动，积极准备政治资本和经济力量。他和陈有光搞的甚么福利公司，就是为自己的政治活动准备资金。
去年以来，陈铭枢就散布反社会主义言论，如说甚么“党对旧知识分子安排不当”、“党没有礼贤下士”等等，来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借以拉拢群众。去年夏季他到青岛视察时，曾在知识分子中活动，去年冬季他秘密地访察北京市的中等学校，专门在因评级而有情绪的、因肃反而被斗过的以及落后的教员中找问题，寻偏差。今年他到上海又继续搜集“毒草”，并在吴艺五的家里大宴他的“旧部下”，点了火，在上海民革组织中掀起了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的波浪。
于振瀛还说，去冬陈铭枢在写给李雪峰的一封信中，居然认为：“共产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取的。”这种看法同要求中共退出学校同样恶劣。
刘孟纯说，陈铭枢说关于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是随便说出来的，其实并非如此。今年年初在政协举行视察座谈会的时候，他就对党领导学校，极尽污蔑之能事。陈铭枢还说有一些教授经常到他家去谈问题。刘孟纯问：这些教授是些甚么人？是不是章罗联盟内的一些人？
陈铭枢接近进步势力是假心假意的
蔡廷锴在会上追溯了三十几年的往事，说明陈铭枢一贯对革命就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蔡廷锴说，陈铭枢曾经是我的上司，1922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革命时，陈铭枢率领一个团按兵不动，眼看着中山先生蒙难不救。李章达等责备他这种反革命行为说要杀陈铭枢，他就急急忙忙把兵交给陈济棠，自己跑到南京当和尚去了。后来，孙中山要统一广东时，争取他，让他当旅长，可是北伐战争到了紧急关头，陈铭枢又跑到蒋介石那里做官去了。
接着，蔡廷锴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陈铭枢一贯拥蒋，不得已时接近进步势力，也是假心假意的。蔡廷锴说，从大革命失败到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这一段，陈铭枢一时靠拢胡汉民，一时靠拢蒋介石，一时靠拢汪精卫，朝秦暮楚。
谈到抗战时期的陈铭枢，蔡廷锴认为他那时并没有积极参加抗战，反而同蒋介石的特务头子密切往还，反对和破坏国民党中的民主进步力量。全国解放前夕，他住在上海，我们大家在香港，曾一再请他到香港去共商反蒋大计，他却拒绝，而在上海同特务头子郑介民密切往还。
陈铭枢支持梁漱溟反对总路线
屈武在发言中，着重揭发了陈铭枢在解放以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反动言行。
屈武说，1953年，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公开反对总路线、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受到到会的人一致批驳。当时，陈铭枢却为梁漱溟辩护。陈铭枢所以这样忠心耿耿地为梁漱溟辩护，那是因为梁漱溟当时说出了他心里要说的话，引起了他阶级本能的共鸣。今年5月，陈铭枢乘着大鸣大放的机会到上海活动，散播共产党不能领导学校的言论，还支持在中学任教的罗海沙在学校里搞大民主，要赶走共产党的支部书记。
屈武说，陈铭枢在担任民革中央学委会主任期间，在许多场合都说思想改造只有实践，理论学习只不过是学些教条，是没有用处的。实际上他是反对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反对思想改造。陈铭枢还曾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大谈佛学与辩证法的关系，大力提倡马列主义和佛学合一的理论，既歪曲了佛学，更歪曲了马列主义。
邵恒秋说，国民党军统特务罗海沙，听说原是监视陈铭枢的，后来陈铭枢竟和他搞得非常亲密。1949年南京解放后，陈铭枢又把罗海沙任为当时南京民革组织的财务委员。当时组织非常混乱，后来发现罗海沙就是制造混乱的主要人物。
梅龚彬系统地揭露了陈铭枢的罪恶历史
梅龚彬说，陈铭枢的检讨，避重就轻，不着边际。他对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毫无认识和悔悟，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检讨。
包庇反革命分子
