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7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右派分子是有罪的
马叙伦的书面发言
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地总结了一九五六年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同时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和罪恶行动,捍卫了我们全民的利益。这个报告反映了全国六亿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将更加坚定和鼓舞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热情。因此,我完全同意和拥护这个报告。
这几年来,我国人民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及提高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辉煌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给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几年来的事实已经生动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使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和热爱社会主义了。就拿一九五六年来说,工业总产值已提前一年并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连联合国也承认去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是举世第一。现在我国人民已经能够自己制造喷气式飞机、火车头、载重汽车和各种大型机器,这在旧中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在农业方面,虽然去年遭受了巨大的自然灾害,但是走上合作化的集体农民,终于经得起严重的考验,战胜了种种困难,使粮食的总产量还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广大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我以前在农村视察中,也亲眼看到今天的农民生活已大大改善了,现在农民不仅有饭吃,有衣穿,而且还能吃得饱,穿得暖,这与旧中国“糠菜半年粮”的生活相比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再从文化教育事业来看,一九五六年也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的中学生已达到五百一十五万余人,较解放初期增加了将近五倍,一九五六年仅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经费就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四点九六,可见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视。总之,八年来的成绩是不胜枚举的,我举出的不过一鳞半爪,但足以说明我国人民的成绩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铁的事实,只要不是瞎子,是谁也能看得到的。
这些成绩是我国六亿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才使我国人民获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不断胜利;才使我国从满目疮痍、贫穷困苦的悲惨境地,走向了欣欣向荣、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在百年来饱经忧患之后,已从历史中得出结论,这就是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这八年来的实践,更是活生生地教育了全国人民,懂得了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的道路,也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给六亿人民带来幸福,使子子孙孙永远过快乐美好的日子。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新中国。
建国八年来的成绩是基本的,共产党是伟大的,决不容许任何人来抹煞和污蔑。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有些缺点和错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缺乏经验的,因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是难免的。令人崇敬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不讳疾忌医,掩盖缺点。这次整风运动正是为了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消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整风中,共产党“虚怀若谷”,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努力纠正缺点和改进工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但令人愤慨的是,在民主党派中竟有一小撮右派野心分子,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黄绍竑、储安平之流,胆敢伺机而动,进行不可告人的罪恶活动。他们妄想抹煞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夸大工作中的偏差,以便动摇革命的成果,抹煞共产党的功绩。他们还发出所谓“党天下”的谬论,污蔑人民民主专政是“三害之根”,而向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虽然形形色色,但实质都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右派野心分子妄想篡夺国家的领导权,从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置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阴谋诡计是广大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向全国人民猖狂进攻的罪恶行为是必须加以坚决回击的。
近一时期的反右派斗争表明,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右派分子的进攻而削弱,而在六亿人民面前撞得头破血流的正是右派分子自己。我要警告右派分子:你们的阴谋已经破产了,你们的幻想已经落空了,你们已经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你们是有罪的。但是今天人民对你们还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因此希望你们低头认罪,憣然悔悟,接受改造,如果你们继续抗拒到底,坚持反动立场,甚至采取破坏活动,那就将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决定于你们自己。
周总理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也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这些不可动摇的原则,是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各民主党派所必须遵循的轨道,离开这个轨道,就是自外于统一战线。”我完全拥护这些原则。我们民主党派一定要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在当前的整风运动中,锻炼自己,加紧自我改造,明辨是非,坚定社会主义立场,诚心诚意地接受共产党领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同共产党长期共存,才能发挥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才能取得六亿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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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不是党的真朋友而是假朋友
