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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从政府的三个报告看一九五六年
国务院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提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预决算报告、经济计划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明了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情况，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用铁一般的事实，驳斥了右派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民主专政的谬论。
从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对于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民经济建设工作，可以得出什么基本的结论呢？首先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1956年我国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
1956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伟大变革的一年。我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在这一年中经历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的变化。在全国组织起来了七十五万六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在全国组织起来了大约十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合作小组，参加的人数达到五百多万人，大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2％。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中，占产值99.6％和占职工总数99％的工业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的资本主义商业中，占总户数82.2％和人员总数85.1％的商业企业，转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由于这一变革，就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样，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
我国社会制度的这一伟大变革，是一次极其广泛极其深刻的社会革命。大家知道，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某种破坏，如企业破坏、生产停滞、耕畜死亡、物价波动等等。但是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建设作用，并且尽可能地避免了它的破坏作用。大家可以看得见，五亿农民和五百万手工业者是如何自觉自愿地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三百万户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是如何平平稳稳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中，在去年那样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条件下，农业生产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获得了增加，粮食的产量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多；手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也是历年来最高的；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它们的生产和它们的营业额都有很大的增长。这些事实是人所共见的。在革命的大风暴中，像1956年的情况那样——生产不断增长，市场一般稳定，经济生活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难道是偶然的么？当然不是。这次革命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它是在工人阶级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手工业者和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政策，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这次革命又是由共产党、人民政府从上而下的领导和群众由下而上的响应结合起来进行的，是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进行的。这样，就保证了这次革命健康地胜利地发展。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发生极其深远和极其广泛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在这两大高潮的推动之下，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提前一年即在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1956年我国钢的生产量达到四百四十六万五千吨，超过了五年计划8.3％，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四点八倍；1956年我国粮食的生产量也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达到三千六百五十亿斤，而在1949年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社会就业人数有很大的增加，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较多的改善。而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则有迅速的增长。1956年一年的投资额即等于恢复时期三年中投资总和的两倍。由于历年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果，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地出现，新增的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增长。1956年一年中新增加的炼钢生产能力，就超过了解放前全部的炼钢生产能力。旧中国几乎没有的机器制造业，完全没有的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现在都建设起来了。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也开始建设起来了。这种变化，标志着我国正处在由落后到先进的巨大转变中。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人，对于祖国的这种伟大的变化和兴旺的景象，都是非常高兴的。
