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
同时在陶大镛费孝通指使下到各机关“放火”
本报讯 外文出版社全体工作人员对右派分子冯亦代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冯亦代是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他又是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和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在整风期间，他利用了上述各种身份，以“帮助党整风”为幌子，到处点火，从各个方面向党发动进攻。
号召盟员点起第一把火
在党中央发布整风指示以前，冯亦代就扮演了一个积极执行章罗联盟指示的角色。还在4月24日，他就召集了外文出版社民盟支部的扩大支委会议进行点火动员，在这次会上，他责备盟员“政治敏感不够，没有注意政治气候”。他规定“今后鸣放就是盟的中心工作”，盟员应该“带头鸣放”。冯亦代在这以后，即积极搜罗平时对党对领导同志不满的人进行鼓动，鼓动他们向党开火。5月14日，冯亦代用“民盟支部座谈会”名义，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开了第一次向党大举进攻的动员会。这次会议上冯亦代要已经离开外文出版社的李荒芜充当炮手。李荒芜的通篇发言充满了对于外文出版社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极端露骨的仇恨，他把外文出版社说成一团漆黑，咒骂党员领导干部是“狗屎”“官僚老爷们”。他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反对党的领导，并露骨地说：“民盟在机关中秉承党政领导的意旨，这一条今后要改一改”。这些反动言论博得了社内右派分子的喝彩。冯亦代一看点火有效，接着又召集了民盟支部第二次座谈会，这次又把已调离外文出版社的在肃反中被审查的对象及对党不满的人“邀请”回来“吐苦水”。紧接着又串连好另一批肃反中被审查的对象，让他们在第三次民盟座谈会上“鸣放”，因反右派斗争开始，这次会未开成。
诬蔑外文出版社是“帝俄时代的兵营”
冯亦代组织的“点火”会鼓舞了外文出版社的其他右派分子，一部分在肃反中被审查的对象和对党有仇恨的人也跟着起来大放厥词，向党进攻。冯亦代这时以为他已经掌握了群众，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受他操纵和指挥，于是在外文出版社党总支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他公然杀气腾腾地叫嚣说：“本社有公愤，现在盖子尚未揭开，必须有小民主，小小民主解决不了问题”。他所说要有“小民主”，实际上是要掀起大民主。冯亦代为了解释他所说的“公愤”，给外文出版社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加上了种种恶毒的罪名，他诬蔑外文出版社是党员的“家天下”，是“帝俄时代的兵营，关犯人的”，他说外文出版社“墙内有墙，沟内有沟，还有紫禁城”；他拼命攻击肃反运动，说“肃反是凭主观、宗派、教条主义办事”，“是一场滑稽戏”，要为“劫后余生”的肃反中被斗的人“喊冤”；他竭力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抹杀思想改造的成绩，说“非党干部不被信任，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政治思想加强，同志们的积极性被取消了，只多了一批不懂业务的党员升官加级”；他认为自己“有职无权”，“过的是小媳妇的生活”，诬蔑党“不把他当人看待”。他更恶毒地企图挑起全体盟员对党的恶感，污蔑党组织对民盟组织“没头没脑地打棍子”，“差不多使盟垮了台”。他假借这些所谓“公愤”挺身而出要为外文出版社的党来“揭盖子”，他用威胁的口吻宣称“我代表盟，一定尽力之所能，帮助党拆墙”！他为了夺取社的领导，宣传外文出版社是“无知领导有知”，言下之意就是“无知者”下台，“有知者”上台。这就是冯亦代所说的“要用小民主解决问题”的真正的目的。在这次座谈会之后，他竟用民盟支部的名义，要求撤掉这个那个党员领导干部，并私下散布他要当外文出版社副社长的流言。
得意忘形，妄想“收拾残局”
在整风期间，冯亦代成了“鸣放专家”，到处串连煽动。他对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说“你应当谈谈知识分子问题”。有些人的发言，他认为“不够味”，要“帮助‘他们’‘打破顾虑’”。他散布“某人想入党，不敢讲话”之类的流言，对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打击。孙战科（党员）发表了反党言论，他喝彩欢迎，说是“起了良好作用”，公然号召其他党员向孙学习“带头揭盖子”，并亲自组织对另一个党员进行“围攻”，要从他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他特别起劲地煽动一些在肃反中被审查的对象起来“喊冤”，他无耻地假借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吴晗的名义，积极地组织了五个肃反中被审查的对象写“意见书”，要每人写三份交给他转吴晗，并特别强调吴晗是人大常委，暗示可以经过吴晗要求人大常委给他们“平反”！
这时候，他更得意忘形了，他估计外文出版社党的领导“这一下非垮不行了”，于是他也情不自禁地向该社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盟员）说“现在该轮到我们来收了”，这就把他与章罗联盟一脉相通的右派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了。
到处放火唯恐天下不乱
