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青春之歌
何为
放在桌上的墨绿色女用手提包边缘，隐约露出一件医生用的白色罩衣和一段听诊器的细橡皮管。郑敏还是像往常一样，值夜班后的第二天轮到她休假时，从医院里出来，下午就到马松家里。她脸上闪耀着微笑，把一束紫色的小花放在窗口的景泰蓝花瓶里，随即悄悄在床沿坐下来。
她不知道怎样开口把这件事告诉长期卧病的马松。这个看来很瘦弱却是非常倔强的人！全国解放时他们都还是初中毕业生。毕业后数天，马松不幸得了一种难治的骨病，形同瘫痪，就这样把一个生龙活虎似的青年日日夜夜锁在石膏床上，算来到今夏差不多整整有八年了。
这真是一场严酷的人生经历啊！当主治医师带着宽慰和鼓励的语气说：“年青人，拿出勇气来，向生命挑战吧！”那就是说这种慢性病可能使人在病床上盘桓十年八年，甚至更长一些。马松默默地咬着嘴唇，眼前一片昏黑。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正当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一个人在这样的年龄大抵总感到自己有使用不尽的力量。还在童年时，他就渴望有一天能旅行全世界著名的码头，至少也要周游全中国的名山大川，度过若干年新鲜而有意义的日子。现在命运却安排他躺在床上！“青春”，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奇异的不平凡的字眼呀。他回想起八年前开始生病的时候，正是全国人民庆祝解放的那年：当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通衢大道上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庄严的行列通过城市的中心的时候，马松在自己屋子的小窗下，侧耳谛听像奔腾的海那样欢悦激动的声音，闭目想像红旗如海万人空巷的场面，他挣扎着想起床出去，可是从脊梁到腿部一阵烧炙般的疼痛使他所有的努力都归于徒然。在那扇小小的北窗下，仰首可以望见远远一角蓝天。第一次他收拾起少年时代无边的幻想，变得沉默而且有些忧郁了。
最初到来的绝望之感终于被战胜了以后，马松随即冷静下来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道路：学习。通过收音机的广播，他顽强地学习俄文，一两个月就赶上了人家一年半载的进度。他写信给音乐院一位教授，请求帮助他学习作曲，意外地他接到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于是他倚在枕上研究“和声学”。总之，他是结结实实地满怀信心地生活着。
五月初一个阳光辉朗的早上，十几个年青人围着马松的床边，召开了一个特别的支部大会。本区的团组织听取了这个病在床上的青年所作的汇报，承认他在学习上顽强的劳动和对于痛苦的疾病所采取的勇敢态度，批准了马松申请入团的要求，并且勉励他为共产主义的光荣事业，突破一切障碍向前迈进。
这是一次不平常的集会。小屋子里挤满了人。大家严肃地听着马松以他自己独有的低沉有力的声音，谈到如何克服病中难耐的寂寞和急躁情绪，以及后来如何从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里汲取力量，得到鼓舞。当他在石膏床上说起“生活是美好的，但是生活对我也是残酷的”这样的话，几个女青年团员都噙着热泪，齐趋床前向马松紧紧握手。从那天以后，郑敏和马松更接近了。
郑敏是马松在初中时代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郑敏就一帆风顺地升到高中又进了医学院，从去年起在附属医院里参加各科实习，到今年暑期刚好是应届的1957级医科大学毕业生。这许多年来，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两人之间的境遇有多么不同，郑敏隔些日子必来探望马松，同时给他带来了外面世界各种令人兴奋的消息。
今天郑敏来得比往常早些：上午例行的巡查病房结束后，没有回家换衣服，就急忙赶来了。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告诉马松，可是进了屋子后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好。
这间小屋子对她是太熟悉了：马松的床边四周堆着大本俄文辞典，各种乐理教程，一本没有译完的苏联歌唱家的传记，一些画满音符的五线谱散页，大批书报杂志和交响乐乐谱等等。每一次她到这里来，总是把这些四分五散的纸张书本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几乎成为她的一种习惯了。那摆在窗口的景泰蓝花瓶是她送给他的一件生日礼物，瓶子里经常插着她带来的一扎小小的花束；那放在小桌上一只大玻璃缸里，碧绿的水草和几尾红色小金鱼相映成趣，这是附近小学校里的少先队员们远足归来，特地带来送给马松的；那墙上钉着贝多芬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半身画像，沉思的画像下躺着一个虽然失去了健康却是生命力充沛的青年，所有这些对郑敏是如此亲切，啊，现在她才发现要离开这间屋子有多么困难！
她面临医科大学毕业前夜，前些日子学校里讨论统一分配工作时，她志愿到最需要医务工作人员的边远地方去。系主任，一位著名的骨科专家，了解他的得意学生郑敏和马松之间一些情况，对这个学生的志愿感到奇怪，因为如果她愿意留下，她是可以得到组织上照顾的，而这往往正是许多人所企求的。可是她却说：“不。”为什么？她自己也不一定十分确切地说得清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她觉得这样做对祖国是有利的。她不能辜负党对她的教育。