1956年的成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胜利，保证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进作用。
1956年的成就，决不是偶然地得来的，这是我国革命发展和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指出上面的成就，就是要肯定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建设的成果，使我国人民信心百倍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1956年当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工作和计划工作方面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国家对基本建设的投资大约多了十五亿到二十亿元；对农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多了几亿元；教育计划的招生指标有一部分订得高了，职工增加得多了；一部分人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就在国家财政收支方面第一次出现了一些赤字；银行也多发了一部分货币；过多地使用了几年来国家所积存的商业库存和物资储备。因而给1957年经济生活的安排，带来了某些困难和不利的影响。
但是，1956年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同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比较起来，则是次要的，不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急速发展中，产生这些缺点和错误一般是难于避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取得经验教训，得到锻炼，以便顺利地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我们对于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失调现象，完全有可能自觉地在1957年和以后的计划中主动地加以调节。大家可以看得见：1957年我国的生产在不断地发展。1957年前五个月工业生产的水平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1％，生产资料的生产比原计划超额很多，生产资料供应的紧张情况已经有所缓和。市场物价，基本上也是稳定的。因此，完全可以说，1956年我国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胜利，不仅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在大革命中可能引起的破坏和损失，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对于全国人民是极为有利的。
和平革命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有它的弱点，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这次革命过程中没有充分的机会进行真面目的抵抗，因而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在中国简直没有人反对社会主义了。这当然不是事实。他们在1956年没有说多少话，到了1957年，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利用中国共产党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整风运动的机会，向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动了攻势，就中也向1956年我国人民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发动了攻势。他们把胜利说成“失败”，把人民创造的奇迹，称做“全面冒进”或者“好大喜功”。说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都搞错了，说什么五年计划破产了，说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等。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读者用客观的事实一对照，就会完全明白。右派分子想否认客观存在的事实，想把历史车轮往后拖，这是可能的吗？当然不可能。因为客观的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车轮总是前进不息的。同右派分子的愿望相反，在1956年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获得彻底的胜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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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听取两个报告 开始大会讨论
董必武在报告中指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头等重要任务
据新华社2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下午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作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代表常务委员会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在今天的会议上，开始大会讨论。
董必武今天着重向大会报告了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1月至5月的工作和当前全国审判工作方面的情况。
