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工程技术界不让右派猖狂
太原重型机器厂工程师经济师集会
质问史企文为什么颠倒是非
太原讯 太原重型机器厂全厂工程师、经济师及党政负责干部二百余人,于本月11、18两日连续集会,痛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安全工程师史企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
史企文趁着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行了一连串的污蔑和攻击。他借古喻今,认为现在没有民主,解放以后甚至还不如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后,史企文说反击右派又是“言者有罪”了,是堵塞言路了。他还妄想堵住党和广大人民的嘴,希望出现个公正的“第三者”来为他们评是非。
史企文的反动言论,引起了广大职工的愤慨。在工程师、经济师的集会上,工程师聂平说:史企文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来比喻我们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好像历代反动王朝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还有相当大的言论自由,比之今天“噤若寒蝉”也要好得多。然而,尽人皆知国民党时期有多少人由于一言之差而遭到杀头之罪!为什么闻一多被暗杀?国民党官官相护,贪污风行,那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美国兵到处横冲直撞,无法无天,多少人遭到天灾人祸,冻死饿死也没有人管。这些铁的事实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吗?史企文你为什么要颠倒是非?
工程师李永求说:解放以前的大学教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变卖家具和书籍;进步一些的报馆和书刊常被捣毁、被禁封;我们为了争取和平,单中山大学就被逮捕了一百多名学生和教授。这些难道都是知识分子的自由吗?工程师陆佐安气愤地说,史企文所谓“噤若寒蝉”的知识分子究竟是指的那些人,你不能盗用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名义,这对我们是极大的污辱。
张修德愤慨地质问史企文:你说现在是“言者有罪”,解放以后,你长期包庇和隐瞒过三个反革命分子,这本来是有罪的,可是人民并没有给你扣帽子,也没有问你的罪,你说言者有罪的根据是什么呢?
在群众的一致谴责下,史企文继续狡辩,更激起了大家的气愤,群众纷纷向他提出指责和质问,并且给他指出:如果不挖出老根,低头认罪,一定会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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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建设局工程技术人员揭露 副局长王华棠是右派头目
本报讯 6月12日本报第二版揭露的天津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栗培英公开发表“革命比改朝换代更坏”等反动言论,据天津市建设局工程技术人员和该局民盟临时支部的座谈会揭露,这个右派分子所以敢于这样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是得到了民盟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工程技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王华棠的鼓励和支持的。
在整风开始的时候,王华棠召开过两次座谈会,鼓励工程技术人员“大放大鸣”,并介绍“点火”经验。在5月24日王华棠主持的盟支部会上,他鼓动大家向党进攻说:南大放的好,大字报很热闹,不愿说话的老教授都说话了,将共产党军了。他还说北京搞的也很热闹,揭发的问题很多,同学们都起来了。
民盟盟员王礼晋等揭露,王华棠参加市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肃反”视察小组在天津大学视察后,回来一再对他们说:天津大学肃反问题很多,问题很大。
王华棠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表面假装镇静,不交代问题,并且多方阻止盟员参加反右派斗争。6月17日在民盟支部会上,有的盟员要求就建设局党组根据局内和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归纳出的二十一个问题进行讨论批判。王华棠说这二十一个问题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他并且指出其中民盟盟员薛淦生发的一条谬论(薛淦生说:“老干部领导不了企业,应当回家去种地。”)说:“这有什么,有的老干部就是可以回家种地。这有什么不好?”结果那次会议就没有讨论这些问题。
在7月18日的座谈会上,王华棠作了两小时空洞的“检讨”,立即引起大家的愤怒,一致要求他必须老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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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铁路局共青团员奋起反击
右派分子王少英理屈词穷
本报讯 太原铁路管理局设计事务所四十多名共青团员,在最近集会,向本单位助理技术员王少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展开有力的回击。
王少英曾猖狂地说:“要杀共产党,一千个,一万个……。”他主张:“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他还说:“中国如果也像匈牙利一样闹大民主,我是一个积极拥护者。”他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了‘好人’,不能白白算了,应该以命抵命。”他诬蔑英雄人物说:“黄继光、丘少云、罗盛教的牺牲,是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去牺牲的”。他又说:“非党干部没有权,一切都由党委决定,下边是傀儡。党不相信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道德不昌盛。封建社会的人,非常讲信义,非常老实。现在的人很多不诚实,虚伪,是伪君子……”。
共青团员们对王少英这些荒谬绝伦的言论,早已忍无可忍。在会上,王天堂愤怒地对着王少英说:你说要把中国分成两半,让蒋介石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统治江南,这是万万办不到的。崔增琪气愤地质问王少英道:你是个共青团员,我真不知道你站在什么立场,说这些反动的话。你居然幻想蒋介石反动派回到大陆来,让人民重新过牛马不如的生活。
这时,王少英还故作镇静地说:大家帮助我,应该和风细雨些,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帮助我才对。
