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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
来自各界的代表全面反击右派
本报讯 新华社专稿：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对从各个战线上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了全面反击。
高等学校曾是右派分子同人民博斗得十分激烈的场所。会上代表们着重批判和揭露了在高等学校点火煽动的钱伟长、曾昭抡、谭惕吾、黄药眠、陶大镛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陈士骅、梁思成、李酉山等代表在会上系统地揭露了右派分子钱伟长自吹“跟随革命二十年”、“万能科学家”的面目，还揭穿了钱伟长制造和贩卖资产阶级教育纲领的阴谋，以及一贯耍两面派手法的卑劣事实。梁思成等人指出：钱伟长是一个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空子，混水摸鱼，发了教育科学财的“暴发户”。他是章罗联盟中的一员大将，他利令智昏妄想从教育科学方面打开缺口，把我们拖回资本主义社会去。沈一帆代表指出：曾昭抡从抗战以来就一贯是反共反人民的，他实际是章罗联盟集团的参谋长，所以曾昭抡等所起草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和6月6日的恶毒言论并不是偶然的。胡锡奎代表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北京高等学校进攻是有几条线的，而谭惕吾、黄绍竑是条重要的线。胡锡奎当场读了右派分子林希翎收到的一封密信，密信里要林希翎“不要做投降将军”，不要说与谭惕吾、黄绍竑有关的事情。胡锡奎指出：由此证明黄绍竑、谭惕吾在北京高等学校中进行一种阴谋活动。胡锡奎还系统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首先在高等学校点火的目的，是企图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何锡麟代表在会上系统地揭发了北京师范大学右派分子傅钟孙、陶大镛、黄药眠、钟敬文等人的反动言行。他指出这些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共同特点是：攻击党的领导，要“民主治校”；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思想改造；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发言中代表们还揭露了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北京钢铁学院教授刘景芳、北京铁道学院教授刘景向、刘炽晶等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里的罪恶活动。
代表们在发言中指出这些在高等学校点火煽动的右派分子们，现在还不肯彻底交代。右派分子谭惕吾在小组发言中还说“自己警惕性不高，丧失立场，被林希翎利用了”。当代表们在揭露她的丑恶历史的时候，她还耍无赖谩骂代表是“胡说八道”。代表们严正指出：人民已识破右派分子的阴谋，他们梦想蒙混过关，全国的工人、农民和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决不答应的，要过关就必须把丑恶的意图全部彻底交代、彻底批判。
在发言中代表们指出了许多民主党派北京市组织利用共产党整风时机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进攻。“民主同盟在章罗联盟盗窃民盟中央领导权的一段时期内，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指挥部。”这是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吴晗在会上发言指出的。吴晗接着指出：章罗联盟的一个重要阴谋就是企图窃取民盟地方组织的领导权。他们千方百计企图夺取民盟北京市委领导权，不得逞后，就改变手法直接伸手到北京民盟基层组织，利用盟内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吴晗指出：他们进行罪恶的行动目的是一方面要把党组织赶出学校和国家机关，一方面又替反革命分子招魂申冤，要求翻案。妄想以此把人民天下变成章罗联盟的天下。许多代表揭露了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主任委员李伯球、副主委李健生等右派分子在医药卫生界进行活动的罪恶行为。赵炳南代表说：李伯球、李健生等在中医医院不择手段大肆发展农工民主党组织，培植右派力量。企图把中医院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据点。北京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赵培谋也揭发了李健生以公共卫生局副局长的身份在医务界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形。代表们并且批判了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主任委员、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代表们指出薛愚一面造谣污蔑说药学事业被歧视，他“号召”药工人员起来“吐尽苦水”，一面又大肆攻击卫生部领导，说卫生部的领导“既不懂药，又不能听内行人的意见”，公开主张“卫生部应该去掉几个不懂业务的副部长，要添几个懂业务的副部长”。叶恭绍代表说：我们要责问薛愚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会议上代表们还揭露批判了工商界、医药卫生界、工程技术界等方面的右派分子言行。杨滨代表并且揭露了右派分子在中学里活动的情形。
