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决不让党内右派分子腐蚀党的肌体
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的反击
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
本报讯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于最近期间揭露并批判了该所右派分子共产党员许良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在开始大鸣大放期间，许良英放出了许多煽动性的言论。他说：“整风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让大家吐吐怨气”；“发牢骚是拆墙的第一步”。并且说：“反正大家经过肃反，都可以一视同仁”，就是说不需要什么阶级路线和党内外的界线了。他持着这种思想和不可告人的目的，打着大鸣大放的旗子到处点火，散播反党言论，还说“这样的鸣放是党的最高利益”。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曾经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在大鸣大放期间，他觉得文汇报最过瘾，因为“文汇报揭发得最彻底。”对人民日报则因为它反击右派“太粗暴”，所以他不愿再看了。
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的充分暴露，还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召之后。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许良英在6月13日该所党员骨干小组会上公开地发动了对党的恶毒进攻。他说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社论，就是说整风运动不搞了，他觉得“很可惜”。他认为人民日报对右派进攻发动了反击是“使人感到昨天还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变了脸，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又说，“从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言行中看不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是代表资产阶级发表意见而已”。他认为章伯钧说现在要出匈牙利事件了，党应该让步，这话很对。他也对人说现在全国要大搞了，并煽动人进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认为人民日报将右派分子的话用大字标出是“制造人民内部的分裂”，“八个版全面反击不是和风细雨的整风”。他还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要这样搞法？这样整风就搞不好，要整风也是讲空话。”他说：“给唯一向毛主席提意见的储安平以双倍打击，是太粗暴了。”他还污蔑说：“对右派分子发动了反击可能是毛主席的方针受到了党内有宗派主义的高级干部的反对，因而有了转变，毛主席妥协了，这是老干部想报复；太不道德了。”他还造谣说：“中央分裂了。刘少奇彭真压制毛主席”并且装做正人君子的面孔声言：“我要起来捍卫毛主席的路线，不惜牺牲党籍，丢开孩子和家庭。”他曾经去科学出版社问一个同志是否同意人民日报社论的看法，那位同志回答他说同意，他立即骂人家说：没出息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都没有反应。后来还对别人说，“这个人被党支部搞过去了”。
在很短的几天中，他城里城外奔走过八九个地方，找过十几个人，进行了不少的活动。但对于这些活动，除了同志们揭露的之外，他自己还很少交代。
关于他的反动思想和罪恶活动，目前哲学研究所的全体同志，正在进一步进行揭露批判和追查。
第2版()
专栏：
王中到处贩卖反党新闻理论 企图在新闻界造成势力范围
据新华社上海28日电 据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张黎州和学生诸国本等昨天揭露，右派“理论家”、复旦大学党委委员、副教务长兼新闻系主任王中曾经企图在南方新闻界中形成他的势力范围，以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来篡夺党的新闻事业。
张黎州在昨天举行的上海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第五次会议上说：为了实现这个阴谋，王中曾在去年夏天到济南、青岛、南京及上海等地的报社、电台讲演，宣扬他的反动新闻理论，企图在南方一带的报社中造成有形无形的理论势力，同北方的新闻机关对垒。诸国本说，王中曾表示要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划分势力范围，他感到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分配太分散，因而曾支持他们成立同学会，以便集中力量。
