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br/>专栏：<br/><br/>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和分组讨论<br/> 各地代表追击章罗联盟<br/> 据新华社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来自各地的十三位人民代表在今天的会议上发了言。<br/> 发言的代表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大会的其他各项报告，并且举出各地的具体情况进一步说明了过去一年来各项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有关的政府工作提出了批评、建议。其中有些代表并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论，进行了严正的驳斥。<br/> 今天在会议上发言的，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电力工业部水电工程师于开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错、河南省省长吴芝圃、辽宁省副省长宁武、湖北省工业劳动模范朱玖（女）、湖北省农业劳动模范饶兴礼、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钱昌照、湖北省副省长李明灏、山西省晋南专署副专员李辉（女）。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和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在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br/> 主持今天会议的执行主席是：沈钧儒、林枫、赖若愚、熊克武、胡和勒泰、林巧稚、陈垣、饶兴礼。<br/> 今天的会议在下午三时开始，六时五十五分结束。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br/> 新华社3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分组讨论，继续揭发和批判了章伯钧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行。<br/> 章伯钧今天在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章伯钧承认了和罗隆基的联盟关系，他说，“报上指出的章罗联盟的关系，不是冤枉的。”他说：“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从思想到工作结成了联盟”。有的代表认为章伯钧的检讨仍很不老实，很不彻底。<br/> 甘肃省代表、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子恒，今天在小组会上揭发了章伯钧的一些反动言行。杨子恒说，今年有一次他到北京开会，章伯钧曾请他和另外十几个人（杨子恒没有交代是那些人）到家里吃饭，章伯钧对大家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资本家剥削工人到了极点，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创造出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们头脑中的东西是要人们反抗统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统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现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调就会引导到对自己的斗争。斯大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因此社会制度要变一变。”<br/> 杨子恒说，章伯钧还恶意地歪曲毛主席的话来宣扬他的“天下要大变”的思想。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章伯钧大叫“看中了”形势的发展，说“天下要变，苏联也要变”。章伯钧说：“毛主席去年提出十条（指十大关系），今年提出十二条（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就是要作更大的转变，而教条主义者眼光短浅，不顾国际国内的客观事实，他们想永远统治下去。”章伯钧说，其实“波匈事件就是教训”。<br/> 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期间，章伯钧同杨子恒等人谈话中，曾经流露出对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十分崇拜的情绪，他还讲了一些诬蔑苏联的话。<br/> 章伯钧还曾经说，世界政治还要走上“民主”，他认为“英国的民主生活很值得注意，英国海德公园的民主就很好”。<br/> 章伯钧还对杨子恒说：“生活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br/> 杨子恒发言后，甘肃省代表们认为他能够进行揭发是好的，但是还不彻底，希望他作进一步的揭露。<br/> 在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史良说，章罗联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讲不胜讲。