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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揭发
毕鸣岐是章乃器反动言论的批发商
新华社5日讯 今晚举行的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常委联席会议上，初步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毕鸣岐和章乃器两人在反社会主义方面一唱一和、相互支持的丑恶活动。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乔维熊到会汇报了天津市工商联和民建会对右派分子毕鸣岐的言行展开斗争的情况。他说，天津工商联和民建会已成立联合办公室，对毕鸣岐的反社会主义言行展开了斗争，天津工商业者认为毕鸣岐的反动言论跟章乃器的论调一模一样，是章乃器资本主义的批发商。
毕鸣岐和章乃器是怎样一唱一和，互相呼应呢？乔维熊指出了三个主要的方面。
一、关于资产阶级本质的认识方面：章乃器说：“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目前我国所有阶级的特性已基本上消灭”。毕鸣岐则说：“各地私方人员存在着自卑感，最主要的是从阶级关系来的。”
二、关于公私共事关系方面：章乃器说：“在工作中，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的界限。”毕鸣岐说：“同是主人没有客，同在社会主义领域中。”天津工商业者董少臣提出“撤出公方代表”的意见后，对毕鸣岐说：“毕主委，我给你闯下祸来啦！”毕鸣岐支持他说，“没关系。”
三、关于借帮助党整风为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章乃器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不是留恋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有好有坏。”毕鸣岐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自卑感是由于阶级的关系，不取消阶级关系是由于党政干部的宗派主义的情绪和作风。”
民建天津市委和天津市工商联委员王芷洲，举出许多事例，说明毕鸣岐忠心支持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行动。他说，毕鸣岐在天津到处宣传章乃器的言论。最近章乃器和毕鸣岐都写文章发表了他们的谬论后，毕鸣岐见到章乃器时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章乃器也对毕鸣岐说：“你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以后还照样写下去。”
王芷洲说，毕鸣岐还一贯利用工商界消极一面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并且仇视和诬蔑党、政府和人民。他在1951年曾经说当时政府机关附属的生产企业是新官僚资本，曾经骂我们几个靠拢国营公司的人是国营公司的“尾巴”。去年他在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指责统战部对待一部分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工商界人士“姑息养奸”。
王芷洲要求毕鸣岐进行检查，希望他回头走社会主义道路。
天津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王光英揭露毕鸣岐在北京假惺惺地作检查的时候，天津市民建外贸支部却在计划打击左派，打击积极分子。这同毕鸣岐大有关系。
王光英说，李康年提出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毕鸣岐说他的建议有积极作用，可以带动不发言的人发言，这是明明白白地在进行煽动。
接着，乐松生在发言中要求毕鸣岐对自己的言论从心的深处作检查。
在今晚的会议上，陈叔通也作了发言。他希望毕鸣岐把这次会作为一个“洗澡”的好机会。他还建议这样的会多开几次。他说：“这对每个人的自我改造很有好处，对我也有好处。”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赞成。
胡子昂在会上报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川代表小组批判章乃器以及章乃器多方抗拒批评的情形。
胡子昂是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川省代表之一。他说，章乃器是四川省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可是他屡次推说有重要事务，不出席四川省代表小组的会议，四川省代表对他的这种态度非常愤慨，坚决要他参加会议，他才勉强地参加了两次。
胡子昂说，在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代表们要求他就他的反动言行进行检查，并且提出许多问题要他作答，而章乃器反而认为民建和工商联发布的联合指示统统是诬蔑他的，是不正确的。胡子昂说，四川省代表小组曾经邀请李烛尘、吴大琨、经叔平在小组会上揭露了章乃器历史上和解放以后一连串的反动言行。章乃器在小组会上对大家的批评不仅不接受，反而谩骂揭发他的人，毫无悔罪之心。四川省代表准备下星期继续对他展开批判。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向到会人员汇报了各地工商界和民建组织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的情况。他说，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十五个省七十个市二十六个县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基本情况是：邪气开始下降，正气开始抬头。不少思想模糊的群众逐渐觉悟过来，摇摇摆摆的也开始站稳了立场，骨干分子的积极性正在调动起来，同右派分子作斗争的队伍正在日益扩大和加强；右派分子开始被揭露，开始处于孤立地位，有的仍在顽抗中。反右派斗争第一回合已经展开，并且已经取得初步胜利。
