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文汇报的民盟右派系统必须彻底揭露
新闻工作座谈会揭发“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恶毒活动
新华社2日讯 在今天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北京、上海等地的新闻工作者列举很多事实，揭露了章罗反动联盟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活动。
今天，参加座谈会的约有四百多人，浦熙修、徐铸成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但大家都对他们的发言尤其对浦熙修的发言极为不满，许多人纷纷写条子给主持会的人，要求浦熙修等继续作深刻的检查和交代。
章罗联盟利用文汇报作为反党工具由来已久
被徐铸成等从文汇报排挤出来，现在在教师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树人揭露章罗同盟和浦熙修把文汇报作为反党工具是由来已久的。张树人说：在宪法草案讨论时，浦熙修交给报社一篇罗隆基写的稿子，并吹嘘他是我国的宪法权威。我们提了不同的意见请他们再考虑，结果罗隆基毫不考虑，还大骂我们和人民日报。去年浦熙修以政协委员名义到山西视察，太原机器厂党委书记向她介绍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情况，说到个别干部的错误思想，如说“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并说这种思想已受到党组织的批评和纠正。但浦熙修把这“材料”供给罗隆基。罗就在去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大放厥词，利用这个“材料”对党进攻和拉拢知识分子。张树人还说到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和章伯钧的关系密切，曾向不少人夸耀这关系。他要求严宝礼老老实实交代和章伯钧的关系。张树人在发言中要求徐铸成彻底检查自己反对党的领导、排挤共产党员的行为，进一步交代同罗隆基的关系。
文汇报的唐海在会上说，文汇报去年10月复刊以来，负责人徐铸成、浦熙修就走罗隆基、章伯钧的路线。在大鸣大放期间，文汇报执行了民盟中央的反动方针。5月中旬以来，徐铸成在报社独断专行，不听中共上海市委的意见，不听报社内党组织的意见，不发表报社内党员写的整风要和风细雨的社论。他认为批评不必谈成绩，鸣放期间不能反批评，不必谈知识分子的改造并抽掉了这方面的文章。唐海还谈到浦熙修所领导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很多报道意图来自民盟中央的章罗反动集团。例如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浦熙修认为熟悉知识分子的只有罗隆基和费孝通两人，罗隆基在政协有关知识分子的发言，她发了很多，并一再要记者写费孝通访问记。浦熙修还常常对一些问题说明“这是罗先生的看法”。有时候，浦熙修不在北京，罗隆基就直接打电话指挥记者。他说，浦熙修直到现在，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经报社的同人多次帮助，她还没有把主要问题交代出来。唐海说，文汇报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坚决拥护人民日报昨天的社论，准备彻底批判过去一个时候文汇报的错误，并积极参加反右派的斗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员秦明在会上念了他给徐铸成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徐铸成的仇视共产党、辱骂共产党员的言论，已经得到台湾敌人的喝采和共鸣。他还叙述了解放前直到现在共产党给文汇报和徐铸成的帮助和支持，质问徐铸成为什么这样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用文汇报进行反人民的活动。他又说，罗隆基、章伯钧和文汇报至少有八、九年的关系，如果徐铸成还愿意回到人民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就应该对这些作彻底的揭发。
人民日报的夏景凡根据文汇报前一个时期的言论、新闻报道和编排方面的材料，批判文汇报执行章罗同盟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夏景凡说，中共中央公布整风指示，是要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但文汇报却主张把鸣放立即推向中小学，到处点火，恨不得一下子把火烧起来，唯恐天下不乱。文汇报无休止的夸大工作的缺点，一笔抹杀成绩。如一些新闻标题“浪费青春，埋没人才”，“墙高沟深还隔山”等等。夏景凡说：这是一张什么报纸？有人说，“这是在台湾出版的吧”。夏景凡还揭露文汇报还准备报道胡风的近况。夏景凡说：他们是用对敌人的作法来对付人民。
徐铸成、浦熙修在会上发言但没有把主要问题交代出来