她说，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是不服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br/> 史良说，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民盟的正副主席都参加了。毛主席讲话时，章罗二人都没记录，会后向盟内传达，他们却添油加醋甚至歪曲事实，他们不谈毛主席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单只强调匈牙利事件、斯大林的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史良听了章罗的传达报告后立刻指出：根据她的记录，章罗讲的有些内容，最高国务会议上并没有讲。这件事引起章罗很大不满。<br/> 在北京市代表小组会上，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一些反动言行。华罗庚说，罗隆基在北京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改造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脱裤子割尾巴”的提法颇表不满。他认为不学马列主义就有马列主义，并宣称他自己从不学马列主义却写出有马列主义的文章。当时，章伯钧还带着诬蔑的口气说，马列主义不值得学，学了也只是增加些教条，还不如学学“曾国藩家书”。<br/> 广东省代表小组今天要那些同章罗同盟关系密切的人物，出来交代清楚。代表们特别对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和副秘书长李伯球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是最接近章伯钧的人，但是在揭露章罗阴谋的斗争中，他们的态度却十分暧昧。李伯球今天只谈了章伯钧怎样以帮助共产党整风为名，在北京市组织二十一次座谈会等别人已经谈过的一些情况。至于他自己怎样，并没有谈出具体事实，只是作出结论说，他自己是“深入堡垒，和平共居，失去警惕，陷于重围”。有的代表说，李伯球一方面以左派自居，说章伯钧如何排挤他，可是一方面又接受章伯钧的指使，在北京到处点火，大肆活动；并对执行章伯钧“组织大发展”的指示特别热心，亲自出马请客拉人。有的代表说，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李伯球常常请假，说是要去帮助章伯钧交代，可是到今天并没有帮助出什么东西来。代表们要求李伯球不要避开实质问题，那样对自己并无好处。上海市代表小组今天对这个组的代表杨逸棠、林汉达、钱端升三人的一些错误言行进行了批判。杨逸棠在今天的发言中，只是把报上早已揭露过的章伯钧的一些材料重复了一遍，丝毫没有交代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以及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杨逸棠的发言引起代表们极大不满。胡愈之指出，章罗联盟是企图倚靠两个党派、两个报纸，而农工民主党是章伯钧完全可以控制的，杨逸棠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的组织部副部长应该交代章伯钧怎样叫他发展组织、招兵买马的情况。
第1版()<br/>专栏：<br/><br/>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br/> 新华社3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3日上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br/>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工作方案，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分组名单。<br/> 会议由李雪峰主任委员主持。会上推选了李烛尘、管文蔚二人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1版()<br/>专栏：<br/><br/>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群情激愤严词质问<br/> 章伯钧承认章罗联盟<br/> 本报3日讯 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今天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集的扩大座谈会上承认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事实，承认他们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野心。章伯钧是在会上群情激愤和纷纷质问之下交代的。<br/> 章伯钧说：<br/> 今天，我以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罪行的人的身份站在你们面前。我是一个在政治上抱有野心的人，是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我自己思想上有一套，是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发展起来的，从过去的第三条路线发展起来的。我有整套的想法，有整套的作法，即大家所指出的有阴谋、有纲领、有计划和有步骤的作法。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在许许多的场合都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仿效的地方。