他说，各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首先是集中批判章乃器的反动言论，然后进一步地揭露章乃器在解放前后的丑恶面貌和罪恶活动，并与章乃器划清界限。各地对章乃器的顽强抗拒批评的态度表示非常愤慨。
他说，各地在斗争章乃器的同时，已开始对本地区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从斗争中揭发不少类似章乃器的右派分子。武汉揭露了右派分子王一鸣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提出了十大不满，对党大肆诬蔑的错误言行；江苏省揭露了钱孙卿否定解放后几次政治运动的成绩，诬蔑国家法制等谬论；天津市揭露毕鸣岐与章乃器一唱一和的丑恶活动。他说，现在群众还在继续向他们斗争，要他们作彻底交代和检讨。各地群众都表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并要求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给予有力的领导和支持。
为了加强反右派分子斗争，今天会上成立了民建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临时工作委员会，并推选胡子昂为主任，孙起孟、黄玠然为副主任，孙晓村、华煜卿、章元善、资耀华、项叔翔、胡子婴、经叔平、冯和法等八人为委员。
会上孙晓村报告民建中央常委会已经成立一个整风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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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举行第四次整风座谈会
罗隆基继续狡赖反口咬人
本报讯 7月5日夜，罗隆基在民盟中央第四次整风座谈会上，依然用各种极端恶劣的手段进行狡辩。
会议一开始，高崇民宣布，在上次座谈会上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揭发罗隆基的信件后，当夜，罗隆基打电话给民盟的几位负责人，说浦熙修曾经告诉他说邵慈云有特务嫌疑，因此他才对邵慈云不好。高崇民的话刚一讲完，立即有人要浦熙修交代；有人质问，既然罗隆基知道邵慈云有特务嫌疑，为什么还拼命拉她入盟；浦熙修也否认了她曾向罗隆基说过这样的话。这时，森林工业部罗隆基的秘书孙平毅发言，补充和证实了罗隆基对邵慈云的打击和迫害。森工部共青团委会的代表宣读了森工部共青团组织谴责罗隆基的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公开信。史良宣读了邵慈云的信，邵慈云要求追查罗隆基为什么污蔑她有特务嫌疑。这时主持会议的史良要求罗隆基首先交代迫害并且污蔑邵慈云的问题。而罗隆基仍然一口咬定说是听了浦熙修的话才去查邵慈云的档案。当浦熙修再一次否认她曾说过这话时，罗隆基就撒赖说：“那就死无对证了”。这时，史良、刘清扬先后起来质问他：罗隆基一向包庇同情反革命分子，为什么对邵慈云就这样警惕；邵慈云是罗隆基先推荐到和大，以后又要来给自己做秘书的，为什么忽然要查邵慈云的档案材料。
接着，史良要罗隆基交代章罗联盟问题。罗隆基并没有正面回答章罗之间有没有联盟，只是在大家的一再质问下，才交代了章伯钧和他搞高等学校体制问题、有职无权问题等四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取消党委制、提高民盟的地位，好和党分庭抗礼。罗隆基并说，在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对我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罗隆基也认为抬头出气的时候到了。并说，“各学校闹的厉害，通过这四个委员会的讨论，由民盟中央派人到各地去推动工作，取消党委制，做到有职有权。我是赞成章伯钧的这个意见。章伯钧和我联名向各地民盟组织发出通知，要大家大放大鸣。章伯钧并向我说，农工民主党也正在发动一系列的座谈会，并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发展组织。”
罗子为揭发了罗隆基的一些卑劣行为，说罗隆基在民盟有一个绰号叫“勾死鬼”，谁要有缺点被他发现，他就要利用谁，谁要被他利用，就要被他带到鬼门关。罗子为还说：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反对卖国的美蒋商约，而罗隆基到处为之解释，说这个条约是平等的。甚至于当时上海人民开会反对，罗隆基还背后发脾气，认为民盟不该反对这个卖国条约。
罗子为要罗隆基交代是否与美国有勾结。罗子为还质问罗隆基是否要把政协文化俱乐部搞成裴多菲俱乐部。这时罗隆基竟然对罗子为反咬一口，说：我认为罗子为还可以多揭发一些问题，因为你也是当时我的无形组织的成员之一。罗子为立即愤怒地驳斥了罗隆基的反诬。这时，会场上响起一片激愤的斥责声。
周新民发言揭露罗隆基，在1944—1945年在昆明时期，坚决反对党领导昆明“民主青年联盟”，要把它改为民盟的隶属组织，并企图以潘大逵代替吴晗来领导这个组织。罗隆基承认他要把民青隶属民盟，但是他说不知道民青是党领导的组织。
