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br/>专栏：<br/><br/>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br/> 吴芝圃代表用事实驳斥右派谎言<br/> 谁说灾区人民苦得不得了？<br/> 今年五月间，武汉大学的学生听到一些灾民的反映，曾经设想河南灾区不知变成了一幅怎样荒凉的景象。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由两个老师带领，到河南几个有灾的县考察一番，走了一千多公里路，到了几十个村子，深入访问灾户。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坐上汽车，总开不到那样的灾区；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整齐的房屋，黄金色一望无边的麦田，期望着丰收的社员，在地里愉快地劳动，孩子们追赶着汽车叫喊，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到的灾区。”<br/>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暨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各项工作报告，我愿意为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重大任务的彻底实现而奋斗。<br/> 事实胜于雄辩<br/> 右派谣言不攻自破<br/> 最近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进行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毒辣、也是最常用的手段，便是制造谣言，颠倒黑白，向人民脸上抹灰，企图把几万万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上的伟大成绩一笔抹煞。他们用威胁的口吻说，讲成绩，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歌德派”。他们尤其是惯用假惺惺的面貌，而实际上是抱着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狠毒心肠，对正在向自然灾害作顽强斗争的灾区人民，捕风捉影的进行诬蔑，进行挑拨离间，制造许多“灾区人民苦的不得了，人民政府救灾不力”、<br/> “人民政府不供应灾区粮食”、“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等等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广大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谣言均将会不攻自破。我现在向大会报告一下河南省生产救灾的情况，也同时作为向别有用心的右派先生们的回答。<br/> 党政领导有方<br/> 人民团结战胜灾荒<br/> 一九五六年是河南省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巨大成绩的一年，也是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极为严重的一年，尤以水灾为甚。受到灾害的县约占全省总县数（一百一十个）的三分之二，其中特重灾县七个，重灾县三十二个，轻灾县三十二个，成灾的农业社六千余个，夏秋两季成灾面积达六千余万亩（夏季二千二百六十万亩，秋季三千九百万亩）。不少灾区是夏秋两季连续受灾。计全省受灾农民一千四百九十万，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的地方堤防溃决，河水漫溢，房屋全被淹没，农田一片汪洋，几乎全无收成。严重的灾情，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灾区人民的生活。致使国家计划亦未能很好完成。一九五六年除花生超过国家的计划指标外，粮食只完成百分之九十四点一，棉花完成百分之七十九点四，烤烟完成百分之七十二点五，大豆完成百分之八十七点八，其他农作物的指标完成的就更差一些。这就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br/> 灾情如此严重，但是并没有吓倒我省的人民，却越发坚定了团结起来战胜灾荒的信心。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调动了广大干部和已经合作化了的有组织的群众的积极性，在正发洪水的期间，抢修河堤，堵口排水，组织船只，抢救灾民、牲畜和粮食。许多干部、农业社的社员和当地的解放军官兵及铁路员工，在倾盆大雨之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同洪水搏斗，护堤堵口，保护了许多麦田和正在成长着的秋禾，减轻了灾情的严重程度。这是一场战胜自然灾害的严重斗争，有些干部和解放军战士，为了在洪水中抢救灾民，英勇的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人民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这一斗争中，抢救和安置了灾民六十四万余人，组织灾民排水抢种晚秋作物七百五十余万亩，收获粮食、红芋各三亿斤。在国家支持下，为灾民修复房屋六十余万间，发放寒衣八十余万件。这样就使受到严重灾害的灾民暂时渡过了难关。在这一斗争中，各兄弟省和解放军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我在这里特向他们致谢。