王少英如此傲慢的态度,更激起了大伙心头上的怒火。崔增琪立即反驳了他。说:我要问你,你为什么说要杀一千个,一万个共产党员?这难道是和风细雨吗?这难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吗? 王少英哑口无言,低头不语。
会上,金逢元、王天堂对王少英说的封建社会讲信义,新社会的人很虚伪的谬论,进行了驳斥。严发义、王森如也分别写了文章,批驳了王少英的荒谬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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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剥下“爱党爱国”外衣
反动的程士范原形毕露
本报讯 安徽科学技术界人士最近剥下政协安徽省委员会副主席、安徽省科普协会主席、安徽科联筹委会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程士范自我标榜的“爱党爱国”的外衣,他原来是一个一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程士范经常打着“代表科技人员讲话”的幌子,挑拨离间党和科技人员的关系,拉拢某些科技人员作为他的政治资本。在今年4月政协安徽省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他攻击党对科学研究工作“泼冷水”,并说这是造成科技人员力量没有全部发挥出来的原因。在今年5月安徽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他用许多捏造的和歪曲的“事实”,诬蔑党员领导干部对科技人员处处打击、刁难,煽动科技人员对党不满。他并且明目张胆地反对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说成“以不懂科学的干部关起门来决定一切,只因为他们是党员”。
程士范极端仇视肃反运动,认为不应该对他的一个参加过三青团并与中统特务分子有关系但都未作交代的儿子进行审查,不应该对他的几个有问题的“老友”开展斗争。他说肃反是党的三大主义的根源。
程士范对农业合作化也心怀不满。他要安徽省委写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承认错误,以安定人心”。他一再吹嘘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武装力量,对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失败则公开表示“可惜”。
人们指出,程士范所以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资产阶级,曾与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由宋子文任命他担任淮南矿务局局长兼淮南铁路局总工程师。对于他的一贯的反动言行,安徽科技界正在继续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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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农林水利等六个部
边整边改中取得初步成绩
据新华社29日讯 中央农业部、农垦部、林业部、水利部、水产部和粮食部,在整风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运动中,坚决执行边整边改的方针,取得初步成绩。
这六个部自整风以来,吸收共产党内外的干部成立边整边改委员会或各种小组,对大家提出的合理的批评、建议和要求进行整理研究,提出改进方案,并按先易后难、由急到缓的方针加以改进。
目前,这六个部已经解决了部分干部住房拥挤和没有房子住的困难问题。各部司、局长等干部都自动让出一部分房子给其他干部居住。水产部已经解决了五十五户人家的住宿问题。水利部还从其他单位借到一部分房子解决了二十多户人家住房过挤的现象。粮食部除司、局长让出的二十多间房子外,还拨出面积三百平方公尺的新房给干部居住。这个部还修补了干部宿舍里的一些破旧桌椅。
这几个部对工作人员的福利补助和交通工具方面也作了改进。水利部对福利补助费重新作了调整,取消对某些干部不适当的福利补助费。为了照顾回民的生活习惯,水利部还另设了清真灶。粮食部自调整了小汽车的使用办法以后,在两个月内,汽车的用油量由一千一百多公斤下降到七百多公斤。农业部和水利部对住宿较远的工作人员都用专车接送。
在干部级别和工资方面,农业部和粮食部都作了仔细研究。粮食部部分工资较高的党员都自动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
这几个部对有些单位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也都作了讨论,并逐渐开始调整。粮食部将直属的油脂公司和饲料公司改设为局的机构,这样精简了五十多人,去支援各省的粮食部门。水利部将公文收发制度由“分收分发”改为“统发分收”。取消了不必要的值班制。这个部绝大多数司、局都建立了一些切实可行的会议制度,水文局改变了过去过多的集体办公时间。林业部造林设计局已决定抽派一位副处长和八名政治、技术条件较强的干部到直属造林调查队,加强领导。造林局党支部并分配党员经常联系要求入党的人,对他们进行具体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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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志远在上海的初步检查中承认
他是章伯钧“两院制”的推销员
由于政治野心和追求个人名位铸成大错
本报讯 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沈志远,27日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座谈会上承认自己犯了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是一个十足的右派分子,并进行了初步检查。
这里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们连日来先后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对沈志远一年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言行和反右派斗争中的暖昧态度,提出了批评和质问。沈志远27日检查的是他犯的错误的一部分。至于有关民盟的部分,他表示将在盟内检查。
沈志远承认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他说,他做了章伯钧的“两院制”的义务推销员,将章伯钧关于“两院制”的言论由北京带到上海盟内传达,还要民盟市委常委讨论研究,引起了思想混乱。沈志远承认,他犯了鼓动群众向党进攻的重大罪行。他攻击教条主义,并不是真正反对教条主义,而是攻击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他建议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制,实质上是想取消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他要求出版事业“向社会开放”,是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贩卖者开方便之门,他主张开放聘用人才的“自由市场”,是意味着对国家有计划的统一调配人才的社会主义人事制度的破坏。