在每天会议上都有来自工厂、农村、学校、机关的代表，用切身经历的事实，说明解放以后各方面工作飞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情形，驳斥右派分子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事业的谬论。
此次会议是在7月23日开幕的，会议将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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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药学家薛愚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药学界人士纷纷揭露他的反动言行
本报讯 最近，中国药学会和北京医学院分别召开会议，揭露药学会理事、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
许多同志揭露说：在整风开始前后，薛愚发表了一系列用心险恶的文章和言论，恶毒地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攻击卫生部。他说卫生部是“党天下”，卫生部“上自部长、司长、科长等头目都是党员”，“政治不懂、技术更不行”，而且还“不信任、不使用党外知识分子”，“不重视非党专家”。他还有意歪曲事实地挑拨说，“卫生部抛弃了四大方针，而规定了‘医疗为主’，”“因而造成护士、药房、放射、化验等科室的痛苦和灾难。”
薛愚在文章里，把药学事业和药房工作说得一团漆黑。薛愚还恶毒地攻击说，在卫生部的领导下，药学机构无一不受到歧视，卫生部要药学事业向后拖到十八世纪。他还说：“药工人员成年累月的见不着太阳，同时又不断地受着狂风暴雨的吹打，早已是有冤无处诉，有泪无处洒。”他煽动药工人员“挺起胸来”，“吐尽我们的苦水”，企图在药工人员中煽动起不满意党的情绪。
薛愚今年曾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天津、武汉等地视察药房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北京医学院吴忠恕揭露说，薛愚专找问题多的医院视察，而且视察时的条件是，不要院长陪同。北京人民医院、儿童医院、北医附属医院、协和医学院的药房主任说，薛愚到医院视察的时候，不看新的，只看旧的；不看好的，只看坏的，对医院给他准备的有关药房的全部材料也不感兴趣，却是再三地去问：你们有什么苦处？有没有人压迫你们？待遇怎样？我是人民代表，你们有什么苦处都可以对我说。吴忠恕说：他还爱找对领导不满的人谈话，而且常常把在甲医院收集到的埋怨领导的话，带到乙医院去散布，作挑拨性的发问。有一次一个不满意党的人对薛愚说：医师越修越专，药师愈管愈宽。薛愚到第二个医院视察时，头一句话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药师越管越宽”的看法。薛愚还到处挑拨说：“药学专业被歧视”。北医附属医院孙恩华说，薛愚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煽动工作人员写大字报，说“你们有意见就提呀，不会写大字报，请北医在你们这里实习的同学写，学生里有的是写大字报的专家！”薛愚一面以“救世主”的姿态挑拨药工人员反对党；一面又以“仁慈导师”的面貌煽动药学系学生闹事，故意给卫生部出难题。北京人民医院游代祥说，薛愚一次对两年制药专的毕业生说：“我很同意让你们回来学习，可是卫生部不答应”。他又一次对药学系四年级学生说，“我不同意你们到药房，可是卫生部要这样做”。这次，当薛愚在健康报、药学通报发表了他的煽动性的文章以后，他就又在药学系学生中煽起一把火来。
北京医学院高振阁说，当学生们认为目前的药学专业设置不合理，要求改专业，延长学制，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薛愚不仅不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反而火上加油地煽动说：你们鸣得响，放得好，但还不够，还要继续鸣放”！薛愚也要求卫生部“当机立断，速战速决”，并说“药学系要克服一切困难来达到学生的目的”。当药学系四年级学生闹着罢免班会时，身为系主任的薛愚，不但不制止，反而对学生说，学院新房落成后，药学系可以脱离学校独立出来。他想早日当上院长。
薛愚究竟是怎么样的人物呢？他在1925年参加过国民党，曾任伪国立药专三青团顾问。药学通报编辑陈新谦说：在药学会里，薛愚是个把头，他想尽一切办法利用药学会作为达到个人企图的工具，甚至利用药学会同卫生部抗衡。如他争取当科学院学部委员，要药学会发表意见，不叫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迁太原等等。