接着，徐铸成、浦熙修发言。徐铸成说他读了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后，“更加清楚认识了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毒辣，也更加明白自己被利用对党对人民所犯错误的严重。”徐铸成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虽然有个编委会，但浦熙修有事不找编委商量，而找罗隆基、章伯钧。文汇报去年筹备复刊时，和教师报的关系搞得很不好，罗隆基首先对我们说，文汇报复刊要抓紧时间，否则就不行了。后来又通过浦熙修对我们说，教师报找不到干部，成心要把你们拖到明年，你们一定要争取主动。去年筹备文汇报最紧张的时候，浦熙修到北戴河去了一个多星期，说是和罗隆基约好了的。大家知道，章罗反党联盟就是那次去北戴河搞起来的。徐铸成说，他检查了文汇报为何会被章、罗利用的原因，他认为根子是他的“立场问题”、是他“对党的态度问题”。徐铸成说，在解放前，党就关怀和支持文汇报，但他和党员之间一直保持距离。原因是他“热心于把文汇报办成‘超然’的民间报”，解放后他“还在做办民间报的迷梦”。由于“办民间报”的立场，徐铸成在“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后”就“受了罗隆基等的蛊惑”，排斥在文汇报的共产党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以后，“党委领导加强了，就感觉没有工作可做，情绪趋于消沉；一旦工作积极了，就想凌驾党委上面而独断独行。”徐铸成承认在共产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文汇报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他说文汇报在右派分子猖狂地向人民进攻的时候，起了“到处点火，八方呼应的作用”。
浦熙修发言时说要“揭发罗隆基的政治阴谋”。她在会上念了“罗隆基在1950年、1954年和今年5月间给她的三封信中的一些片断。浦熙修说，1950年8、9月间，她正在迟疑于随沈钧儒老先生参加西北访问团还是应严宝礼的邀约到上海文汇报工作，罗隆基来信要她去文汇报，并说：“我十分希望他们（指徐铸成、严宝礼）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罗隆基始终想办个刊物来宣传他的主张，他曾经要我去找一个在香港的资本家的秘书，想要这个资本家出钱来办一个资产阶级的杂志。1954年她在上海时，罗给她去信说：“表面上我总是一股子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今年4月间她在黑龙江视察，接到罗隆基自北京的来信说，文汇报的记者采访他对百家争鸣的意见，他认为文汇报不要在人民日报后面追赶。文汇报原来有自己一套做法，例如电影座谈等等，已开风气之先。今天还应自想办法；不要别人做什么，你们亦做什么。同信中罗隆基还说：“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指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
浦熙修说，这些信不是罗隆基给她的信的全部，但“一时还找不出来”，她将继续“寻找”，交给盟中央整风小组，今天是初步揭发。
浦熙修说，她感谢人民日报指出了“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的公式，因为“这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她并没有交代她在罗隆基和文汇报编辑部之间如何挂“帅”的“事实”。
光明日报徐亦安在浦熙修发言以后提出质问：浦熙修和徐铸成曾先后在新闻工作座谈会否认文汇报接受罗隆基的指示。但据文汇报记者朱嘉树揭露，徐铸成在民盟一个座谈会上，当着许多人的面承认了这个事实，为什么浦熙修和徐铸成在今天的会上对罗隆基究竟作了什么指示却避而不谈？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储安平即向章伯钧辞职。这件事别人都不知道，浦熙修怎么很快就得到这个消息，打电话问光明日报的高天有什么反映，并派两个记者到光明日报观看风色。徐亦安说，浦熙修在民盟一个座谈会上，曾向章伯钧表示，有一批老报人还没有安置，她准备开一个名单请章伯钧使用。他问浦熙修为什么不交代她和章伯钧的关系？
这时候，会场还有很多人要求发言批判浦熙修、徐铸成，并有一群人写条子给主持会的人要求浦熙修把右派分子罗隆基给她的信全部交出来。
上海新民报社长赵超构也在今天的会上作了检讨。他说，新民报这次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政治性的错误，不是平常的思想错误。这些错误一部分已作交代，报社正在深入检查。他说：从这次错误中所获得的教训，主要是工人阶级立场不稳，爱憎不分明，不是喜工人阶级之所喜，怒工人阶级之所怒，因而使得一度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脑子里复辟。这种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表现为重技术轻政治。他一年来主要力量在搞技术工作，对政治思想关心很少，只求生动活泼，忽视报纸内容。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他说，对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虽然有过概念，但没有重视怎样从政治上发挥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一麻痹就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钻了空子。赵超构还分析了他的“教条主义要反，机会主义更危险”的错误论点。他说，两者不能并提，只能在反机会主义的前提下反教条，教条主义是好心人把事办坏了，机会主义则是立场问题。赵超构谈到从这次错误中接受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接受党的领导和自我改造问题。他表示要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并且用党的思想武装自己，加紧改造自己。