陈汝棠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李、薄副总理、彭副委员长的报告,特别是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不但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一年来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同时也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各种谬论。
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这种朋友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政治主张。在这一革命斗争中,党与民主党派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共同的政治主张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六条标准,是我们共同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行互相帮助和互相监督的准则。离开了共同的政治基础,就不能说是朋友了。
共产党对待朋友一向是推心置腹
我做共产党的朋友有二十多年了,我深深感觉到党的伟大。党对待朋友是推心置腹的,是极其爱护的。抗战初期,中共广东省委的同志常在我家里开会,党是不避我的,是信任我的。党还常常劝告我,不要太露面,遇事不要太激动,甚至直接批评我不要有过左的表现。党员同志总是怕连累我,较危险的事不肯让我去做。有一次党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暗害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助我出走。党员同志关心朋友的安全,胜过对于自己。党对朋友的过错总是做到仁至义尽的,党对朋友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党也是坚持真理,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朋友的。党从不舍弃那些虽有很大过错,但仍愿和党一起进行革命工作的朋友。有的人,虽然谩骂过党,反对过党,甚至严重危害过党,但是后来觉悟了,或是为了其他原因,愿意与党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进行革命工作,党为了人民事业,也仍然和他们做朋友。
党领导了全国人民,团结和联合了自己的朋友,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战斗,付出了无可估量的代价,终于取得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历史是不留情的,历史考验了党的朋友。在这二十八年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党有很多忠实的朋友,有过一些较动摇的朋友,也有过一些假朋友。三十年前,国民党右派趁党不备,叛变革命,实行反革命大屠杀,共产党人流血遍野。以后,又有些“朋友”离开了党,背叛了革命,成为祖国和人民的罪人。历史证明,这些人是党的假朋友,是人民的敌人。
真朋友与共产党共患难、共甘苦、共战斗
党有很多忠实的可靠的朋友,他们是党的知交。这些朋友与党共患难、共甘苦、共战斗。在革命的锻炼和党的帮助下,很多人成为坚强的人民战士。鲁迅,永远是我们的榜样。闻一多、李公朴是这样的朋友,韬奋也是这样的朋友。一九四一年,我和韬奋都在广东东江纵队,我们同床而眠,促膝而谈。那时我们都是近五十的人了。有一次韬奋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不是。我问他是不是,他也答不是。我说我们年纪都很大了,只要我们忠心耿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党和人民会了解我们的。韬奋说他自己认识到真理晚了些,但还有后半生可以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他说他准备在临终的时候,要求党考察自己的一生,愿党在他死后能够追认他为共产党员。韬奋按照他自己的话做了,韬奋已经离开了人间,韬奋也已实现了他的宏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坐着不少这样的朋友。我认为,在广东,彭泽民和李章达也是党的这样的朋友。
假朋友口是心非别抱野心
在党的朋友中,在我看来,也还有少数很不够朋友的朋友。这些人不是真正想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情,而是抱有野心,玩弄旧政客的手腕来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做党的朋友,稍不如愿就不做党的朋友;表面上做党的朋友,暗中拆党的台;口头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一看到有空子可钻,就不做党的朋友。这些人不仅缺乏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且有背中国人为人的道德。章伯钧等人就是这样的。一九四八年章伯钧等人在华南搞武装,想与中共、蒋介石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章伯钧还介绍过那个提起令人作呕的台湾临时政府总统廖文毅与民主党派拉关系,企图搞台湾托管的活动。在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很多同志都揭露了这伙人过去的政治投机行为。我们民主党派的人,对他们过去的为人都是熟悉的。历史事实,记忆犹新,大家是不会忘记的。
解放以后,我感到党真是伟大,毫不念旧恶,而只要对人民做过一点好事,都不漏账。党团结了广大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并且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开始,我的思想是不很通的,有时在党员老朋友面前说:“你们的肚子可真大,什么都装得下”。那些党员同志总是对我说:“现在形势改变了,过去有过错误的朋友,今后是可以改正的,再说他们也对人民做过些好事。我们的国家这么大,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共同建设”。我很受感动。我想,有一些人有野心,现在政治地位很高了,在党的感召下,在祖国建设事业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影响下,是可以改正的。于是对于过去的事,也一概不提了,愿大家共同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假朋友利用整风向党打闷棍
煽动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两个月来,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党诚心诚意、大公无私地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但是右派分子却乘机反党。我在广东工作,在未来北京参加这次会议前,听到和在报上看到许多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很多意见都是善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后来感到有股逆流,右派分子很嚣张,到处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帮助党吗?对于这种情况,很多正直的人都很气愤。据我所知,广东南方日报就接到很多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抗议信。有四十七个工人联名写信给南方日报,问南方日报为何只登些资产阶级的言论,不登工人、农民的话,是不是现在不代表我们了。工人们在信中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是不行的,要公方代表撤出公私合营企业是不行的,如果再不登我们的信,我们就要到报社和中共省委去请愿了”。当时我也很气愤,我的血压也高了,感到不能不说话。我在南方日报发表了“问题在于实事求是,分清是非”的文章,批驳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但我当时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右派分子的阴谋。过了几天,全国人民反右派斗争展开了,纷纷揭露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散布反动言论,企图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篡夺党的领导权。他们的阴谋罪恶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这时我才更清楚地认识到,原来那些右派分子,当党要求朋友帮助自己整风的时候,他们一手执棍,冷不防地向党的头上打来,企图给党一个闷棍;一手执扇,向群众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焰,企图造成混乱,以便趁火打劫。右派分子就是这样来帮助朋友的。但是,共产党是英明的,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成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和三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结果如何呢?正如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人们发现,被群众包围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他们自己”。