北京医学院沈节说：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薛愚还曾对人说：你们为什么不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辩护？他自己还写了一篇为储安平“党天下”辩护的文章，不过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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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听其言 观其行 知其人
满口卖国理论的“法律顾问”——董士濂
对外贸易部职工群众在揭露和批驳党内右派分子严文杰的同时，又揭发了法律室顾问、右派分子董士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
董士濂丧心病狂地提出了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卖国主张。董士濂还为中国历史上臭名彰著的卖国贼汪精卫、吴三桂、曹汝霖鼓吹、辩护。他无耻地说：“汪精卫也不算卖国，汪若知道日本打珍珠港就不会投降日本；吴三桂也不算卖国，他是为他的女人，才引清兵入关；曹汝霖订二十一条也不算卖国，当时是没有办法。”他于是说，“葛佩琦说共产党亡了，人家也不会卖国，这话还是对的。”
董士濂恶毒地攻击共产党中央。他说：“共产党的错误主要在上边，而不在下边，要追究责任，应首先追到中央。”他骂人民日报是“世界上最坏的报纸”。
董士濂像其他右派分子一样，肆意攻击我国的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我国有好多事无法可依”，“有了宪法，还等于没有宪法”。
他污蔑我国“对言论自由没有按照宪法的规定办，使宪法成为虚文”，“宪法上只讲言论、出版的自由，没有讲思想的自由。在我看来，思想的自由是天赋的”。他主张，反革命分子“判决了还可讲话，写文章，出版东西。”
董士濂对肃反运动、统购统销政策、干部政策和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等，无一不加以恶毒的攻击。他竭力替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说胡风只是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分子。他说，舒芜揭发了胡风的问题是“卖友求荣”，在反胡风斗争中为胡风辩解的吕荧，“是令人佩服的，他显示了中国人的骨气”。他说人民日报披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是“犯了诽谤罪”。他甚至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也是为吃饭，受上级的派遣，能说他是反革命”？
他说“资本家和别人不同的只是有几个钱而已”，对于使用知识分子，他主张“用他的才，不要管他的什么历史，什么朋友。”
右派分子董士濂的反动言论是一贯的。在他六十多年的生活中，有一半时间是忠心耿耿地充当帝国主义的洋奴和买办。他在上海亚细亚美孚石油公司，当过二十多年“旅行调查员”“主任”，为英国人搜集经济情报。1947年，他还在上海美国海军部当“赔偿审核员”。解放前他也是上海一个大赌棍和玩弄“刀笔”的讼棍，赌跑马，赌跑狗，抽大烟，嫖妓女。他结交过很多大流氓，是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帮闲。
对外贸易部法律室和一局、二局、办公厅的职工，从6月中旬以来，已经举行了十七次会议，对董士濂的反动言论进行了严正的驳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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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诬蔑三反肃反破坏整风运动
甘肃人民出版社揭露反党分子沈其东
据新华社兰州30日电 甘肃省人民出版社在反右派斗争中揭露了混入党内十九年、出版社编辑部代理主任沈其东一贯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行。
沈其东一贯敌视党，反对党的领导。他曾诬蔑伟大的三反运动，并且狂妄地向党委上书，质问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不作检讨”。他曾经诋毁肃反搞得“过火”。不久前，他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形成”社员和社干部的矛盾的根源，是社干部“入了党”。他故意篡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为“批评——团结——批评”。
沈其东露骨地反对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在该社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说：“省委和省委宣传部不懂出版业务，不能领导出版社”。
在整风初期，沈其东以整风小组领导人的身分，在会议上公然提出“有气出气，有力出力”煽动性的口号，并在会外大肆活动，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到处点火。在他的指示下，他的妻子、右派分子苑野，在短短的几天中，以不同的化名接二连三地贴出了许多恶意向党攻击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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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轸一贯为反革命分子鸣冤为地主阶级说话
