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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听章伯钧的狂言：
“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中国农工民主党执行局委员 严信民几天来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部几次的所谓自我检查，说明他一直到今天还是何等的不老实。他为了说明大家批评他的反共的一贯性，于是一切从头说起。可是在整整三个半天的发言中，谁也找不到一点儿反共的痕迹。相反，倒是他的革命一贯性。章伯钧也承认自己是两面派。可是全部发言所表达的只是一面，只是假相的，口是的一面，而不是真相的，心非的一面。为了提醒章伯钧，我姑且挂一漏万写出以下几点：
章伯钧算是革命先烈邓演达先生政治遗产的继承者。那么邓演达生前究竟是怎样的看待他呢？据伯钧自己多次说，“邓先生信任季方，不信任我。他的住处从来不让我知道。”这里应该问：为什么？
章伯钧常说，“在邓先生周围，我是社会主义派。”就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章伯钧抗战期间在重庆在政治上乃至经济上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可是章伯钧的心里并不喜爱支持他的人。如不止一次的说，徐冰来一个条子，就得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周总理、董老常约他去商量事情），真下作。章伯钧当时对中共是挟第三方面以自重，觉得共产党对这方面的工作非通过他不可。在与第三方面打交道的时候，显然靠的又是共产党的本钱。他根本上看不起民主政团同盟或稍后民盟的几位领导人，独对张君勱恭维备至。说张的学问道德如何了不起。章伯钧很赞赏左舜生的识见、才干和为人，而感情深处还是杨虎。伯钧每自范庄（杨虎住处）归来，总谈到杨如何有办法，有势力，徒子徒孙遍天下，在政治尤其军事上有他的作用等等。言语间则常流露出不尽倾慕、神往的神情。抗战胜利后到上海，他们间的关系似乎更深了一层。章伯钧有一次竟然对我说：“杨啸天想找一个人写他自己的历史，将罪恶部分都推到蒋介石身上，并已搜集得若干证件，我推荐你，想请你去。写好后，有一大宗收入，对你生活会有帮助。”我顺便答复说，兹事体大，请另找高明吧！当时我暗自思忖，莫非章伯钧想替自己的同乡，四一二滔天罪行的首恶伪造历史，以清白之身混进新中国并在政治上捞一把么？我很怀疑那是杨虎自己的主意。
章伯钧对人说：中国社会主义里没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憾事
正是起草宪法，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代表全国人民用尽心机向蒋介石争民主权利的时候，在一个月色朦胧之夜，漫步回半山新村的途中，章伯钧向郭则沉和我谈心事时说，“今天我们是同志、朋友，大家一样。将来一旦揭开二帘子，登了政治舞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我们听了不禁为之毛骨悚然。君臣之分，即主奴之分。这就是“社会主义”者章伯钧理想中的“民主”“自由”的王国。章伯钧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中国的社会主义里没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其实章伯钧之志，何止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他常乐道刘邦、朱元璋执政后的大杀功巨，认为是历史规律。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斯大林后，他说，你看，古今中外，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样。历史肯定的是不会倒退回去的。让杀气腾腾的章伯钧干着急吧！
抗战胜利前夕，农工民主党中央商议改换党名（当时一般称之为第三党），章伯钧一个人坚持用农工民主党名称。大家反对的理由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也真正代表了农民的利益。用农工二字，不仅可能被人误会为要与共产党争农工，且与党的真实情况完全不符。章伯钧的意见会上虽然没有通过，但他事后到处散布第三党改为农工民主党的空气，渐渐酿成既成事实。到1947年在上海开第四次干部会议时，大家只好承认了。事后章伯钧对人说，“你们怕与共产党有抵触，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
夸耀蒋介石 鄙视共产党希望在“南北朝”中施展抱负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仆仆于沪宁道上，每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期待好消息的心情，常因他主观愿望的那一套沉重起来。如蒋的实力多么强，装备如何，战斗力如何，将领们又是怎样。最后，还有美国决心支持，美国一定不会让蒋介石失败。对马歇尔，司徒雷登更是赞不绝口。谈到共产党，人民解放军时总觉得有些泄气，这也不行，那也困难，好像富人看不起穷人的样子。起初认为共产党只能活动在黄河流域，后来的结论是：“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是个相持的局面。即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及其他。在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后来民盟被迫解散，章伯钧悲观失望，躲在杨虎公馆，对见他的一位青年说，想到北方找个寺庙去当和尚。
1948年夏我到香港。那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获得重大胜利，全国人民为行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欢腾鼓舞的时候，你想，住在九龙的社会主义者章伯钧又是怎样呢？他陶醉在联邦制的美梦里，准备自己的力量。在军事方面他设有专人从事活动。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分别抽调过几省负责干部面授机宜。当由上海来的曾伟、虞健、赵寿先几位同志劝他不要幻想第三条道路的时候，章伯钧公然说，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钧就不能领导吗？这三位同志回上海不久，就惨遭了敌人的毒手，解放后几位朋友向章伯钧谈到曾伟等为革命牺牲的时候，他说曾伟死的活该，谁叫他不听我的话。对连瑞琦说，“曾伟是反对我的，他是替共产党跑腿的。”在这里我愿顺便说一句：农工民主党的好同志决不止曾伟等三人，是有整批整批的。而这些人都是以靠拢共产党被章伯钧恨之入骨的。
公开仇视革命仇视共产党辱骂左派人士辱骂党的领袖