梅龚彬说，解放后，陈铭枢一再包庇反革命分子。李任夫是一个叛党卖党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陈铭枢竟推荐他任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委员，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有人表示坚决反对，陈铭枢却声明担保李无政治问题。陈把李拉进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后，让他编辑“武汉民革”，在创刊号上就发生了严重错误（刊载歪曲毛主席谈话和损害统战关系的文稿等）。1954年李任夫由武汉致函民革中央几位负责人，请求调北京工作，并要求介绍他到大学任教，陈铭枢就在李的信上附字数行，再度为李保证政治、历史无问题。中央拒绝了李的要求。1955年肃反运动中，政府查明李任夫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他。
解放前作恶甚多、与章伯钧关系甚深的政学系政客王次甫，曾由章伯钧提请中共统战部安排，遭到拒绝。陈铭枢竟私自把他拉到民革武汉市筹委会去，分担常委邓飞黄的一部分重要职务。在三反运动中，王次甫解放前的罪恶被人民揭发出来，中共中南局统战部负责同志把王解放前在河南任洛阳专员时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三百余人的血债，以及在江西任民政厅长时顽抗红军、整编保甲等历史罪恶材料交给陈铭枢看，希望陈和民革市委动员王自动坦白交代。但陈不惜破坏运动，竟把材料私下给王次甫看了；同时为逃避民革市委对王的追查和对他的批评，又私自把王送来北京，并要求民革中央为王解决工作问题。
勾结国民党特务
陈铭枢为甚么竟至敌我不分呢？当然不是偶然的，由于他坚决站在反人民立场，早在解放之前他就曾勾结过国民党特务。
当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撕毁旧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后，许多原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先后到香港，竖起反蒋反美反内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运动。当时，陈铭枢却固执地留在上海。李济深、蒋光鼐等曾一再催他到香港一同进行民主革命事业，但他总是用各种借口推托不来。原来他是美其名曰搞策反，实际上在那里和特务密切往来。后来事实证明，那时在他周围，有罗海沙、王师亮、宋正浩等一群特务。不止于此，他还和军统头子郑介民勾勾搭搭。如他所说的，他那时在搞策反，究竟是他策反了特务头子郑介民，还是郑介民策反了他呢？从他在解放后一再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事实看来，恐怕他被策反了吧！
勾结托派
梅龚彬说，陈铭枢并不以勾结特务为满足，为着施展他的政治野心，竟不惜勾结托派。有一件是我亲眼见的，有两件是耳闻的。先说耳闻的，仅次于陈独秀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经由特务王师亮的介绍，陈铭枢曾准备把他安置在神州国光社任总编辑。另一托派头子杜畏之，陈铭枢把他留住在重庆住所，一住经年。亲眼见的一件事是：1936年我们都在香港，那时托派头子张慕陶由山西南来，陈铭枢邀他住在九龙，密谈几天，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企图共同组织一个反共反人民的托派政党。
勾结美帝
梅龚彬说，1949年，陈铭枢从刚解放的上海来到北京，竟向周总理“献策”说，如果中共愿意与美国妥协，司徒雷登保证美国能援助中国多少美金。这说明陈铭枢为了满足他个人政治野心，竟想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陈铭枢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忠实拥护者，竟然甘作美帝走狗，衔司徒雷登之命来作说客，企图使中国人民重新沦为美帝殖民主义的奴隶。
名为反蒋，实际反共；
名为抗日，实际拥蒋
梅龚彬说，从以上事实看，不要说陈铭枢今天侈谈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全是假的；就是解放前的反帝、抗日、反蒋也是盗名欺世。拆穿来讲，他是：名为反蒋，实际反共；名为抗日，实际拥蒋。事实如下：
（一）约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广州的西南军政委员会诸人共谋反蒋，当时陈是广东省主席，又掌握十九路军兵权，成为关键人物之一，而他却宁愿丢掉广东省主席，也不肯反蒋，竟然离开广东跑到日本去了。但后来何应钦电邀他回国，他则毫不迟疑地回来了，而且去江西充当剿共左翼军总司令（何应钦自任右翼军总司令）。