<br/> 统购统销保证了粮食供应<br/> 洪水袭击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保持农业生产元气，争取来年大丰收和医治创伤，这是更为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根据中央指示，我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全面规划，及早动手，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救灾运动。而遭受重灾浩劫之后的灾民，家底很薄，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有许多困难的。这就需要积极组织国营贸易、供销合作社等部门的力量，充分发挥其在扶助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工作中的作用。计全省共发放救济款四千五百万元，生产救灾贷款四千余万元，投放收购和加工费八千四百八十六万元。并且结合整修河道，实行以工代赈，使灾民增加了不少收入。由于粮食统购统销的结果，使国家能够调动大批粮食支援灾区，保证供应，我们仅由本省调入信阳灾区的粮食就有九亿余斤，并且完全保持了粮价稳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支持下，稳定了灾民生产情绪，加强了生产自救的信心，去冬今春经常参加副业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有二百万到三百万人，占灾区劳动力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据初步统计，八个月来，副业生产获利一亿二千余万元，截至夏收以前，我省灾区人民已基本上战胜了灾荒，保持了灾区的生产元气，完成了春季农业战线上的各项任务，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为争取一九五七年的大丰收而努力。<br/> 合作社的力量大<br/> 天灾人祸都不怕<br/> 一九五六年的水灾，对刚刚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严重的考验。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农业合作社集中了广大群众的智慧，发挥了集体力量，实行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的方针，创造了不少先进的经验。许多合作社实行了“四查四算”（查任务，算时间；查门路，算收入；查种子肥料，算现存量；查资金，算开支）、三规划（对灾户生产生活规划；劳、畜力使用规划；领导力量规划）的办法，这就不仅使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摸清了灾情，明确了方向和任务，而且合理的使用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调动了一切有利于生产救灾工作的积极因素。由于集体经营合理分工，作到了农业生产和生产救灾两不误。在这一基础上，虽然一九五六年遭受了特大的水灾，但粮食、棉花的产量比丰收的一九五五年仍有所增加。今年春季，灾区适时地完成了春耕播种任务，为争取今年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四社结合（农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的经验，克服了灾民在生产救灾工作中原料供应、产品销路、生产技术、资金等困难。对人口多、困难大的社员，采取了多评救济款、优先安排生产和预支工分等互助互济办法，帮助渡过灾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战胜灾荒，农业合作社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贯彻执行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并且不断改进经营管理制度，这就大大鼓舞了广大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全面地深入地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淮滨县毛庄合作社，是个重灾社，原预计渡荒需款八万三千二百一十六元，由于合作化以后分工负责集体经营的结果，仅副业生产在十个月内即获利五万七千一百五十四元，加上政府救济和各项贷款四万一千一百五十五元，大大超过原来预计的需要，该社不仅没有破产渡荒，而且还以二千八百元新购添了牲口和农具，保持了生产元气，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合作社在群众中的威信。这些事实，不仅雄辩的说明了农业合作社在与自然灾害作斗争中的优越性，而且说明了通过斗争还得到巩固和发展。正像有的社员反映：“过去受灾逃荒要饭，拆房卖砖，今年受灾搞生产，重建家园，要不是合作社人多力量大，咋也办不到。”“组织起来力量大，天灾人祸都不怕”。<br/> 看看现在 想想过去<br/> 社会主义才是幸福道路<br/> 生产救灾战线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农业合作化道路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伟大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可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一成绩，他们只许谈缺点和错误，不许谈成绩，这不仅是他们的言论给人以消极的毒素，而实质上他们中有些右派分子是企图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但是，我们一向多灾的河南人民特别亲切的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体经济的无比生命力。