潘大逵起来发言时声称他要揭发罗隆基通过他把持四川盟组织的事实。但是他在二十分钟的发言中，尽是重复报纸上已经揭发出来的一些事实，没有一点新的材料。
接着，罗隆基小集团之一潘光旦交代了罗隆基小集团的名单。但是，潘光旦没有交代这个小集团的内幕活动。并且说，1952年以后，他和罗隆基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会议结束时，史良说，今天是第四次交代，但罗隆基仍没交代，依然是拿现成的东西狡辩。并警告他不要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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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革命烈士家属揭露
黄绍竑杀害革命人士罪恶重重
新华社南宁4日电 1927年被黄绍竑杀害的广西南宁市的革命烈士家属们，3日联名给黄绍竑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不能容忍他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的恶意攻击，要和他斗争到底。
这封信写道：我们要揭露右派分子黄绍竑过去在广西的罪恶，使他认识到自己过去罪恶深重，体验到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
大革命时代，黄绍竑身任广西省主席、十五军军长、特派员和“清党”主任委员等职，广西“四一二”清党，是他一手主持的，虽然事隔三十年，但在黄绍竑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在三十年前，黄绍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杀害了我们的先人和许多革命先烈。他靠这一生的“得意杰作”，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官居要职，飞黄腾达。
1927年4月12日前夜，黄绍竑亲下密令大捕广西革命人士，仅在南宁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和妇女，就达千人以上。同年9月1日，黄绍竑在南宁枪杀了当时广西革命工作的主要骨干雷沛涛、周仲武、雷天壮、陈立亚、梁六度、何福谦、邓哲等十三位革命先烈，接着又在桂林、柳州、梧州、贵县等地公开、秘密地大量屠杀革命人士。我们要问：当时法纪何在？黄绍竑反而把今天的人民天下说成“暗无天日”，诋毁肃反“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的这些反动论调，正好为他自己当日所作所为下了结论。肃反和镇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政府对认罪悔过的反革命分子是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家属生活困难者得到救济和介绍就业。而黄绍竑无视于此事实，肆意进行恶意攻击，夸大缺点，含血喷人。他为什么要为反革命分子作“包青天”？其居心何在？
信中接着说，黄绍竑是人大常委，曾两次回广西视察政法工作。优抚工作是政法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他来到广西，从未访问、接见过烈、军属。当他回北京后，烈属写信给他，要求他对在大革命时代在广西牺牲的烈士们作个正确的评论（因为解放前，他在“五十年回忆录”一书中诬蔑了革命先烈），但他至今拒不作复。他来广西视察只是查查司法工作的档案，在其中找岔子，为反革命分子呼冤。
信中最后说，我们革命烈士家属向黄绍竑提出严重的警告：我们的亲人牺牲在你手里，但在党的教育下，我们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八年来我们对你总是抱着宽宏大量，既往不咎的精神，希望你能深省过往，重新作人，好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老老实实工作，以赎前罪。但是你今天却“忘恩负义”，竟施展出这样阴险的伎俩，来攻击党攻击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你不彻底悔过，将自绝于人民。
在这封信上签名的南宁市烈士家属，有周君实、陈可夫、雷成、雷荣恩、罗启拔、罗启芝、周孝先、陈炳夷、冯永庄、林坤培、郭君涛、阮细妹、黄秀群、何福贻等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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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不容右派分子诬蔑好人
杨西光等将向检察院控告孙大雨
新华社上海4日电 被右派分子孙大雨诬告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的复旦大学副校长杨西光、教授章靳以、苏步青等十一人和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的工作人员在今晚集会，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孙大雨等反动集团提起公诉，给予法律制裁，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孙大雨是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他在去年12月20日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公开指控上海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前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李正文，复旦大学副校长杨西光及非党教授全增嘏、章靳以、漆琪生等十多人为反革命分子。今年6月7日中共复旦大学党委举行的整风座谈会上，孙大雨除了仍然诬告这些人为反革命分子外，又指控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有反革命集团。今天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职工到孙大雨家中质问。孙大雨说新闻日报社社长金仲华为反革命分子。但当问他解放日报中谁是反革命分子时，孙无以对答。孙大雨这种肆意诽谤诬蔑的恶劣行为，引起了大家的公愤。