冯亦代不仅在外文出版社“放火”，同时也积极地在北京市各机关“放火”，他的这一切罪恶活动，都是同章罗联盟的谋士陶大镛、费孝通商量过，并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指示的。
他在去年曾以北京市人民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师范大学去视察工作。事后他草拟的视察报告，把师大说得“一团糟”，并经陶大镛审阅修改之后才送给北京市有关当局。今年5月中旬忽然有师范大学“苦药社”的四个学生要访问冯亦代，冯当即用电话“请示”陶大镛后，即根据陶的指示对学生发表了长篇谈话，在这篇谈话中，他污蔑师大
“肃反的斗争面很广，平时对学校领导人提意见的人都在被斗之列”，说师大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是“对老教授一笔抹煞”，又说那里的统战政策是“长期共存，一方监督”，民主党派“一出问题棍子就来了”等等。“苦药社”的学生回校把这篇谈话整理后，用大字报公布出来，冯亦代放的这一把火，就配合了师大右派分子的向党进攻。
5月16日和23日，冯亦代两次和陶大镛一起，借“视察工作”为名到工艺美术学院去“点火”，并特别约请文汇报记者去采访。冯亦代鼓励右派分子庞熏琴对该院党的领导的攻击，支持撤换邓洁院长的要求，并要庞写文章发表。
5月19日冯亦代又和陶大镛去“视察”城市服务训练班，他们听了某些工人的不满意见之后就对城市服务局局长说“如果领导人不称职，就只好撤职了”。
冯亦代还和陶大镛串通向文化部出版局进攻，冯催文化部赶快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由陶供给他发言材料。冯亦代在文化部召开的出版工作座谈会上说外文出版社“一团糟”，“无知领导有知”文化部领导上“也要负责”。并私下向人表示要办一个“同人出版社”。
冯亦代在整风开始前就向费孝通献策，要求民盟组织加强文艺界的工作，他自己也钻进电影界、戏剧界去活动，游说袁淑华、新凤霞等参加民盟。整风期间，以民盟市委名义召开的电影界座谈会就是冯亦代主持的，他主张对电影局的整风给以“刺激”。
冯亦代为什么在整风期间如此“活跃”呢？原来他不仅要当外文出版社的副社长，据民盟北京市委金若年的揭发，他还想“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和民盟中央委员”。
剥开皮来看
冯亦代在历史上一向就是个两面派的阴险人物。他在1933年就参加了反动组织青帮，并担任过理事。1941年他又参加了红帮，和帮会把头，军统特务结拜成把兄弟，在一起鬼混。1938年他投到反革命分子凌宪扬的名下，后在凌所主持的伪中央印刷厂任副厂长，并和凌一起迫害过工人。1944年冯亦代又经叶楚伧介绍参加了国民党。1947年冯亦代还为“美国之音”帮忙提意见，每月拿二十五元美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冯亦代不断和军统特务头子王新衡有过密切往来。解放后，冯亦代仍然玩弄两面派的手法，1955年全国展开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时，他一面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一面又在背后对群众说“对胡风打得太凶”，“外文出版社不会有什么胡风分子”，企图松懈斗志，破坏肃反斗争。
现在冯亦代的真实面目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他还在采取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的战术，企图蒙混过关。外文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抱定决心，不将冯亦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彻底弄清，决不罢休。
第7版()
专栏：
根据边整边改精神
文化部改进出版工作
据新华社28日讯 文化部接受各界人士对出版工作的善意批评和建议，根据中央边整边改的精神，正在积极采取措施，逐步改进出版工作。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小组，负责整理和研究各方面对出版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分别轻重缓急，开始改进或拟定逐步改进出版工作的具体方案。
今年上半年，不少出版发行单位已经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努力改进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出版物的重复和因质量不高而造成
“滥”的现象，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减少。过去因配合学习需要，凭主观估计形成印刷文件积压或脱销的情况，也已经有所改变。
学术著作和供研究需要的资料书的出版，比去年同期有很大增长。如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就出版了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等著作，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等翻译著作。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也不少。
此外，文化部并且已经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出版社除注意出版通俗的中级的图书外，也应该注意出版地方作者的学术著作。