董必武说，去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刑事、民事案件的总数比1955年下降约三分之一，其中显著下降的是刑事案件，反革命案件下降40％以上。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第一季度，民事案件略有上升，而刑事案件仍有下降。董必武指出，刑事案件的下降，标志着我国犯罪现象的减少，特别是标志着反革命势力已经基本上肃清。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反革命残余和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很快就会完全趋于消灭。他说，同一切犯罪现象作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仍是人民法院的头等重要任务。
董必武驳斥了右派分子攻击司法改革和批评我们审判员不懂业务等的荒谬论调。他指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认真开展整风运动和在政治上、思想上反右派的斗争，是当前各级人民法院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彭真在他代表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报告了常务委员会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后到现在一年来所进行的各项工作。
接着，大会讨论开始。今天在大会上发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嘉庚、上海工业劳动模范朱顺余、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鞍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邵象华、安徽农业劳动模范张会亭。
今天会议执行主席是罗荣桓、李雪峰、荣毅仁、崔建功、舒舍予、黎锦熙、桑吉悦希、朱顺余。
今天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九百五十五人。
今天会议在下午三时开始，五时三十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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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攻破章罗联盟重要据点
上海右派集团阴谋暴露
陆诒承认：这个集团是章罗联盟领导的，有纲领有组织有分工
新华社上海2日电 昨天晚上，在上海新闻日报举行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陆诒的会议上，陆诒承认了上海的右派分子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杨兆龙、王恒守、夏高阳、孙大雨、许杰、韩鸣和陆诒等是章伯钧、罗隆基联盟领导下的一个有纲领、有严密组织和分工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集团。他们的分工是陈仁炳、彭文应等抓民盟上海市委和文艺戏剧界，王造时、杨兆龙等进攻司法工作，陆诒等抓新闻界，孙大雨、许杰等则在高等学校放火。
罗隆基估计国内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
指使上海右派利用整风进行阴谋活动
陆诒承认他们和北京章、罗联盟经常信使来往密谋，在今春一次秘密集会上，罗隆基曾指示他们要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进一步作一系列的阴谋活动。罗隆基当时估计，中国国内是“一团糟”，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
陆诒说，早在去年夏季，这个集团已经有计划地向共产党的领导进攻，到最近“大放大鸣”期间达到了高潮。他说，去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发生的张孟闻事件，是右派分子明目张胆向党进攻的开始。就在张孟闻发言的当天晚上，王造时、彭文应、陆诒、孙大雨、赵文璧就在一起密谋。孙大雨并抱怨张孟闻检查得太早，沉不住气。果然，后来孙大雨在政协会议上公开污蔑六十几位党内外人士为反革命分子。而这个发言稿是事先在孙大雨家里经过王造时、彭文应、陆诒、赵文璧、张孟闻等人周密研究过的。他们当时开会直到深夜。后来，市政协开会，准备成立调查组处理孙大雨的污蔑性的发言。会上，这些右派分子又多方为孙大雨辩护，当夜又在孙家密谋对策。孙大雨竟狂妄地说：“就是开几千人的大会，我不怕，打官司，我不怕，就是上国际法庭，我也不怕。”
陆诒承认，他们“检举反革命”是一个恶毒的手段，就是打击党和党外的积极分子。陆诒说，早在1954年，彭文应即主张在民盟内“肃清反革命”，他开了一张“反革命”名单，其中包括傅于琛、韩学章等。彭文应的目的是警告这些人不得向党靠拢。
今年春天，王造时去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就和罗隆基、章乃器、顾执中、潘大逵等数度密谈。罗隆基分析国际形势说，国际局势未必缓和，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和平解放台湾没有希望，万一美国进攻，又得逃到内地，再受抗战八年的苦头。罗并认为国内是一团“糟”，罢工罢课闹得很厉害。因此，这些右派分子就部署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这时候，陆诒也正好去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曾在前门饭店向王造时献策。他对王造时说，你必须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否则，真是“虚此一行”了。果然，王造时在发言中贩卖了美国式的民主，而发言中“唐太宗多，魏征少”的阴险的比喻，就是陆诒出的主意。王造时当时对陆诒的这个“妙计”极为赞赏，事后洋洋得意地说，政协会上能与他的发言媲美的只有黄绍竑、章伯钧和罗隆基，尤以黄绍竑的发言“最有份量”。黄绍竑在这一次发言中极端地污蔑了肃反运动。
在全聚德饭馆密谋组织反动政党
罗隆基面授机宜章乃器愿意出马
陆诒一到北京，就去拜访了顾执中。顾执中是陆诒的老师，也是他解放前投奔国民党特务头子陈布雷的引见人。陆诒向顾执中汇报了上海情况，也谈到孙大雨，顾曾指示说孙大雨要讲策略。顾执中、陆诒和王造时等还想借用恢复救国会的名义来组织一个反动的政党，并曾为此在“全聚德”饭馆会商。他们妄想拉拢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参加组织，作为他们的反动资本。罗隆基还向王造时面授机宜说，组织是次要问题，共产党就不喜欢我们搞组织，关键在于设法拉拢群众。罗并一再指示他们要小心，章乃器也表示要在这个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