很显然，章伯钧是不欢迎解放中国人民的大军渡江的。因为解放军的马蹄会捣碎他那独立王国的美梦。他想的只是乘中国人民革命的熊熊火焰，劫夺南方几个省份，权且作个小朝庭，再策划未来。章伯钧的政治野心，个人利益，使他情不可遏地，甚至公开地仇视革命，仇视共产党。如果说章伯钧的反共有其一贯性，应该说，他在香港的那一段时期，其疯狂、无耻，已经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章伯钧骂尽所有的左派，说郭沫若、邓初民等是共产党的应声虫，没有骨气。尤其鄙视的是盟内共产党人周新民等。在这里我想到胡风的“我几乎恨一切人”。但章伯钧恨的也不是所有的人，他同右派的感情很好，他向我说周鲸文这个人很不错。我在一个下午去看周鲸文，周也对我流露出对章伯钧的仰慕之忱。
章伯钧对中共当时在香港的几位负责人的看法是，过去某某等领导工作，无能，不识大体，不懂政策，结果搞乱，搞坏了工作，大失人心，才是潘汉年到后情况有所改变，认为潘能干，有办法。但这还只是表面的一套，事实上章伯钧对中共是恨入骨髓的。
我因为由解放区来，章伯钧怀疑我入了共产党。最近，（三个礼拜前）他还向李伯球说，严信民当时是共产党派来监视我的。所以他见了我，有时感情难以控制起来。
有一天上午，我专诚到九龙章伯钧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在场。我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我说还是镇静一点，理智一点。一场谈话就是这样地不欢而散了。
这就是章伯钧对六亿中国人民热爱的领袖，对领导中国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主席的报答。
罗隆基说，把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企图和阴谋。我借这句话说，把章伯钧的骨头烧成灰，找到的也只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企图和阴谋。
可是大家都听到章伯钧口口声声说：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好，到北京后的事情再说吧！
（标题是编者加的）（附图片）
章伯钧：“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 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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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继续分组讨论
揭发章伯钧黄绍竑罪恶历史
章乃器在小组会上态度依然蛮横无礼
据新华社2日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分组讨论。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黄绍竑等继续受到代表们的批判。在广西、安徽两省的代表小组会上，代表们揭露了黄绍竑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历史和章伯钧在政治上一贯的两面手法。曾经同黄绍竑在战场上斗争过二十多年的广西省代表黄荣，最熟悉黄绍竑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历史，今天他在小组会上说，黄绍竑在一个恶霸地主家庭长大，在广西他以残暴闻名。1927年4月黄绍竑到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清党会议，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当天早晨，黄绍竑在南宁逮捕了九十名共产党员加以杀害。从这一年的4月到9月，黄绍竑在广西各地逮捕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进步群众，惨酷地加以屠杀。
黄荣说，1927年红军南昌起义后，黄绍竑起先派出他的一个师去攻打贺龙和叶挺将军的部队，后来黄绍竑又自己率领两个师兵力去攻打贺龙和叶挺部队。黄荣还愤怒地指出，在1941年，黄绍竑曾同顾祝同合谋过皖南事变。
黄荣指出，黄绍竑过去是一个血债累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分子，解放以后人民宽恕了他，给了他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但他却继续反党反人民。他说，黄绍竑今天回头还不晚，只要深刻检讨，老实交代，人民还是会给他一条出路的。
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韦章平说，大家知道，解放以前广西的土匪是很多的，这对人民生活是一个重大的威胁。解放后经过镇反和肃反运动后，广西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空前安定的社会秩序。可是黄绍竑不愿意看到这些，他在广西视察时专找岔子，说这个斗错了，那个反革命分子处分重了。他对几年来广西省取得的伟大成绩一概闭眼不看，充耳不闻，这是为了什么？
黄绍竑面对这些事实，不得不承认他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他的言论像毒素一般散布在社会上，对此，他感到“十分不安”。黄绍竑承认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他的行为“是在向反对的方向走，越走越远，越走越反动”。代表们认为他的检讨仍然空洞，仍然缺乏彻底交代革心洗面的决心。
在安徽省代表小组会上，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周新民揭发章伯钧在政治上一贯耍弄两面派的手法。周新民说，章伯钧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伪装进步，和当时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很接近；但暗中和青年党的关系却很密切。1946年11月间，青年党和章伯钧等以第三势力方面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说假如与中共和谈不能达成协议，即希望蒋介石召开伪国大。青年党代表和章伯钧在信中表示要参加伪国大。在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当天上午，第三势力方面的代表见到了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但他们没有向周恩来谈到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事情。周新民说，章伯钧就是以这种两面手法欺骗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党一起进行破坏旧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