四年级学生诸国本等三人联合发言中还揭露：王中曾经要他们毕业后不要到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去工作，说那些地方吃不开，要到别的地方去，运用自己的理论开辟市场。王中培植他自己势力范围的手段，除了把接受他的理论的学生派往报社工作外，还企图成立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作为“干部修理厂”，把目前报社中的新闻干部调来“修理、修理”脑筋。这样，就可以用他的所谓“商品性”、“趣味性”、“社会需要论”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来改造党报成为没有党性的“非阶级斗争工具”的报纸。
诸国本等还揭露，王中对无产阶级的新闻学和党的新闻事业采取蔑视和仇视的态度。去年夏天，王中领了一个调查团出外调查了一个月，搜集了一些党报工作中的缺点，就到处宣扬省报“一团糟”、“寡妇脸”、“没有前途”，一定要被淘汰成为“内部通报”，等等。王中说：“县报也办得不像话，没有存在价值。”而人民日报会成为一张专门登载公报和社论的报纸。王中还污蔑党报和新华社的老干部有德无才，是“吃教条”的。
可是，王中对资产阶级新闻的理论和报纸却推崇备至。张黎州等说：王中曾提出要组织一个不由党委领导的“复旦通讯社”，让学生学习资产阶级记者那样到处跑、到处钻，而不靠党委介绍信，专搞社会新闻和文教新闻。
第2版()
专栏：
山东文联反击叛徒任迁乔
他打着“老革命”招牌对党进行诬蔑
新华社济南28日电 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自7月9日以来，连续通过各种方式，驳斥党内右派分子任迁乔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任迁乔是共产党员，是省文联艺术部部长。他在“大放大鸣”当中无耻地背叛了党，打着“老革命”的招牌，污蔑党内党外根本没有民主，污蔑党和党中央犯了严重的错误又不作自我批评，说党内“个人崇拜成了系统”、“为什么能喊毛主席万岁，就不能喊高岗、饶漱石万岁？”他还为高岗喊冤。
任迁乔极端反对反击右派的斗争，诽谤中国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在机关黑板报上，他曾经连续发表了污蔑谩骂党的三幅漫画。
经过严正的斗争，任迁乔在被揭发的大量事实面前，只承认和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反动言行，但还是抱着避重就轻、化大为小的不老实态度，对于污蔑党和党的领袖的严重反动言行避而不谈。省文联决定最近召开山东省及济南市文艺界会议，继续对任迁乔的反动言行进行揭发和驳斥。
第2版()
专栏：
农工民主党又揭露出一个首要的右派分子
黄琪翔是章伯钧的“副帅”
据新华社28日讯 在26日下午举行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整风扩大会议，撕破了右派分子黄琪翔两面派的假面具，揭穿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以及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在农工民主党内组织右派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会上，不少人揭发了黄琪翔的一贯反共、反对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行。
黄琪翔表面上说他是如何“热爱”共产党，二十年来“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实际上他是非常仇视共产党，辱骂共产党员。黄琪翔曾经说，“共产党内缺少民主，缺少自由，组织性、纪律性太强。”因此，他阻挠他的儿子参加共产党。他还认为共产党员发展到一千二百万，太多了。1954年，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叫农工党的成员“接受农工党的领导，不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954年2月，他在武汉农工民主党会议上，多次威胁武汉市农工民主党副主委唐午园和干部们说：“谁敢向统战部反映情况，我可以代表中央给他纪律制裁。”并且还恶狠狠地说：“谁敢把会议情况向外面泄露半句，你们试试看。”黄琪翔在去年就说，国务院的副总理尽是共产党员，没有一位党外人士，共产党包办一切，不民主。他还对他在政府中的职务不满，工作态度消极。他说，“我们这些人，只能摆摆样子，有些事就不必去管。”
还有许多人揭发黄琪翔在反右派斗争中公开包庇章伯钧。章伯钧在人民日报6月14日发表的“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的假检讨，是章伯钧、黄琪翔、李健生的集体创作。黄琪翔在揭发章伯钧的座谈会前说，他和章伯钧有“同党之谊”，“轻描淡写几句就行了”。因此他和章伯钧常在座谈会上一起唱双簧，甚至还企图把章伯钧的问题说成是“思想问题”，公开包庇章伯钧，说他检讨的态度“比较老实”。他曾安慰章伯钧说，周总理报告中批判右派分子的那段话是针对章乃器的。此外，黄琪翔还一再强调关于章伯钧的检查小组要保密，并对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说，“谁泄露小组会的内情，要追究责任。”前已报道，这个以黄琪翔为首的检查小组已因包庇章伯钧而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的扩大会议上被解散了。
