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
本报七月一日社论曾提到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作了一次利令智昏的对目前形势的估计。这篇文章就是对这次会议的记述。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 闵刚侯
6月6日上午十时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了几位知名的学者开了一次紧急会，讨论当前形势并决定行动。参加的有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和民盟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此外，还邀了史良、胡愈之（中途退席）、金若年和我，大概也要我们听听当前形势的逼人吧。这的确是一次紧张的集会，很多人激昂慷慨地发了言，这些发言不像是人民内部的共同语言，因之给我的感受极其深刻，不易磨灭。我现在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发言写下来给全国人民看看章伯钧是在做些什么阴险勾当。这些学者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采取什么态度，爱护呢？还是仇恨反对呢？请他们自己向人民说个清楚吧！费孝通说，老师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可闹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
在章伯钧说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请大家来研究并考虑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以后，费孝通首先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动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次运动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二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他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士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这时钱伟长插口说我是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的）。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们什么都当不上，我不相信，要是能够参加竞选，看群众是不是赞成我。
曾昭抡估计目前形势是一触即发，共产党不要以为秀才造不成反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一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因为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他认为过去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我就害怕。同时知识分子还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又说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目前情况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并说西安交大已闹事，上海问题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钱伟长认为学生到处在找领袖，在期望着他们那班人站出来说话
钱伟长认为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他分析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他认为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所谓“无耻”的积极分子（他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所说的），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有时党委公开做报告，虽不指名，但被批判的对象，心里是有数的。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这时费孝通很激动地说，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也没有吃共产党的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他又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不过话也很难说，清华就有人提出请蒋校长下来，要钱伟长当校长。
陶大镛就师大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说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还反映有人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
黄药眠认为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不多，于是只有相信年青的团员，这样就造成党脱离了群众。又说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章伯钧得意忘形，觉得共产党已经弄到进退不得，要“收拾残局，舍我其谁”