沈志远发言中还承认他自己为贯彻章罗联盟的反动科学纲领所犯的一些错误。
沈志远在发言中初步检查了他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他存在着追求个人名位的思想和政治野心。他说: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出版总署翻译局局长,而别的许多民主人士当了副部长、大学校长,就心怀不满,附和“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的流言。到上海之初,发表他当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他借口参事室工作不好办拒绝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嫌职位低。1953年当了华东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又嫌没有实权。近二、三年来虽然舍不得放弃科学研究,但又不愿不搞社会活动,以增加政治资本。有机会就不择手段地压低党的威信,抬高民盟的地位和作用,达到与党分庭抗礼,讨价还价,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章伯钧提出“两院制”,他想实行时总有我沈志远一份,思想上发生共鸣。
沈志远承认,自己在许多政治问题上表面上总是拥护党,但常常是为“看风色、观气候、投机心理”所左右。
说到他和章罗联盟小集团的关系时,沈志远说,他们是互相利用。章罗联盟小集团分子陈仁炳等利用他操纵把持盟务,他利用他们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很欣赏陈仁炳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召开五次座谈会放火的经验,曾想在民盟工作会议上加以介绍。沈志远说,一年多来他经常阅读并偏听偏信陈仁炳、孙斯鸣主持搜集的基层的片面反映和汇报,更加助长了心中久已存在的日积月累的对党不满的情绪,再加上大鸣大放空气的刺激,和民盟基层部分落后群众要求民盟市委保证大放大鸣的压力,他的大错终于由内心的酝酿爆发为公开的行动,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泥坑中。
沈志远最后说:三十二年来,他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党给了他留学苏联的机会。在民主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他可耻地成为革命先锋队的逃兵。脱党后他又参加了民主革命。在艰苦的环境中,共产党仍不断给他以鼓励、教育、帮助乃至于生活上的关怀照顾。现在他在上海一身兼任各方面重要职务,如政协副主席、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市哲学社会科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等等,他这个根本没有脱胎换骨的人,根本不去为人民事业加倍努力来报答党,反而更加自满,目空一切甚至目中无党,为了追求个人名位,恩将仇报,颠倒黑白,猖狂地向党进攻。他表示,要将这次错误作为一生最惨痛的教训,永远靠拢党,在党的领导下,痛改前非,洗面革心,重新做人。
沈志远27日态度比以前有了一些转变,到会者要求他继续检查交代。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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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破获一反革命案件
又一派遣特务在哈尔滨落网
据新华社济南29日电 青岛市公安机关最近破获了一起“中国自由党”反革命案件。
吕建保和唐方全都是青岛市蔬菜公司台西区公司的职员,今年5月份他们秘密组织了“中国自由党”反革命组织,吕建保任“中国自由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唐方全任“中国自由党”中央委员兼“中国自由党”政府外交部长,妄想打倒中国共产党,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吕建保、唐方全还分别在外地和青岛市秘密发展党员,企图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建立据点。他们还想偷越国境,潜逃海外,投靠美帝国主义,出卖我军事机密,并企图网罗逃往国外的反革命分子和华侨中的反动分子,建立反革命武装。
这伙反革命分子趁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机会肆无忌惮地活动起来,以“中国自由党中央委员会、自由党中央政府联军司令部”的名义编写了“告全国同胞书”的反动文告,准备印刷向全国各地散发。6月15日夜,正当他们印刷反革命文告的时候,即被公安机关捕获,并当场缴获了他们的全部罪证。
据新华社哈尔滨29日电 哈尔滨市公安局今天宣布,潜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的蒋介石集团的派遣特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组”哈尔滨情报组长朱少翔已经依法逮捕。在这个特务分子的卧室中,搜查出了密写用具和香港特务机关联系的信件等罪证。这个案件正在审讯中。
朱少翔初步供认:在被捕以前,以各种手段搜集了许多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报,密告香港的特务机关。因为他工作“积极”,曾多次受到香港特务机关的嘉勉,并给他补充了特务经费。
这个特务分子在1956年8月,伪装成参加祖国建设的面目,从香港混进哈尔滨,经劳动部门介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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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两本账”
南京新华日报7月27日发表题为“论‘两本账’”的社论,摘要如下:
右派分子邓昊明(农工民主党江苏省省委兼南京市主任委员曾经恶毒地诬蔑党,说“党有两本账,一本好账,一本坏账,要你时用好账算,有问题,用坏账算”。其实,党哪里有两本账?所谓账,不外是国家对干部的每人一份历史档案而已。
国家要不要建立干部的历史档案制度呢?回答是绝对的必要。这是国家的一种人事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之一。世界上根本没有人事制度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建立干部的历史档案,是为了要全面的了解干部的品德才能,系统地考察干部的成长过程,弄清干部的基本情况,以便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切合实际地教育提高他们,保证国家机关的纯洁,组织他们积极地、忠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至于账内所记,一般说来,确非一笔,有功也有过,有优点也有缺点,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部分,那都是一本账的两笔。当然,对于广大干部来说,每一本账里的好坏部分,并不是绝对的,不可变化的。问题是在于每个干部必须自觉的努力,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多做好事,增加账中好的部分,这就相对地缩小了账中坏的部分的比例。