在今晚的会议上，被孙大雨诬告的人都认为孙大雨的行动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右派集团有计划的破坏活动。漆琪生说，去年陈毅市长为孙大雨控告的事曾邀请复旦教授进行调解。孙大雨、陈仁炳、王造时、张孟闻四人一唱一和，讲了三个多钟头，现在看来，当时这些右派分子已经作了有计划的部署。章靳以揭露孙大雨很早以前就是胡适、梁实秋一派的人，以后他又转入国民党的党校——中央政治学校教书，投靠张道藩、陈雪屏。上海解放前夕，又和罗隆基等勾结，企图把持大学教师的组织“大教联”。新闻日报副总编辑王维揭发这个右派集团制造所谓反革命分子名单的具体事实。他说，新闻日报之所以被诬告有反革命集团是因为在一篇社论中批评了少数知识分子的缺点，陆诒就在报社内部打听是谁写的，由此，孙大雨的“反革命分子”名单中就增加了新闻日报。
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法律顾问李树棠等五人，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孙大雨的行为分析，认为被害人已有充分理由要求人民检察院进行侦察，提起公诉。如果孙大雨的控告确实没有根据就应依法处理，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到会的被害人当场委托法律顾问起草控告书，对孙大雨诬蔑诽谤陈其五、杨西光、章靳以等为反革命分子，屡戒不改触犯刑律，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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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得意忘形到原形毕露
右派分子钱伟长的阴谋破产了
本报记者陈柏生报道 连日来，清华大学师生正向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钱伟长展开批判。在许多会议上，师生们指出，钱伟长在科学家的招牌掩护下来向党和人民进攻。他在校外与右派分子章伯钧等保持亲密的联系，在校内师生员工中间进行挑拨煽惑，想走资产阶级教育的道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为资产阶级打天下。
钱伟长自整风开始以来，即在学校中利用自由论坛发表煽动性的言论，争取群众，分化同学，打击党的威信。他迷惑了一部分青年，但是也有些青年对他的右派言论提出质问和怀疑，在学生中展开争辩。一直到6月6日会议被揭露出来以后，他的画皮才被揭掉。人们才看清楚他是有政治企图、有组织活动、用挑拨煽动等办法来向党和人民进攻的右派分子。
到处点火
“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是6月6日右派分子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右派分子的集会上，作为北京六教授之一的钱伟长，不仅参加了这次集会，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是最得章伯钧赏识的。
就在参加6月6日的六教授会议当天下午，动力系的俞国宁、吴文权等几个学生访问了钱伟长。钱伟长认为机会来了，就开始点火了。他说，现在群众的情绪是烦闷的，有话讲不出，要想发泄，但找不到题目。你们今天也是来找题目的。你们要知道，大家轰轰烈烈搞，也有人在外面哭哭啼啼，没有人关怀。
钱伟长说，同学本身就存在宗派情绪，硬把人分成进步、中间和落后，依我看，进步的人也不过学会说几句漂亮话。钱伟长说到这里兴奋起来，他说，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人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
钱伟长在这个时候，还向物理系的二十多个学生点了火。有的学生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伟长问有多少人？有人回答说有六百多人。他说，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的签名还差不多，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学生临走时，他又说，你们去签名吧！
钱伟长还对李恒德副教授说，同学的情况很不好，很严重，到处找题目。你要不要同学生讲讲话？我可以教他们来找你。李恒德责问钱伟长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钱伟长对6月6日的会议内容是保持绝对秘密的。他在6月19日清华学生自由论坛上作讲演时，同学们曾问他6月初找章伯钧去作什么时，他却对学生说是找章伯钧谈科学规划的事。到了6月20日和6月24日民盟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上，参加6月6日座谈的北京六教授之中的陶大镛和费孝通，却相继揭露了一些这个座谈会的内幕，又揭露了钱伟长在那天会议上曾说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若与教师联合，就要出乱子，等等。这样一来，钱伟长的绝对秘密就保守不住了。