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张黎群，今天也在会上检讨了他在6月5日的座谈会上发言中修正主义的错误。新华社3日讯 新闻工作座谈会今天继续举行。
浦熙修在玩弄两面手法
教师报的叶夫第一个发言，他对浦熙修昨天的发言提出质问。叶夫话：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在浦熙修指导下访问了教育部党组书记董纯才，对当前教育工作提出一些无理的挑拨性的问题，请董纯才答复。并且打算董纯才答复也见报，不答复也见报，说教育部副部长拒绝答复。他问浦熙修这种做法的目的何在。叶夫问浦熙修，在她领导下的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在组织稿件中提出“不怕偏激，不怕片面”的口号，居心何在？浦熙修昨天读了罗隆基给她的部分信件，但罗隆基和她面谈了些什么？出门前作了些什么指示？
光明日报徐亦安在会上揭发了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所玩弄的两面手法。徐亦安说：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向来是强调用自己专电的，但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它只发了九三学社中央开会的两条专电，而且就是在这两条专电里，也没有把会上有人批判储安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发言报道出来。徐说：这次反右派斗争的重点是民盟，浦是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候补中委，但对民盟反右派斗争的情形却没有一个专电报道，这是疏忽吗？决不是的。浦熙修、徐铸成在章罗联盟里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应该认真检查
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在题为“在文汇报所犯的错误中受教育”的发言中，首先谈到章伯钧企图控制党外报纸，打算找他谈谈。他说：“章伯钧是一个妖怪，真厉害。他怎么知道我对报纸发行定额和纸张供应有意见，他就想利用这个缺口来抓住我。”王芸生说：“章伯钧后来没有找我，大概是认为我不可靠吧！”接着，王芸生对徐铸成、浦熙修在昨天座谈会上的发言，表示不满。他说，徐、浦发言都在揭露别人，但对文汇报被用为章罗联盟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检查很不够。他们在章罗联盟里究竟处在什么地位？应该认真检查，是不是“同心共大事”呢？他说，共产党、毛主席是爱护文汇报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又推徐铸成为团长。徐铸成应当怎样感奋努力，报答党报答人民，但他却给章罗联盟作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冲锋陷阵的战士。王芸生说，文汇报平日版面花巧，搞得满天星斗，有时花枝招展，有时眉开眼笑，有时张牙舞爪，而6月8日的版面却是一付寡妇面孔。这是预感到气候要变了，不甘心突变，且装一天死，难道这不表示文汇报在这一时期的立场吗？徐铸成是在欺人乎，欺天乎。王芸生说，党员干部钦本立到文汇报担任副总编辑，但有职无权。徐铸成说自己有职无权，现在是党在文汇报有职无权了。王芸生说：“哪里没有了或削弱了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就闹资产阶级方向”。
王芸生在会上批判了徐铸成摆老报人的架子，自赞自叹地卖弄三十年办报经验。王芸生以自己三十年出头的新闻工作经验，来否定所谓老报人的办报经验。他说：“什么老报人、旧传统？在真理和大学问面前，应该作总的否定。”他认为剩下的一些东西，只是些零零碎碎的技术，这当然也是有用的。徐铸成出身于大公报，他所称道的“文人办报”，出典于张季鸾的“文人论政”。王芸生说，那时的“文人论政”是在烂中国里搞烂政治。今天“文人办报”是给谁办报？王芸生说，他和张季鸾共事多年，到最后张才向他说知心话：“你天天写社论，要记住这句话：我跟蒋先生有交情，只要拥护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所以王芸生主持大公报言论时期，什么人都敢骂，就是不敢骂蒋介石。
右派分子两条线脉络相通
一条线是：陆诒——顾执中——王造时一条线是：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