不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决不收兵
现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人民群众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面前,想要收兵了。我认为,这一场战斗是右派分子挑起的,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除非他们彻底悔悟、老实交代、痛改前非,否则,战斗必须进行到底,不准他们蒙混过关。
右派分子企图使人们相信,八年来国家的建设事业搞得一团糟,肃反运动出了偏差,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已经严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共产党员尽是些无能之辈。他们用“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来讽刺共产党人。他们就此做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民主专政要不得,社会主义要不得,要向共产党“算账”,要“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共产党不能领导下去了,要下台,至少也要平分秋色,把领导权交出一半来。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只要不是野心家,只要不是对人民、对党怀着仇恨,都会知道: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经历史做了结论的,是宪法明文规定的。祖国八年来的巨大成就,难道不已经证明,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吗?其他党派那一个有这样的本事呢?关于肃反问题,张鼎丞检察长和董必武院长的报告,是对于为反革命分子叫嚣的人一个严正的答复。我认为党的肃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经过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社会治安就无法维持,人民政权就无法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就更谈不到。党对反革命分子是一向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的,近两年来,由于形势的改变,党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更加宽大的政策,很多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安置就业。同时党又用尽一切办法实行“有错必纠”,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而过去反革命分子是怎样对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呢?单说广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广州到海陆丰,从珠江、东江到海南,不是鲜血染红了土地和江水吗?有人说要算账,我认为是可以算的。究竟是谁欠下了谁的血债,谁欠下了谁的钱债?是不是要人民群众起来把一切陈年老账都算个一清二楚呢?如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是太热昏,而能冷静想一想自己与工农群众之间的账目,我看倒是应该向党和人民“有恩报恩”了。
八年来的工作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不能设想进行这样伟大的事业而不发生这样和那样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党的整风运动表明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有这样大的气魄敢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予以克服。虽然有不少共产党员沾染了不良的甚至恶劣的作风,但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夜以继日地为人民服务的。且不说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人走草地、过雪山,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就是正当右派分子怀着阴笑,讽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个时候,在我们广东,有九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与洪水搏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请问野心家们,你们背信弃义,一心想搞资本主义复辟,究竟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阴谋罪恶活动,表明了他们是党的真朋友还是假朋友!
时代在前进,历史是不留情的,历史将继续考验党的朋友。愿党的朋友们紧紧地跟着党前进,共同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力争做党的忠实的可靠的朋友,明确地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坚决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如果有的朋友犯了错误,只要彻底悔悟,切实改正,党还是会帮助我们的。千万不要做党的假朋友,如果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心怀贰志,野心勃勃,而又至死不悟,历史已经证明,毁灭的不是党和人民,而正是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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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愤恨,我控诉!
北京的民盟组织因为没有接受章伯钧、罗隆基的指使,多年来像是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趁不了这两个要改嫁的恶婆婆的心。
吴晗的发言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从一九四六年起就负责北京民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我代表我自己和北京市绝大多数盟员,控诉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帮助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是美国式的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也是反对民盟的多数盟员的。我愤恨,我控诉。