<br/> 从思想联盟到政治联盟<br/> 章伯钧说：从这个立场上，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否定了苏联革命力量，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对苏联的批评有很多不好的言论。对苏联估计过低，成绩估计过少，认为苏联有重工业，但没有旧的文化。<br/> 谈到章罗联盟，章伯钧说，章罗联盟是有事实的，是从去年开始的。过去同罗在盟内争权夺利，从去年开始合作。先从思想联盟开始。我思想上是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罗有英美民主思想，我们思想一致。从思想联盟到工作一致，即工作联盟，再变为政治上的联盟。是否有政治纲领呢？具体纲领与写成具体条文的是没有的。联盟是共同的，是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因为民盟是大知识分子的集团，我想通过罗隆基影响大知识分子，同罗隆基联盟可以取得大知识分子的支持。罗隆基过去有一个小集团，他同我是反对的。去年我思想变化，公开主张西方民主的一套，符合他们的思想，他们就开始同我接近。去年民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不知道是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时候，我请了罗的朋友，如马哲民、潘大逵、彭迪先、沈志远等人。在谈话时，我谈我的一套理论，如民主政治、议会制等等，把毛主席的政治理论完全扯到英美议会政治上去，他们完全拥护我的。沈志远是搞马列主义的，他也受到迷惑了。这样章罗联盟的政治联盟就开始起效果了。<br/> 在这以后，罗在民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我，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反对他。两人心心相印。如罗隆基提出处理失业知识分子的一套方案交政协，我同意。罗提出在政协要成立知识分子委员会，我支持他，作为民盟中央的建议提出。<br/> 再有文化俱乐部，本来说统战部要收回交给其他科学机关，罗反对，我也表示支持。在文化俱乐部管理上，罗同史良有争论，我采取不管的态度来支持了罗隆基。<br/> 在民盟工作会议上，我跟他合作得很好，在办刊物上也合作得很好。如“争鸣”我原来打算自己办，后来按照分工给他办，他很满意，以这个刊物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论坛了。<br/> 在民盟领导机构安排人事上，罗把费孝通安排在文教部，把曾昭抡安排在文教委员会，我同意。罗要把陈新桂安排到光明日报，我也同意。<br/> 在政治上交换意见，过去有争论，从去年以来我们两人就不大有争论。<br/> 去年民盟检查盟中央工作，提了一百五十条意见，其中有很多是对我个人的。罗隆基想在我出国期间把它处理掉。这是他包庇我。<br/> 至于各地方罗影响的地方，他联系的人，我没有直接联系。至于王造时找过我两次，谈过恢复救国会的事。<br/> 极恶劣的地方是在整风开始以后，就是搞科学规划、高等学校党委制等四个小组。这是我发动的，因为我管文教。当时开了很多座谈会，民盟也搞了座谈会。由盟中央召开的有这四个小组，由民盟北京市委员会组织了十几个座谈会。<br/> 各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由我同史良主持百家争鸣小组，罗主持有职无权小组，费孝通主持党委制小组，曾昭抡主持科学规划小组。这表示我在工作上同罗联盟的作法。这些小组只有一个小组开过会，三个小组没有开会。<br/> 阴谋使民主党派脱离党的领导<br/> 章伯钧说：我在北戴河同民盟副主席史良、高崇民、罗隆基和副秘书长叶笃义时常在一起开会。罗没有到我的住处去，我也没有到罗的住处去。在北戴河谈过知识分子问题，谈到肃反和平反问题。我在座谈会上谈过这个问题，把在劳改中的大知识分子释放，由从事体力劳动改为从事脑力劳动。<br/> 我与罗隆基谈过民盟如何搞的问题，一百五十条问题，民盟的领导核心问题。我说沈老年纪大了，马叙伦副主席有病，由四个副主席和秘书长胡愈之作为领导核心，副主席轮流每人两个月同统战部接触。今年，罗隆基提出由沈作名誉主席，我作第一副主席，罗作第二副主席，现在民主党派独立，不做共产党的尾巴了。罗说，“开会你来我就来，只要你要作的我就作。”至于让其他的老先生少作些事，我是这样主张的。<br/> 我骂共产党是很多的，主要是有职无权。我是个两面派，当面捧场，背后骂娘。我是无耻。对知识分子我有我的野心，没有跟罗隆基谈。<br/> 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我有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3月间我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我说我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王造时看了以后，认为这两句很好。我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开，总是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极力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不仅和罗相同，而且和储安平相同，和文汇报的徐铸成相同。<br/> 我总觉得西方有科学技术，有民主。这是修正主义，是很危险的。我是受了南斯拉夫的影响，苏共二十次大会的影响，波匈事件的影响。我对波兰十月事件以后的民主党派很欣赏，他们有所作为。我感觉过去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管的很紧，特别是地方管的很紧，干部都是共产党代为安排的，我很不满意。