从上海来北京的新闻日报的邹凡扬，揭露了陆诒和徐铸成、浦熙修、顾执中等人之间的串连关系。陆诒在新闻日报大肆宣传徐铸成排挤共产党员的“拆墙”经验，并根据这种经验拟出了新闻日报的“拆墙”名单，其中包括党组书记、总支书记、党员编委和一个靠拢党的非党副总编辑。徐铸成一从苏联访问回来，就配合陆诒攻击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说金仲华在上海宣传会议上的持平之论为不公道，责备文汇报不该发金的发言。他自己又在宣传会议上介绍“拆墙”经验。发言前，徐铸成在会场门外曾对陆说：“文汇报的经验，对新闻日报是一种启发。”文汇报副社长严宝礼当时也说：“拆墙没有旁的办法，只有把一些党员调开。”徐铸成发言后，严宝礼和文汇报的蔡平又用小汽车接陆诒到天鹅阁吃饭，商量在新闻日报如何“拆墙”。文汇报记者吕文在上海宣传会议上发言替陆诒打先锋，说“请我们的老前辈陆诒出来为我们记者讲话”。吕的发言陆诒事先看过，并且这句话也是陆诒加的。邹凡扬说，上海的右派分子们在各单位搞鸣放大会时，总要等文汇报记者到场再开会，并且总是要把发言稿交文汇报发表。邹凡扬还揭露陆诒在上海和右派集团的活动都和顾执中有关，如陆诒和孙大雨、王造时、许杰、陈子展等的关系，就都是顾执中拉拢的。整风中顾执中还写信给陆诒说：“我在北京放了一炮，你在上海放的炮我在北京也听得见。上海鸣放如何，大雨、造时、文应等发言没有？”他还要陆诒等找沈尹默写文章反对文字改革。顾执中应该交代这些活动。邹凡扬还揭露陆诒派一个记者到北京来，指示这个记者要走章伯钧、罗隆基的门路，并要这记者“找顾老师（指顾执中）、浦二姐（指浦熙修），多向他们讨教，从他们那里了解政治气候。
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接着发言。他说，新闻界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尖锐剧烈的政治斗争。右派分子以北京、上海为主要基地，想夺取宣传阵地。陆诒成为上海右派军师。陆诒—顾执中—王造时是一条线，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是一条线，这两条线脉络相通。新闻日报有记者到北京来的时候，陆诒总是叫他们要向浦熙修学习。金仲华要浦熙修彻底揭发这中间的情形。
自称和浦熙修曾经是二十年老朋友的彭子冈在会上说浦熙修最近几年越来越走向反党立场的事实。她说直到上星期浦熙修到她家里找她帮助分析自己的错误时，还一直在为罗隆基打掩护，把罗描写成一个专心在书斋里搞文艺创作的人。彭子冈说：当储安平在统战部发言后，浦熙修给彭子冈打电话说要约人写文章分析储安平的发言。彭子冈让她找一个党员，浦说：“找党员，那还不和报纸上一样。”彭子冈希望浦熙修好好揭露章罗妄想在中国促成匈牙利性质的事件、妄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彭子冈发言后，人民大学刘贯文、中国青年报王善淳等相继对她的发言表示不满，认为她没有把她和浦熙修的全部关系揭露出来。顾执中的丑史：骗诈钱财，为军阀吹嘘
曾经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和担任教员的新闻日报记者胡星源，在会上揭发了所谓“老报人”、“新闻教育家”的顾执中，在抗日战争以前曾与四川、西康、广东、广西等省的军阀有密切联系。顾拿过这些军阀不少的钱，然后拉拢一批记者到这些地方旅行，替他们吹嘘。四川军阀还给他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资助他到欧洲去“考察”。抗日战争后期，顾执中一面借恢复“民治新专”为名骗诈钱财，一面在国民党海外部担任职务，和陈布雷、潘公展经常保持联系，并且得到他们的重视，后来被任命为国民党印度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抗战结束后，他在重庆时经常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活动，并曾企图代表国民党去接收上海新闻报。胡星源说：大家都认为“民治新专”是以进步面貌出现的，但这种进步仅仅是在党派了陈翰伯同志去任教务长的时候才有的，就在这个时候，顾执中为了讨好国民党，还请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局的处长黄香山到学校讲“新闻检查的作用、意义和必要”等。
浦熙修、顾执中都没有出席今天的会议，当会议工作人员接受大家要求打电话叫他们来参加会时，浦熙修说她正在写向民盟中央交代的材料。顾执中在上午接到电话时说，他的组织关系在九三学社，要向九三学社去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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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现错误，认真进行自我批判
新民报检查歪曲浙江鸣放真象的错误
本报讯 据新民报消息：新民报5月20日杭州专电：“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和21日的“从葛岭瞻望杭州城的城墙”是两篇歪曲真象、夸张失实的报道。这是新民报最近在检查工作中，到杭州与各方面核对事实、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新民报5月20日的专电上说：“跟上海的大放大鸣情况相反，浙江的鸣放，至今还没有多大动静。”“省委至今还没有明白表示支持争鸣。省委负责同志也没有出面主持会议，让党内外知识分子提意见。”5月21日的报道中也提到：“浙江省委有些领导同志却怕看见矛盾的揭露，总是希望提意见的人越少越好，——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少放或不放，不让人发言，有人提了意见，被粗暴的干部扣上大帽子。从最近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到整风学习的展开，好像都还是无声无息地在进行，和中央关于整风指示中说的‘防止关门整风’的精神和全国宣传会议的方式，都有所差异”。报道中又说：“宣传会议以后，省委没有出面召开过一次知识分子的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对思想工作的领导是不够重视的。”这些话其实都没有根据。
浙江鸣放真象：不是风未吹到，而是十分热闹
事实的真象怎样呢？
