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南京新华日报发表社论
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
 本报讯 7月6日南京新华日报以“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说,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手软,打不下去。因为这些右派分子有的原是老朋友,老同事;有的是学者,专家。社论说,人们怜情惜才,原是常情,可是,朋友误入歧途,我们能视死不救吗?至于有专才实学的人走错了道路,则更为可惜,更应该挽救。人们对他们的斗争,正是对他们的挽救。他们走得越远,给他们的帮助和斗争愈要有力,否则他们回头的可能就愈小。这仅是从个人角度说的。从整个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人类整个前途来说,我们更不能为小失大,更不能因为对个别右派分子的温情,而陷整个国家、人民于水火之中。如果始终保有这个温情,那就是怜个人而不爱大众,惜小才而不惜大才,小温情而大不人道,是为仁者所不应取。有些人说,斗就斗吧,但要和风细雨,使他回头。是的,如果和风细雨,右派分子能够回头,是最好也没有的事。但是这仅仅是好心的设想。他们干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反掉社会主义前途的大事,他们是横了心的,是红了眼睛要与人民为敌的,我们不和他们作坚决的大规模的斗争,他们不但不会回心转意,而且还会以为人民是软弱,是可欺!特别是那些右派中的骨干分子、代表人物,我们向来对他们错误的批判就是和风细雨的,他们是否因此就悬崖勒马了呢?他们的反动言行不是更加猖狂了吗?企图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搞清楚这些右派分子的问题,是一种书生之见。君不见,章乃器至今仍顽固不化,章伯钧仍是挤牙膏一样,挤一下,交代一点吗?如果右派分子不真的缴械投降,我们就必须刮起更大的群众性的暴风骤雨。右派分子越顽抗,风雨就越要猛烈。这应该成为一个正比例。有人说,反右派分子不要点名、登报,登了报就臭了。事实是,右派分子本身就是臭的,而且,有些老右派分子原来就是很臭的。人民原来宽大为怀,想替他们洗洗刷刷,看能否减少一点臭气,可是他们太不自爱了,自己和人民背道而驰,只有臭上加臭。对这些人而言,点名登报也是臭,不点名登报也是臭。反正他们是臭定了。臭了也有好处,人们不会再上他们的当,他们的反动谬论就会没有市场,毒害不倒人,这岂不是大大的好事?自然,有些平常伪装得很巧妙的右派分子,自己放了一个臭气,硬赖着说是别人放的,或者说仅仅是“共鸣”;甚至还摆出一副学者专家的面目,说:“政治是龌龊的,将来一定辞职不干了。”装出自己一身香似的。政治是龌龊的吗?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来是清白的,香的,只有企图阴谋为资产阶级复辟,那就变成龌龊的了,变臭了,这不能怪政治本身而只能埋怨那种“变”的人。对于这样的伪君子,点名登报看来更为必要。因为这无非是让大家见识见识这些伪君子,使人们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使他们众叛亲离,完全孤立起来,使他们想进行的龌龊政治勾当而无所施其伎俩,使人们不致再大上其当,这难道不是功在社会、泽及众人的大大好事吗?有人说,斗可以,不能扣大帽子。乱戴帽子当然不好,不戴帽子恐怕也不成。有头都要戴帽子,问题在乎是否合适。是右派分子就须戴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右派骨干分子就戴右派骨干分子的帽子,都不是就不作兴戴,戴了就是戴错了,就应当替他摘下来。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还有人说,这样子不就一棍子打死了吗?不是和与人为善的原则不相符合吗?我们说,我们是与人为善的,但和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人民对于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不共戴天的,对于这种阴谋难道不需要打死吗?当然,对于右派分子本身,只要他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我们是可以不打死他的,是可以与他为善的,是可以留下来继续改造的,只要他能脱胎换骨,他们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事实是他们不与我们为善,不是我们想不想为善的问题,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对抗性矛盾用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方法来处理,难道这还不够雅量,还不够仁至义尽吗?
