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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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勤俭练兵
本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在训练中发扬了勤俭朴素的光荣传统,贯彻了勤俭练兵的方针,获得显著成绩。
“一寸光阴一寸金”。如何充分利用时间,尽快地把我军训练成为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这是全军上下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空军、海军在这一方面进行了特别巨大的工作。去年一年,空军部队每个飞行员在每个飞行日的实际飞行时间比1955年增加了十二分钟到十七分钟。2736部队二支部的飞行员平均增加了三十四分钟。今年在提高飞行日利用率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地勤人员的在场时间从去年的十一小时至十四小时缩短到九至十一小时。海军部队今年在提高时间利用率方面也获得显著成绩。有些舰艇注意到执行勤务和训练相结合。311号舰今年3月中旬到4月初,执行了十八天的运输任务。他们在执行勤务期间争取了六十八个训练小时。这样就能节省一些正规的训练时间。
我国人多,已耕地少,因此在设置训练场地方面,各部队都设法尽量少占用农田,充分使用训练场地。0064部队今年原计划预购六千五百二十一亩农田作为训练场地。后来本着勤俭练兵精神,经过仔细研究,首长亲自勘察,最后决定只征购二十六点四五亩农田,尽量利用荒山、河滩。这个数字只相当于原来计划征购亩数的二百四十六分之一。
在部队训练中,特别是海、空军部队的训练,需要消耗的油料和器材数量很大。一艘两千吨的战斗舰在海上航行一小时大约消耗油料六吨,一架轰炸机飞一次轰炸科目,投上三颗五十公斤的炸弹,单是油料和炸弹就值一千元上下。因此海军、空军部队特别注意节约油料、器材。空军部队去年在减少飞机发动机地面工作时间方面获得巨大成绩,节约了油料六千八百八十多吨,节省的飞机发动机工作小时等于全新发动机三十六台。两项节约共值五百五十五万元。海军舰艇也很注意节约油料器材。307号舰在航行中采取使用经济航速,在一次一百三十浬的航行中,就节约油料两千二百多公斤。某舰1956年比1955年多航行了七千多浬,却少用了一百八十多万公斤油,折合人民币七十二万元。
贯彻勤俭练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体官兵动脑筋想办法,对训练工作和训练的器材设备,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行发明创造。全军除步兵以外,从1951年到1956年,据极不完全统计,比较重要的发明创造、合理化建议就有十四万一千七百多件。这些合理化建议、发明创造为国家节约了大批的资财,克服了训练物资不足的困难,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教学效果。通信兵傅常乐同志改用了三路线载波机的终端增音器,代替几路载波机,可以节省十部机器,合计二十五万元。还可以节省二十四万元的租用民用电路费。化学兵在去年利用废品改造了十一万四千多件防毒面具,基本上解决了训练中防毒器材不够的困难。为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各部队到1955年底止,99%以上的团单位都建立了合理化建议委员会。几百个连的单位成立了技术研究小组。(附图片)
战士们在练兵中充分发挥了勇敢与智慧,以最快速度通过壕堑
陆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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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志愿军战斗力不断加强
本报讯 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的方针下,紧张地进行了正规训练,四年来,成绩突飞猛进,战斗力不断加强。
1955年以前,志愿军射击训练成绩尚有半数以上单位总评不及格。去年各单位射击训练成绩大都达到良好以上,今年实施步兵武器基本射击第一、二练习的师、团,成绩都是优秀或良好。各兵种、各特业部(分)队的专业技术训练,同样获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去年应邀参加全国炮兵连长射击竞赛的志愿军代表100%及格,总成绩是第二名;在全国炮兵连战术、射击竞赛中,志愿军37高炮获得第一名。1954年全国装甲兵乘员竞赛时,志愿军还屈居末位,但去年竞赛时,就一跃而为全国第一名。现在,各特种兵、各特业部(分)队都初步掌握了各种复杂技术,并能紧密地配合步兵部队进行现代化作战了。
志愿军广大官兵积极响应了党所提出的“向军事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去年一年就出现了优等射手、技术能手和先进工作者六万四千二百零八名,其中优等射手三万四千九百三十九名,技术能手二万三千六百三十一名,先进工作者五千六百三十八名。
在正规训练中,志愿军各部队都开始重视把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验,有分析、有研究地运用到训练中去,使训练内容更加切合实战要求。近年来,各部队都加强了夜间训练和山地攻防训练,注意运用过去作战中的宝贵经验,大大提高了基层指挥员在特种地形、条件下组织指挥战斗的能力,锻炼了士兵在夜间作战的协同动作,使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同志逐渐习惯了夜间行动。