千百万人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创造出高度的价值。今年五月间，武汉大学的学生听到一些灾民的反映，曾经设想着河南灾区不知变成了一幅怎样荒凉的景象，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由两个老师带领，到河南几个有灾的县考察了一番，走了一千多公里路，到了几十个村子，深入到灾户进行访问，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坐上汽车，总开不到那样的灾区，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整齐的房屋，黄金色一望无边的麦田，期望着丰收的社员，在地里愉快地劳动，孩子们追赶着汽车叫喊，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到的灾区。”他们最后说：“政府救灾的根本方针是生产救灾，这是依靠群众力量渡荒的方针。灾区农民顽强的劳动，是他们能渡过灾荒的主要力量，而合作化的制度，使这种力量更强大无比了”。武汉大学学生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很好的，我希望那些叫嚣农民生活苦，说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右派先生们也到困难最大的灾区去亲自看一看，向武汉大学学生那种精神学习，不要闭起眼睛，否认客观存在。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我们河南有这么一个右派分子，最近曾经这样讲：“新中国不如旧中国，旧中国是贫占富光，富占天光”。旧中国的河南怎么样呢？一九三一年淮河流域河南部分遭受水灾，淹地三千一百零五万亩，淹死一十一万四千零九十人。一九三八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一次淹了二十个县，被淹死的有三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八人，流离失所的一百一十七万二千六百八十七人，淹地六百五十万零五千一百一十三亩，房屋倒塌一百四十六万四千零六间，全部被淹没的村庄五千五百九十一个，牲口被淹死四十九万九千五百零五头，占二十个县的总牲口头数的百分之七十点四。一九四二年河南遭受了旱灾，据不完全统计，被饿死的人约有三百余万，国民党政府仍然每亩征军粮十四斤，当时汤恩伯勾结当地恶霸地主，在漯河一带乘机发灾荒财，放高利贷，贱买霸占好地几十顷之多。当地农民中流行着河南四荒，水、旱、蝗、汤的说法，把汤恩伯这个地主军阀的代理人与水、旱、蝗虫并列为四大灾害。至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更是与地主恶霸、军阀、奸商勾结一起，勒索敲诈，贪污救济款，放高利贷，哄抬物价，给河南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当时的凄惨景象，回忆起来，更觉气愤。河南人民绝对忘不了旧中国那种“贫占富光”的“恩惠”——饥饿和残暴。解放后不到八年的时间，河南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当了社会的主人，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全省实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他们在实践中更加体会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他们的唯一幸福的道路。当然，我们在具体工作中还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需要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我们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表现在生产救灾工作发展的不够平衡，曾经发生过重视重灾轻视轻灾的现象，一度轻灾区的灾情有所发展。去冬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便及时的提出以重灾区为重点，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及时的扭转了这一偏向。但是，取得了成绩之后，在一部分干部中又产生了自满麻痹的情绪，忽视了少数缺乏劳动力的灾户的困难。其次，在发放救济款方面，有偏宽偏严的现象，社与社之间也有不够公平合理的现象，在少数基层干部中也发生过强迫命令的现象。再次，是某些商业部门在对灾区副业生产的扶植和收购工作中，还存在着价格不够合理和对季节抓的不够紧的现象。上述这些缺点，是和我们省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我们还缺乏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检查工作。这一点，将在我们的整风运动中加以检讨和克服，同时，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善意的批评和帮助。