右派分子最怕国家的人事制度,最怕有一本账(干部档案),记录他们的历史和现在的言行,这是因为他们不但历史上肮脏污浊见不得天日,而且他们在人民给以宽大处理和适当安排之后,还是其心不死,要进行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所以他们最怕人家知道他们的反共丑史。追查他们的罪恶历史,是教育人民、战胜右派的必要步骤。这可以使人民认清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是一贯的;可以有效地教育广大群众,提高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看准他们的要害去反击;可以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中派,彻底打垮右派。至于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对于一切偶尔说错了话的好人,我们就决不援用这个原则。在这些朋友中,不是也有极少数的人过去也曾经做过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吗?但是今天他们表现很好,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不是谁也没有牵涉到他们,更没有人提及他们的往事吗?党始终是坚持与人为善的,是不喜欢算人家的老账的,这一点,许多人都是有实际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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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右派分子在高等学校点火的阴谋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高等教育界曾经是右派和我们搏斗得十分激烈的战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一开始,那些妄想趁火打劫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把向高等学校进攻看作是普遍点火、造成天下大乱的第一步。右派之所以选择全国各大学作为自己的“擂台”是有原因的:第一、教授、副教授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长期还动摇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多数高级知识分子还没有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右派认为在这里,他们会有一批助手和可以争取的同盟军。第二、目前大学生中,出身于剥削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约占80%左右,其中大多数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极少数还是被杀被关的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他们有一部分人尚未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这些有着思想毛病而又缺乏实际斗争锻炼的大学生,右派对他们是很感兴趣的,他们满以为在这里可以找到大批的“急先锋”与后备军,可以找到自己繁殖的肥沃土壤。第三、狂妄自大的右派分子一贯认为共产党人是“土包子”,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是“门外汉”,再加上共产党员在大学的教授队伍中,的确只占一个极小的比重。因此,在右派看来,这里是共产党“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右派就选择了高等学校这块地盘,作为他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军首先发难的战场。
争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否定党委制
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右派着手争夺高等学校。当他们在这方面跨出第一步时,立刻就碰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这道防线,因而弄得这些阴谋家寸步难行。右派觉得非拔掉这枚眼中钉不可,因此,除了普遍点火,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进行恶毒的攻击外,便集中火力向高等学校党委制展开攻击。早在今年5月13日,章罗联盟的骨干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陶大镛等右派分子,就成立了一个所谓“党委负责制”的小组。经过6月4日的研究、布置,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取消党委制的纲领,美其名曰“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向党委制实行了全面的、公开的、大张旗鼓的进攻。
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作的党员刻划为“不懂政策”、“不学无术”而又“独断独行”的“独夫”。把党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他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行篡夺领导权的明目张胆的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
右派想取消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主张选修、取消政治课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不是一个所谓“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建议(草案初稿)”所碰得动的。广大师生员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是保证党的领导权贯彻的不可动摇的基础。面对着这铁一般的事实,老奸巨滑的右派分子就决定在提出他们取消党委制“建议”的同时,袭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阵地。