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集团从朝鲜停战以来,不断地破坏停战协定,进行着一连串的阴谋活动。因此,志愿军的训练始终是和战备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守卫在一线和各要点的部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把阵地变成课堂或教练场,一有情况就能立即投入战斗。保卫某江桥的高射炮部队,他们每天早晨都照例进行战备检查,平时能够在几十秒钟以内转入一级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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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兵修铁路功劳大
据新华社28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在祖国铁道建设中作出了许多光荣的贡献。
铁道兵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跟随各路解放大军在各个主要战场上抢修铁路,支援前线我军作战。解放战争最后两年内,由铁道兵部队抢修通车的铁路达到一千六百二十多公里,桥梁有九百七十六座。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的一年内,他们又在京汉路、粤汉路、陇海路、浙赣路、同蒲路等几条主要干线的永久复旧工程中,修复了桥梁二百六十七座,线路一百四十六公里,使铁路运输逐渐地恢复了正常状态。同时,他们还担负了部分新建工程。其中重要的工程有来(宾)睦(南关)铁路的建筑工程和大、小兴安岭地区的两条森林铁路工程。
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实施,铁道兵部队也以空前的建设热情积极地参加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工程。其中有黎湛铁路的建设工程、鹰厦铁路的建筑工程和目前正在紧张施工的包兰铁路工程。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铁路建设项目中,他们还担负了滇越铁路的碧(色寨)河(口)段、湘桂黔铁路的金(城江)都(匀)段新建工程,福建的南(平)福(州)线,汉水铁桥、邕江大桥和武汉枢纽站等项新建工程。总计从1954年以来,铁道兵担任或与其他单位合作的重要铁路建设项目已近二十项,到1957年5月底为止,累计已铺轨一千五百三十四公里四百八十二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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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早稻比去年多收十二亿斤
江西、湖北、湖南受旱地区普降喜雨
本报讯 根据农业部的初步估计,今年全国早稻的总产量可以达到三百九十六亿多斤,比丰收的1956年增加十二亿斤左右;早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可以达到三百三十斤左右,比丰收的1956年每亩提高二十斤左右。
今年许多省都调整了早稻播种面积。江苏、安徽、福建、湖南和广西等五省,由于把部分双季稻恢复为单季稻,早稻的播种面积比去年减少,虽然这些省份的早稻单位产量有所增加,但是总产量没有达到去年的水平,比去年减少了十九亿多斤。浙江、湖北、江西、广东和四川五省,由于扩大了早稻的播种面积和贯彻执行了各种技术措施,总产量都比去年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五个省一共比去年增产了三十一亿九千多万斤。四川省虽然今年春天气温较低,早稻生长发育缓慢,但是由于普遍采用了“南特号”良种,推行了早栽、密植、浅水灌溉和重施底肥等先进经验,因此早稻普遍丰收,光是这个省就比去年增产稻谷十九亿斤左右,总产量达到四十七亿八千多万斤。
         (胡)
新华社30日讯 江西、湖北和湖南省受旱地区普降喜雨。
26日到28日,江西省上饶、九江专区降雨在五十公厘以上,受旱较重的吉安、南昌和抚州专区也下了二十多公厘雨。湖北省从29日起普降喜雨,旱象较严重的黄冈、荆州、孝感三个专区旱象已基本解除,30日小雨仍时断时续。湖南北半部和湘西南各地最近先后落雨,常德专区和黔阳专区北部、湘潭专区东北部以及湘西苗族自治州一带,降雨量在五十到一百四十三公厘。
在这场雨以前,江西省各地已有四、五十天未下雨,呈现程度不同的旱象。湖北和湖南两省部分地区久未下雨,旱象都很严重。这场雨后,江西农民正抓紧雨后蓄水、保水,并抢收早稻,种植晚稻、晚大豆、番薯和芝麻等杂粮作物。湖北各地已经抽穗的中稻可以保证丰收,正在赶插的二季晚稻有了充足的插秧水,一季晚粳也有满田水。棉田得这场饱雨,棉花生长将更旺盛。
湖南省目前部分地区旱象已经解除或好转,还有些地区仍在再接再厉地与旱灾展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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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右派斗争中的考验
北大毕业生进行政治鉴定
本报讯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今后历届高等学校毕业生在分配工作以前,都要进行一次政治鉴定(政治审查)。北京大学正在进行今年毕业生的政治鉴定工作。
今年毕业生政治鉴定的内容,主要就是总结每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对每人在这次斗争中的言论、行动及对各个问题的看法等方面进行一次审查、鉴定的方法,首先是由每人以认真负责、忠诚老实的态度写自己的检查,然后在小组会上开展批评,讨论通过,最后由系领导审查,签注意见。这项鉴定,将作为正式的档案材料。
为了帮助毕业生做好政治鉴定和动员毕业生准备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北京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委员会还召开了全校毕业生大会,毕业生分配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适安副校长向同学作了报告。