推、混、赖
当钱伟长对动力系学生的谈话受到广大学生的批评时，学校内反对右派分子斗争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了。钱伟长怎么办呢？只有退却了。他再三说谈话记录不确切，不真实，本人概不负责！俞国宁同学责问他道，我们访问他说的话，现在都否认了。这使我们很惊讶。我们访问了许多教授，发表出来的谈话，他们都认为是符合事实的，为什么钱伟长的话却记错了呢？
钱伟长看到反章伯钧、罗隆基右派分子的斗争深入展开了，于是也就装了个好人。6月19日他在学生论坛斥责章伯钧是政治野心家，说做梦也没有想到与章伯钧、储安平有联系，他装得很像。可是，在20日民盟北京市委的扩大会议上，陶大镛揭露了六教授会议上他的言行。他的谜底被拆穿了。且看他怎么说呢？他对洪风标等二十个同学说，章伯钧讲些什么话，没有听清楚，因为中途他小便过几次。
7月2日、3日，钱伟长在到会师生的一致批判和质问下，他只是稍稍交代了一下他在校内和孟昭英教授、常迵教授、何成钧副教授的一些关系。接着他又谈了一下曾昭抡怎么鼓动他去摸文教规划的底，以及他怎么经费孝通的介绍认识了储安平。他说，储在5月22日给他写了信，5月26日又亲来清华大学找他。储和他谈要在人大开会时谈肃反问题，而且要向毛主席提意见。储说自己就要揽光明日报了，又说他和光明日报党组斗争，他要把北京大学民主墙大字报的消息登出来等情况，最后还看了清华的大字报才走。钱伟长还谈到他和费孝通的关系说，我之所以掉到章、罗圈子里，主要费孝通要负责，并谈到费孝通通过“串联”方式，来在全国搞反映知识分子的要求的活动等。
在这些会议上，钱伟长的检讨还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愤怒。
挑拨党群关系
许多人在会议上指出：挑拨煽动党群关系，党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党和青年的关系，这是钱伟长的重要手法。钱伟长曾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他有职无权，企图来借此造成党和群众的对立。
钱伟长在解放前还只是清华大学一个普通教授，参加评议会也没有竞选上。现在他已经做到清华大学的副校长、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一身兼二十多职，但他还说党不重视他不信任他。他在清华的权很大，但还说他有职无权。吴晗曾就此事在会上质问钱伟长道，今天的地位是谁给你的？是人民给你的！你对党和人民抱着什么样的看法？什么样的态度呢？梁思成教授也在批判钱伟长的大会上激动地说，钱伟长你说“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可是你不是党员，你没有前途吗！你身兼二十多职，又是副校长，又是科学院学部委员！如果你认为还没有前途，那末你的前途是什么呢？是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的前途吗？梁思成教授还说，钱伟长用的办法是搞个清华的大选举，搞个大签名，想由他来独揽清华的大权。
徐亦庄副教授也揭露钱伟长说，我曾亲耳听到钱伟长说只有党员才有前途这样的话。钱伟长认为清华中最主要的问题，无论是学生与教师，都是前途问题，不是党员就没有前途。因为这样，有一个女学生曾到钱伟长那里哭过好几次，觉得自己没有前途。徐亦庄质问钱伟长为什么要歪曲事实说“只有党员才有前途”？他说，钱伟长曾希望全校起来“抗议”所谓前途问题，这样做就是想要把整个党委会的领导搞垮。
想走资产阶级教育的道路
在教育方面，钱伟长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想走资本主义教育的道路。
钱伟长在5月31日的学生自由论坛上说，老清华并不完全是照抄英美的一套，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的。张维教授质问道，老清华无计划、无培养目标，歌颂自发性的教育制度，不是从美英资本主义国家抄来的吗？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吗？李辑祥说，波匈事件发生以后，钱伟长就变到右派阵营里去了。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关于培养目标的谈话，根本方面就是否认学习苏联，否认教学改革，提出另一种培养目标。夏镇英说，钱伟长想把清华拖上资本主义道路。大家不要孤立地看作清华的问题，要看作是章伯钧所领导的向文教界进攻的组成部分，而钱伟长就是急先锋。
金希武教授说，大家都知道，钱伟长在1月7日向光明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有关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谈话。在这篇谈话里，他抱着一种挑衅的态度。他对教学改革的成就一字未提，相反地从实质上否定了教学改革和向苏联学习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他力求否定按照一定培养目标的专业教育，而把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拖回到解放前的资本主义的通才教育的老路上去。钱伟长发表这种与党的教育政策违背的谈话，是拥护党和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示吗？
剥下万能科学家外衣