马松有些惊异地望着郑敏把听诊器从绿色手提包里拿出来又放进去。郑敏尽是找话说：医院的病房里昨天又收了几个病人，其中有一个患高血压的重病人处在危险状态中，昨天下半夜值班时有八次给护士叫了起来，后来到了将近天亮时索性就不想睡了。在四楼病房外的大阳台上站了半天，看启明星像诡谲的绿色猫眼石一样在天边闪烁。（“奇怪的比喻！”马松想。）回到屋里才发现夜来浓重的露水几乎把白罩衣都淌湿了。
“你像有什么事是吗，郑敏？”马松忍不住问。
郑敏点点头。接着一口气说得很快：“是的，马松。我要求到东北或者是西北去参加医疗工作已经批准了，说不定一个通知下来就要动身，这是我的志愿，事先我没有告诉你，你怪我吗？”
一刹那沉默。郑敏有些担心，没有抬头看他。过了一会，只听见马松沉静地说：
“让我祝贺你，郑敏。你应该走，到那些需要你的地方去。你不是我一个人的医生，你是千万个人共同的医生，不是吗？你代替我实现了多年来没法如愿的想望：能够亲自去看看社会主义的建设，天南地北地到处走走，认识一下我们祖国崭新的面貌，我有多高兴呀。”
“谢谢你，马松，你是坚强的。”
“可是，你走了以后，可能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昨天医生说我也许还要这样躺上三五年，你看！”
“如果你愿意等我，我一定还回来看你！”郑敏低声说。
现在她明白了：她之所以要到边远的地方去岂不是也为了马松吗？把青春献给祖国，难道不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吗？
马松深情地凝视着郑敏：仿佛七、八年来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她。他握着她的手，她也握着，代替了许多无法诉说的话。这时从小小的窗口望出去：雨后，满天彩霞照着一片清新的绿叶，空气中飘浮着玉兰花树湿润的幽香，这是在初夏时节一个充满了记忆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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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岛上一位共产党员
路工你曾经踏遍太行，飞渡了黄河、长江。祖国需要你去岛上，你迎着风暴跨过海洋。渔民拉住你叫：“同志”，你欢呼着：“我们渔民兄弟！”海上升起了千万红旗，比早霞还要美丽……暴风雨中你把海螺吹响，渔民的双手斗倒了恶浪。黑夜里你点亮了灯塔，渔船的眼睛闪闪发亮。你头顶太阳走遍群岛，家家门口有你的脚印。你肩披星星去找鱼群，条条桅杆上飞绕着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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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无法论”
夏之风
黄绍竑认为：现在是“无法无天”、“无法可依”。
王造时说：现在是“重人治，轻法治”。
这明明是“蒙汗药”。不信请看：
“就拿国务院法制局整理汇编的法规来说，我们就有了近四千种法规”。
“我们检查过法院的判决书和检察院的起诉书，应该说，除了极少数的错判案件外，绝大多数都是依法办事的”。（见6月22日光明日报李祖荫在法学界座谈会上的谈话）
在右派分子看来，这些法都不能叫做法，按照这些法去解决问题都不能叫法治，只有如罗隆基所提的什么成立一个委员会去鼓励大家“申诉委屈”之类，才算做“法”和“法治”。
不要以为这些右派分子提出所谓“法”的问题，真是安了什么好心，要大家依法办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真正企图，是在乎借“法治”之名，行束缚人民手脚之实。
我想，假设委托黄绍竑去拟一个镇压反革命条例，管保第一条是“不许群众斗争”，在黄绍竑看来，群众斗争就是属于“无法无天”之列的。当然，这种事情也只好假设假设，说穿了，如镇压反革命这一类的事本身，黄先生就未必是同意的。有例可证：黄绍竑在“人大”常委会上好多次发言，主张把三反、五反和肃反从头来搞过，说每次运动都有很大错误，并且抓住几件错案就说根本搞错了，提出挑拨性的所谓“平反冤狱”的口号。实际上，所谓“无法可依”之类，只不过换了一个更容易迷人的说法罢了。
人民需要法——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一条大法，但是不需要像黄绍竑说的那种法。人民需要的法，是要利于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法，是要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这也才是我们订法的目的。从这个标准看，那么，我们的宪法不就是很完备的法么？我们的几千种法规不就是法么？按照宪法、按照这几千种法规办事，不也就是真正的法治，而不是如黄绍竑等人所制造出来的别有用心的“法治”么？