社论说,总而言之,人们斗争右派的手软,这是由于温情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对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又是温情主义的主要根源,人们的一些小仁小义的观点也减少了人们的大仁大义,即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勇气和决心。这些,对反右派斗争极其不利,对我国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极其不利,这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了。现在我们写这篇社论,目的是帮助好心的人们能有所进步,积极勇敢的投入斗争。当然,这些话是对好人说的,是对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采取一条心的人、甚至对半条心的人说的。对那些表面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实质上阴谋破坏的右派分子,对那些向人民假投降的右派分子,和人民采取两条心的右派分子,则根本是另外一回事。他们要老老实实的向人民交代,放下屠刀,回头是岸。只要他们不自绝于人民,人民也就宽大为怀,不绝他们的生路。不要还以为伪装善变,可以蒙混过关,任你使出全身解数,耍尽花招,休想逃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


第2版()
专栏:

人民代表大会云南代表小组
揭发龙云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
历数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的种种罪行
本报讯 本报记者访问了一些云南代表,了解云南代表小组揭发和批判龙云反动言行的情况。现综合报道如下:
人代大会云南省代表连日在小组会上揭发龙云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以及龙云统治云南时的罪行。
云南省的代表大部分是少数民族,龙云认为这些代表可以拉拢利用。在6月24日的小组会上,他明目张胆地进行挑拨。龙云说,少数民族原是一个民族,只是叫法不同,就像云南的洋芋,河北叫土豆,山西叫山药蛋一样。把民族分细了,增加工作上和安排上的困难。龙云否认云南多民族的历史事实。但他又用挑拨的语气说,今天少数民族已自治,法律上已经平等,至于经济、文化,少数民族应自力更生,共产党没有什么办法。
谈到“肃反”问题,龙云故意说,他在北京,很少出去,情况不很了解,希望大家把知道的都谈出来。
龙云的阴谋当场就被揭穿了。代表们说,几年来龙云一直在少数民族中活动,企图叫党退出少数民族地区,恢复他的旧的统治。
马坚(回族)说,龙云讲的少数民族不是多民族的话,和蒋介石在“中国的命运”里讲的一模一样。
七十九岁的赵钟奇(回族)说,1952年他来北京时,龙云说卢汉是稀粪(不成器的意思),要是卢早独立,解放军就进不了云南。
李桂英(彝族)说,1952年少数民族代表来北京参观,龙云对凉山几个彝族代表说,康藏公路不可能修通,西藏人是不好整的。龙云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去西藏,为的是去整西藏人民。龙云还说,革命往往是从最穷苦的地方搞起来的。穷的地方出领袖。彝族没文化,落后,但骨头是硬的。企图鼓动彝族造反。龙云还说,云南土改时,他给毛主席讲过要搞得慢一点,毛主席不听他的话,结果搞得太激烈了,搞坏了,搞糟了。很多人跑去当土匪,弄得家破人亡。
和万宝(纳西族)说,凉山土改时,余海青到北京开会。龙云几天之内找了余三次,问余土改有什么错误?从不问成绩。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召存信(傣族)揭露龙云利用这次党的整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破坏活动的事实。他说,5月18日当右派正猖狂地向党进攻时,龙云约他(召)和胡忠华(佧佤族、临沧专区副专员)杨代蒂(彝族、四川凉山代表)三人到龙的家里玩,龙对他们说,这几天报纸上很热闹,(指右派的反动言论)你们要好好学习,帮助共产党“整风”。龙云又说,各地合作社受灾减产,好些人要退社,你们边疆情况怎样?有意鼓动他们不要搞合作社。
代表们还以激愤的心情揭露了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的罪行。代表们说,这些年来,人民本着既往不咎的精神,希望他深省过往,重新作人,以赎前罪,但龙云不但不悔过,相反的,还继续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说什么“抗战有功”,这是不能容忍的。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副州长雷春国说,抗战时,龙的儿子龙绳武在腾冲种大烟,在凉山随便打死人。日本人还没来,他就吓跑了。说龙云抗日有功,我不同意。
龙明传(侬族)说,龙挑拨苗、瑶打冤家,这样他又好统治又好赚钱;那时不知死了多少人,逃了多少人;龙云不许少数民族穿本民族衣服,不许说本民族话。龙云的军队奸淫烧杀,把少数民族整得吃不上,穿不上。像陶小成活了五十多岁,连双鞋都没穿过。