民盟的盟章规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序言肯定了共产党的领导。北京盟的组织一向坚持盟的各级组织必须接受同级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章罗在表面上敷衍,在实际行动上恰好相反。他们异口同声,多年来恶意攻击北京盟组织,虽然我们一贯执行盟中央的指示,但是却因为不接受他们阴谋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指示,就说我们“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话”,不听他们的话,说民盟市委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是独立王国。说我们接受党的领导,是“腰斩民盟”。我们只接受民盟中央符合盟章、符合人民利益的领导,却决不能接受章罗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个人领导,坚决地根据盟章和宪法,接受党的领导。他们不甘心,想法打一个楔子进来,一九五一年罗隆基替现在人所共知的右派健将陈新桂竞选民盟北京市委,请清华盟员教授吃饭,要他们投陈新桂的票,饭吃了,票没有投,落了空。又想法从市民盟拉人出去,请我们的三个脱产干部吃饭,说只要北京的盟和中央(罗)合作,民盟的事情就好办了,饭吃了,三个干部回来告诉了组织,妙计又落了空。章伯钧在一九五一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作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的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像是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趁不了这两个要改嫁的恶婆婆的心。
章罗两个把头多年冤家变成联盟
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干。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个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来打击我们了。具体表现在争夺我们创办的学术性刊物“争鸣”月刊上。这个刊物已经筹备了半年多,临到要出版了,这两人拉起面孔对我说,“你们不能办,只能交给民盟中央办”,就是交给他们办。章说,“学术性没有道理,要办个政治性的”。后来罗在编辑部会议上也这样说。现在我们清楚了,所谓政治性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争鸣也变成像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的资产阶级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章罗同盟的喉舌,通过这个刊物来贩卖他们的私货,通过这个刊物来诽谤党,攻击党;通过这个刊物来指导全盟走英美式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阴谋之所以没有实现,仅仅是因为他们一时还找不到他们自己的编辑,他们抓住了,却做不到使这个刊物变质。
到了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章伯钧说要搞政治设计院,罗隆基说要搞平反委员会,名目不同,本质一样,都是企图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搞出另一套,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的道路拖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面貌一下子完全暴露了,这个狰狞丑恶的面貌,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以为只是有个人野心、品德卑劣的章罗,却原来是心怀叵测,想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美国式的道路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集团。这样,才连他们以前的那付嘴脸也辨认出来了,也暴露了我们过去对章罗等右派分子缺乏人民应有的政治嗅觉。
一条线串起来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弄清楚了,前年在一次会议之后,章伯钧请罗隆基的人吃饭,布置上海的沈志远,民盟要发展到一、二百万人,要搞个上议院。
我们也想起了,去年夏天,北京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章伯钧讲话,要大发展,要发展青年。说是“不如此,如何能谈到长期共存”。今天拿他的话和罗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的一比,不是一个版子印出来的吗?
我们也想起了,罗在去年说的话,“今天的矛盾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的矛盾”。现在明白这话的意思了,就是共产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而应该由大知识分子如章罗者来领导。和他的发言一对比,知识分子不要参加共产党,应该参加民盟,不是一气呵成吗?再和他在政协的发言对照,对知识分子要三顾茅庐,要以国士待之,要礼贤下士,而不应该搞什么思想改造,不是一条线发展下来的吗?再和各个高等学校民盟某些右派分子的言行对比,他们说共产党员多是土包子,没有文化,不懂业务,以外行领导内行,搞得学校一团糟,因而到处放火,要把党组织赶出学校,这不就是罗隆基思想体系吗?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的章伯钧、罗隆基到处以“代表知识分子说话”,“保护科学家”的假面具出现,但是他们从不讲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为帝国主义当走狗的买办的汉奸知识分子还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所谓“自由世界”的英美)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讲党的时候,从不讲这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还是反人民的党,以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决不会这样一点常识也没有,因为一这样去分析知识分子、分析党派的时候,就会揭露他们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原形,实际上为“自由世界”的英美作走卒、作喇叭的丑恶面目。因此,他们就讳莫如深小心翼翼地,躲着据以揭露阶级本质的照妖镜。
用假传达点起一把火要把党委赶出学校
从章罗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出发,他们在4月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张旗鼓地布置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要党委退出学校。根据是假借传达毛主席的一次讲话,主席说学校党委制党可以研究。章罗传达时变成“毛主席说,我建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并且把这个假传达印在“民盟中央工作简报”十五号上,发到全国各地盟组织;有些组织还翻印了发给各基层组织。这样,这把火就点到所有有民盟右派分子活动的高等学校里去了。他们拿这个法宝去组织动员反党力量,攻击党,诽谤党,要把党组织赶出大门,“扫地出门”。别的地方不说,光在北京,就有师范大学陶大镛等人的“民主办校”方案,什么事都归内行管,也就是大知识分子管,教授有决定权,党委只能管总务和思想教育工作。工艺美术学院的庞熏琴一帮更突出,他们所列出的学院系统组织表,根本取消了党委,指名要赶走共产党员的院长和副院长,如果不走,就要采用“轰”的办法,还指定了他所支持的党的负责人。
不但党委要退出学校,还得退出机关,据说党在学校、机关是形成一堵墙,多一个矛盾的原因。
严重的是,这种论调不只是民盟有,其他党派也有,是一个八音齐奏的合唱队。例如黄绍竑说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谭惕吾说不应该在政权之外,再搞一套党的系统,还主张取消共产党的各个部,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党组工作;司法、检察等机关不应该受党委领导等等。陈铭枢、章伯钧要取消学校党委制,由占多数的民主党派来领导学校,工商界的右派分子则主张公私合营工厂的党应该退出,甚至国营工厂的党也要退出。从他们这些自招自供来看,难道还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难道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原形显露得还不明白吗?
