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报告
1957年7月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乌兰夫各位代表：
国务院根据今年6月7日国务院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议案和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请大会审议。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就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问题向大会作报告。
广西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约有六百五十多万人口。广西省在1952年12月以宜山、百色、邕宁三个专区共四十二个县的地区，成立了桂西僮族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后，在1956年改制为自治州。回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一个少数民族，约有三百五十多万人口，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其中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一百一十多万人。甘肃等省自1952年以来先后建立了一些相当于专区和相当于县的回族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在1956年改制或者改建为四个回族自治州、十个回族自治县。应该说，同在全国各少数民族中一样，在僮族和回族聚居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的情况和僮族、回族的情况来看，僮族和回族必须分别建立一个省一级的自治地方，才能同他们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相适应。
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自从去年5月以来，广西省和甘肃省的中共党委和人民委员会以及协商机关先后反复地讨论了建立僮族自治区和回族自治区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也召开专门的会议进行了充分的协商。
在讨论协商中，大家集中研究了僮族和回族建立自治区的各种方案。建立僮族自治区的方案主要的有二个：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僮族自治区，大家把这个方案称为“合的方案”；另一个方案是把广西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保留广西省的建制，管辖现在广西省的东部地区，另把现在广西省西部僮人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划出来建立僮族自治区，大家把这后一个方案称为“分的方案”。两个方案相比较，合的方案是更适宜于广西汉、僮民族的现实和历史情况的。首先从广西汉、僮民族及其他民族共同向前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广西省的汉人比僮人多，汉人占总人口的58.4％，僮人占36.9％，其他少数民族占4.7％；但居住的面积僮人比汉人的大，僮人聚居地区约占全省面积的60％，汉人聚居地区约占30％，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约占10％。汉人聚居地区对于农业的发展说来，是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从工业发展前途说，僮族地区的条件又比较优越。这就表明，广西汉、僮两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地区是宜合不宜分的。合起来互相帮助，各施所长，就有利于广西各民族长远的、共同的进步和发展。再从广西的历史上看，广西汉、僮民族和其他各民族也是宜合不宜分的。长期以来，汉、僮两民族和境内的其他民族披荆斩棘，艰苦劳动，共同创造了广西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广西汉、僮两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直是不分彼此、共同奋斗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汉、僮两族人民发动的，在以后的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广西汉、僮两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都在一起坚持革命斗争。广西汉、僮两民族和其他民族间这种长期“共同劳动创造、共同革命斗争”的历史传统，也正说明合的方案是符合于历史发展情况的。两个方案经过大家反复、深入地讨论后，最后选择了合的方案，也就是现在提交大会议案中的方案。
在建立回族自治区的好几个方案中，主要的也是二个：一个方案是以现在甘肃省所包括的原宁夏省地区（蒙古族地区不在内）为基础，再划入邻近的地区，建立回族自治区，自治区管辖的地区包括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和平凉专区的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另一个方案是除上述地区外，并且把平凉专区的其他各县和天水专区的个别县也一齐划出，建立回族自治区。这两个方案可以说基本上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只是划不划平凉专区的其他各县和天水专区的个别县的问题。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后，一致选定了前一种方案，也就是现在提交大会议案中的方案。这个方案所包括的地区，回人占三分之一，汉人占三分之二，有利于回、汉民族互相支援和共同发展。这个方案所包括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也是良好的。在农业方面，银川、吴忠的水利向来是比较发展的。现在这两个地区有水田三百余万亩，如果将来青铜峡水坝建成后，还可扩大灌溉面积几百万亩；上述地区和固原一带还有广阔的草山和草场，可以大量地发展畜牧业经济。在矿藏方面，银川的石咀山煤矿蕴藏量很大，并且已经开采。根据地质部门勘探的材料，固原、海原等县还可能有石油矿，因此，将来兴办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条件也是具备的。在交通方面，除现有的公路外，包兰铁路明年即将修通，将来从陕西咸阳到甘肃武威的铁路，也计划经过固原县和中卫县，所以自治区的交通事业的发展前景是很好的。根据这个方案所包括地区的土地面积和发展生产的条件，可以考虑根据自愿的原则，逐步地把内地的一些能够迁移的回民移到自治区去，这对于促进自治区的发展和解决散居回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将是一个较好的办法。后一种方案也有它的好处，但是因为要划进平凉专区的其他各县和天水专区的个别县，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平凉专区的其他各县在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回、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不好的。解放以后，虽然有了根本的改善，但是要消除隔阂，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鉴于民族关系方面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讨论协商中，各方面的有关人员一致不同意选用这一方案。