刀有良(傣族)说,1936年,西双版纳的土司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到昆明朝见龙云,给龙上贡。走时,龙给了他们一些枪。叫西双版纳的人每家出五十个半开(云南货币,二个半开等于一个银元)。那时正在闹饥荒,少数民族连饭都吃不上,还逼着大家出钱买枪。刀有良的父亲就这样被逼死了。龙云并且挑拨各土司互相残杀,不知死了多少人!1942年龙云到攸乐山收税,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龙云老羞成怒,派了一团兵去镇压,烧了二十多个村子,杀了不知多少人!提起这事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
朱家璧代表说,龙云统治云南十八年弄得民穷财尽,而他自己却大发其财。“九一八”以后,龙发行“救国公债”,仅王少岩一人就被他劫去十万元。抗战时期,他发国难财,日本投降后,他又想到越南发胜利财。实际是把钱装腰包了。
龙云是鸦片烟老板。种烟的是他,运的是他,吃的是他,“禁”的也是他,他统购统销,统起来发财!像德宏地区,龚绶每年要交六十万两。有一年龚绶听了龙“禁烟”的命令,把烟铲了,结果龙云借口他没铲干净,把龚的土司职务撤了!第二年龚绶种了很多烟,送给龙云,才又恢复了土司职务!龙明目张胆地派军队大批大批的运烟,有一次用四百匹马运,五里路外都能闻到烟味!龙云的烟销的很广,销到上海、汉口、香港、重庆,不知毒害了多少人!
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州长张子斋说,抗战时,龙云把有功的张冲部队从内地调回云南,派特务整那个师,使张冲站不住脚,这怎么能说龙云抗战有功!
在小组会上,代表们还揭发出龙云把钱存在美国以及他和汪精卫勾搭的情况。
张子斋说,汪精卫去当汉奸时,路过昆明,龙云很热情地招待他,还谈了很久,不知谈了些什么!
刀有良质问龙云,把他的儿子、女儿送到美国,把他剥削来的钱也存在美国,这是什么意思?抗战时还把汪精卫手下一个叫梁雨?的汉奸,留在家里当家庭教师,这是干什么?
代表们还指责了龙云在会上的耍赖态度,并要他彻底检讨交代。
龙云这些天在会上不但不检讨,反而说,许多人所以在整风期间说了那么多荒谬言论,主要是因为毛主席报告发表晚了,大家说话没标准。当大家批驳了他这种错误的谬论后,他忙说,他要到他的组织上(指民革)去检讨,他不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了。以后几次会他都没出席。龙云的这种狡赖态度,引起了代表们的愤怒!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裴阿欠说,龙云把代表根本不放在眼里。梅益代表质问龙云,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交代?龙的挑拨少数民族团结的谬论是在小组会上说的,云南代表有权要龙云在小组会上交代。工人代表曾文昌说:“我们不但要龙云在小组会上交代,而且还要他回云南选区交代。”在5日晚的小组会上,龙云在代表们多次督促下,作了一次空空洞洞的“检讨”,他的极不老实的态度再次激起所有代表的愤怒。


第2版()
专栏:

民革决定开展整风运动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生要求民革中央
彻底追查黄绍竑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据新华社6日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在民革组织内开展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的决定。
会上,民革中央副秘书长楚溪春作了“关于民革中央及地方组织对反击右派斗争及党内整风有关情况的报告”。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就整风决定作了说明。会议联系当前民革组织内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对这个决定进行了讨论。
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和常务委员朱学范等二十多人在会上发了言。他们一致表示拥护这个决定,并且着重就运动中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整风的领导问题、整风的内容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会议通过了关于民革组织整风的决定。
在今天的会议上,楚溪春还宣读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研究班全体学生写给民革中央小组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报上看到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揭露的黄绍竑的阴谋嘴脸,尤其是看到黄绍竑说“学生欢迎葛佩琦,因为葛佩琦在学生中有群众”以后,非常气愤。黄绍竑这种说法,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同学的诬蔑。从他们学校最近举行的一次反对葛佩琦反社会主义谬论的签名活动就证明,除了黄绍竑所钦佩的得意门生林希翎之类的几个右派分子以外,没有一个学生是葛佩琦的群众。这封信要求黄绍竑老老实实向人民交代,否则将自绝于人民,被人民抛弃。