马适安副校长在谈到为什么要做政治鉴定时说,我们国家培养干部和使用干部的标准,都是要注意到德、才两个方面。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时曾提出不要政治条件以便他们混水摸鱼。但我们为了搞社会主义建设,就丝毫也不能忽视干部的政治条件。他说:我们决不能让一个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工作岗位上担任他所不应当担任的工作。
他指出,这次反右派斗争是几年来同学们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一次考验。有的人尽管平常政治课考试得了五分,但在这次实际考验中,却考了零分或不及格,这就需要进行一次审查。他要求每人都以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次政治鉴定工作。他特别号召政治上曾经犯了错误的人应当老老实实地进行检查,不应该有丝毫的隐瞒。他强调说,如果在对这次政治鉴定中还不老实,那就又犯了一次政治性的错误。  
                (奎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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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宴科伦坡市政议会代表团
新华社30日讯 北京市市长彭真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以科伦坡市长苏加塔达萨为首的科伦坡市政议会访华友好代表团。
彭真市长在宴会上讲话,热烈欢迎锡兰贵宾。他说,中锡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谊。远自公元一世纪起,我们两国就开始了经济、文化的接触。不久前,我们两国又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了大使,我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正在日益加强。彭真最后表示相信北京和科伦坡两个城市人民的友谊与了解,将会随着不断的相互交往而日益加深,同时也将有助于加强和发展中锡两国人民的友谊。
苏加塔达萨市长在讲话开始时,首先转达了锡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且对他们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招待表示真诚的感谢。他说,中国和锡兰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是对两国都有利的。他深信中锡两国的友谊正在日益增进,代表团的这次访问,将促进两国的团结、友好和合作。他希望中锡两国之间的相互访问日益增加,以更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出席宴会作陪的,有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冯基平、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刘仁,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李晨,以及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在宴会以前,彭真市长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接见时,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也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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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英国当局又强拆民房
据新华社香港29日电 香港英国当局今天又派出一百多名武装警察,强拆九龙竹园联合乡西二段的民房。这是香港英国当局实施强拆九龙启德机场以北十乡民房计划的第一期第二批拆迁地段。
在6月25日第一批民房被强迫拆毁后,“九龙十三乡联合支援竹园村民会”曾一再要求同香港英国当局谈判,给乡民合理的赔偿和安置。但是,今天被拆毁的民房和上一批被拆的民房一样,都没有得到香港英国当局的适当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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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的天主教徒反击内部右派分子
不许梵蒂冈教廷干涉我国内政
据新华社30日讯 中国天主教内的右派分子,同社会上其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利用最近举行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预备会的机会,秘密串连,散布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老调。他们攻击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公开为梵蒂冈的反动政策和干涉我国内政的种种罪行辩护。右派分子的这种反动的言论和行动,遭到了爱国的天主教徒的坚决驳斥,右派分子现在已经陷于孤立。