经过各方面的讨论和协商后，国务院根据广西省和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在今年6月7日第五十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定。
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求做到既能实现名实相符的僮族自治区和回族自治区，又能保证巩固各方面的团结，特别是汉、僮民族间的团结和汉、回民族间的团结，这就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这次大会批准关于建立广西僮族自治区的议案和关于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议案后，应该继续就建立两个自治区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充分的和反复的协商，在当地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并且做好各种必要的实际准备，为两个自治区的成立和往后的工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僮族和回族是我国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两个少数民族；现在两个民族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批党与非党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并且都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员。相信自治区建立后，两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两个民族自治区的准备建立，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实行是坚决的、始终不渝的。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起，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基本政策。我国是长期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是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从民族独立运动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并且现在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和破坏。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各民族合则两利，分则 两害，这是很明显的。同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左右，但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汉族地区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这正需要各民族亲密合作，互相帮助，以便充分发挥国家幅员广大的好处，而求得共同的进步和发展。这方面的情况，益加表明我国各民族团结合作的必要性。还应该看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各民族互相间发展了经济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共同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虽然存在过民族压迫制度，但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间的联系还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的。我国各民族人民间这个长期互相联系和接近的传统，更表明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是有其悠久的历史基础的。
我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取得了国内各民族的支持。他们都懂得，只有团结在我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也才能促进各民族共同的进步和发展。
我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两个自治区，一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三十一个自治州，五十四个自治县。建立自治地方的已经有三十一个少数民族，共约二千三百万人口，占全国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聚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90％左右。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已经培养了少数民族的各种干部三十四万人。