第5版()<br/>专栏：<br/><br/> 谈谈农村人民内部矛盾<br/> 李辉的发言<br/> 我衷心地拥护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张鼎丞检察长、董必武院长、彭真副委员长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br/> 从报告所指出的活生生的事实和数字中就可以看出，1956年是我国人民在建设幸福生活的道路上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工业建设在1956年是解放以来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的一年。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得到了全面的胜利。在这一年里我们国家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是政治上的大变化，也是经济基础上、人民生活上的大变化，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复杂的大变化，是翻天复地的大变化。我们山西省随着国家的变化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全省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九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四点五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生产的规模和成绩也是空前的。在合作化的第一年，我省虽有二百万人口的地区受到重大灾害，但是粮食总产量还超过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53年的3.5％，棉花超过最高年产量1952年的10％；在工业生产方面，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的总产值超过了1955年的30％。我省人民在1956年所取得的这些伟大成绩也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这个巨大的变化和成绩是铁的证据，又一次证明了中国革命一定要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br/> 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br/> 右派分子恶毒企图落了空<br/> 我是晋南地方工作干部，我想着重谈一谈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情况并提出几点建议。<br/>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给五亿农民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和希望，大大地鼓舞了农村建设的积极性。群众说：“高级合作真正好，按劳取酬真公道，完全取消剥削制，劳力彻底解放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花花被褥很普通，暖壶雨鞋真适用，不是农业合作化，哪有这样的好光景？人有良心树有根，是共产党领导咱们翻的身。”人民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求幸福生活的大道，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民从幸福走向幸福。人民从多年的生活中也体验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才能领导人民得到彻底解放。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在农村已经解决了。<br/> 当然农村工作也不可能没有问题。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领导赶不上去，对合作化后产生的新问题还不善于处理或处理的不妥当，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一些人就借此叫喊起来，好像是社会主义道路走错了，好像农民不拥护社会主义似的。这是极端错误的说法。实际并不是这样的。我现在用具体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我们在闻喜和夏县四个农业社的调查，四社共有一千六百五十五户，对社不满的一百六十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点六七。其中上中农一百零三户，占不满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三八，原来的地主富农十四户，占不满户数的百分之八点七四，可见农村不足十分之一的不满户也还多半是地富和上中农。而且不满户对合作社的领导也不是不满一切，他们说：他们对党政领导有三满意一不满意。一满意干部下放，加强了基层领导；二满意长退短补，清理财务，贯彻了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三满意包工包产，超产奖励。不满意的是干部强迫命令，实事求是差。群众欢迎加强领导，这就是要求巩固农业的社会主义组织；群众欢迎按劳取酬的制度，这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原则；群众欢迎集中领导和适当分散的管理方法，这就是拥护民主集中制；群众不满意强迫命令，要求民主作风，这就是要求加强人民内部的团结。群众的这些要求和愿望都是正确的，有分析有批判的，并不是不分是非的。右派分子借群众的名义攻击党，反对社会主义方向。他们这种恶毒企图是落空了。必然遭到失败的是右派分子，而绝不会是社会主义。他们口口声声代表群众，实际上正是与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背道而驰的。<br/> 目前农村中的三个矛盾<br/> 根据我春季下乡、视察和日常工作中所了解，目前农村主要矛盾是闹分社、闹粮、闹干部作风三大问题。<br/> 分社问题<br/> 合作化高潮中有些农业社的规模偏大。某些联村社和大社内部的经济条件差别很大：自然条件悬殊，生活习惯不同，还有其他特殊的经济因素，例如果木、蔬菜、苇塘及其他副业生产等。