章伯钧听了以上诸人的讲话，当然表示十分欣赏，有时插上几句加添火力。在吃饭的时候，更是一个人胀红了脸，狂妄地大谈其发展组织以及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的谬论。我现在综合他那天先后谈话有如下几点重要内容：
一、在他的插话中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又说“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等等的话来加强紧张气氛。
二、在吃饭的时候，他要费孝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认为现在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他接着说，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的发展，至少应该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谈到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么不同了。
三、在谈话结束时，他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他认为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概。最后他提出要大家见总理、彭真、康生和李维汉。
这次会真如费孝通自己承认的，是暴露思想最彻底的一次。为什么右派分子能自己暴露得这样彻底呢？原因就在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因而把收藏多年的尾巴又露了出来。他们估计的形势是波兰八中全会的前夕，是我国“五四”运动的前夕，他们估计共产党这支大船这次准要翻了，从而利用他们占有的政治和学术的地位，发出各色各样的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来鼓动人民起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妄想要在这支大船上，偷凿上几个洞使它早些沉下去。章伯钧这个右派野心分子就是想通过和罗隆基的联盟（参加这次会的曾昭抡、费孝通和吴景超等都是罗隆基的小组织人物）点上火在学校里烧起来，企图威胁党，以达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狂妄目的。可惜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无产阶级的政权真如铜墙铁壁，中国共产党是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为全国人民所忠诚拥护的党，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坚决要走的道路，谁要想阴谋破坏党，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谁就会被工人、农民的铁锤、锄头击得粉碎。
（标题是编者加的）
第2版()
专栏：
显示人民巨大力量 不准右派分子猖狂
广东兴宁县五万群众集会游行
痛斥罗翼群煽动群众罪恶行为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3日电 新华社、“南方日报”记者报道：广东省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人物罗翼群的家乡——广东省兴宁县，7月1日有五万左右群众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当面痛斥罗翼群下乡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的罪恶行为。
罗翼群是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他利用大鸣大放机会发出所谓“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接连受到各方面的驳斥以后，他竟借“视察”名义，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及平远、蕉岭等县疯狂地煽动学生、农民反对共产党。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
兴宁县各界人民反驳右派分子大会筹备委员会最初估计只有一万五千人左右参加大会，但是许多工人、学生、尤其是农民，都自动赶来参加，结果到了五万人。农民的队伍大约有三万人，他们高举着旗帜，许多人还拿着自己写的标语和画的漫画，喊着口号，敲着震天响的大鼓，从四面八方涌进兴宁城来参加大会。
大会在下午一时开始。在大会主席团中，有兴宁县各界代表，还有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组的成员姚雨平等。罗翼群一人孤零零、灰溜溜地坐在主席台前的一角里。罗翼群的家乡燕塘乡的青年农民代表罗用生首先在大会上发言。他说，论辈数，我叫你罗翼群叔父，但看到你这一时期发出的反动言论，我不能这样叫你了。我应该和你划清界限。罗用生在揭露了罗翼群如何布置对党不满的分子帮他收集所谓“饿死人”例子的事实以后说，我们燕塘社三百零三户，每家社员现在每天都能吃到两餐饭一餐粥，怎能说到了“饿死的边缘”？你罗翼群为什么不看看这个全社全村的事实，昧着良心说我们燕塘乡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
黄陂乡农民叶锦禄在发言中，指出了罗翼群6月16日在黄陂乡煽动农民反对共产党所引起的恶果。他说，罗翼群这样做，使反革命分子和地主马上活跃起来了，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国民党在汕头登陆了，又说国民党把广州炸烂了。地主作诗来嘲笑贫雇农，他们还说：少数群众也受了罗翼群的欺骗，无理向干部要米要粮，打社主任，为难党委副书记，弄得邪气上升，正气下降。说到这里，他严厉地质问罗翼群：你来兴宁究竟是视察还是破坏？你对党对我们农民究竟安的什么心眼？
