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北京大学学生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 赵震江
两个多月以来，北京大学同学一直与右派分子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到今天，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击溃了右派，学到了本领。
反对“五四精神”的叛徒，保持革命传统
北大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是“一丘之貉”，是“一脉相传”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但他们的活动手法和特点有所不同。北大右派分子在这次猖狂进攻中，开始活动的特点是打着“继承五四传统”的旗帜，高喊着“民主”、“自由”的口号。他们用这些花言巧语，来煽动和迷惑同学，以图混水摸鱼，达到其政治阴谋，但是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北大同学，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五四传统”——它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是跟着党走、是五四运动后左翼知识分子日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传统。当年北大学生以邓中夏同志为代表就是这一传统的典范。以后，几十年来北大广大进步同学一直高举着“五四传统”的旗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反对三大敌人，为争取解放、争取民主、自由，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直到全国革命胜利。这种传统到今天体现为巩固已取得的革命胜利成果，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推向最美好的，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深深地懂得这是我们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右派分子打着发扬“五四传统”的招牌，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断送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很显然，他们是“五四精神”的叛徒，是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敌人。
右派分子企图用迎合青年学生自尊心的办法，利用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的传统精神，进行煽动，制造混乱。我们广大同学识破了右派分子的阴谋，揭穿了他们的丑恶面目，与这些“五四”精神的叛徒进行了坚决斗争。
粉碎右派分子谬论，进一步掌握马列主义
在这次运动中，北大右派分子从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那里贩运来了种种“理论”，向我们进攻，这些右派分子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动阴谋和迷惑群众，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反对三害”的旗帜反对党的领导；提出“争取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的口号，阴谋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北大学生中右派分子的急先锋谭天荣宣称：“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着铁的历史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他以此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企图否定列宁主义。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光荣历史——铁的事实，却有力地驳斥了谭天荣的谬论。谁都知道，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尽管第二国际少数领袖，坠入修正主义的泥潭，然而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在斗争中发展着。通过十月革命而取得了伟大胜利，列宁和苏联共产党发展了它。后来，中国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它的指导下，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充实和发展了它。今天，它的光辉更加灿烂，普照着全世界。
在运动中，谭天荣还曾发起组织“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和“百花学社”等反动社团，以“理论探讨”作招牌四处散布这些东西。他恶意地把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人恩格斯搅在一起，他的目的是想混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体系的界限，取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他把恩格斯和黑格尔混在一起，而且撇开马克思，其目的也是很明显的，他是企图否定马克思，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他污蔑“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他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是“反教条主义的表现”，而匈牙利工人阶级和爱国人民镇压了反革命暴乱以后，却使“这个运动转化为自身的反面”。总之，他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不惜用一切手段向马列主义进攻，企图从根本上挖掉党领导社会主义的墙脚。所以，一个同学写了一首“好个谭天荣”的短诗，对谭天荣的反动言行给以恰当的描绘：“右字大旗，高高挂起，考茨基的针线，缝起恩格斯的词句，谭天荣的把戏，投了蒋介石的脾气”。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党是领导我国人民前进的核心力量。正因为这样，右派分子和一切敌人一样，拚命向我们党进攻。右派分子黄继忠极端无耻地污蔑共产党的党性是“扼杀”人性的，说“党员没有人性”，妄想动摇我们对党的信任，分裂我们党的团结，进而推翻党的领导。