这些复杂的问题在短期内还不易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目前社的规模一般地说还是稍小点好。问题较多的联社应该适当地分散。<br/> 粮食问题<br/> 闹粮问题，一方面，在绝大部分合理够吃的情况下，的确有个别不够吃的现象。如大口和小口的问题，劳力强和劳力弱的问题，欠款户的问题，个别社在统购时产量数字不确的问题，以及去年丰收和自由市场开放后，部分农民滋长了浪费风气等等。但主要的是思想闹粮。如洪赵县熊焰农业社，开始都吵着四百二十斤粮食不够吃。说什么：“这是国家人员的标准”“他们有钱饿了可以买鸡蛋吃”“叫他们下地担土，回来给他半斤粮，看他够吃不够吃。”“明天叫工作人员到我家里吃饭，他吃三个馍我吃六个，他吃四个我吃八个，保管一人顶他两。”看来吵的很凶，但是经过深入了解，全社三百六十户，提出要粮的只有八十八户，占全社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我们对这八十八户又作了逐户调查，具体分析。挂名要粮的二十九户，这些户有的是吃供应粮的“老户”，他们说“不能把我忘了，那一年吃供应粮都有我的份。”有的对有粮户报缺粮不满，你报我也报。稍缺一点，稍节省一下就可以够吃的有二十一户，他们的理由是“肚子大”吃的多；是什么孩子上高小吃的多啦，出嫁闺女常住娘家啦，等等。由于严重浪费而造成缺粮的五户，他们是“抓到就吃，摸到就花。”本来有粮无理取闹的十九户，上中农刘银生，全家三口人，光小麦就分得一千九百四十四斤，连其他杂粮每人平均八百七十斤，还提出“缺颗米”向国家要粮。真正缺一些粮的只有十四户。这里边有的全是大口，吃的确实比较多些；有的是在去年就借了别人的粮，归还之后自己有些短缺。这些情况在全村全社群众中摆开，大家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咱们别的不缺，就是缺点爱国思想，缺点社会主义觉悟。”经过讨论，好多要粮的户不要粮了，对几户真正缺些的，大都经过各生产队自己解决了。因此我们说闹粮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br/> 这就是说当前国家粮食生产还不能使每户都有储备粮的实际情况和农民对有计划地分配口粮的制度不习惯的思想情况之间存在着矛盾。而社干部乡干部处理具体问题又缺乏细致的分析和调查研究，没有分清是非，往往开始拖拉不解决问题，等到问题积多了，又有求必应盲目解决，这样，就使得个别缺粮问题甚至于并不缺粮变成了闹粮事件。例如夏县团结农业社，由于社干首先在社的储备粮内买了粮食，引起社员思想紧张。但副社长不分真假，谁到社里要的紧，要十斤给八斤，很快就把四万五千斤储备粮放完了，要粮的人却越来越多，大批的到乡人民委员会去闹粮，形成闹粮事件。<br/> 干部作风问题<br/> 不论是闹分社还是闹粮或其他问题，闹事的直接原因都是从干部作风问题上引起的。例如河津县上牛村灯塔农业社，闹事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条件悬殊，但事件的起因却是由于总社设在北阳，对上牛村群众意见不够尊重。上牛群众对账目有怀疑，干部不但没有耐心的进行解释，反而采取了压制和打击的方法。社干部在上牛群众大会上说：“灯塔社是三千多口人的社，不是上牛几个记工员的社，你马马虎虎查账是违犯政策的行为。”乡长对提意见的张喜龙说：“上牛村的社员是三张纸糊下的一颗驴头，好大的脸面（意思是你上牛村社员有什么了不起）。”驻社干部用大话威胁闹分社的贫农张贵忠说：“你是忘恩负义的新反革命分子！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坚决要分社。这个事实说明我们有些乡干部和社干部的民主作风还是很不够的。能够解决的问题没有合理解决，以致小事闹成大事。基层干部因为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认识不清，因而对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还不能迅速掌握。他们说：“辛辛苦苦为人民服务，上比县区干部不如，下比社员生活苦，反而说成官僚主义，真是想不通。”有的说：“和敌人有矛盾我承认，人民中有矛盾我想不通。”有的说：“矛盾也不可怕，过去有过，一斗不就解决了吗？”所以在乡社两级干部中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但这又是必须用比较长一点的时间进行教育的问题。要耐心地对待他们，性急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某些领导方面有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原有的干部缺乏考察和教育，盲目信任，而对群众意见则不加分析地盲目排斥。这就助长了乡社干部的错误情绪，阻碍了农村民主的发扬。这就是某些地方人民中的问题还不能正确地解决的主要原因。<br/> 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正确处理生产问题来解决<br/> 人民闹事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与社，队与队，社和社员的问题，就是说集中在分配问题与领导问题上。但是解决分配问题与领导问题的基础是生产问题。必须通过生产问题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并通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推动生产的发展。从晋南专区当前生产情况看来，有下面几个主要的矛盾问题，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br/> 第一、今年棉田播种，劳力组织和施肥都超过往年，雨水也适时，但是出苗情况不够满意。主要原因是技术指导差。