兴宁城工人代表陈幼智在讲话中说，罗翼群来兴宁根本不是视察，而是放毒。罗翼群到过哪里，哪里的犯罪分子就胆大起来，敢于进行造谣破坏。陈幼智说，我们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死也不会跟着你们右派分子走。他向罗翼群说，我今天警告你：你如能回头跟着人民走，我们也许还会原谅你；不然，我们工人决不饶恕你。
龙田中学教师何则文也举出了罗翼群在该校进行挑拨破坏的事实。他希望罗翼群改正错误，不然将自取灭亡。
中山大学教授丘琳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小组也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小组同志坚决站在人民这一边，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丘琳和所有农民、工人、教师代表的讲话，都受到台下几万人的欢呼。
大会最后通过了“兴宁县各界人民控诉声讨右派分子罗翼群”的电文。电文举出了大量的事实揭露和驳斥了罗翼群的反动言行。电文说：罗翼群到兴宁以后，热情接待地主、富农和被管制的坏分子，布置他们收集所谓“饿死边缘”的证据和书写反对肃反的喊冤信。他到处说“解放后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却不看农民的口粮逐年增多的事实和我们争取农业大丰收的成绩。他说：“现在的学生毕业就等于失业”，他就不看看现在升学的人和就业的人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的事实。他说“共产党只顾国计，不顾民生”，他就瞎眼看不见灌溉三十多万亩土地的东沟、西沟和合水大水库等水利工程是谁领导我们修起来的，学校和各项文教卫生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多起来的，他看不见我县二十多个连年重灾乡的农民生活是谁使它安定下来的，是谁使他们赎回过去卖出的子女的。电文最后说，我们感谢共产党拯救我们跳出火坑，我们感谢毛主席引导我们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热爱自己的人民政府，如果谁敢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任何活动，我们就一定挥出铁拳把它捶得粉碎。
第2版()
专栏：
民盟整风会上罗隆基无耻狡赖
费孝通历数罗隆基的阴谋手法
邵慈云揭露罗隆基的卑劣行为
本报讯 在7月3日夜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费孝通揭露了罗隆基的右派手法；还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揭发罗隆基的各种卑劣行为的信。罗隆基仍然用敌对的态度抵赖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次座谈会一开始，主持会议的胡愈之宣布责成罗隆基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交代：一、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二、和储安平事先商量他的发言稿的问题；三、小集团的情况；四、章罗联盟问题。但是，罗隆基并没有进行什么交代。罗隆基用琐碎的令人疲劳的狡辩来消磨大家的时间。他的交代从七点四十五分开始，九点半被制止，在将近两小时的发言中，他并没有交代出任何事实，甚至连大家已经揭发证实的材料，他也不肯承认。一开始，他说他要交代一个重要问题。他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他提出了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曾收到一百七十封信，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件是谈平反委员会问题的。当他的秘书请示他这些信如何处理时，他指示秘书，对赞成平反委员会的信，要回信：“请在各方面造成舆论，请向统战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建议。”实际上，这并不是罗隆基的交代，这个问题在上次座谈会上，史良就已经揭发了他。今天，他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点事实，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谈他这样做的企图是什么，还有什么打算等等。
谈到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的问题时，罗隆基扯了许多不关紧要的闲事，而根本否认了徐铸成等已经揭发的通过浦熙修利用文汇报这个严重问题。甚至把某些无法抵赖的重要事实轻描淡写为一两句不妥当的话。当千家驹起来质问他，人民日报社论对文汇报的批评是否事实时，罗隆基竟然狡猾地说，“我不表示意见，说没控制文汇报，你们说我是狡赖；要承认，我又不愿乱给自己带帽子。”关于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问题，储安平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小组会上已经承认了他这次发言中的问题事先同罗隆基商量过。但是，罗隆基在交代这个问题时，仍然百般狡辩，时而说在谈“老和尚小和尚”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而说储安平那天并没说要在统战部发言等等。当张曼筠、史良为他的狡辩激怒得不能忍耐，宣布了储安平在人代会小组会的发言，特别是史良指出，现在的问题已不是看不看发言稿的问题，而是储安平同你商量受你影响的问题。以后，罗隆基仍然抵赖到底，说什么事实总是事实，我不辩了。