5月间，是浙江全省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大力支持和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大鸣大放十分热闹的时候。这不仅可以从5月份浙江日报上一整版一整版的新闻报道和各界人士的发言中看出来，就连自称未获出席浙江省委宣传会议通知、在5月21日还宣称“要鸣一鸣才走”的省文联主席宋云彬，也曾在一次江华同志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对省委重视“鸣放”表示深为感动，很受鼓舞。
早在4月15日，中共浙江省委就举行了四天省委全体会议，认真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上除决定迅速向全省传达这个报告外，并决定第一书记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与此同时，省委还分头召开了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和有一千五百多位党内、外同志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和认真学习、讨论毛主席的讲话。那次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开头大家对“鸣”、“放”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可是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后，浙江省放、鸣的空气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宣传部长吕老先和各地、市委书记还按各业务系统分别召开了党内、外同志座谈会或各地区座谈会，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因为刚巧碰上伏老访问杭州，大家工作很忙，再加上周总理的报告基本上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家都同意把发言放到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去。4月19、20日两天，省政协常委会也举行会议，听取了各民主党派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传达和讨论情况的汇报。江华同志也在会议结束前以省政协主席的身份讲了话。会议决定这次政协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推进本省各项国家建设工作。
5月2日，省政协全体会议正式开幕。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即以
“敢‘放’敢‘鸣’，多‘放’多‘鸣’”为题发表了社论，祝贺政协浙江省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江华也在政协预备会议上向到会委员和列席代表讲述了个人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的体会，而且介绍了县、市委书记和县、市长以上干部会议的情况。最后他并诚恳的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出来，广泛地开展讨论，研究正确处理的途径。号召大家大“放”大“鸣”，互相协商，共同办好事情。
这次会议先后举行了将近半个月，一直到5月15日才正式闭幕。在会议进行期间，江华同志不仅从头到尾参加大会，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而且还在小组讨论时轮流到各个小组听取大家的意见。江华同志十分重视文艺工作者的意见，所以还在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一个历时四天的文艺界座谈会，宋云彬也参加了这个争鸣热烈的会议，并且公开表示很受感动。
浙江日报记者对于报道政协大鸣大放新闻原来有些顾虑，江华同志曾一再加以鼓励和支持。对于不重视“鸣”、“放”新闻报道较少的地方报纸，江华同志还曾提出批评。
省委重视各界意见逐步改进文艺工作
当政协闭幕后，中共浙江省委又结合部署整风作出决定，委托所属各部继续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新闻界、文艺界等各方面的意见。就以文化界方面来说吧，据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同志说，紧接着政协文艺小组的大鸣大放以后，又先后召开了省文联、省文化局工作干部、美术界、音乐界等座谈会。省文化局也召开了全省文化工作行政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杨思一副省长并当场对揭发出来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例如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在文化基础较好的三十三个大县如以木刻出名的东阳、越剧的发源地嵊县、以石刻出名的青田等县单独建立文化科（现正由编制委员会具体处理中）。文艺团体下乡不能够正常开展活动等具体问题也已经列入省文化局今年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之内。其他问题，凡是能当场解决的都已经解决，凡是一时不能够解决的，也正在分类排队，分别轻、重、缓、急加以处理。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说，文化局几个局长正在深入各基层听取意见，日程已经排到7月底。