固然发挥社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是正确的方向，但是农业社不同于一般的小农户，如果缺乏具体的指导，一般社员对技术措施是不够关心的。这说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农民的传统经验之间的矛盾还是个没有很好地解决了的重要问题。这里一方面要解决农民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另一方面要解决领导方面科学态度和教条主义的矛盾，其次还要解决经济领导、政治领导和技术领导相结合的矛盾。这个问题在去年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而今年由于出现了否定过去一切技术指导成绩的论调，和生产不要领导、技术不要领导的倾向，又偏到了另一面。我们的农业技术改革的组织和领导还落后于客观情况的发展。地方领导对于研究和掌握技术，有系统有步骤地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还不够重视。因此我认为应当对农业的技术政策作一个通盘的安排。在技术指导的方针上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技术机构，在党政密切的领导下与农业社紧紧联系着加强技术实验、调查与指导工作。通过这个组织给农业社以强大的技术支援。这个方法很好，但是目前我们技术力量薄弱，难以办到。第二种办法，就是把研究技术和掌握技术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的一项中心任务，党政直接抓技术工作。最好能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党政领导人员有系统的学习技术，使之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整个技术改革的关键问题，迫切需要加以解决。<br/> 第二、今年的麦田加工也超过了往年，麦子生长一般良好，但估计总产量会低于去年。主要是去年复种面积大，未能完全归队，归了队的也生长不够良好。因此群众和下层干部对扩大复种面积，改革耕作制度发生了动摇。耕作制度的改革问题，的确是一个有长远影响的大问题，只有有系统地改革耕作制度，才能充分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标。但农业生产的现实条件又跟不上去。水、肥、技术条件跟不上去。去年扩大复种指数的结果，对当年粮食增产起了很大作用，却给今年带来了问题。因此耕作制度的改革需要进行慎重的调查研究，宜于有计划地逐步推广，不宜于盲目地突然地进行。主要的关键应该是在推行耕作制度改革的同时，大力抓住水、肥、种子、技术、轮作等具体措施。这就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和在统一计划下水利、畜牧、技术各部门密切协作。迁就小农经济的习惯，忽视耕作制度的改革这样一个大问题，孤立地抓水、肥、技术等等措施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过分强调耕作制度的改革，以为制度的改革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忽视具体问题的解决，盲目进行改革，也必然要失败的。<br/> 第三、榨油事业向来是晋南农民的一种主要副业，而油饼又是农村主要的饲料和肥料。近几年来国家开设了机械榨油厂，供销社开设了半机械榨油厂。年加工能力只占全区加工能力的百分之十六点五六。虽然为数不多，群众意见却不少：一是由于购进售出往返运费成本提高；二是浪费了时间，浪费了劳畜力，往往不能按时供应原料和棉饼；三是农民自榨油时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皮、饼、渣用作饲料和肥料，而调运加工后很难满足原来出售单位的需要，这就大大减少了饲料和肥料的来源；四是减少了农村副业。这一方针问题两年来一直在争论，但始终得不到合理解决。我认为，今后一般农村榨油事业可由农民自办，油可由国家统购统销。这样既能节省国家资金又能解决农业与副业相结合的问题。<br/> 最后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实行包工包产以后，农业社内妇女的问题突出了起来。许多生产队，怕妇女作活质量低浪费了工，减少了产量，不给妇女派活，不实行同工同酬。可是合作化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加强了妇女的组织性和团结力量，因而也就启发了妇女争取政治地位的迫切要求。这样，妇女和农业社之间的矛盾就尖锐化起来，这也是今春农村的一个新现象。因此妇女们说：“毛主席号召要丰产，队里不给妇女活干。”有的农业社曾经每天有成群的妇女向社长要活干。这就说明妇女在农村已经形成了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不尊重她们应有的权利，已经是不行了。但是有些农村组织还存在着对妇女的歧视，存在着旧的小农经济的和封建的观点。这样，从同工同酬、劳力安排，直到尊重妇女的民主权利、对妇女的技术教育、对妇女干部的培养等一系列问题就成为当前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重要的政策问题。<br/> 事实说明，高级合作化后，农村的妇女工作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对生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农村的妇女工作。<br/>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几个重要的具体问题，我个人的意见是否正确，请予以批评指正。（附图片）<br/> 人民代表们在看全国各地寄来的驳斥右派分子谬论的信件<br/> 本报记者 高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