为了供应读者需要，解决部分缺书现象，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还决定重印一大批书籍。已经重印和正在重印中的书籍，有“毛泽东选集”“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等经典著作，也有“安娜·卡列尼娜”、“三国演义”、“唐诗三百首”、“保卫延安”、“子夜”、“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等重要的文学作品和工具书。
不少出版社已经或正在改进编辑审校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在书籍出版上编辑和作者分别负担的责任，以减少作家同出版社之间的矛盾，使出版社同作家更好的合作以提高书籍出版的质量。在书籍发行方面，已初步决定，有条件、有必要的出版社可以考虑自己发行一部分书籍，更多的出版社可以自办邮购业务；同时，还明确了书籍的印数由出版社决定，订货数由书店决定的原则。
第7版()
专栏：
祝攀登贡嘎山的胜利
蔡树藩
继去年中苏混合爬山队征服我国新疆境内的拔海七千五百四十六公尺的慕士塔格山之后，今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了我国第一支高山探险队。这支年青的爬山队，以无比的毅力，战胜了重重困难，在6月13日登上了四川西部拔海七千五百九十公尺的贡嘎山顶峰，为祖国争得了光辉的荣誉。我们对爬山队的成功，表示衷心地祝贺。
爬山运动是个很好的运动项目，它除了能促进人体健康和培养人们勇敢、毅力以外，在丰富科学知识和支援经济建设等方面，有一般体育项目所没有的特殊作用。
爬山运动员在复杂多变的高山环境里生活与锻炼，必然要碰到种种严重困难。例如为了登上高山往往要背上二十五到三十公斤重的食品与装备，攀登陡峭的岩石，通过狭窄的山脊或“雪桥”，穿过山间急流，跨过冰河，与狂风暴雨搏斗，战胜严寒与紫外线的强烈反射。克服这些超乎寻常的困难，爬山运动员不仅要具备充沛的体力、机敏的体能、良好的耐力和速度，而且必须有高度的勇敢顽强、刻苦耐劳、团结友爱的品质和集体主义精神。而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就是培养爬山运动员们全面发展的过程，也是向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过程。
爬山运动与科学研究工作有密切关系。爬山运动员经常用自己的爬山技术、勇敢和智慧攀登各种常人所不易登上的高山峻岭，探索祖国山区丰富的资源，为科学家提供各种研究资料，因此爬山运动员是科学家有力的助手。苏联爬山运动员在这方面有很大贡献。去年中苏混合爬山队攀登慕士塔格山时，在没有科学家指导和必要的仪器的情况下，还校正了慕士塔格山山区地图，收集许多岩石、植物标本，拍摄了许多有关冰河、雪山的照片。这些资料对研究该山区、山脉的地质年代及气候有很大帮助。因此，引起北京科学界有关科学家们极大兴趣。今年，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更派了三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参加攀登贡嘎山的活动，指导科学研究工作。这说明，我国爬山运动一开始就与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了。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科学家参加爬山运动，发展高山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爬山运动对航空、地质勘探等项建设工作也是大有好处的。爬山运动员能够登上险峻的高山，不仅因为他们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掌握了爬山技术与保护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经过锻炼获得了高空适应能力。去年中苏爬山队有四名中国队员在完成登山任务回北京以后，在空军研究所气压舱中作了试验，他们从地面上升至拔海九千零二十公尺（停留十分钟），升降共约四小时，在上升过程中还作了智力测验（算术学题等），反应一般正常。根据航空生理学的研究，六千至八千公尺的高度能使人丧失工作能力，昏迷甚而死亡。航空人员一般升至六千公尺以上就要带氧气。航空人员高空适应性的锻炼是非常重要的，而登山就是很好的锻炼方法之一。中国队员当时还收到许多地质勘探工作人员和测绘工作人员的来信，要求向他们介绍有关高山适应性锻炼知识、登山技术与保护方法，以及选择登山路线和识别冰裂缝的方法等。由此可见，在地质勘探人员及其他山区工作的人员中进行有关爬山知识和技术的训练有着重要的意义。
攀登贡嘎山是一种探险性质的活动，其主要目的是探索高山秘密及从事高山科学研究工作。这种登山活动有一定的危险性。另外还有一种以积极休息和锻炼身体为目的、更具有群众性的爬山活动。而这两种活动是互相结合的。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世界上八千公尺以上的著名高峰，绝大多数在我国境内，已久为各国爬山家所向往。去年中苏爬山运动员登上慕士塔格山以后，更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同时，有五、六个国家有关的组织曾先后提出要求到我国登山或交换有关高山科学研究工作资料。这一情况要求我们在攀登高山和高山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尽快的取得经验，以便有可能将来逐步地征服我国各名山和高峰。这是关系到我们祖国的尊严和荣誉的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爬山队在这次完成攀登贡嘎山任务的过程中有四位同志不幸牺牲，他们为了祖国的荣誉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感到万分沉痛；同时，他们勇敢坚毅和自我牺牲的高尚品质，使我们得到了教育。为了纪念他们，应该认真总结此次登山的经验教训，并逐步地把我国群众性的爬山运动开展起来。
第7版()
专栏：