然后,楚溪春又宣读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生给民革中央的一封信。信中说,北京师范大学最近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鹿怀宝、谢昕两个罪证确凿的反革命分子,而鹿、谢正是黄绍竑为反革命分子“申冤”名单中的两个。这封信要求民革中央应彻底追查黄绍竑的一切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要黄绍竑彻底交代为什么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鹿怀宝、谢昕等申冤?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第2版()
专栏: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员工大会揭露
黄绍竑包庇反革命分子谢昕
本报讯 黄绍竑在今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政法小组会上说,北京师范大学的肃反搞坏了,某某女青年(即指谢昕)因为从香港回来,而在肃反中被斗被捕,现在还没有适当的安排。他还声称要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去师大检查肃反,为她申冤。事实真的是这样吗?7月3日下午,师大六千余师生员工,揭发反革命分子谢昕罪行的大会,就是对黄绍竑诬蔑肃反运动的有力驳斥。
谢昕是师范大学俄语系的学生,福建省福州人。1943年至1945年10月,在福州与军统福建省调统室主任王调勋姘居。1948年去香港。1949年9月从香港到北京,由全国学联介绍来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因解放初期,学校制度不严,未经考试就允许谢昕入学。入学后学习一贯松懈,经常外出跳舞至深夜才归校。1951年某日她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跳舞中结识了黄绍竑。1955年肃反运动前及肃反运动开始时,谢昕公开在墙上写反动标语,谩骂新社会为黑暗世界,并预谋行凶杀人,因此被捕。1956年3月31日,谢昕亲笔供词摘要如下:“同班同学夏瑞琼问我,那一天你说要杀人,要杀谁?我照实说出是要杀领导学习的党员小组长袁行榘。因此,我就到西四牌楼买了一把刀回来。我回来还没有五分钟,领导肃反的小组同志刘忠敏、陈国眉来要我的刀,我不肯在同学们面前拿出。没有想到他们立即叫同学来搜查我的东西,就把我的两把刀在床里拿去了,后来我就被捕。铁哑铃是我企图自杀用的,后来季处长来了解情况时我很生气,丁教务长很粗暴,我要用铁哑铃砸死他的两个孩子。我现在已经犯法了,我现在要来接受党和政府给我的惩罚。我希望政府再给我认识罪恶的机会”。
北京人民检察院根据谢昕以上罪行,本应提起公诉交付法庭审判,但因她承认罪恶,并有悔改表现,便根据宽大政策,免予起诉,于1956年11月23日释放她回校。谢昕回校后并没有悔改,相反地大吵大闹,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立即推翻原案。学校按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出布告公布对她的结论时,她立即把布告牌玻璃砸碎,撕掉布告,并歪曲事实,到处控告,同时也给黄绍竑写信,黄绍竑还当她的面表示要为她“喊冤”。她还威胁学校,要开大会赔礼道歉,恢复她的名誉。她声称不达到要求就到处写标语,还要向全世界人民呼吁。整风开始初期,谢昕又借这个机会向党猖狂进攻,贴出“血泪控诉”大字报,要求还她名誉,并在自由论坛大会上再次作了“血泪控诉”,企图争取广大学生的同情。当大家以事实反驳了她假造的控诉以后,谢又贴出第二张“血泪控诉”大字报,说旧的血泪未干,学校又在制造新的阴谋。谢自知学校没有她造谣诬蔑的市场,还在帝国主义国家记者的面前献媚,同样以歪曲事实,造谣污蔑的言论,来诽谤我们的新社会。
在今天的大会上,六千余师生员工,听到反革命分子谢昕的罪行,以及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猖狂进攻的事实后,群情激怒。在会上十七名师生员工代表愤怒指斥谢昕为屡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是大学生的败类。因时间关系,没有在会上发言,递到主席台上的纸条就有一百多张。他们一致要求党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屡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要严加惩罚,不允许漏掉一个反革命分子,要求学校开除她的学籍,并要求检察机关重新处理她的案件。最后全体大会还一致推选十九位师生员工代表,携带大会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信,控诉黄绍竑支持包庇反革命分子谢昕。


第2版()
专栏:

民建中常会召开整风大会揭露
章乃器在民建培植私人争夺领导权