民革河南省委要他回河南认罪
据新华社郑州29日电 民革河南省委员会昨天集会，初步揭发民革中央委员、右派分子张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张轸是伪河南省省主席，现在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副省长。
据李平一、高仰源在会上揭发，张轸一贯为地主阶级说话，仇恨劳动人民。1955年张轸到河南视察工作时，就公开说他的全部时间“是访问地主、富农，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张轸在洛阳白马寺，总是一个人出去找地主、富农和对党“不满”的人谈话。他到监狱访问时，虽然犯人告诉他，他们的家属可以来看望，他们自己劳动得来的钱还能寄回家中，但张轸却到处污蔑共产党不允许犯人家属探监。他在开封视察时，访问对象都是他的“老部下”。
房西华等人揭发，张轸对匈牙利事件拍手叫好，并说：“中国也该有个匈牙利事件”，对匈牙利的反革命匪徒残杀公安人员的暴行也很赞许。据揭发，张轸十分痛恨公安人员，向黄绍竑的反共发言表示“致敬”。并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鸣冤”。
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揭露了张轸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事实。民革成员段若虹揭露，张轸在河南统治的七、八年中，杀害过无数共产党员和正直人士，顽强抵抗解放军南下。他所带的国民党十三军，在农村是无恶不作的。
张轸现在北京。参加会议的人要求他回到河南来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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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质问黄绍竑
——我无冤要申，你为我申冤，居心何在？
刘茂林
在7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黄绍竑的发言。他说：“我在政协座谈会上根据一些人民来信，99％都是反革命分子或其家属的来信，或视察中所见所闻的事件，不加分析研究随便反映，如反映……铁道小学的刘茂林问题……。”这些话使我非常惊异。我和黄绍竑素不相识，我和我的家属并没有给他去信，他也没到我校“视察”，为什么他会知道“刘茂林问题”，而且拿到政协座谈会上去“随便反映”呢？所谓“刘茂林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
解放以前，我在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加入了三青团。毕业后到西直门扶轮小学工作，校中有个特务，我和他有些往来，解放前夕，他逃到南京去时，我曾送给他一双球鞋。解放以后，我入了团。可是，我在三青团的活动并没有交代清楚。和特务的往来也没有提。加之我还有一些反动、糊涂思想。特别见到报纸上不断揭发特务的案子，我深怕连累上我，开始恐惧起来。但是由于觉悟不够，立场不坚定，因此，顾虑很多：怕母亲着急，怕组织上不再相信自己，怕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便不肯向组织上坦白，拖一天算一天。
当时，组织对我很信任，我担任工会主席，可是，就是因为心里有病，工作上总不安心，工作中没有长远计划，好像随时要准备着办交代。回到家里，见到大家快快乐乐，我又嫉妒又生气，脾气暴躁，也不和邻居打招呼，不耐心帮助侄女温课，侄女的牙齿坏了，也没有心思带她去治。饭总是匆匆地吃完，吃不出什么味道，有富裕钱也不肯储蓄，随便用掉，因为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结局，年青青的，对自己的爱人也有见一次少一次的感觉，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1955年暑假，开始了肃反学习。学习班特别召集党团员开了一次会，对党团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其中有“知情不报，开除党籍、团籍”的话。会后，我便利用休息时间，把自己的一些反动思想、糊涂思想写了出来，并进行了批判，同时交代了社会关系，又检举了一些本单位可疑的情况。可是对于三青团的活动，以及和特务的往来，并没有提，写好了就自动交了上去。在小组学习会上，也主动争取检查自己。大家对我的反动思想和糊涂思想进行了批判，我感到很不舒服，开始顽固地辩驳。第一次会闹个不欢而散。这时组织上对我开始了帮助，同时由工作上开始启发我，说：“为什么工作做得不好呢？”我当时认为这样武断是不对的，我没有回答，只指着工会奖给我的钢笔叫他看，意思是说，工作坏哪里来的钢笔？给他软钉子碰。以后，组织上常找我谈话，我不但没有更虚心的检查，反而产生了对抗情绪，我有一种预感：对我的斗争难免了，我对于被斗的对象便开始表示同情，背后对他说：谁斗错了谁负责。领导上和群众把我的表现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看，对我表示怀疑，便进行了小组斗争。暴风骤雨来了，我的恐慌样子，越发使人怀疑。他们的问题那样尖锐，立场那样鲜明，对我真是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猛醒。首先我感到需要清算自己的一贯的主导思想了。同志们热情很高，目的是要我交代历史政治问题，交代社会关系。我虽然采取了拒不坦白的顽抗态度，可是同志们还是继续分析，帮助，再分析，再帮助，又经过领导上的个别帮助，终于使我把所有的问题坦白出来了。