由于党和政府彻底地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大多数自治地方实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在1955年到1956年的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形势下，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运动。现在，在全国三千五百万少数民族中，有三千万人口的地区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约有三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民主改革；只有二百万人口的地区还未进行民主改革。这就是说，在我国85％以上的少数民族地区，千百年来受压迫、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农民、农奴和奴隶，已经废除了各种旧制度，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在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初步统计，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和全国各民族自治州，1956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是五十七亿八千七百一十六万六千元，为1952年的158.9％。其中工业总产值是十亿九千八百七十六万五千元，为1952年的356.7％，为解放初期的965.2％；农副业产值四十一亿六千六百七十一万八千元，为1952年的122％，为解放初期的209.3％；牧业区牲畜总头数是八千五百二十万五千头，为1952年的145.9％，为解放初期的183.1％。在上述地区内，1956年有大学生五千四百八十六人，中学生二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九人，小学生三百七十一万七千零七十五人，学生总数为1952年的132.3％。在上述地区内，1956年有医师五千零八十人，为1952年的320.1％，病床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八张，为1952年的183.2％。除上述地区外，其他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毫无疑问，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十分伟大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
当然，我们在民族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例如民族自治机关的有些自治权利还没有充分实现；杂居和散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还有不被尊重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也还照顾不够等。与此同时，在民族关系中还存在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我们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是和上述的民族主义分不开的。为了批判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克服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有关地区从去年夏季开始，进行了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经过这次检查，教育了干部，改进了工作，使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在一部分地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还严重的存在，必须继续加以克服。
虽然民族工作中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它在全部工作中，只是个别的情况，在铁的事实面前，谁也无法否认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成绩是基本的这个正确的估计。
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根据自己亲身感受的事实，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一个真正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和给少数民族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只有这个党，才给我国各民族带来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只有这个党，才帮助我国各民族形成空前的大团结，使我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只有这个党，才能够使我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获得巨大的发展，使那些落后的民族超越了一个甚至几个发展阶段，进入了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共产党，少数民族人民就得不到这一切，就会和在旧社会一样，在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下，继续过那悲惨的牛马生活。由于这样显明的事实对比，我国的少数民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对于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表示了无比的愤慨，并且从各方面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坚决的反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少数民族人民还特别注意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阴谋。右派分子在民族问题方面散布谬论，挑拨是非，故意扩大民族工作中的缺点，以各种借口反对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的甚至重复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观点，根本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目的，是要少数民族人民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是要企图按照他们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变我国的民族关系，也就是企图把我国现在各民族间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恢复为各民族间互相压迫和歧视的资本主义的民族关系。必须警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各民族人民是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是要坚定地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的，因而你们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一切阴谋，注定要在各民族人民的坚决反击下遭到彻底的粉碎。