当然,右派猛攻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学说,还不只是为了打垮党委制而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政策的理论基础。这个唯一科学与革命的学说不断的掌握了工农群众的结果,是大大的加强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以便进一步消灭右派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可能。而且这个唯一科学和革命的学说,也不断地推动了一切进步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一同前进,使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改造,因而大大地缩小了右派滋长与活动的地盘。由于这个原因,右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痛恨入骨。他们咒骂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必须“消灭”的“教条”,诬蔑它是自从恩格斯逝世后就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1895年的地方,成为只有几个条条的僵死的过时的东西。说它是一百多年前产生于西欧的,不适合于我国国情。一句话,这些野心家想借此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
他们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子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说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都过时了,再谈这些就是教条主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妨碍独立思考,思想改造使思想僵化,他们还说什么应该放宽眼界,向资产阶级学者吸取一些滋养料,还利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句话,美其名曰“种牛痘”,其实是向人民散布毒素。他们在曲解国家的宪法与“百家争鸣”的精神的前提下,主张政治课改为选修或干脆取消,借口是只有这样才符合“争鸣”的原则,符合宪法中的人民有信仰自由的条文,说设立政治课,就是用行政的方法,强迫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说穿了,他们取消政治课的目的,是为了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俘虏全部大学生,为右派造就“人才”。他们极端痛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员,尤其是他们之中的党团员,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政治教员,是知识界的新血液,绝大多数经过这次斗争的考验,已经成为右派在高等学校中所碰到的劲敌之一,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新生力量。右派很害怕他们,因而就骂他们是“老教条”、“小教条”、“教条主义的子孙”。最后,他们集中了一部分火力,攻击了中国人民大学,说它是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教条主义大蜂窝”。在右派心目中,不消灭这个大学,是死不甘心的。
右派要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夺取思想阵地
在破口咒骂马列主义的同时,右派把资产阶级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都捧上了天,并着手准备在各大学中开设社会学系,在全国建立他们一手包办的社会学学会。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在章罗联盟的骨干人物曾昭抡、钱伟长掌握下,早已以中国民主同盟科学规划小组名义,提出一个所谓“对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反动纲领。在这个“意见书”里,叫喊必须“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态度”,并主张“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同时,在“意见书”中,又竭力攻击党和政府的指导科学研究的方针,颂扬分散和自发的进行的“好处”,反对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目的是为了便于右派分子偷运资产阶级的货色。第二件事,配合着这极端反动的“意见书”在6月9日开了所谓“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有费孝通、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陈达等人参加,会上私自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旧社会学者比较集中的大学里,着手建立社会学系。会上吴文藻鼓吹应该首先在北京大学“恢复”社会学系,而吴景超又力争社会学系必须先建立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因是吴景超、李景汉、赵承信早已阴谋控制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研究室,使它变质,以成为复辟旧社会学的据点之一。费孝通也准备招兵买马,在中央民族学院安下另一个据点。在这个会上,又内定只要北大的社会学系“再生”,就任命吴文藻担任系主任,由吴景超担任社会学基础课的讲授。同时,会上又决定正式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总会设在北京,全国各地设立分会。这个社会学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登记过去教社会学的教师和社会学系毕业生。从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右派分子的目的,正是为了反对马列主义,扩大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夺取思想阵地;为右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在文教界的领导地位扫清道路。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夺取高等学校这一首要步骤,除了以上三部曲外,还有分析形势与任务的六月六日六教授会议。右派还派出他们的大将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吴景超、黄药眠、陶大镛、钱端升、李伯球……等人到处点火,并且以文汇报、光明日报为喉舌来吹号擂鼓,加以配合。以反共反苏起家驰名的谭惕吾勾结以杀人不眨眼著称的黄绍竑,更直接串通高等学校的学生到处点火。
现在,在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已陷于孤立。有一部分右派分子确实已经表示愿意改悔,但还没有从思想深处挖掘根源。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负隅顽抗,企图蒙混过关。也还有一部分右派分子试探风色,伪装进步或中间分子,自欺欺人。我们对于第一种人,希望能进一步地深入地进行检讨。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人,希望他们憣然悔悟,迅速、彻底交代。时间不能久等,如果仍然执迷不悟,那就是自绝于人民,无可挽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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