据新华社6日讯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开始在机关内部进行整风。
今天上午,民建中常会召开了工作人员大会,由民建副主任委员胡子昂作整风动员报告,接着有七个工作人员发言揭露章乃器一贯的反动言行以及在民建内部培植私人、争夺领导权的活动。
胡子昂在报告中,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代表小组批判章乃器的情况。
胡子昂还指出章乃器争夺民建领导权的活动是一贯的。他说他自从1949年参加民主建国会以后,经常看到章乃器同施复亮发生争执,施复亮曾经说过章乃器满身是毒,满脑子是资产阶级思想,想篡夺民主建国会的领导权,并且指出如果章乃器掌握民建的领导大权,民建的政治方向就会转向资产阶级方向。在施复亮生病以后,章乃器又转而同黄炎培争执,继而又同民建二中全会斗争,现在更发展为同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之争。
鄢宝璋等七人在发言中,就章乃器企图利用民主建国会作他的地盘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揭发出许多事实。
鄢宝璋说,1950年民建总会举办干部学习会,参加学习的人都是由各地民建组织慎重选派的,但是章乃器一定要介绍从香港潜入内地的反革命分子陈咸池、丁国桢参加学习,在学习结束后,一个被安插在民建宣教处工作,一个被介绍到私营企业管理局工作。前几年他还写信给向德,介绍一个“商人”到长沙市的人民银行借款,要向德作担保,事后发现这个人是个反革命分子。章乃器一方面培植私人,一方面谩骂共产党员是“党老爷”、“见人高一等”,以此降低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
民主建国会副秘书长谭志清揭发章乃器还说过一句荒谬透顶的话:交出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就是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的品质。
民建中常会工作人员季柏瑞、王丰年、李振芬、周同善、包述传等人,揭露章乃器在民建中常会内排除异己,打击进步,同他的老婆、在民建总会任职的杨美真上下呼应,指出章乃器仇视进步,对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恨之入骨。包述传还指出章乃器一谈到共产党员就举出刘青山、张子善、李万铭等人为例子。
今天发言的人,都指出民建中常会内有一些为章乃器所利用的右派分子,并且要求他们勇敢检查自己,并向章乃器作斗争。


第2版()
专栏:来函照登

章伯钧承认自己造谣
7月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闵刚侯同志所揭发的关于6月6日我在一次六教授座谈会上所说的计委门口贴大字报的话,是由于我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道听途说以无当有不符合事实的极端错误的污蔑党的言行,因此引起计委全体同志的极端愤怒并向我提出强烈的严正的抗议和指责。我感到万分痛悔,我现在发表这个更正声明并向他们请罪。      章伯钧 7月6日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张云川仇恨积极分子包庇地主恶霸编辑同志:
在报纸上看到民盟中央张云川先生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的发言,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后来看到有些人对他已初步进行了批判,我想,或许张先生已经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吧!但看到贵报载张先生的所谓检讨后,我觉得我的话还是要说。
我和张云川先生本来素昧平生,无法窥透他思想的全貌而作全面的分析,但有幸在1955年5月、6月间他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安徽省萧县来视察的期间,和他有短暂的接触,因而所讲不至是无的放矢。
在他视察的过程中,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就觉得,张云川先生仇恨我们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心情已溢于言表,甚至随时都在寻找岔子来加以诬蔑和进行辱骂。
我清楚地记得他对一个乡支部书记的态度。他到大屯区原朴楼乡视察时,找乡支书袁长文同志问,朱庄(在邻乡)抢粮是否群众挨饿而起。袁长文列举事实说明是由于反革命分子的煽动。张云川听了不满意,就转问朴楼乡统购买粮是否买过了头,为什么缺粮户多。袁支书依实回答说,粮食没有买过头,缺粮户增多是因为群众家留的山芋大部坏了。张云川听了先说袁长文不老实,后听袁说该乡统购统销成绩很大但也有缺点时,当即站起来厉声责骂:“你们都是这样说。你们光听上面的话,捆绑吊打群众,拿群众当敌人看待来完成任务。这不是胜利,也不是光荣。你们这种作法正是国民党作风,和土匪一样。”据我们事后了解,朴楼乡那年统购统销工作虽有上述缺点,但基本上做得很好,没有发生过一次强迫命令或捆绑吊打的事,缺粮户都得到供应,也没有挨饿的,不知张先生无名火究竟从何而发的?