周新民说，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一致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沈钧儒和章伯钧并拍发电报到延安，表示拥护。可是章伯钧是假拥护，他暗中骂共产党，并企图把当时的中国变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共产党在黄河流域，蒋介石在长江流域，第三势力方面在华南一带。章伯钧当时还想拉拢李宗仁等退到华南，共同在华南建立和发展第三势力。同时他还秘密组织了所谓“民主行动委员会”，制定了纲领，暗中联合梁漱溟、张东荪、罗隆基等配合他在香港的活动，以此来破坏中共“五一”号召。
周新民还说，章伯钧一贯仇视在民主同盟内的共产党员。解放前他就对民革中央常务委员朱蕴山说，民主同盟不要秘密的共产党员在民盟内部。1947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办的报纸曾发表三篇文章，介绍了三个在民盟内的共产党员的历史和活动。据以后调查，这些材料大部分是章伯钧供给的。还有代表指出章伯钧对盟内一些共产党员暗中进行打击，平时他常胡乱猜疑谁是共产党员，谁不是共产党员。
章乃器这几天在四川省代表小组会上，表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极端恶劣的态度，他摆出资产阶级的臭架子，态度横蛮，拒绝检讨，说“再检查三年也检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公然谩骂揭发他的人。章乃器的这种恶劣态度，激起代表们极大的愤慨，代表们认为这是章乃器对于受人民委托的人民代表的公然藐视，要他彻底检查交代。许多代表发言中还谈到“有反必肃”的方针的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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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寻找证据
罗翼群下乡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
到处陷入群众重围，只得临阵狼狈溜走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1日电 新华社记者许实报道：广东省资产阶级右派代表人物、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利用“视察”的名义，正在广东省兴宁、平远、蕉岭等县疯狂地煽动学生、农民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到6月29日为止，罗翼群虽然受到当地群众的猛烈回击，但是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还没有因此而全部停止。
罗翼群自从利用大鸣大放的机会发出所谓“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谬论，接连受到各方面猛烈的回击以后，他便借“视察”名义，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及平远、蕉岭等县去找“饿死边缘”的材料。他对此行的动机解释说：“农村大部分人对共产党不满，干部和群众关系很坏，有不少人给我写了信，我要把它带到广州去，准备痛骂驳我的论点的人。”但是，罗翼群自6月11日离开广州到29日为时十九天的“视察”活动表明：罗翼群不仅向当地的被管制分子、被斗垮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一些可疑分子去搜集“饿死边缘”的材料，并且进一步煽动当地学生、农民进行反对党的领导的活动。
罗翼群在平远县八尺乡曾召集当时正在赶集的二百多人，发表煽动群众的演说。他说：现在山区粮食生产水平比过去低很多了，农民还有什么生产积极性？我发表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文章，我说农民现在很苦，我很同情你们，你们看看是吗？没得吃，饿到病，没钱医，就会饿死人的，这不是到了饿死的边缘吗？他又跑到那个乡的肥田社对社员们说：共产党重视国计，不重视民生，征粮过重，税收过多，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民可吃什么呢？
罗翼群自兴宁县到平远县的途中，又在黄陂圩向群众发表演说。他说：我是民主人士，什么也不怕，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反映，也可写信到我住的旅社去。罗翼群到了他的家乡兴宁县龙田乡，又动员了他的亲房串连了一些人开了两次会，来搜罗“饿死边缘”的材料。
24日，罗翼群钻到学生、教师的队伍中了。他跑到蕉岭第二中学
“视察”。一到学校，便开口问：“你们老师吃粥还是吃饭？”老师说：“我们吃饭。”他紧接着问：“那么是两饭一粥吧？”老师们又说：“三餐都吃饭，在学校住宿的学生也吃三餐饭。”罗翼群还在学校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向学生说：“平远县的学生反映，旧社会毕业即失业，现在毕业也是失业。嘿嘿！复员军人也一样回家生产，嘿嘿！”
罗翼群的这些活动受到平远县地主刘菊秀、被管制分子林禄如之流的喝采。林禄如对罗翼群说：“先生发表的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一文，我很同意。我县人民都很拥护。”
在罗翼群到过的兴宁县笃陂乡，已经发现了“打倒共匪”、“农民已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这样的欢迎罗翼群的标语。
但是，罗翼群的反共活动却引起了当地广大群众的义愤。罗翼群在蕉岭县的五天当中，他就完全陷入了当地农民、学生、职工的重围之中。24日，蕉岭县第二中学教职员和学生在座谈会上向罗翼群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为什么要说广东人民接近饿死的边缘？”25日，第二中学又派出了代表几十人远行三十多里路到县城邀请罗翼群座谈，准备继续驳斥他的谬论。但是被罗翼群拒绝了。学生们又派出代表到他的住地拜访。这些行动却激怒了罗翼群，他大声地说：我不回答饿死边缘问题。26日，除了二中师生外，又加上了机关职工、蕉岭一中老师，他们一起邀请罗翼群举行了五小时的座谈。罗翼群没有办法为他的谬论开脱，就说：“我说饿死边缘指的是城市并不是农村，是指全国不是指你们这里。”28日，蕉岭城里又燃起了反击右派的怒火。农民、学生、职工一千多人在文化馆举行座谈会。会上，发言人一个接连一个驳斥罗翼群的谬论。农村妇女萧永玲说：我村北方农业社第一生产队有三十四户，解放前大家吃“猴头”、糠粄，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后虽然受几次旱灾，也没有饿死人，而且每年都能宰两条大猪。萧永玲质问罗翼群说，你的“饿死边缘”的根据在那里？蕉岭二中教师钟广荣说：罗翼群是站在反动的立场，假借关心群众生活为名，企图煽动人民反对共产党。到会的代表都一致表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过幸福的生活，表示要更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罗翼群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狼狈地说：“在蕉岭没有到饿死的边缘，绝对没有。”29日清晨，罗翼群便偷偷地离开了蕉岭。