因此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的方针以后，我以为民主党派大有作为了。<br/> 指使右派分子到处点火<br/> 章伯钧说：民盟座谈会以后，我认为农工民主党也要做。民盟中央搞了四个座谈会，民盟北京市委布置了十几个座谈会。我说，农工民主党中央不搞了，由北京市委搞。搞的方式同北京市委的李伯球谈过。在这个工作中可以联系些群众。这个工作进行以后，就可以发展组织，把各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吸收进来。<br/> 我在三个岗位（民盟、农工、光明日报）都是负责的。犯了错误我负有更多的责任。我各方面的指导向共产党提意见，也就是点火。我在政治上的企图是发展组织，扩大我的政治影响。<br/> 北京市座谈会是李伯球拟的名单，是给我看过的。我要李伯球搞北京的工作，说中央由我同黄琪翔负责，北京市大有可为。农工在北京市发展三千、五千，你在北京市好好干一下，将来协商时，我建议你当北京市副市长。我曾经和李伯球说过，到一定时期我可以建议叫李伯球做副市长，因为李伯球有不满，在政治上有要求，感到党内地位不够高，感到没有安排适当。<br/> 6月5日下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都搞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到上海去处理问题，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间，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没有接上头。<br/> 6日上午，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这次增加了黄药眠、史良、吴景超和陶大镛。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br/> 7日，国务院开会。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总理谈一谈。在会上，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可否。<br/> 从我自己来说，是同意他们对形势的估计的，并且同意和共产党的方面谈一谈，我觉得民主党派还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至于是谁点火的问题，那很难说。如果说，由于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讲话，煽动了群众的情绪，那是另一个问题。老实说，我直接下命令、直接授意点火，是没有的。如果将来查出来，我就是罪加一等了。<br/> 章罗分头策划 文汇光明互相呼应<br/> 章伯钧说：关于光明日报的问题。储安平的办报思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支持他的。我支持他多报道民主党派，多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新闻，民主国家社会党的活动，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活动。我也同意储安平派记者到各大城市去搞座谈会。储安平说，过去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地搞新闻，我们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也同意。这就使得光明日报的社会主义方向改变了。至于光明整个改组的问题，储安平准备再等一等，弄清情况再说。<br/> 我认识储安平是在去年。起初，我邀请他参加“争鸣”的编委会，今年4月储安平才去光明日报。在这个期间，储安平和我有接触，也和罗隆基有接触。罗隆基和储安平的关系比我早，储安平到光明日报去，罗隆基对他谈了办报方针。那么，究竟罗隆基、储安平和章伯钧是怎么个关系呢？对于光明日报的资本主义路线，我们的思想是共同的，没有直接协商，是间接的互相联系，是在政治上相互影响的。<br/> 关于文汇报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我也谈一下。文汇报复刊以前，我曾和徐铸成谈了办报的方针，复刊后也有所接触。浦熙修和我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一次接触。那是6月8日储安平向我提出辞职的那一天夜里。浦熙修打电话给我问三件事：<br/> 第一，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否确实，并问我的态度如何？我说，权不在我，将来社务会议讨论后再决定。<br/> 第二，关于联合政府问题能否给文汇报写篇文章？我说我不干。她又问：能否介绍一个人写？我说，我一时想不出来，这要对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那样的。<br/> 第三，浦熙修告诉我两个消息：一个是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碰到周扬和夏衍，曾问了鸣、放的问题，他们讲还是放。另一个是她曾打电话给陆定一，问是继续放、是收。陆定一答复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br/> 章伯钧说，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是互相影响的。