他在郝集训斥区长郭秀芝也同样狠毒,在南楼乡骂干部是“打公鸡下蛋、打鸭子上架”。同样的例子很多不必多举。
张云川辱骂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说他们是挖“沟”打“墙”的义勇队,把党和群众隔离开来。他是否出于爱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嫉恶如仇呢?我看不是的。如果是那样,张先生自己的言行就应该有助于拆“墙”填“沟”和密切党与群众关系,但他在萧县却进行了不少挑拨群众和党与政府的关系的活动。譬如说,他和中农张宏兴、韩至龙说山西省统购统销错了就改,而安徽反一年不如一年。郝集贫农王德昌好意提意见希望政府让农业社留些良种,不要统购后再统一调配,而张云川却当场对农民说,政府是脱裤子放屁,低价收进,高价卖出,是为了多赚几个钱,而使农民吃大亏。
本来萧县的农民和基层干部对张云川抱很大希望,认为他是从北京来的,又是全国人民代表,社会主义觉悟一定很高,来视察一定能帮助改进工作。那知张云川的那些话,连农民听了也说:这是什么人民代表,难道人民代表能讲这样的破坏话?
我们也怀疑过,是否张云川先生确实如他检讨中所说的“性情急躁”、“个性偏执”,因而对所有人都不满意,对所有人都好发脾气呢?我看也不是的。他在萧县视察过程中,有仇仇,也有亲亲,感情在遇到不同人时表露得很鲜明。他对我们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表现有很大仇恨,而且横加辱骂;可是对一些地主、富农、伪参议员等却表现得很亲近、很投机。
我并非有意栽诬张先生,而是有事实根据的,请看,张先生在萧县视察时,有意识访问的十三人中,有三个是地主,有三个是过去地主、官僚的狗腿子,有一个是伪参议员,一个是国民党员,有三个是落后分子,有三个是共产党员基层干部(其中两个就是被他找来痛骂的袁长文和郭秀芝)。访问地主张祚喜未遇,就赠给他两个老婆各五块钱;并留了通讯地址,叮嘱她们以后有问题向他那里写信。访问王兴銮时,询问了过去国民党游击司令刘子玉的情况。访问当过伪保长、土匪和张云川父亲狗腿子郭永夫时,赠送五块钱。访问恶霸地主张长汉时,对他诉述受人民管制的苦情表示同情。更奇突的是张云川还为四个抢粮犯请命,武断地说抢粮是因压缩粮食供应面所致,党和政府要负主要责任,要求考虑不予镇压。
我想,张云川对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现的亲亲和对积极分子、基层干部表现的仇仇态度,还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张云川在萧县视察,曾认为当地政府不应将他父亲划为地主成份,说他父亲之死和地方干部与其过分为难有关。据我们以后了解,张云川父亲张福辰在解放前一贯不事劳动,是当地集主,曾开设过大烟馆,长期吸食鸦片。他就像戏台上常看到的那种恶霸,整日骑着毛驴子,拎着鸟笼儿,驴屁股后面带着家丁赶集赴会,四出赌博,甚至贩卖女人。张福辰还经常勾结官府讹诈别人土地、财物,迫使某些人倾家荡产,因此当地群众称他为“四阎王”(张福辰排行第四)。土地改革时,张福辰一人有地十六亩,一部分由子孙种,一部分出租给别人。从经济上看,张福辰一生过着剥削别人的寄生生活,从政治上看,张福辰又是骑在人民头上鱼肉人民的恶霸分子,将他划为地主成份是完全应该的。关于张云川父亲之死,与当地政府和群众也无关系。土地改革时,政府和群众对乱说乱动、不愿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地主张福辰,进行过教育和管制,但并未超越法律范围。而其死又是在土地改革后一年多因病所致。