经过对右派分子的批判,教徒们提出要坚决和梵蒂冈划清政治上的敌我界限,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在爱国爱教一致的基础上办好中国天主教会。
这次预备会从6月17日开始到7月13日共进行了二十七天。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来自全国一百多个教区的总主教、主教、神甫和教徒等二百四十一人。
教会内部形形色色的右派谬论 妄图为梵蒂冈反动面目辩护
在预备会议初期,当绝大多数代表提出要和梵蒂冈划清政治界限的时候,四川省南充教区主教王文成反对代表们揭露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目,说这是“挖天主教会的命根根”。对于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而遭到梵蒂冈处罚的神职人员,他说“有罚就有效”,要“无条件服从”。
河北省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公开提出教徒“爱教就是爱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自愿”,“成立爱国会要经梵蒂冈批准”。赵振声甚至把一贯敌视新中国的梵蒂冈说成是“爱中国的”,把它在政治上热心追随美帝国主义的政策说成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是保卫世界和平的”。
在讨论中间,许多代表认为天主教徒与共产党的宇宙观不同,但在政治上热爱祖国和建设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是一致的。然而,浙江省杭州神甫王克谦却挑拨教徒和共产党的关系,他说:“天主教主张私有制,这是人的秉性,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是取消私有制的”,他强调这是个“根本问题”,实际上是表示不能拥护社会主义。
北京神甫尉宝山引用教会“法典”为罪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辩护,反对教徒揭露和控诉他们的罪行。并且威胁说:“即令教友们知道他们的罪行,也不能向政府揭发和控诉,否则就是犯了大罪,应当受教会的绝罚”。
上海教徒朱孔嘉还公开为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辩护说:“龚主教不让教友参加土地改革,不让教友参加抗美援朝,不让教友靠近政府,是为了使教友不受无神论的影响,其动机和立场都是好的,政府若不释放他们,如何能搞好和天主教会的团结呢?”他强调“要团结这就是关键”。
代表们就神职人员和教徒参加爱国活动是否有罪,梵蒂冈处罚爱国的中国神职人员是否有效,以及应不应该接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约有一百七八十位代表发表了意见。他们一致指出,爱国是正义行为,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他们坚决斥责梵蒂冈无理开除爱国的中国神职人员教籍的作法,认为这实质上是干涉我国内政。大家坚决表示,对梵蒂冈这种作法一概置之不理。
爱国的教徒要站稳立场,拒绝接受梵蒂冈的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命令
在讨论中,代表们对下列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他们说,梵蒂冈是为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服务的,它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对来自梵蒂冈的命令我们要分清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对以宗教形式出现而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些命令,我们不能接受。他们还引用教规教义说明对梵蒂冈打击爱国神职人员的处分应置之不理。他们说:“无罪没有罚。罚的目的是惩恶扬善,爱国是美德就不应受罚。”他们还说:“教会处罚只限于宗教范围,中国天主教徒政治上的活动,梵蒂冈无权过问,即使处分了也是无效的。”
上海天主教友爱国会副主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杨士达说,我们反对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反对梵蒂冈在政治上敌视新中国。他说,爱国是天职,不能说因为梵蒂冈反对我们的国家,我们就不尽天职了。任何人反对我们的国家,我们都要反对。也不能说因为反对我们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天主教徒,我们就不能反对他们了。他说,梵蒂冈有他的政治立场,在政治上它是跟美帝国主义走的,它承认台湾,敌视新中国,我们反对它的这种立场,是完全有理由的。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是阴谋破坏新中国的,我们反对他们,也正是一种正义的行动。
杨士达又说,爱国是政治上的事情,根本不属于“法典”管辖的范围,“法典”本身根本不能约束和干涉我们的爱国运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法典”那条适合不适合,而是与“法典”根本无关。
最后,杨士达说,因爱国而受到神权上的处分,应该不应该接受呢?我们的回答是:坚决不接受。
代表们还一致斥责了梵蒂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勾结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勾结美帝国主义,一贯地反苏反共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活动。