这个曾经当过伪南路行署主任的罗翼群，在广州解放前夕举行的一次“纪念周”上，曾对着孙中山的遗像放声大哭，骂孙中山先生没有眼光，错用了蒋介石以致不能消灭共产党。解放以后，他在自传里还称蒋介石做“蒋校长”、“蒋总司令”。直到今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时，还公开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今年6月5日在省人民委员会座谈会上，他又以“为农民请命”者自居，说税收过重，农民生活苦，要共产党“轻刑罚、薄税敛”，力图暗示“民不聊生”，以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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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卫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
长白山区人民痛斥右派分子
据新华社通化2日电 长白山区抗日老根据地人民近日来纷纷集会痛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在6月29日通化矿务局举行的座谈会上，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们介绍了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艰苦斗争的事迹：当年杨靖宇将军在东北的丛山密林里，经常冒着零下四十二度的严寒爬冰卧雪苦战。他和战士们一起吃橡子面，甚至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饭。他和战士们一样穿着草鞋和树皮染的布衣。殉国后，敌人剖开他的腹部，胃中只有树皮草根。当年在抗日联军当过炊事员的老人张茂盛，谈到了他当年脚冻破了用麻绳缝的情景。参加座谈的人都说：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用血肉换来的。当年在山沟里，看不到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影子。你们尝过橡子面的滋味吗？受过用麻绳缝皮肉的苦楚吗？解放后共产党团结你们建设社会主义，你们反倒要杀共产党。你们的心肠和当年杀共产党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两样呢？
住在山沟里的农民们也纷纷举行广播会和读报座谈会，痛斥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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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储安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右派
李兵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储安平先生发表了所谓“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的谬论，向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提出挑战，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有他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同时这件事也向我们表明了在储安平先生的思想深处仍然牢固地保存着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主义”仍然在一些知识分子心目中阴魂不散。
三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大都知道储安平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主编标榜为“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观察杂志而知名于世的。虽然观察杂志明文规定文责自负，它所刊载的论文编者并不一定同意，但是整个的说，这些论文的倾向（特别是储安平自己的论文），实质上是代表当时所谓“自由主义的道路”，所谓“中间路线”的。1947年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而当时的“自由主义的道路”“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就是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
我不愿低估观察杂志在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透顶暗无天日的统治这一方面的作用。但是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右派，他们也散布了许多恶劣的反动的影响，阻碍了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许多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踌躇徘徊，不能早日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当时的储安平先生和观察杂志在国际关系上采取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敌友不分，经常将苏联与人民所深恶痛绝的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甚至散布反苏滥调。例如储安平曾经公开地支持杨光时等十人提出的组织“民主国际”用以对抗国际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建议。当时储安平曾同吴世昌一起研究了杨光时等人的见解。吴世昌在“论民主国际”一文中写道：“本刊的编者储安平先生使我在此文（指杨光时等十人的文章）未发表前有读到的机会。我们都认为这一篇文章中所提的若干见解，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是从未经人说过，且极有建设性的价值……大体上可以令人同意。”（见观察2卷22期吴世昌：论民主国际）