章罗合伙经营黑店的“本钱”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他在农工民主党内部的谈话,“我带头,主张中国搞两院制,把政协变成参议院,把人大变成众议院,政协有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否决权),人大有选举权和立法权。”所谓监督权和不同意权,实质上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说这个主张,已经有很多人同意。我们要问,他所谓很多人,除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受他们蒙蔽的极少数人之外,还有什么人呢?他还说“本钱大就是大党,本钱小就是小党,做一个政治家,就要从实际出发”,这也就说明了他为什么主张大发展,而且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一、二百万提高到八百万的缘故,也说明了他要拿这个他所谓大本钱把新中国拖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他忘记了当年蒋介石也曾经有一个中国最大的党,可是最后也没有拯救他可耻的失败的命运,他忘记了一切反人民的政党不管它大小,最后注定是要被人民抛弃,扔在垃圾坑和被人民埋葬的。
他有本钱,有两个党,一个农工民主党,他是绝对党魁,一个民盟,他是第一副主席,和罗隆基同盟以后,包办一切。还有一个报纸,光明日报。但是本钱不够大,要拖六万万人上路,还拖不动,这就是他要发展八百万人的道理。
罗隆基的本钱比章伯钧更小。只有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包括张东荪、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周鲸文等人。大体上以清华毕业一小撮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留美学生为骨干,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分量在章伯钧看来却不轻。其中罗隆基、费孝通又自命为最熟悉和了解知识分子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的代言人。因为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党,所以只好搞据点,通过他的人来夺取当地组织的领导权。他的据点在西南是潘大逵,在太原是王文光,在浙江是姜震中,在上海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是杜迈之,在湖北是马哲民。他有这点本钱,也就可以和章伯钧结成同盟,也就可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
想借“平反”点起另一把火
罗隆基和章伯钧配合点党委制的火,还点另一把火,“平反”的火。他的目标是争取知识分子,办法是替那些到今天才感觉是“早春天气乍暖还寒”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话和写文章。想从中捞一把。在他的平反委员会谈话发表之后,收到一百多封信;他的回信是“请在各方面造成舆论,请向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造成什么舆论呢?很显然,是反对肃反的舆论,反人民、反政府的舆论。这种舆论造成了,他估计“天下大乱”了,不是就可以取而代之,终成“大业”了吗?
被自己放的火烧昏了
造成舆论另一策略是夺取一个报纸,通过他的女将浦熙修攫取了文汇报,构成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样一个制造舆论部。同时,他还通过和授意储安平,造成了“党天下”的舆论。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北一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学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目,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以为共产党“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出路在哪里呢?只要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这就是章罗所组织的四个委员会之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六月六日由章伯钧召集北京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举行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罗集团的密室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妄图制造这样的气氛来威胁党,进行政治讹诈,他们要借此挺身而出,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他们的言论和各方面的右派分子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幻想匈牙利事件会重演于百炼成钢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的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
他们盗窃了民盟的名义
代表们,我应该指出,绝大部分的民盟成员从来没有与闻过章罗同盟的一系列罪恶活动,更从来没有支持过章罗同盟的罪恶活动。章罗所策划的四个委员会,是没有经过民盟中央同意的,连沈钧儒主席都不知道。这四个委员会之中的党委制和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进行各种卑鄙无耻的活动,是没有经过民盟北京市委的。他们盗窃了民盟的名义,以合法的组织进行非法的活动,以帮助党整风的名义进行破坏党推翻党的罪恶的活动,这是民盟盟员和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我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提出对章罗的罪恶活动的控诉,我希望他们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各种阴谋活动,革心洗面地痛改前非,不要自外于人民、自绝于人民,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出路。我在这个庄严的会场上向代表们报告,我们全盟已经进行整风,全力展开反右派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敢说中国民主同盟在共产党领导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共产党最忠实的同盟者,我们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附图片)
广西省代表小组在5日举行的小组会上揭发和驳斥右派分子黄绍竑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图为广西省僮族代表赵世同发言。右起第二人为黄绍竑。
新华社记者 吕厚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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