肃反办公室特别关心我的工作情绪，告诉我工作中要安心。党、团的负责人，以及分团委，全对我进行了个别帮助，专门和我谈了思想问题，立场问题，讲得是那样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我有好多收获。团组织还特别为我开了支部会，根据事实，帮助我把解放前后的言行，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最后还从各方面提出对我的希望，使我把过去的一切，整个清算一番。组织上对我一系列的教育，逐步提高了我的觉悟，坚定了我的革命立场。我感到在这次运动中受到的教育，胜过了解放以后六年学习的总和。我认识到，组织是一贯关怀我的，组织并没有忘掉我，而我在很多方面是对不起组织的。后来，我的问题弄清楚了，作为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并没有给予行政处分，只在团内给予适当处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包袱彻底丢掉了，轻松愉快了，以后的问题只是争取撤消处分，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我开始积极起来。工作情况和肃反以前完全相反。工作踏实、安心，有长远的计划，效率也高了。和同志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脾气也不暴躁了，对邻居也和蔼起来了，能够系统地帮助侄女学习了，薪水也肯好好支配了，对孩子也疼爱起来了。总之，我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开始正常地生活了。
组织上对于我，也更加信任了。肃反以后，薪金给我评在二级，月薪增加了十四元，家中的经济，显然宽裕了。除了我的小学工作以外，又让我兼任中学班的历史课，参加保卫工作，担任教研组长，学习小组长。由于上级和同志们的帮助，使我的工作有了一些成绩，在1956年底学校评奖中，我被评上二等奖，得了奖金。我对学校的责任感也越来越强。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这无论对于人民事业或者对于他们本人，都是有利的”，我亲身体验到这是千真万确的。深深感到肃反政策的伟大和正确，感到组织的温暖。我并没有像右派分子黄绍竑想像的那样，和党对立起来。组织没有错，我也不冤，结论也不是“反革命”。对我来说，肃反是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
黄绍竑为什么提出了“刘茂林问题”呢？他的妹妹是在我校工作，亲身参加了肃反，据她说是“同情”我，把关于我的事说了出去。恰好黄绍竑戴着有色眼镜在到处寻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本，他本能地“注意有错必纠”和“为反革命分子喊冤”，便去“随便反映”“刘茂林问题”了。做为人民代表，“随便反映”四个字，交代得下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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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国产影片卖座率低”全是捏造
上海电影界要求文汇报深刻检讨在电影问题讨论中的错误，并批判钟惦棐“电影的锣鼓”的谬论。
新华社上海29日电 上海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筹备委员会26、27日召集上海电影界各方面代表举行座谈会，对文汇报电影问题讨论中的严重错误和文艺报评论员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文中的谬论，进行了揭发和驳斥。
到会的许多电影工作者一致指斥：文汇报去年11月发起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中，有许多文章对人民电影事业恶毒地加以污蔑，一笔抹煞解放后党对电影事业领导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其实质是在向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进行猖狂的进攻，企图把解放后的电影事业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在会上发言的人要文汇报必须作深刻检查，向人民认罪，挽回已经在全国人民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文汇报在电影问题讨论中，曾把国产片说成上座率不好，质量不高，因此观众不欢迎。会上，上海市电影放映公司经理胡治藩列举了许多事实，加以反驳。他说：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有很大的发展。上海1949年只有五十个放映单位，1956年就发展到一百六十六个。观众的人次1956年已经比1950年增长226.8％。如拿上海最大的大光明电影院来比较，解放前最高一年观众人次是一百一十万，现在却增加到二百四十七万。