（二）1933年，李济深和他、我都在香港，当时以福建十九路军为中心的反蒋计划在酝酿中，蒋介石的心腹、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突然到港，假说是与他共商反蒋大计，实则是衔蒋介石之命，来摸十九路军反蒋计划的底细，以便蒋介石知所应付。有一次，李济深、黄绍竑和他、我，乘汽轮到海上密商，很奇怪，他一开始就将十九路军全部反蒋计划（包括联合红军的计划）告黄，狡猾的黄绍竑假说：一旦十九路军进迫浙江边境，即在浙宣布独立来响应。黄探知内情后，回去一一告诉蒋介石。后来福建人民政府反蒋运动搞起来了，蒋介石调动主力部队自浙入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打击十九路军主力，福建人民政府革命运动之所以迅速失败，陈铭枢是要负重大责任的。
（三）1936年陈自莫斯科回国，自谓对共产党所提“八一宣言”，表示接受。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陈一到南京就利令智昏，迎合反动集团的意旨，创议解散民族革命同盟，并没有征得李济深等的同意，就独断专行地宣布同盟解散。
揭发陈铭枢的丑恶历史，是为了使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
梅龚彬最后说，我们原是不想算旧账的，如果解放以后，他能自己斩除过去一贯的政治野心，彻底认识过去的罪恶，老老实实跟着人民走，人民当然不再追究历史，我们也不必要再提往事。但事实并不如此。现在为着帮助他认识目前所犯错误的极端严重性，不能不追溯到思想根源，也不可避免地要联系到一些历史上的事实。这对他正视现在、明确将来方向，是大有裨益的事。
陈铭枢拿着十九路军抗日旗帜欺骗人民
吴茂荪在发言中，揭发了几件可以看穿陈铭枢真面目的事实。
第一件事：1922年孙中山北伐，兵至韶关，陈铭枢当时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的团长，竟通过黄居素勾结陈炯明叛变了，表现非常恶劣。中山先生非常痛恨他这种背叛行为。
第二件事：陈铭枢一向是以抗日、反蒋为政治资本的。吴茂荪说，我今天要戳穿他的抗日、反蒋完全是假的。1931年冬，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非常剧烈，在上海举行了所谓宁粤和谈。那时大家说好蒋介石下野，十九路军调驻宁沪一带，由孙科任行政院长，组织政府。当时汪精卫曾称病住医院，忽然有一天出院去杭州会晤蒋介石。陈铭枢当时兼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和京沪卫戍总司令三要职，他在第二天由南京飞到杭州与蒋汪会晤。他以十九路军为资本，支持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孙科被迫下台。当时李济深在上海，本来预备去南京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参加反蒋的政府，结果因陈出卖而未去成。其后，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陈铭枢在会上大谈蒋汪合作，共赴国难。请问陈铭枢是反蒋呢，还是拥蒋呢？
吴茂荪说，至于说抗日，陈铭枢也是没有份的。“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是中国人民一段英勇光荣的历史，蒋光鼐、蔡廷锴是当时全国景仰的英雄人物。而陈铭枢当时并不是真心抗日的。在“一·二八”的前夕，陈铭枢还打电话给蒋光鼐要他即刻去南京，对蒋光鼐说前方形势紧急不能去。当时谁都知道陈铭枢是想阻止十九路军同日本人正面冲突。洛阳会议后，陈铭枢由洛阳飞到真茹，散布了由孙希文起草的无耻的撤退宣言，他就这样地出卖了十九路军，讨好日本人，讨好蒋介石。请问陈铭枢，你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呢？假如你今天还妄想拿着十九路军抗日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十九路军阵亡将士的英灵也是不答应的！
吴茂荪还举出了一些事实说明陈铭枢有篡夺民革领导权的野心，并且指出陈铭枢有更大的阴谋，在上海搞了一个小集团。关于这个小集团的情况，吴茂荪要求陈铭枢彻底交代。