钱伟长在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上，也是不老实的，不懂装懂，却向人吹嘘自己是“万能科学家”。
在7月3日的会议上，现在清华大学工作的东北工学院的郎世俊教授说：我要揭开他伪科学家的外衣。钱伟长自称为一个万能的科学家。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二十几个兼职和章、罗在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去年的全国科学规划工作中，有一个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小组，钱伟长是组长。小组要拟出十六个中心科学问题的说明书。钱伟长自愿承担写石油及轻工业自动化的说明书，但他借口忙，迟迟不交。最后没有写出来，实际上他当时几乎是全脱产的。另外还有一最重要的事，小组综合任务书应由小组长执笔。钱伟长拟出一个八千字的初稿，但小组一致认为内容空洞，不切实，并且有很多错误。结果全盘重写，采取分段执笔集体讨论的办法做出来，钱伟长未参加执笔。而当印出来时，执笔人却变为钱伟长。钱伟长有兴趣的是全国高等学校自动化专业人数规划、干部规划。这些都不是他的特长。联系民盟提出的，关于“科学规划”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钱伟长是主谋，看来是有意搞人事安排活动。
小组讨论到成立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时，一致意见是由钱学森来主持，后来认为可以不具体提出。但最后在他写的紧急任务说明书上钱伟长却私自把自己名字写上去当主任委员。这种偷天换日的勾当企图何在？
杜庆华教授说：钱伟长的学术威望是远远超过了自己科学水平。他是骗取了党的信任而取得这些威望的。他特别喜欢别人把他看成大专家，喜欢在科学的各方面都充内行，不懂装懂，在科学上有招摇卖弄的倾向。汪家鼎教授说：我在其他工作单位接触过钱伟长的一些同班和校友，对钱伟长社会地位一天天高升，都觉得同他的才能不相称。他的老同学说“钱伟长爬得太高，他不值得。”他把自己吹成一个万能科学家。
钱伟长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清华校刊上揭露了一些材料。钱伟长在去年曾自以为是地以农业机械专家的身份写了关于农业机械的规划。但是，他在这方面并不具有足够的知识，又不屑请教农业机械的专家，草草写出的草案，完全不合乎要求，因之在正式规划时根本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后来，不得不另由十几位专家重订。四年前，钱伟长出版了“我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他俨然是一位研究科学史的学者了。可是全书错误甚多，全书不过一百页左右，仅在两篇文章涉及的一部分内容中即有二十多项错误。有的抄袭他人著作，据别人揭发说他这本书的许多部分是从刘仙洲先生的“中国机械工程史料”、梁思成先生“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李俨先生的“中国数学史”、竺可桢先生“中国古代在天文学上伟大的贡献”等文中抄来的。
两面派的野心家
许多教授都指出钱伟长用尽了两面派手法想来掩护自己。今天他的这些言行和手法，已被揭露，右派分子的原形已露出来了。
清华大学的老教授李辑祥在批判钱伟长时说，我认为钱伟长是很有野心的，他今天已发展到一种狂妄的地步，甚至不择手段，用两面派手法，蒙混欺骗。钱伟长认为自己过去进步，是这样吗？记得就在北京快要解放的时候，他还对我说要到美国去研究火箭，那时我劝他不要去，但是他后来没有去成并不是思想上搞通了，而是有些要求没有批准。解放后，他在一个小组会上提出要依靠中年青年的教师，把老教师赶下台去，党员坚决反对，他很不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的一套，用得着你时就用，用不着 时就枪毙。以后在院系调整刚开始时，他不愿拆散清华大学，当时就对教师说教育部同意他的看法，他又对教育部说教师同意他的看法，因此给院系调整工作也多少带来了损失。钱伟长在1952年到1956年期间，表面上很积极，但是实际上他是在耍两面派手腕。钱伟长抓的是党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还抓住青年思想教育工作。他分化和煽动青年，说青年苦闷，等等。而他对党群关系上更是五花八门，挑拨新老教师，挑拨同学和教师之间的关系，他甚至也对我说过，党不信任我。他用这样的手法挑拨党群关系，使青年学生中也受到分化。
王遵华副教授也说，钱伟长在过去几次的检讨中用尽了右派字典中的词汇和手法来逃避和退却，以期抵抗批判。分明他自己是右派，并且打着大旗向党进攻，他却说他也要与右派划清界限，说自己是受了右派影响。分明他在6月6日前后得意忘形，在积极行动，但他却说很恐惧、害怕。分明他自己在自由论坛上主动地大事煽动，处处点火，他却说是被迫拉去讲演。他掩饰着自己，把自己的问题缩成两个小包袱，说什么自己过于重视知识业务呀，自己是自由主义呀！其实他是一个个人野心家，是章伯钧、罗隆基集团中向高等学校和科学界进攻的急先锋。
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吴晗在会上说，钱伟长在6月6日会议上和学生中间，有意制造紧张气氛，这是政治上的向党的敲诈勒索，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
在接连三天的会上，因为钱伟长对6月6日的会议和其他右派活动没有进行很好的交代，引起许多教师的愤怒。教师们表示一定要和右派分子钱伟长战斗到底，把这些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的面貌彻底暴露出来，不获胜利，决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