我们坚信，各少数民族人民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必然会同全国人民一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更加奋勇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前进。（附图片）
第2版()
专栏：
新闻工作座谈会继续进行
浦熙修拖延顽抗拒不交代
徐铸成开始揭露章罗的阴谋
罗隆基一提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眉飞色舞
据新华社5日讯 今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按照昨天散会时决定的议程是听取浦熙修的“交代”。但浦熙修用了许多空洞话来搪塞大家对她提出的问题。浦熙修谈到罗隆基小集团时说：“杨虎是他（指罗隆基，以下同）的拜把兄弟，龙云是最赏识他的人，黄绍竑也是他的密友。解放初期，他和张东荪往来最密切。他们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常常眉飞色舞。”
文汇报谢蔚明、大公报孔昭恺、工人日报周起予、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学等对浦的“交代”纷纷提出驳斥和质问。谢蔚明说：浦熙修十几年来常常以共产党的“忠实朋友”自命。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浦熙修已经和共产党划了界限，她的前夫袁子英曾经和她约定过，袁不参加国民党，浦不参加共产党。当时浦是答应了的。王芸生提出：浦熙修经常提到的文汇报记者刘光华是刘王立明的儿子，和罗隆基有密切联系，党提出整风后，已经发现刘光华曾经在两个机关“点火”，煽动反党情绪，浦熙修是怎样吸收刘光华到文汇报的？浦熙修对于这些问题，有的支支吾吾地作了答复，有的避而不答。下午六时半，主席宣布休会。下星期一要浦熙修继续交代。
徐铸成揭露章伯钧曾向李宗仁表示、愿同他合作搞一个政党。
徐铸成在交代他和章罗的关系时说：我是1945年春天在重庆和国民党广西日报社长、反动头子李宗仁的亲信黎蒙一起认识章伯钧的。那次章伯钧就叫黎蒙转告李宗仁赶快搞一个政党，章伯钧还说自己可以在这件事上和李宗仁合作。1948年，我在香港曾找章伯钧帮助文汇报解决经济困难，并从此有了交往。那时候章伯钧就对我说，国际工人运动是在走下坡路了，国内战局也是拖的局面，共产党要统一全中国没有这个力量，你们报纸还是要保持超然的态度。徐铸成承认自己的确受了他的影响。他说，1955年人大开会时章伯钧约我吃饭，我告诉他文汇报决定参加教师报。他大为抱不平，说他一定要讲公道话。去年4月，我知道章伯钧曾私下为上海鸿安轮船公司的资本家虞顺懋兄弟（虞洽卿的儿子）定计划，向中央控告上海航运局。章伯钧还曾对虞家兄弟说，有空多到城外看看新住宅区，看看政府拿了你们的钱，做了些什么事。章伯钧家里藏了杨虎的亲信，解放后把他安插到上海航运局、要他抓住实力。
有一个姓郭的人，很早就住在章的家里，负责和虞家兄弟联系。这人是朱培德的女婿，又是特务杨虎的亲信，1947年就是通过他把章伯钧送到香港去的，章伯钧曾得了虞家兄弟不少钱。解放后，章伯钧就设法把这个姓郭的派到上海航运局工作，要他把三北、鸿安等几个航运公司合并，抓在手里。徐铸成说：去年6月，章伯钧约我和储安平、萧乾等吃饭。他就对我说：百家争鸣就是要知识分子发发他们的牢骚，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文汇报要好好地“鸣”，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光明日报也要改组。徐铸成说：储安平今年2月到上海曾经看我，问文汇报编辑部组织如何，在外面派多少记者，他又问电影讨论怎样了。我说现在反批评很厉害，提意见的少了。他说：“这些事都不能自由讨论，还谈什么言论自由。”徐铸成也谈到了去年文汇报复刊前，罗隆基在家里大宴宾客、策划文汇报方针的事，但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徐铸成说：浦熙修一直对我宣传罗隆基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人，这几年党中央越来越信任他了；又说罗隆基最会替别人打算。她给我说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孙大雨去年曾来京找罗隆基，结果是罗给他出了主意，孙大雨的思想就搞通了；另一个是潘大逵，罗隆基就让他留四川独当一面，不要到中央来。浦熙修在检查中一再说她不知道罗隆基和他的小集团的活动，上面这两个例子又说明什么呢？徐铸成说，我这次回上海后，陆诒、张孟闻等见了我特别客气，文汇报的两个记者吕文、蔡平也不时向我说陆诒等人如何关心文汇报。徐铸成交代后，有人递条子和发言要他以后继续具体交代。
徐铸成为章罗联盟效劳有历史根源
据新华社和大公报报道 在4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李龙牧在发言中说，他解放前和徐铸成在文汇报共事，对徐铸成的政治主张了解得很清楚。徐当时的政治态度和罗隆基、储安平等人非常接近，走“第三条路线”，主张在报纸上既骂国民党，也骂共产党，表示自己处在“超然”的地位，因此报纸上也出现过反苏反共的文章。徐铸成和当时在文汇报工作的党员和左派人士斗争非常尖锐，在报纸上也有争论。同一个问题，文汇报前后发表的社论意见时常不一致，这是因为前一篇是徐铸成写的，观点对党不利，宦乡同志只得再写一篇来弥补。1946年10月19日徐铸成曾在文汇报“编者的话”栏里写了不同意共产党主张恢复“一·十三”军事位置的文章，当时新华社还特地发了短论加以驳斥。中共代表团撤退后，徐铸成“第三条路线”的政治主张更为强烈。1947年5月文汇报被封后，徐铸成为了复刊，曾向国民党提出可以排斥报社内部一些左派人物的意见。以后文汇报搬到香港出刊，徐铸成就排斥了宦乡等共产党员。李龙牧指出：文汇报所犯的资产阶级方向的严重错误，和徐铸成的一贯政治主张是分不开的。
大公报的孔昭恺批判了浦熙修、徐铸成拒不交代他们和章罗同盟的关系的恶劣态度。同时也检查了在最近期间，大公报版面上出现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它们正好是在右派分子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猖狂进攻之际，起了推波助澜、点火助战的坏作用。他说：大公报发表的“内蒙采访扑空记”和关于“北京取消蔬菜自由市场”、“北京市调换房屋”的报道以及今年“六一”的新闻报道和言论，还有一些杂文，都是和实际情况不符和带有挑拨性的错误的。孔昭恺还说大公报的错误当然不止这些，还要继续检查，以便作出正确的结论，改进工作。
张恨水在会上宣读了他同赵超构、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的联合发言，要求浦熙修和徐铸成好好交代。人民日报的高集和文汇报的梅朵也在会上对徐铸成和浦熙修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了揭发和驳斥。（附图片）
犹抱琵琶半遮面 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