但是右派分子估计错了，他们的造谣污蔑是分不开我们和党的血肉关系的。我们全校师生粉碎了右派分子污蔑我们党的谬论。我们说，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抽象的、非阶级的人性。当人们谈论人性时，他们所谈的不是这个阶级的人性就是那个阶级的人性，不是赞美这个阶级的人性就是憎恶这个阶级的人性，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各政党既然是各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所以说阶级性、党性和人性三者是统一的。现在，只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或无产阶级的人性。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资产阶级无所谓真正的人性。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他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要解放全人类，因此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以及这种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共产党的党性，才决定无产阶级的人性是最高尚最优美的。右派分子黄继忠等从资产阶级的卑鄙丑恶的人性出发，所憎恨的共产党员，正是具有高尚、优美人性的人。他们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他们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活生生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些。正是共产党的党性才要求他的党员具有这样崇高的人性，党性不但不压抑和扼杀人性，相反的是使人们的人性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人去作常人所不能作的最崇高的事业。
北大右派分子的进攻矛头还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企图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革命经验和实践告诉我们，人民民主专政是保护人民，反对敌人的有力武器，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我们所珍贵的正是右派分子所反对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污蔑我们的肃反斗争，为胡风反革命喊“冤”……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为了实现这一阴谋，首先抹煞阶级斗争，共产党叛徒、右派分子龙英华公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已经过时”、“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的谬论。实际上他们这些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的本身，就是挑起了一场阶级斗争。他放这个“粉饰太平”的烟幕，是想要我们放下武器。龙英华还宣称“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氢弹面前利益是一致的”，主张请杜勒斯和我们“争鸣”，诸如此类。这些滥调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修正主义的臭名彰著的“阶级调和论”的翻版，其目的是抹煞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模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根本对立，企图使各国劳动人民安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和对外的压迫和奴役，企图使我国取消人民民主专政。龙英华的面目是多么丑恶，所以同学们称他是“资产阶级的跳梁小丑，修正主义的应声虫，共产党的叛徒，革命队伍的逃兵”。
在我校广大师生的有力揭露和驳斥之下，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已全部被粉碎，它的反动本质已暴露无遗。在这次斗争中再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无限生命力，并且通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也使我们进一步掌握了这一战无不胜的法宝。
右派分子的阶级背景和思想根源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运用马列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找出了这些右派分子的阶级背景和思想根源，深刻地认识到他们的反动本质。北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官僚等反动阶级家庭，剥削阶级被推翻后，他们没有抛弃反动阶级立场，没有彻底改造自己，剥削阶级思想还深深地埋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时刻萌发，趁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的机会，他们的垂死的没落阶级情调和对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的仇恨都集中的暴露出来。我们解剖一下北大学生中右派分子的据点“广场”反动集团骨干分子陈奉孝、龙英华、张元勋、崔德甫等十五人的情况：一、从这些人的家庭出身来看，他们之中有十一个人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家庭，占十五人的75％；二、从他们的亲属关系的情况来看，有六个人（占40％）的直系亲属中有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的；三、从他们的政治品质来看，因混入党团组织被清洗的占27％；四、从这些人的道德品质来看，其中流氓盗窃分子占14％；另外他们之中还有像刘奇弟那样被人民政府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他们是旧社会的渣滓，是新社会的垃圾。