最后，吴茂荪说，从今天所揭发的材料来看，陈铭枢一贯的投机善变、反复无常，一贯的出卖革命、出卖朋友。解放前一二年，陈铭枢留在南京不愿去香港，为的是什么？据我分析，陈铭枢是想两面投机，一方面和民主党派联系，表示自己进步；另一方面又想以十九路军为资本，和蒋介石特务相勾结，企图出卖革命。由此可见，他的抗日、反蒋、反美全部都是假的，他勾结特务、勾结托派、勾结帝国主义、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才是真的，他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野心家，我们必须在民革全体同志的面前，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剥开陈铭枢的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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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事手册编辑部操纵在谁手里？
奋若
作为热爱“时事手册”的一个读者，我不能不揭发“时事手册”编辑部篡改“时事手册”的政治方向的罪恶阴谋。
“时事手册”第10期（1957年5月21日出版），已经露出这种篡改阴谋的苗头。编者梁明所写的“上海在大放大鸣中”一稿中，就把一些恶毒的右派言论，采取走私贩毒的手法在向读者推荐。他借右派分子的嘴，诬蔑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认为党与知识分子的“隔阂”，是来自“肃反”、“思想改造”的副作用。他引用了右派分子的谰言：“过去不怕官，只怕管；现在是不怕管，只怕‘官’”“有些知识分子有谈‘官’色变之感”，并且在前面插上了“把官架子丢进茅坑里”的小标题。
“时事手册”第11期（6月6日出版），就更加露骨地表现了该刊编辑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用“本刊资料室”名义发表了“春风化雨，大放大鸣”一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所谓综合报道。这篇报道首先诬蔑我国思想界只是在去年7月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才开始进入了春天的季节”，“但是，当时毕竟还是早春天气，所谓春寒料峭，万物才刚刚由冰冻中苏醒过来”，而直到最近一两个月以来，才出现了“明媚的艳阳天气。”这无疑是说，解放以来的七年，党的领导成为对思想界的严酷统治，直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起，才真正有了春天。这篇报道接着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和一些善意的批评夹杂在一起，大量地散布了章乃器、罗隆基、黄绍竑、林汉达、鲁莽、李康年等等的反动言论，并且分别加上这样一些小标题：“填沟拆墙，知识分子对党吐出肺腑之言”、“民主人士畅谈‘共存’和‘监督’”、“解除顾虑，工商界开始诉说衷肠”，把右派分子反动言论加以美化。
第十一期还登载了这样恶毒的小品文，题目叫做“文火炖猪蹄”。把党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比喻为“猪蹄皮厚筋多骨硬”。作者并且把这样污蔑性的比喻，称之为“妙喻”。
“时事手册”的订户数近一百万，是一个有着长久历史的，在广大群众中有威信的，宣传党的时事政策的刊物。但是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竟被该刊的编辑部篡改了它的政治方向。我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质问：
（一）这个刊物的编辑部究竟想把这个刊物引导向那里去？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
（二）这个刊物的编辑部为什么胆敢把千百万的读者，看成是他们散布毒素的自由市场？这个编辑部究竟是不是由牛鬼蛇神组成的？
（三）这个刊物虽然从第十二期起已看不到像第十、十一期那样的乌烟瘴气的文章，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没有把一度篡改了政治方向的真相，向读者作出交代？是否想含混过去？
我想，这不仅是我一个人要提出的质问，恐怕是成百万读者都要提出的质问。我们决不允许该刊编辑部把这样宣传国内外时事、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的严肃的刊物，变成少数右派分子的私有财产，决不允许他们把我们千百万读者看成一无知识、可以欺愚的“阿斗”，决不允许他们偷天换日地篡改这个刊物的社会主义方向，决不允许他们对于自己的恶毒阴谋，含糊了事，不作交代！希望该刊如有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编辑工作者，把其中真相公开告诉读者；并且在该刊作出公开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