陆诒、王造时回到上海，就与孙大雨等共商大计，孙大雨还嫌救国会名义不好，主张干脆另组政党。陆诒说，这当然是资产阶级政党。
陆诒从北京回来后，陈仁炳要他在盟内借传达中央宣传会议为名来部署反党活动。陈仁炳早已确定把上海电影制片厂等文艺单位作为放火点，因此要陆诒多谈“电影的锣鼓”一文在北京的反应，以此来煽动电影界对党的领导的不满。王造时也要陆诒经常汇报上海宣传会议的准备情况，并特别关心上海高等学校何时开始鸣放，以便放火。陆诒自己也在新闻日报社内部撒下了火种。
上海宣传会议后右派日夜密商对策
夺取报纸、到处放火、企图把党整垮
上海宣传会议开幕后，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日日夜夜，会内会外，活动频繁，联系密切。他们几次去孙大雨家中集会。他们在会上发表的种种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的谬论都经过集体研究和讨论。陆诒在会议期间，还利用职务的便利，曾告诉王造时等有的工厂在闹事，有的学校罢课，王造时即在宣传会议上大叫“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陈仁炳看到宣传会议上有一边倒的现象，认为，“形势比人还强”，就抛出了“算旧账”的王牌。陆诒向陈仁炳汇报新闻日报鸣放情况后，陈仁炳说，沈公（沈志远）既为你们撑腰，你们放手干好了。明目张胆地企图打乱党的整风步骤。
企图夺取报纸领导使之为右派服务
陆诒说，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很重视夺取报纸的领导，使报纸为右派的反动阴谋服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报纸极尽诬蔑。陆诒认为报纸“一片教条主义”。彭文应也说：“报纸新闻太少，把老百姓变成瞎子和聋子了。”他说，美国报纸内容就丰富。他企图以此来改变人民报纸的方向。陆诒说，陈仁炳对文汇报非常注意，他到上影放火，即与文汇报配合进行。陈仁炳曾告诉陆诒，新闻日报应向文汇报看齐。为了夺取报纸的领导权，文汇报徐铸成曾向陆诒介绍将党员赶走的“拆墙经验”，徐说：“我要介绍的拆墙经验，对你们新闻日报很有启发。”陆诒即回报社到处宣传徐铸成的经验。王造时更鼓励陆诒要掌握新闻日报，他对陆诒说，你不能屈居于金仲华（新闻日报社长）之下，我们都为此不平，顾执中也很不平。他并要陆诒值夜班，可以决定稿件的取舍。由此，陆诒就在报社内积极攻击金仲华和共产党员，以便自己来“挂帅”。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前后，他们专门对反动的错误的意见加以鼓励，而对正确的意见加以打击。文汇报记者吕文攻击陈毅市长，陈仁炳说，有勇气。鲁莽在市政协会议上作了攻击积极分子的发言，彭文应找陆诒密谈：“我已发起支持鲁莽的签名运动，日内有人去找你，你一定要发表”。陆诒说，他当时不赞成韩鸣与鲁莽联合发言，因为在他看来，要打就应打中要害，鲁莽、韩鸣等的发言打击党外积极分子并非要害。
他们经常散布谣言说党不敢放或要收了。陈仁炳更幸灾乐祸地说，共产党的命根子是工农群众，所以最忌说工农生活不好，今天下面形势已有些不妙，所以收有必要，否则不是要乱了吗？
彭文应想出三条“妙计”抗拒交代
右派企图订立攻守同盟终归失败
上海和全国展开轰轰烈烈的反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后，彭文应曾与陆诒、王造时等密商对策。彭文应提出抗拒交代的三个办法：不讲话；讲一点；大辩论。报上揭露了陆诒的反社会主义和反对党的领导活动后，陈仁炳、王造时要陆诒“坚定”、“沉住气”。陈仁炳还说，共产党作事从来就是一阵风，一阵风过了，我还是当我的教授，你还是当你的副总编辑。他还无耻地说：“做典型，就做做典型。”与鲁莽在政协会上一起污蔑民主人士的罗隆基的亲信韩鸣，还数次登门，要和陆诒订立攻守同盟。他告诉陆诒说，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你不看上影民盟支部也没有表示态度吗？又说，彭文应这几天还是笑嘻嘻的，怕什么？他并要看陆诒检讨的稿子，警告陆诒“要站住，不要倒下去了”。
陆诒交代上述情况后，不少人起立发言，认为他开始交代是好的。希望他痛下决心，作彻底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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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接见韦洛坡并共进午餐
彭真市长举行宴会招待韦洛坡
新华社2日讯 周恩来总理和夫人今天接见了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以及同他一起来访问中国的全体印度尼西亚友人。接见后宾主共进午餐。
接见时在座并一起进餐的，有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其瑗、副秘书长余心清。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在座。
新华社2日讯 李维汉副委员长同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在今天上午举行关于制宪问题座谈会。
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第一副议长普拉沃托·曼库沙斯米托和来中国访问的其他印度尼西亚友人，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参赞苏万托也参加了座谈。
中国方面参加座谈的，有张苏、曾一凡、田家英、刘春、周鲠生、李琪。
新华社2日讯 北京市长彭真今晚举行宴会招待印度尼西亚制宪议会议长韦洛坡和夫人以及同他一齐来中国访问的全体人员。
彭真在致词中说，我们两国的友谊已经被两国人民和领导人的来往、两国人民共同的利益以及友谊的历史所证明了。彭真说，你们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和参观什么地方，我们将全部满足你们的要求，因为你们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彭真最后请韦洛坡议长把北京市人民和全国六亿人民的友谊带给印度尼西亚人民。
韦洛坡讲话说，我在北京参观了文教事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商店和其他许多东西，感到这一切反映了你们宪法中的规定已经变成了事实。我们在中国的参观和了解的情况，对我们制订一部永久的宪法很有帮助。韦洛坡说，我们快要回到万隆去了，但是北京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印度尼西亚驻中国大使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出席作陪的，有沈钧儒副委员长，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冯基平、程宏毅、贾庭三、乐松生和首都各界著名人士。（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和韦洛坡议长交谈。 新华社记者 郑振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