南京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孙持方说,全国解放前,梵蒂冈驻蒋介石政府的公使黎培里代表梵蒂冈教廷,积极煽动和组织教友支持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全国解放以后,黎培里派遣为美国政府间谍机关服务的意大利籍传教士马迪懦作他的驻北京代表。马迪懦在北京以宗教职业为掩护,进行反革命间谍活动,为黎培里搜集了许多军事情报。黎培里并数次向中国天主教会发布敌视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不准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爱国运动,不许阅读共产党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并以“摘神权”、“开除教籍”等手段,威胁天主教中的一些有爱国心的守法的主教、神甫和教徒。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教徒爱国爱教的方向
会上,十名主教、四名宗座总理、五十八名代理主教、副主教、八十一名神甫和八十四名教徒还揭发了在全国解放后隐藏在北京的芮歌尼、广东的福尔德、湖南的欧克澜、上海的翟光华、才尔孟、田望霖,以及隐藏在遣使会的梅占元、郎树望、戴安德等外国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罪行。
有的右派分子曾说,“天主教人不过问政治,不管蒋大总统政权也好,毛主席政权也好,只要保护宗教自由,我们都拥护”。代表们坚决驳斥了这种谬论。南昌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杨泓根据历史事实,说明没有一个政府和党派像共产党这样真正的执行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有我们的代表,我们有充分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意见,反映问题。人民政府对宗教一贯采取了保护政策,并且设立了专门处理和解决宗教事务的机构。可是在国民党时期,神职人员和教友受污辱的事却时有所闻。就以我们南昌教区丰城县天主堂为例,国民党军官因强占天主教女教员未遂,便放火烧毁天主堂财产,封闭教堂,使大多数教友从此不敢进教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南昌教区神职人员遭日寇杀害,许多栋教堂及房屋被焚毁,这怎么能说什么党派或什么政府领导我们都可以呢?
因此,代表们在发言都强调说,天主教徒爱国,不是爱蒋介石反动集团,而是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建设方面搞得非常好,社会道德风尚也焕然一新,宗教信仰的自由受到人民政府的保护,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热爱。他们还说: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消灭剥削和贫困,促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罪恶现象,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这些和天主教圣教会教义主张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我们三百万教徒爱国爱教的方向。
龚品梅反动集团活动超出宗教范围
在天主教会内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
不少代表在讲话中,还用具体事实说明在天主教内进行肃反是完全必要的,驳斥了右派分子所说的“在天主教内进行肃反是借题发挥,打击教会”的谬论。天津神甫张济众以亲身参加天津市肃反视察工作中所看到的事实向大会介绍说,在视察中我着重视察了有关天主教徒的反革命案件,事实证明他们都犯有很大的罪行。如神甫刘益民,曾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天津解放前夕,他率领反动军队与解放军顽抗。可是政府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仍然给予了宽大处理,在狱中还允许他每天按时念“日课”。
上海教徒顾梅青针对朱孔嘉的谬论列举了龚品梅在上海的反革命罪行,他说:“龚品梅这个反革命集团是早已存在的,上海解放后,他们实际上听命于帝国主义,执行着敌视人民政府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种阴谋活动。这个反动集团的活动,完全超出了宗教范围,违犯了国家宪法,它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集团。”
经过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进行争辩以后,王文成、赵振声、尉宝山、朱孔嘉和王克谦等人,都词穷理屈,在非常孤立的情况下承认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他们并同意了其他代表的意见,表示中国天主教徒要真正实现爱国爱教的天职,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领导,同梵蒂冈割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中国天主教必须由中国教徒自办,梵蒂冈不得任意干涉。
在辩论中,许多主教、代主教、神甫和教徒都提出:“凡是来自梵蒂冈的一切通谕、命令等等,都要加以分析,不能盲目从命”。他们还说:“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徒要在爱国爱教基础上加强团结,办好自己的教会”。他们还对中国天主教徒自办教会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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