对于罗隆基反动宗派活动，大家已经揭发了许多事实。可是罗隆基在交代这个问题时，先讲他事先没有准备，现在想不起来了，不能交代。继而又说他指的是两三年以前的小集团，一口否认这两年的宗派活动。当会场上有人要他就上海新闻日报陆诒所揭露的材料进行交代时，他又狡猾地用一些不关紧要的事情来搪塞大家，或者是解释推托某些事实，或者是说某些问题记不清了。有人提出问题质问，他避而不答，反而反击别人说：就是上海陆诒说了，我也要他拿出证据。”而且一再说什么“如有小集团活动，可以杀我的头”。这时，会场上的人已为罗隆基拒不交代的敌对态度激怒得再也不能忍耐。史良责斥他说“你开口闭口说杀你的头，这是耍流氓态度。”闵刚侯说，你为自己辩护时，讲得那么清楚，要你交代小集团名单，你就说你忘了，现在我替你宣布。闵刚侯立即宣布说：罗隆基的小集团包括：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张东荪、周鲸文；罗隆基的据点，在西南的是潘大逵，在太原的是王文光，在浙江的是姜震中，在上海的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的是杜迈之，在湖北的是马哲民。
座谈会的时间已经被罗隆基的狡辩占去了大半。胡愈之在大家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制止了罗隆基的狡辩，开始让大家揭发。而这时罗隆基竟然反咬一口：“现在你们不让我交代，回头大家讲出来了，又要说我不交代。”会场上发出一片轻蔑的笑声，没有人理睬他的最后的狡赖。
浦熙修首先在会上发言，她宣读了罗隆基给她的一些信件，这些大多是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已经谈过的东西。
第2版()
专栏：
被拉入右派泥坑的人应该作揭发右派阴谋的见证人
费孝通在发言中承认，几年来他被罗隆基所利用。接着他揭发了章伯钧、罗隆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些阴谋活动。他说：
两年前，章伯钧到处说：今后社会上只剩三种人了：工、农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必须成为知识分子的政党。从此，罗隆基和章伯钧宿怨全消。这是为了什么？素来谁都不服的罗隆基博士却甘心屈居老二，和章伯钧一鼻孔出气，这又是为了什么？他说，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件共同的大事要干，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关心”知识分子是要知识分子抗拒改造，是为了要为资产阶级保留一线生机。
他说：在盟内做工作的同志全都知道，章罗从来不过问盟怎样进行具体工作。他们忙着他们的事。但是两年前，我们文教委员会采用串联方法去发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们却插手进来了。他们亲自出马，邀请有问题的人，有不满情绪的人来座谈，这又是为什么呢？创议这个串联方法的人，就是我，我是有责任的。
他说，他们不是没有方针。他们的方针是：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这是没有见诸文字的，但章罗的言行写出了这个方针。在他们看来，思想落后的，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人才是正派人。他大力鼓吹要吸收落后分子入盟，目的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落后性，为他们安排工作和政治地位，代表他们向党和政府提出要求，以提高他在这些人中的地位。
他说，罗隆基最讨厌的是盟内的党员，他在背后打听谁是党员，他曾多次打听楚图南是不是党员。他打击邓初民。他宣传进步分子的缺点，使中间分子离开进步力量，受他的影响。
接着，费孝通揭发了罗隆基进行阴谋的一些手法：
第一，利用好名词做坏事，利用党的政策来偷天换日。罗经常用主席怎样说，总理怎样说来唬人。比如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来否定改造，用通过业务进行改造来否定理论学习，用百家争鸣来大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用互相监督来搞资产阶级民主等等。更进一步，利用传达的机会来歪曲党的指示，他附和章伯钧关于学校党委制的传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二，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上的缺点，加以夸大来打击党的威信，离间党和非党的关系。举一个例子，有个清华的校友，王士倬，据说是因为说了一句笑话，整了几年。这事罗隆基在我面前就讲了好几回，这种例子是会引起立场不稳的知识分子的同情的。他津津乐道，为的是什么？
第三，利用公开发言，进行挑拨和向党进攻。他强调党和非党关系问题，把主要责任放在党员一方面。他用个别留学生拉车的事来向外宣传。他对于文教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的调查很关心，而且专门挑选一些突出的事例来宣传，作为发言资料。
第四，利用别人来替他负责。他最善于利用别人的错误言论来作宣传。他用我在一次座谈会说了知识分子有两个盖子的话，（这话本身是极错误的）而加以引伸，绘形绘色，而说这是我的发明。又用我一次说“知识分子中也有诸葛亮”，又引伸到三顾茅庐，说是和我的意思相同。他做事也是这样。他把“争鸣月刊”说得和他毫无关系，而事实上，我曾参加过一次会，我们好几个人反对马上公开发行，而他说已经和邮局签订合同，不必讨论。他明明指示，“争鸣”的方针是“说人家不敢说的话”，而他却说他没有管过“争鸣”。他控制文汇报，但是却不自己出面，要通过浦熙修。
费孝通还说：他这两年来，对我拉拢得很厉害。他想利用我去联系知识分子，他原是一个出名的吝啬鬼，但是这两年为什么变了？他利用我住在郊外，吃饭和休息不方便，多次开会完了邀我去他家里便饭和休息。在这些时间，他就宣传他的意见，来影响我们，说进步分子的坏话。我就听到过不少关于史良副主席的坏话。他不搞宗派，为什么要在背后毁谤同志呢？他最讨厌我和胡愈之来往。