黄绍竑等人的“无法论”“轻法治论”是对我们现在法制的一个污蔑，表明了这些人和广大人民有着两个完全相反的立场。按照这些人对法的解释去办事，那么什么南霸天、北霸天之类，就都该“翻身”了，而斗争南霸天、北霸天的群众呢，也就都是“犯法”的了。这种法虽为黄绍竑资产阶级和地主恶霸所喜，但广大劳动人民却决不会容许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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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律己和对人
岳军
有人说，共产党对别人是迅雷烈风，对自己是和风细雨，未免律己宽而对人严吧！
我们说，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就是要用和风细雨方式来解决。共产党里有缺点的是部分党员，部分党员里有严重缺点的更是少数，所以三害对绝大多数党员来说，非垂危之病，用不着下猛药的。
至于共产党是不是律己宽呢？请问：刘青山、张子善过去是不是党员？高岗、饶漱石过去是不是党员？如果因为这些人是阶级异己分子和腐化堕落分子，那么最近被撤职的陈漫远同志呢？
共产党对人一定严吗？你去问问工商界的有些大资本家，五反时有没有严重问题，在他们向人民政府坦白后，是谁保护他们过群众这道关的？你去问问起义或投降的旧国民党军政人员，共产党有没有究既往？甚至你去问问正在劳动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对待他们如何？
想下猛药的，有的虽出自好心，但误微疾为沉疴；有的则居心不正，如作乌昼啼的徐仲年之类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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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清两代书画展览观后记
张伯驹
中国的书法艺术已经沉寂了好些时候，去年故宫博物院展出了一次晋唐宋元法书，今天在北海又展出了明清两代的法书，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事。
秦代以后，从李斯起直到现在，在这二千多年中书人辈出，著名的大家多不胜举，这么多的古今大小书家，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的气韵风格，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体势面貌，可是古代墨迹能保存流传到现在的，为数比画却少得多。除近年来陆续发掘出土的战国木简绘书和汉代木简以外，晋代墨迹只有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两帖，此外皆是临本钩本。唐代墨迹流传也不多，而且真伪杂陈，宋元墨迹比较多些，但不出四家而蔡特少，元不出赵子昂鲜于枢等，其他家数不多。因此要从古人墨迹观摹笔法，还应向明清两代去找寻，一则明清书家很多，二则明清两代去今较近，这两代的书法在研究方面探本分流，还是非常需要的。这次展出的法书部分有四十多件，包括立幅、手卷、扇面三类。立幅中傅青主、王铎的草书、张瑞图的行书、郑谷口的分书都是神采奕奕，真而且精，手卷里突出的有董其昌的行书，转折带方势无圆熟姿媚的习气，后面有一段跋语说：“此尚书极得意笔也，书时用鸡翎笔，法颜鲁公、最自矜重此一种书，特为王东里师题吴绫一匹，余墨作此”。另有张瑞图的一个长卷，笔酣墨饱，神采飞动，明人夏言的一个卷子，是用退笔写的，笔画间时有笔丝拂过，很老健苍劲。还有虎卧老人草书，杜工部秋兴诗卷，后有周肇祥跋谓是史可法笔。观其署款下有两方图章，一曰虎卧大仙墨宝，一曰诗宗李杜字法钟王。这根本不是史公的口气，而且草书虽狂而不雅，必系方外的作品。扇面中突出的有顾鼎臣写的泥金扇，顾鼎臣在江南民间的政治声望颇有些像彭公案里的彭朋，施公案里的施不全。他的墨迹流传很少，他虽不是一个有名的书家，但这一个扇面写得相当险劲挺拔。杨法、金农的行草隶书亦是扇面中的精品，在扬州八怪中他们都是杰出的，杨法的遗迹尤少。黄瘿瓢的草书扇面，还是他的一路。他以画名，书是他的余事。其余如查声山、翁覃溪、徐健庵、姜实节、龚半千及其他等各家的法书皆是真迹。
统观这次展览，书法方面家数及数量还不够多，还有第二、三等批未能展出。似这样一批一批地展出也是一个办法，使参观的人可以精神集中，免得太累，数量太多一展出就是几百件，参观的人也会感到应接不暇，弄成走马看花，而不能仔细地揣摩。
我建议博物馆业务应当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例如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应当是中国绘画史系统，铭刻墨迹馆应当是中国书法史系统。凡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与代表作品，都应当归入这一个系统里。其多余重复的文物，也可以拨给地方博物馆来充实内容。为配合北京市的都市历史，对元明清的文物还需要广搜博采，予以丰富，在展览方面，应尽可能的介绍作者略历与作品内容，对书法的狂草、大小篆等不易辨识的字体附书释文，对群众就更便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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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矿工（摄影） 魏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