胡治藩说：根据历次举行电影周最高的上座率记录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影片中上座率最高的法国电影周，上座率只有89.7％；而今年在上海举行的上影新片展览周的上座率，就达93.8％。再拿观众最喜爱的几部影片来看，“铁道游击队”在上海放映的上座率是100％，“家”是99.9％，“母亲”是99.2％；而观众喜爱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法国影片“勇士的奇遇”的上座率是96.3％，“没有留下地址”的上座率是82.4％。他说：国产片的数量也是不少的。上海在1956年一年放映的国产新片就有四十八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为十八部。胡治藩质问文汇报：这些事实难道不是说明解放后党领导的人民电影事业获得的巨大成就吗？
不少电影工作者在座谈会上驳斥说：在文汇报的许多文章中，列举了一些国产片上座率最低的例子，来说明国产片上座率不高，或者把一般的国产片与资本主义国家卖座最高的法国影片“勇士的奇遇”对比，以此得出国产片质量不高、上座率情况不好、观众不欢迎的结论，这是极端片面和不公正的。
在这个会上，导演陈西禾、应云卫，编导李天济等还严厉地批驳了钟惦棐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对“工农兵电影”、“行政领导代替艺术领导”、“电影传统”等问题发表的谬论。导演郑君里指出：钟惦棐所谓的“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实际表现成为对人的看法”是一种恶毒的论调。他说，钟惦棐的用意是想污蔑近年来电影领导隔断电影传统，对艺术家“不尊重”，把这说成是“宗派主义”的结果。这种论调表面上打着“关心人”的幌子，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电影领导的一种毒辣阴谋。大家对钟惦棐在这次电影问题讨论中的言行，表示极大愤慨。
会上，许多电影工作者还以他们在新旧社会的经历，从电影事业的发展，新生力量的培养，技术设备的改进等方面，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抹煞党领导电影事业的成就的谎言。
座谈会还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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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整风中有意夸大缺点抹杀成绩
“戏剧报”检查错误
本报讯 戏剧报编辑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织的领导下，最近举行了三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检查该刊自整风运动开始以来所犯的主要错误。
在这一时期里，戏剧报的错误，首先是片面地夸大国营剧团的矛盾和缺点，抹煞成绩，失去褒贬的权衡。如“中国京剧院有哪些矛盾？”和同期的两篇批评中国京剧院的文章，前者仅仅是一次座谈会上少数演员的意见，却概括为整个京剧院演员的意见。又如“总政话剧团揭露矛盾”一文，记者根据座谈会上一些带有个人情绪的发言，作了客观主义的报道，歪曲地把总政话剧团描写成部队、群众、演员“三不满”的团体。还有“上海戏曲演员的意见”一文，对上海新老国营剧团之间的矛盾作了夸大的描写，也是不利于上海戏曲界的团结的。
其次是只顾耸人听闻不顾真实，如“天津戏剧界响起了春雷”，“曲剧需要阳光雨露”“民间评剧艺人的申述”等等都是有极大片面性的客观主义的报道。又如赵森林等写的“舞台美术工作者的苦衷”一文，不从团结愿望出发，对领导进行的批评，不但有不少与事实不符，有的更是出于捏造。
除了上述报道外，在第十期上还刊登了题为“大胆揭露矛盾，贯彻百家争鸣”的社论。在谈到香花毒草的问题时，作了错误的解释，如说：“现在应该用更多的力量去灌溉我们的园地，扶植百花，而不要忙着去找那几棵毒草，更不用慌忙去拔掉它。”提到当前戏剧工作存在的问题时，社论说“最突出的问题是在国家大剧院中”，抹煞国家剧团在执行国家任务，改进艺术，改造艺人思想上许多重大成绩，也夸大了演员对领导，民营剧团对国营剧团的矛盾。社论又说“在戏剧理论方面我们是一片空白”，极不公正地否定了几年来戏剧理论批评上的许多活动和成就。
在这一时期，戏剧报编辑部虽有意放出了几棵毒草，如吴祖光的“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等，但没有认识它的错误的严重性，也没有及时组织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戏剧界的思想混乱。在第十二期上，还发表了一篇“我看河北梆子杀子报”，错误地把这出戏说成是“反反人性”的“总的倾向并不是坏的”戏，把毒草也看成香花了。
在这次严重的斗争中，戏剧报之所以犯这些错误，是因为编辑部一部分编辑记者中，长期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编辑思想和作风没有得到深刻改造；某些原来就有右派思想的人，甚至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机会，兴风作浪，到处找寻“黑暗面”，制造矛盾。该刊记者唐湜（笔名杨和）所写的三篇老艺人访问记就是在这样的错误思想情绪下写成的。
戏剧报编辑部目前正在剧协党组织的领导下，向编辑部内的右派思想进行尖锐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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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露出嘴脸 华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