这些人虽然都还不过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在新社会也受了七、八年的教育，但由于他们死不肯放弃垂死阶级的利益，甘愿为剥削阶级殉葬。因此他们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他们仇恨一切，想毁灭一切。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两个右派分子的情调。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政客的右派分子严仲强，他认为自己是活在“死人堆”里，他咬牙切齿的咒骂党员、团员和一切正直的人们。他说，“我如果要死，也要抱着你们一块死。我要触电，一手摸电，一手也要抱住你们。”这是多么没落、丑恶的灵魂啊！他们与人民与党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能与社会主义相投？
从以上，就不难看出他们为什么对党对人民这样刻骨的仇恨，这就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背景和思想根源。
另外，也有极少数的右派分子是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极度发展，成为野心家，堕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共青团叛徒、右派分子谭天荣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不接受党团组织的教育，不进行自我改造，听任自己的错误思想日益滋长，一直发展为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妄狂自大。他不满现实，目空一切，他不惜用一切手段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但当他这些欲望和野心不能得到满足时，他便从对新社会的不满发展到否定新社会本身，并在思想情绪上与党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疯狂进攻，他见有机可乘，立即响应。至此，谭天荣堕为资产阶级右派的急先锋。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十分可耻的道路。
以上两方面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剥削阶级出身和具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狂妄性的青年学生，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向工农学习，与人民结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自己是多么重要！
总结经验，记取教训
北大同学在这次大风浪中经历了一番严重的考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其中有斗争经验但也有严重的教训。特别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右派在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的一开始就看中了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他们企图首先在学生中点火，利用学生作“炮筒子”？为什么他们在同学中找到了某些同路人？为什么有的同学经不起大风浪的冲击和烟幕弹的蒙蔽，硝烟起处竟受到了迷惑，甚至为右派摇旗呐喊？为什么有的同学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抱着客观主义态度？……马列主义告诉我们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以上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全国同学都检查一下自己，找出这个内因，引以为戒吗？在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北大有些上过右派当的同学，已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弱点和所以上当的原因。大家认为归根到底还是立场问题，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同学的立场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共产主义人生观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说人们在政治上分成左、中、右三派，并不是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来决定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人们一切重要的言行必然反映了自己一定的阶级观点的，也就是说必然从一定的立场出发的，也正因此，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在这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右派分子物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路人，正是喜欢这些立场观点模糊、动摇的人，这些人必然会上当。这次政治斗争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深刻的政治课，教育和惊醒了这些同学，使他们在大风浪中渐渐认清了方向，从右开始向左转，后来并投入了战斗的行列。
这次大风浪，对我们这些经历不广，政治上还不成熟的青年学生来说，的确是一次严重的考验，是一次战斗的洗礼。广大同学在这次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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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高等学校毕业生表示：
“服从祖国分配，保证人到心到”
本报讯 自从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57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规定以后，北京高等学校许多毕业班学生，都纷纷开会讨论。大家一致拥护国务院的规定，坚决服从国家分配，到祖国需要的地区和工作岗位上去。