由此可见，浙江省因为具体条件和上海不同，因此在做法上也有些不同。上海是先开小型座谈会，再开大会；浙江是先开大会，再开小会。而大鸣大放的精神是和上海一样的。至于“鸣”、“放”的程度深不深，透不透？那是要另外去研究的一个问题了。
宋云彬是怎样的一个人？
5月20、21日的专电、报道中有好几个问题是与宋云彬有关的，宋本人也曾经以“这难道还不是宗派主义吗？”为题作文交新民报发表（5月21日刊出）。
宋云彬是怎样一个人呢？
宋云彬是浙江省里身兼十几个职务的“红人”，他的头衔有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体委主任、民盟省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党和人民的确是对他很器重的了。
但是从最近民盟省委一连串召开的座谈会上揭发出来的宋云彬错误言行看起来，他竟是一个与党对抗的人物。当章伯钧的反动言论受到反击后，宋云彬还公开出来替章伯钧辩护，说他是一言之失，不可以同储安平相提并论。当人民日报6月8日就卢郁文收到恐吓信一事发表社论以后，宋云彬又公然指出这是人民日报“中了计”，他认为这篇社论发表后作用很坏，使人看了不敢再“鸣”、“放”下去了。他曾对民盟杭州市委组织部的胡齮说：“共产党来，文化人最不幸！”
新民报报道中的事实错误，经调查后核实纠正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宋云彬所一再表示不满、骂党“宗派主义”、说浙江省委宣传会议召开时他本人竟“未获通知”这一事实吧！据我们调查，浙江省委宣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毛主席的两个讲话，事先是发了出席证给宋云彬的，而且还发去了毛主席两个报告的书面文件。市体委曾把出席证和文件送到他家去，他家里的人因为他公出在外没有收，退给体委了。最近举行的一次省民盟扩大会议上，民盟宁波市主委翁心惠就谈到这件事，并批评了新民报在这方面报道失实。
至于文艺工作方面，浙江省随便否定戏目，管理过严，这的确也是事实。不过这是“鸣”“放”以前的事情，在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省文化局方面早就开始纠偏了，剧目工作也已有所改进。但宋云彬却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故意一再算旧账，混淆视听。
所说龙灯、狮子舞被领导上借口脱离政治禁演一节，也与事实有些出入。据省文化局方面说，浙江有一个民间歌舞团的组织，主要任务是在全省作巡回示范演出，通过他们的演出来启发和开展群众文艺活动。作为一个示范剧团，只有龙灯、狮子舞等传统节目，完全没有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东西，有关部门认为是不恰当的，因此建议他们在节目中增加一些新的反映群众斗争的东西；但是歌舞团方面认为新的东西艺术性差，思想上有抵触；后来事实证明，自从增加了一些新节目以后，最受群众欢迎的并不是龙灯、狮子舞而是说唱。
美术学院党委的同志告诉我们说，所谓美术学院的国画系并进了西画系，实际上是两个系合并成为一个绘画系，因此如果一定要说国画系并进西画系的话，那么西画系也可以说成被并进国画系的。他们又告诉我们上月我报说黄宾虹老先生上课的讲稿事先要送审，怕他把“毒素”灌输给学生，这样说法也是歪曲事实的。根据美术学院的制度，凡教授之课，讲课提纲事先都要在教研组讨论，但不是送审，更不是对黄老先生一人如此。至于新民报报道中所说国画教授降为事务员一节，只是在一、二年前有个国画副教授诸乐三，因没有课，曾一度搞过几个月教务科副科长，后来又在执教了。
对老作家陈学昭的照顾问题，其实也早已解决。她现在住在一幢建筑在西湖旁边大兔耳山腰的小洋房里，站在窗口就可以看见风景如画的苏堤，我们去访问她时，她正在伏案创作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浙江的“鸣”“放”开展时，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曾亲自找她谈了一次话，最近，江华同志还委托她召开了一次省、市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热烈研讨了改进浙省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
其它如报道中提到的东海文艺出版社的纸张问题，其实当时已同意增加到三千令了。还有报道中说抗日时期杭州音协主席、老音乐家李益中现在文化局做普通行政干部一事；其实，李在抗日时期并没有担任音协主席，倒是解放后曾一度出任杭州市的音协副主席，后来担任省文化局里的音乐组组长，在肃反前不久，音乐组撤销，因为他有些历史问题需要审查，就没有分配他工作，现在他是省音协筹委副主任。至于报道中说文联同志的三个月创作假期被省委改为一个月，其实这是文联副秘书长自己修改的，省委根本没有作过这种决定。这点，新民报已在报上更正过。
新民报将深入检查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新民报在报道这些东西时，由于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报道只根据片面材料未加核实，在报道思想上，又只着眼于工作上的缺点，对成绩视而不见。记者访问的某些对象，都是有不满情绪甚至与党对抗的，以致在报上出现有严重错误的新闻报道，这是应该深入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