曾彦修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
梁纯夫
在这次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有些右派分子曾假借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名义，企图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右派分子曾彦修的荒谬言论便是显著的例子。
曾彦修在今年3月的中央宣传会议，4月的人民日报座谈会，和5月的文化部出版局两次座谈会上，一再提出：“出版工作几年来很少谈方针。方针究竟何在？”、“近几年来在出版工作中没有明确方针。”“出版工作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前，是没有方针也没有领导的。”
曾彦修为什么一有机会便提出这个问题呢？是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前，我国的出版工作真的没有方针和没有领导呢？
大家知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在北京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当时的新华书店是出版和发行合一的机构），明确规定了“今后的出版事业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此就必须大力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读物。”（1949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又通过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的决议，指出“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在1951年8月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上，叶圣陶代表出版总署作“为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更具体地提出下列出版任务：（一）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二）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三）增加财经的、技术的出版物。以后出版总署和后来的文化部出版局每年总结工作和谈到方针任务时，都着重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加强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增加科学技术的出版物等几个方面。
曾彦修曾在宣传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在人民出版社负责具体业务也有三、四年，决不会不知道这种情况。那么，他一再叫嚷出版工作没有方针也没有领导，事实上是他深恶痛绝地反对这些方针，否定这些方针，要推翻和改变这些方针。
请看看曾彦修的谬论吧：
第一，曾彦修是在大喊反对教条主义的借口下来反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们长期看不出整个出版界的方向，只看到教条主义”。这就是曾彦修对解放以来我国出版事业的总估价。那么，他所看到的“教条主义”，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他5月10日在出版局座谈会上说出来了：“去年局里搞了个十二年远景规划……其中第一要出马列主义……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无怪曾彦修不断地叫嚷“可以少印马列主义”的书了。
第二，曾彦修认为教条主义是我们从苏联学来的，因此他坚决反对学习苏联，又因反对学习苏联而反对大量出版通俗读物，因为据他说：“解放后大部分的力量和纸张都用于翻译苏联的小册子，这简直没有用。”又说：“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这就是曾彦修对解放后我国出版事业的另一总估价。在5月10日出版局的座谈会上，曾彦修甚至下了一个更明确的结论：“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出过一些有份量的东西。”
难道这是事实吗？不说解放后七年来，也不说全国范围，就单谈谈曾彦修所在的单位人民出版社1951年到1953年的情况吧。1954年4月经过中共中央批示的中宣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出版社“三年来的主要出版物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党的其他负责同志的著作，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苏联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著作，我国的一部分社会科学著作，以及配合各项政治运动和干部学习的书籍。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占有显著地位，并年有增加。”这个报告对人民出版社的出书方针还作了很具体的指示。
曾彦修正是1954年开始负责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的。但是他到任之后，对人民出版社过去的工作便作了同党中央完全不同的估价：全盘否定。而到了今天，他还到处大叫整个出版事业没有方针没有领导。曾彦修究竟居心何在呢？