许多学校的毕业班同学，都着重讨论了服从祖国分配的问题，绝大部分同学都坚决表示服从祖国分配。北京俄语学院师范翻译系郑宁儿说：“我是新中国的大学生，祖国需要我到那里去，我就到那里去。当个人的志愿与国家的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我坚决放弃个人的志愿，服从国家的需要，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北京航空学院二三○六班全体同学表示，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和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惠钦说：“我打算到西北去。我的身体挺棒，正需要在年青的时候锻炼得更坚强”。过去对服从国家统一分配有顾虑的同学，学习了国务院今年分配毕业生的几项规定以后，也都开始有了转变。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一个班有三十四个人，原有90％的人要求分配在北京、上海工作；现在都表示愿意服从国家分配。清华大学动力系张东鲁，过去填志愿只填北京热电厂，现在他也表示愿意服从国家分配。北京矿业学院、北京医学院等学校都有部分同学，要求修改过去所填的志愿。北京大学和北京俄语学院有的人过去不愿当中学教员，现在表示，假如国家需要，也愿意去当中学教员。
华侨同学在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和看到国务院的指示后，也表示了他们的看法。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华侨同学郑燧模、陈达生等七个人写信给周总理说，我们怀着建设祖国的满腔热情，回到祖国来。几年来，我们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地培养和教育下，在政治上和学习上都有很大的提高。过去，我们在海外过着受压迫、受歧视的生活，谈不上自己有什么前途和志愿，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建设本领，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无限美好的前途，我们深深地懂得这是党给予我们的。不论是祖国的边疆，还是城市和乡村，到处是我们的家。祖国要我们到那里去，我们就到那里去。祖国每一块土地上都是我们安心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们保证和国内同学一起，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祖国分配，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自己毕生的力量，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各校毕业生还驳斥了右派分子关于破坏统一分配的谬论。大家认为，右派分子否定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造成混乱，以破坏国家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北京俄语学院翻译专科张兆祥说，“我们是人民的血汗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是市场上的商品，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干部。搞自由市场是和国家的建设计划有矛盾的，结果必然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使得最需要人的地方得不到人”。北京大学中文系许多毕业同学都说，“自由市场”实际上是搞资本主义，这是和我们国家的制度不相容的。
各校毕业同学还特别谈到了关于毕业生参加体力劳动的规定，大家认为这对提高毕业生政治觉悟，改造自己，树立劳动观念，有极重要的意义。国务院对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和对不服从分配、无理取闹的人，所采取的措施，大家也一致拥护。北京俄语学院翻译专科张振彬说，“如果要举手表决，我们班的同学都是双手赞成”。
许多毕业生都说，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大家要坚决彻底全部的清除右派的思想的影响，把自己武装起来。不仅要在业务学习上毕业，而且一定要在政治上毕业。大家表示，要严肃认真地做好自己的政治鉴定，服从国家分配，保证人到心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砌上一块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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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钱伟长散布的毒素
清华大学教授 汪坦
在右派分子疯狂进攻里，文教科学界的右派分子是最为猖狂的。他们背弃了党对科学家的关怀爱护，凭借了劳动人民给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利用了知识分子的一些模糊意识及青年知识分子缺乏经验和对旧时代的隔阂，趁着整风的机会，大肆煽动，散布反社会主义谬论，妄想达到他们首先夺取文教科学界的领导权的政治阴谋。这种妄想已经为全国人民所揭穿，给予痛击，他们阴谋破产，野心毕露，已经处于四面八方声讨里。
文教科学界的右派分子钱伟长，长久以来就在知识分子思想领域内散布毒素，要把文教科学研究工作拉上资本主义道路，断送我们大家的社会主义前程。
几年来，国家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成绩是巨大的。然而钱伟长却认为“院系调整以来，把这种从上到下，从教师到同学的这种自己钻研的风气全打垮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1957年6月18日清华学生大字报：“我们访问了钱副校长”），
“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主动性一般很差；一切都等待着人去把着手教，一切依赖于开训练班”（1957年1月7日，光明日报“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他竟如此贬低我们教学改革的成果，说成高等学校毕业生一切依赖于开训练班！那末他的意见究竟是怎样呢？他自己虽然没有明说，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存在着路线上的分歧，他要我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竭力渲染“今不如昔”的情绪，说“中国的旧教育制度，既非英美，又非德日，而是一套拼凑起来的中国自己的东西”（1957年5月31日在清华学生自由论坛上的讲话）。“解放前，有些学校都有自己的学风，像浙大擅长理论……当时学生生活很自由……自己钻研的风气”；同时又看不起苏联的经验，他说，“苏联的工程师太多了，在工业中缺乏新的技术。这是由于惰性和计划的限制，在教学中太钻毕业设计了，一切都服务于毕业设计，苏联的技术力量虽强，但发展潜力不大！”（1957年1月在高教部第一次修订教学计划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反对按计划培养人材。他说：“我们并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分得较细，订定目标，来按计划培养的。但是，这只有在工业发展比较定型的情况下，按不变的比例发展着，技术上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时才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是这样的”（195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他认为培养“工程师”不现实，“在高等工科学校中，应当以数、理、化三门课为主”（1957年1月7日，光明日报“钱伟长谈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