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张云川先生丑化我们的积极分子,诬蔑和辱骂我们的积极分子,是因为他站在和党与人民政府敌对的立场,而是由于他地主阶级亲友受到专政压制而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新社会产生的仇恨心理。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不敢埋怨党和政府,只好辱骂积极分子,以此来拆除党和政府的支柱和基础。我觉得党和政府对待张云川先生的地主阶级亲友只是秉公行事,并未因此而连累张先生一丝一毫,如果张先生却由此而怀恨在心,那只能证明张先生的自我改造太差,甘愿与敌对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张云川先生应当认真地揭露和检查自己的错误言行。
安徽省前宿县专区读者 梁玉成
1957年6月27日


第2版()
专栏:

在社会主义学院反右派斗争大会上
顾执中开始交代阴谋活动事实
本报讯 7月6日,社会主义学院举行大会,批判顾执中的反动言行。在大家的质问和指责下,顾执中开始吞吞吐吐地交代了一些他与右派分子王造时、陆诒等阴谋组织反动政党的活动。
顾执中承认:今年3月间,王造时来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他和王造时见面谈过五次,谈的主要都是恢复“救国会”的问题。顾执中说,他们积极企图恢复“救国会”的目的,是根据王造时的估计,世界形势还未可乐观,第三次世界大战还要发生,帝国主义还可能直接进攻中国,他们要在这种形势来到的时候,“乘机而起”。大家追问他:乘机而起的目的是什么?顾执中说: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顾执中说:他们阴谋活动的步骤是:他和王造时先分别跟北京、上海的一部分人商量,把“救国会”恢复起来。顾执中在北京找潘大逵、张定甫、章乃器。王造时在上海找陆诒、彭文应、孙大雨、陈仁炳、刘良模,他们不但准备要找原来救国会的老人,还准备发展新人。顾执中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积极拉拢学员参加九三学社。顾执中认为,吸收这些人今天是参加九三学社,将来就可以成为“救国会”的会员。他们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要趁党整风的机会,到处放火。王造时等在上海放火,他在北京放火,王造时就法律问题向党进攻,他在北京也就宪法问题向党进攻,彼此配合,互相呼应。他说:他们在整风中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方法,就是要到处讲话,在报纸上写文章,破坏党。顾执中承认:他们企图恢复“救国会”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是有组织、有分工、有活动的。
群众质问顾执中,他们究竟企图在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时想干些甚么,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到处放火想达到什么目的,在他们的阴谋活动里面还有那一些人的时候,顾执中躲躲闪闪,没有交代清楚。
在昨天的大会上,群众还揭发了顾执中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九三学社的基层组织开会时,曾经十分赞扬上海的右派分子孙大雨诬蔑六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的荒谬言论,说是孙大雨很勇敢,这一炮开得很好,要看这一炮响不响,企图迷惑群众的视听。顾执中在高等教育出版社还煽动一些落后分子向党的领导进攻,要他们用各种口径的炮轰,要他们收集材料,到外面去控告。
社会主义学院对右派分子顾执中的斗争,还将继续进行,群众一致表示,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