曾彦修好像非常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一再宣扬要在“二百”方针的基础上来考虑出版制度，而为了要适应“二百”方针，从领导机构都要彻底研究改进。但是，曾彦修所了解的所谓“二百”方针，显然同党中央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但是曾彦修和其他右派分子对于其中“社会主义”这个词儿是不感兴趣的，所以他们那么坚决地反对学习苏联。
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1956年5月）中指出：“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也是曾彦修和其他右派分子所不能同意的，所以他们那样凶猛地反对出版通俗读物（小册子）。
人民日报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4月）中指出：“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也采取各种必要的步骤，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人民……因此，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正确地实现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必要的方法。”曾彦修和其他右派分子却不愿意作这样的了解，因此他们那样恶毒地攻击所谓“教条主义”，主张“少印马列主义”的书。
右派分子究竟怎样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周扬的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答文汇报记者问”（1957年4月）最能道出他们的心境，他说：
“机会主义者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倒是表示‘欢迎’的，但他们是抱着另外一种心情来‘欢迎’的，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工农兵方向等等东西，早已有些厌倦了，现在既然有了新的方针，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工农兵方向等等都当作什么‘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一古脑儿摔掉，好像不这样就会妨碍这个新的方针的执行似的。”
曾彦修的心情不正是这样吗？他说他“写了一些短文章来反对教条主义，拥护百家争鸣”。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短文章吧。
1957年2月10日他用“严秀”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读‘题’有感”的短文章，说他有机会读到了一些高等学校、党校和科学机关的研究计划和写作计划，几乎读不下去，因为“这些研究题目中的很大一部分也是那样地平庸、灰色、枯燥”，他认为一定是“夸夸其谈和教条主义的论文和小册子”。这里应该说明，这些高等学校、党校、科学机关的研究计划，是在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出现的新现象，但是曾彦修认为这些计划和题目并不符合于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似乎是马克思主义太多了，因此一律斥之为“教条主义”。
现在我们弄明白，曾彦修所反对的是什么了。那么，他所希望的又是什么呢？这点他没有交代得很明白，但言词间是透露了消息的。例如他说“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市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或为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学术著作是出了不少的，曾彦修希望改变这种状态，就只好让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所谓“学术著作”泛滥市场了。
为了巧妙地实现这种希望，曾彦修主张在中国消除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他认为“关于中国马尔萨斯主义者问题、凯恩斯主义等问题，现在不能简单地谈论某某是什么主义者，某某又是什么主义者，从我们内部来讲，这是宗派主义的作法”。请看吧，他又在反对“宗派主义”了。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还有出版的体制和领导问题。他主张办“同人出版社”，让有关的出版社各自找自己的“后台老板”，交各协会、各学术机关团体领导。无怪他那样憎恶党和国家对出版工作的领导。他认为文化部出版局这个班子“可以散掉”，中宣部有一个部长加个助手管管“方针政策问题”就行了。
这样就明白了。曾彦修和其他右派分子所希望的，不就是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的出版自由，让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著作”泛滥市场吗？
在出版局的座谈会上，曾彦修竟狂叫“目前各单位情绪高涨，是一天也不能等了”。他和另一右派分子蓝钰一再要求中宣部和文化部举行七天至一个月的“民主大会”，来解决所谓出版方针和体制问题。多么猖狂的进攻！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曾彦修和其他右派分子的情形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