他怕别人识破他搞秘密团体，至少在我们面前他很小心地分别联系，而且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说不再搞宗派了，而且为了免得别人说话，不再推荐任何人了，说张志和当政协委员并不是他搞的等等。事实上，他想把曾昭抡代替楚图南，后来又把我用来当文教部长，排挤楚图南。在过去二个月里，他还通过文汇报来几次发表关于我的消息，甚至造谣说我的一本书有十一国文字。这个消息是从文汇报来的。这两年我受他的毒害已经很深。我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还在打什么主意，简直是要把我搞到什么地方去？他专门发现别人的缺点，利用这些缺点，来为他服务，这套手法在今天是都拆穿了！
最后，费孝通说：我们这些已被他们拉入了右派泥坑的人，正是揭发他们阴谋的见证人。我们要控诉他们的罪恶，认识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翻悔过来，投向人民。想一想，如果不是共产党及时地把他们的阴谋揭破，我们这些人将做下多大的罪恶！
第2版()
专栏：
罗隆基痛恨知识分子入党
最后，千家驹宣读了罗隆基的秘书邵慈云给沈钧儒和民盟中央的信，信中说：关于三反、肃反问题，罗隆基的不满由来已久，想为那些反革命分子“平反”的蓄谋也不是自统战部座谈开始。早在去年人民代表大会上，他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言后，就收到不少三反、肃反中的所谓“冤屈者”的来信。去四川视察的时候，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并曾接见成都工学院肃反被斗者陈堃，将陈的信带回。今春在他主持下的政协知识分子小组座谈会上，也是强调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夸大知识分子的顾虑重重是由于“肃反的作用”。知识分子座谈会后，他将所有要求所谓“申冤”的来信十四件集中送交人大常委会处理。罗隆基对这些人的来信是很重视的，他要我学习黄绍竑处理“申冤”者来信的办法处理，把所有的来信都摘要整理给他。
信中说：关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罗隆基的不满情绪，同样不仅表现在言论上，并已见诸了行动，他对待我争取入党问题所采取的打击态度，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去年我来森工部工作后，他希望我入盟，并对我入党愿望一直给以压抑，他曾以盟员少入盟容易获得高位等对我诱惑，又以不入盟即是政治思想落后对我讽刺。也讲过入盟不妨碍入党的话，由于他劝我入盟的动机不纯，使我起反感，因此，入盟问题，便无形拖下来，而罗隆基呢？由于他的部长威严不能征服一个秘书而恼羞成怒，于是渐渐对我不满。本年3月2日，罗隆基为一点小事，在办公室里大发我的脾气，他骂我，我加以解释，他即大怒，说：“你狡辩，你还不服，你是不是想做这个工作？”甚至发展到拍桌子，摔皮包，大叫“到机要室去拿邵慈云的档案来查”。后来，他就吹毛求疵的找我的错处，往往是我打电话不接，请示工作则说我成了他的上司，他没有义务向我汇报，指示工作时也吹胡子瞪眼睛，当工作找不到岔子，就转向生活方面挑剔。我因牙病去医院，需开刀，我打电话给孙秘书，请代向部长给我请假，不准，并在日历牌上大书：“邵不上班，亦未请假”，等我开完刀上班后，又受到痛斥。二、三个月来，我几乎受着非人的待遇，假使不是同事们对我的同情以及组织上的了解，我真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我存在？但问题并未就此而止，5月初，当他从赵文璧汇报中，知道我在听党课并有了入党愿望后，竟气势凶凶地问赵文璧、“邵听党课一定是孙平毅搞的，我一定叫他入不了党”，随即在5月6日一上班，未宣布任何理由，即向孙平毅秘书查阅我的档案，并关上房门向孙平毅了解我听党课的情况，同日下午并声色俱厉地骂我：“你不参加民盟，你的政治思想落后，你还想入党，这是投机行为，你重党轻盟，我叫你在部入不了党。”这证明他说入盟不妨碍入党是假话。
紧接着查我历史档案后，罗隆基一方面断然制止组织上给我弟弟解决工作问题（系他同意后，我才向人事司请求的），叫他的护士告诉我，他要开除我，叫赵文璧主任（盟员、我部办公厅副主任）告诉我即使我请求入盟他也不要我。另外还在办公室中经常关起房门来与赵文璧等人谈话，把我防得像个“小特务”一样。情况发展到他不和我讲话，倒要赵文璧作传达，甚至指示工作时叫服务员告诉我，我真不知道我在作秘书，还是在当“囚犯”。
罗隆基对我为什么由关心变为痛恨呢，经过赵文璧的分析，才使我恍然大悟。赵文璧说：
一、罗隆基认为我们是他的人，应该靠拢他，听他的话，你必须了解，对他百依百顺，而你不靠拢他，反向党组织靠拢。
二、你对入盟不积极，又想入党，罗不满意。怕党收买你，怕你入党后，向党反映情况，而他自己有毛病，不能不有所顾虑。
三、盟与党间矛盾很多，这是政治斗争，你年青，太天真，容易轻信别人的话，不懂官场上事情的复杂。
赵文璧告诫我做这种秘书工作不能随便传话。
此后，罗隆基对我的态度更为恶劣，他以泰山当顶的压力对我进行露骨的威胁，他甚至说：“你别以为我不敢开除你，我不敢撤你的职，我作部长不能开除你，我这部长算白当了”。直到去锡兰前夕还留给我一句指示是：“你的问题，我回来再说！”
信中说：罗隆基的反动言行不是偶然的，虽然他是受到党和人民的最大信任和最高待遇，但他还对党有二心的，这在他平日的言行中早有流露，早在就任森工部长前，他对自己不得志即发过牢骚说：“我们这些人不过是陈设品，外交部门工作，我当然能做，但他们不会放心叫我做的，我只不过是送往迎来，名字上上报……”去年12月到四川视察森林工作时，他由于地方物质生活较简陋，而大发感慨，他对我说：“一个人在共产党国家作官，到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最理想”。据赵文璧对我讲罗的思想中，对任森工部长是不满意的，他曾对赵文璧讲：“政府给我森工部，我也不懂业务，其实不如叫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他对张东荪事件的看法上，也显露出他的不满。他说张东荪当年把国家预算交给美国是错误，因当时预算未公开，而现在呢？预算是在报纸上公布，言下之意，颇有为张东荪抱屈，好像张东荪要是在今天这样做，就不要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