第1版()<br/>专栏：<br/><br/> 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br/> 猛攻右派集团攻守同盟<br/> 本报3日讯 今天的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召开的扩大座谈会从下午进行到深夜。参加的人有在北京的农工党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会委员、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地负责人、政协委员，以及农工民主党中央和市委机关干部和基层负责人共二百余人。<br/> 座谈会开始原由黄琪翔主持，后来由于到会的人对他不满，改由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和徐彬如主持。<br/> 会议开始时，首先由章伯钧交代他的反动言行和事实。由于他开始交代时含糊其词，引起了到会的人极端激愤。在纷纷的质问之下，章伯钧才交代了一些事实。<br/> 在他谈到章罗联盟在政协文化俱乐部的活动时，有人问：“是不是想把文化俱乐部变成裴多菲俱乐部？”章伯钧回答：“今天要不是打下来，可能变成裴多菲俱乐部。”<br/> 当人们要他进一步交代时，章伯钧说：“还是叫罗隆基交代吧，他比我清楚。”<br/> 在章伯钧发言的过程中，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的干部胡一禾质问他为什么利用帮助中共整风的机会，在民盟组织四个委员会，让农工党北京市委在六个方面召开二十多个座谈会，又让光明日报的记者在九大城市到处点火，究竟搞什么鬼名堂。<br/> 章伯钧向坐在台上的李伯球瞟了一眼，接着就谈到了农工党在北京的阴谋活动。<br/> 又有人指出，章伯钧同李伯球等的关系，是互相包庇。<br/> 这时李伯球插进来发言，想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章伯钧的亲信王枕心和张申府身上，大家已经明显的看出他们的政治把戏，继续追问章伯钧：你在北京到处点火，谁来执行？章伯钧才说是“李伯球”。<br/> 接着胡一禾又揭发章伯钧让李伯球到处点火，给李伯球的代价，是要推荐李伯球做北京市的副市长。<br/> 在座谈会上，大家对李伯球为自己声明非常激愤。<br/> 北京市委会的闪克提出，章罗联盟应到民盟去交代，在农工民主党应交代有无小集团，并要章伯钧和黄琪翔交代和特务罪犯杨虎的关系。他还提议改组检查章伯钧的专案小组，把黄琪翔、李伯球、王一帆、杨逸棠撤出来。<br/> 在座谈会过程中，黄琪翔竟利用主席的身份制止群众发言，并大发脾气，引起了大家的愤怒，并且揭发了他的丑恶的历史。仇岳希指出，黄琪翔给蒋介石作过驻德国的军事代表，路过上海时，章伯钧说他官瘾很大，曾让他参加农工党，他不干。后来在1948年蒋介石把黄琪翔召回来，黄路过香港时，还是不干。结果回到南京，蒋介石不理他了。他才又落魄到香港，一跃而为农工党的秘书长。当时大家都很不满。从此可以看出章伯钧和黄琪翔早已有历史姻缘。<br/> 关于章伯钧的反动活动，仇岳希说，黄琪翔和李伯球都知道，他们是同路人；他们还不交代，让谁交代？有人还提出要章伯钧交代跟农工民主党地方组织负责人的反动活动，如李士豪和章伯钧南北呼应，一定要交代清楚。<br/> 下午的会议在六时休会，晚间的会议在七时五十五分开始。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副秘书长季方走上主席台宣布：大会主席团接受大家的意见，原有的检查小组解散；会议主席改由季方、徐彬如二人担任。这时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br/> 季方首先发言，他说：今天是我们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中向右派分子作最坚决斗争的大<br/> 会！是要彻底把农工民主党从可疑的动向中扭转过来的大会，是我们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会！章伯钧的阴谋是毒辣的，他是一条带有保护色的毒蛇。他一贯想把农工党做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他在党内专横独断，一贯排除异己，打击、诬蔑靠拢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打击共产党员。他尽量搜罗落后分子到农工党内来，作他的心腹。章伯钧把农工党作为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工具，这是我们全党同志的最大的侮辱！是对我们全党同志的最大的政治欺骗！同志们，坚决行动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进攻，不得到彻底胜利，决不罢休。<br/> 万贤要章伯钧交代农工民主党内部的攻守同盟。<br/> 这以后，大会集中地追问了章伯钧同杨虎的关系，以及在农工民主党内的联盟和阴谋活动。章伯钧含糊其词，引起了很多人极度的不满。<br/> 徐彬如立即用无可抵赖的事实揭露章伯钧不老实的态度。他说，章伯钧是两个民主党派和一个报纸的负责人。他在民盟组织了四个委员会，研究的范围包括了我们国家体制等各个重要方面。在光明日报，向九大城市派出了三十六名记者，处处点火，企图搞乱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同时，还通过罗隆基掌握了文汇报，两个报，互相唱和，南北呼应。在农工民主党，布置了六个方面的二十一个座谈会；派王一帆、杨逸棠、张云川、李伯球等人四出发展组织，活动范围包括东北、河南、山东、北京等很多地区；在发展组织中，搜罗了一些旧知识分子，还搜罗了一批被劳改、管制过的旧军人。同时还加强了同杨虎的联系。这些活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全面的进攻。因此，章伯钧同一些旧知识分子，以及同杨虎和其他一些旧军人的联系，使人不能不怀疑，是想在他把火点起来以后，有所企图的。章伯钧利用他的合法地位，进行非法活动，企图是很明白的。<br/> 十时五十分座谈会休会时，大家高呼口号，表示了共同的斗争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