在国内，中国人民与反革命正处在生死决斗时期，在漫天的革命大风暴中，储安平先生尽力散播改良主义的毒素，标榜出所谓革命以外的自由主义的道路。本来，改良主义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没有广泛的阶级基础。三大敌人在政治上是穷凶极恶的统治，不给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经济上是敲骨吸髓的剥削，不仅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活不下去，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处在复巢之下，岌岌可危。因此中国人民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革命以外，别无出路。但是储安平先生却在反动派已日暮途穷，革命已经胜利在望之际，通过观察和自己的一些著作（如英国采风录）在理论上大肆宣传资本主义民主的优越和英国工党的德政。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虚伪与欺骗变成了诚实和公正，把建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血汗上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的统治描绘成一幅绮丽动人的图画，说成是中国人民应当遵循的最理想的道路。
虽然储安平先生也经常激昂慷慨地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但是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在思想感情上对反动政权必然是情意绵绵藕断丝连的。因此往往在抨击了国民党之后又显露出策士的面孔，为国民党借著一筹。例如1947年“五·二○”学生运动中，储安平先生在“大局浮动、学潮如火”一文中最后就说什么“要执政当局拿出良心和办法来，一一见之实行。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者，实莫过于执政当局能够牺牲他们已得的一部分权利，唯有这样，人心才能平，社会才得安定！”
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思想本质上必然是同共产主义和人民革命相抵触的。因此储安平先生当时对于中国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像对国民党一样表示了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厌恶。他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储安平：中国的政局，1947年观察二卷二期）如果把这些诬蔑言论与今天储安平先生所谓“党天下”论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调相比，虽然隔了十年，我们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前后是一脉相承的。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和旧社会已经在分崩离析的前夕，连储安平先生也看出“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南京显已沦入暗淡与苦痛之中。”“据我们观察现政权已失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势的自信心。”但是储安平竟敢狂妄地要争取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提出：“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当时还分析了所谓“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认为自由思想分子的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他认为民盟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组织。他认为民盟的领导人物中沈钧儒、黄炎培等人都是过去的人物，只有罗隆基一人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章都来，有煽动力，有原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因而，虽则“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但是“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载观察二卷二期）如果把这些言论和今日储安平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子的“要共产党下台”“民主党派轮流执政”等向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谬论加以印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右派分子的本质，右派分子的真正面目。但是很遗憾，螳臂毕竟不能当车，不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就连储安平先生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分子”“中间路线”都没有扭转历史的车轮！1949年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完全复灭了。而在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查封了观察杂志，储安平先生才无可奈何地被“逼上梁山”——参加了革命。
尽管储安平先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散布了这么多的反动言论，但是解放后党和人民仍然历史唯物地对待这些问题，并没有对他有所苛责。并且在工作上地位上予以适当安排。选他作全国人民代表，使他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个重要职务。作为一个观察的读者，我也曾以极其欣慰的心情，看到了储安平先生在1949年11月解放后出版的观察杂志上进行了自我批评，能初步认识自己的错误。后来又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储安平留居新疆，写出了些歌颂英雄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建立的丰功伟绩的报道。我多么衷心地希望他能够彻底地改造自己与人民共同前进。但是曾几何时，储安平先生竟露出了尾巴，又对共产党进行诽谤诬蔑，又狂妄地要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但是时代变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的工农与知识分子联盟面前，储安平先生企图贩卖资产阶级私货的企图被查获了，“民主自由主义”现在已经没有广泛的市场。但是这件事情也向我们说明了一个真理：“对于许多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从各方面感染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同样需要脱胎换骨。不彻底地改造自己，“早晚会被抛出时代的列车”！至此我不禁一再咀嚼伏契克的名言“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