综上所述，他的意图还不清楚么！不要苏联！要英美德日！作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他的影响是既深且广的，部分青年就接受了他这些论点，曾怀疑教学改革的成就，提出了情愿学外文，不打算完成毕业设计的意见；不重视施工技术建筑材料等课程，认为这些都是经验性的知识，到实际工作中一碰就会；不重视生产实习；甚至于看不起工程师，“人心向院”；这是何等危险！
高等工业学校所培养的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建设干部，中间有科学家，更有大量不辞辛劳贡献出毕生力量在实际工作中的工程师，如果青年知识分子都受了钱伟长的影响，不接受被当作“工程师”的培养，岂不阻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前程！其实他自己是懂得工业需要分门别类的人材，而旧式通才教育是不能满足这一需要的；把只掌握数理化的毕业生送到基础非常薄弱的我国目前工业中去培养成各项专门人材也是不现实的。他近年来反来倒去自相矛盾的论点，只能说是别有用心！
钱所渲染的“今不如昔”，是不符合事实的。过来人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谁能忘记淘汰率高达50％—60％的旧式教育，到了快毕业的时候，不是戴了深度眼镜，就是患了肺病！即使这样，“出厂的废品”还是不少，“毕业就是失业”！说起自己钻研的风气，立刻令人想到“草儿在前，鞭儿在后”的比方。如今我们所能看到零星的几个知名科学家，却标志着过去的多少千万个走头无路的苦学之士！难道还要歌颂这些日子，鼓动大家走回头路么！
钱伟长的反对按计划培养人材，和他在“科学纲领”中主张“研究工作”和“经费”都应该“就人”是完全一样的，是反对适应国家需要的彻头彻尾反社会主义的论点。
右派分子钱伟长的教育改革路线，为害是极为严重的，必须坚决予以批判。在他的政治阴谋和章罗联盟毁灭的同时，他散布在知识分子思想领域中的毒素，必然也为这项斗争所彻底清除。让我们划清界限，提高觉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教育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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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榜前要做好学生参加生产的准备工作
湖南进行劳动教育和组织安排
本报讯 湖南各地正抓紧各级学校考试发榜前一段时间，大力进行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安排工作。
长沙、衡阳等九个省辖市正在积极规划和安排一些有条件的、不能升学的城市毕业生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大部分县已将此项工作列为当前中心任务之一。不少地方一边宣传，一边作好了摸底安排的计划。湘乡县长甸乡对应届中小学毕业生的安置问题曾向农业社、生产队、乡属各行业调查生产及劳动力需要的情况；向学校调查毕业生的学习情况及特长；调查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及家长对子女的希望和要求。据调查，该乡有中学毕业生十四人，估计能考上学校的三人外，有九人将安置直接参加劳动，兼任记账员和技术员等工作，二人担任民校教师。在九十七名高小毕业生中，估计能考上学校的三十人，自学和复课的三十七人，其余三十人将安置作饲养员十四人，铁工学徒一人，中医学徒一人，照相一人，其余分配搞不同劳动兼任记工员技术员等工作。
为了组织一些有条件的，不能升学的城市毕业生到农村去，为以后的城市毕业生打好一条下乡生产的出路，长沙市今年秋季将有五百人至一千人分别安置到湘潭、常德两个专区的七个县去参加农业生产。目前长沙、衡阳、湘潭，常德等九个省辖市正在通过开展筹募支援城镇学生下乡生产补助费的活动，进一步向群众和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学生与学生家长普遍反映党和政府对他们关怀无微不至。沅江、华容、湘阴等县部分地方对即将下来的城市学生已将名额固定到社，寄住固定到户。广大乡社干部和农业社员对城市学生下乡表示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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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的父亲受过黄绍竑训练
她的家乡温岭县箬横区人民揭露
本报讯 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分子林希翎的反动言论传到她的家乡（浙江省温岭县箬横区）后，引起当地群众的极大愤怒。林希翎参加革命后，她家里一直是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关怀。她家里有一个母亲、三个妹妹，在没有加入高级农业社以前，村里群众给她家代耕土地，到过年过节时，群众还送年糕给她家。她的三个妹妹在校读书，都享受人民助学金的待遇。当地群众说，林希翎还说共产党不好，难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对待她和她的家庭还不好吗？这个人真是没有良心。
当地群众揭发，右派分子黄绍竑与林希翎早就有老关系，黄绍竑和林希翎的父亲程一品很要好。1940年，黄绍竑在浙江省政治人员训练团担任团长时，程一品曾在该团受过训。林希翎的反动言论能得到黄绍竑的支持，这也是不为无因的了。另外，林希翎的反动思想与家庭的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她的父亲程一品解放前是一个小官僚，担任过国民党的许多反动职务。如温岭县税务局主任，兼商业登记处主任，玉环县民政科长，平阳县教育科长等等。她的母亲是个耶稣教头目，对人民政府一贯不满，她的父亲是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早已逃跑到香港去了。今天虽然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对她家里给予照顾，但是他们再也不能享受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无耻生活了。所以，林希翎这样痛恨共产党，是有历史原因的。
（浙江省温岭县箬横区人民委员会 林凌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