黄琪翔从来不承认有密室策划，总是标榜他做事“公开”、“坦率”，其实并不如此。今年春天，农工民主党全国工作会议期间，有一天王大鲁到他家里去，正碰上他和李伯球正在把中央委员名单排队，计算那些人同意黄琪翔作副主席，那些人不同意。李伯球当时并警告王大鲁不要向外讲。早在去年12月7日，黄琪翔同锺岱、王大鲁赴天津视察农工民主党党务，黄就和锺商量夺取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秘书长的职位，同时还计划把自己提名为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今年1月11日，黄琪翔找李伯球到他家里去，他对李伯球说：“有三个位子要安排，即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和政协委员。”黄琪翔要想当农工民主党副主席，他认为副主席就可以取得人大常委的资格。他并且表示，其他职务可以让给李伯球。
5月初，黄琪翔同章伯钧、李伯球共同策划在医药卫生界、农林水利界、工程技术界等六个方面“点火”，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
还有些人揭发了黄琪翔和反革命案犯杨虎的关系，并不是像他自己说的“纯粹是朋友关系”。黄曾说杨虎案发以后，他们就没有来往了。李伯华揭发他在杨虎案发以后还是有来往的。还有人揭发，章伯钧有四条路线，其中一条就是通过黄琪翔勾搭陈诚的关系。1948年，黄琪翔从德国回来以后，到南京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叫他去台湾见陈诚，他遵蒋介石的命到台湾见了陈诚，不知陈诚交给他些什么任务，他从台湾回到香港后，大肆请客、送礼。
有些人揭发了黄琪翔的反动历史。在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以后，黄琪翔率第四军到广州，当时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起义，爆发了广州暴动，黄琪翔亲自指挥反动军队屠杀了大批工人群众和共产党人，黄琪翔就是这样一个弹压广州暴动的罪魁之一。
章伯钧的弟媳妇史锺英在书面发言中控诉黄琪翔的罪行。她说，史淑隐，又名史天山，是她的叔叔，是共产党员。在1927年12月广州暴动时，史淑隐是广州卫生局局长。在暴动遭到失败后，史淑隐在别人的瓦屋檐沟里躲了七天七夜，眼看就可以脱险，但是被黄琪翔施用阴谋鬼计把史淑隐诱骗出来杀害了。
史锺英说，这件事是她的婶母亲自告诉她的，她现在要控诉黄琪翔。她说，黄琪翔这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检讨说，从大革命失败后，二十年来在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不忍心离开共产党。史锺英说，黄琪翔屠杀了共产党员，还说思想上没有离开共产党，这是天大的谎话。
在今天会上揭发和批判黄琪翔反动言行的有农工民主党中央副秘书长季方，黄琪翔的私人秘书王大鲁，李伯华、胡一禾、何世琨、杨清源、严信民、徐彬如等。
第2版()
专栏：
谁说文艺界是一团漆黑
浙江文艺界驳斥陈学昭
本报讯 浙江省文艺界在7月14日和26日举行座谈会，揭露和驳斥了作家陈学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陈学昭在4月31日浙江省第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把中共浙江省委说成是文艺界头上的一个“盖子”，“闷得人透不过气来”。在5月18日文汇报记者所写的“陈学昭访问记”中，陈学昭把党在文艺工作上的成绩一笔抹煞，把党所领导的浙江文艺界说成一团漆黑。把省委领导形容得像专制魔王一般。还说省委制造“人为的矛盾，以致造成离心离德”。
陈学昭不但把浙江文艺界说得一团漆黑，而且把整个新社会也加以丑化。陈学昭在一篇“更真实些……”这篇文章中，把虚报成绩、打假报告等个别现象夸大为新社会“习以为常”的东西，说“这种欺诈、说谎、虚假的东西，不仅侵入到工作中，人与人的交往中，甚至侵入到日常的生活中来了”。她说她就“经常受到欺诈和说谎”，“而且都出之于领导者”。这些反动谬论在座谈会上受到大家的一致痛斥。
在26日的座谈会上，陈学昭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的言论是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并表示愿意今后好好学习，彻底改造自己。
（新华社专稿）
第2版()
专栏：
又一个章乃器代言人
上海工商界揭发汪君良
本报讯 上海市工商界和民建会员连日举行座谈会，揭发上海工商界右派分子汪君良。汪君良是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副总经理，上海棉纺工业公司经理。
汪君良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剥削起家，而是勤俭起家的。企业合营后，为了抵抗政府的清产核资工作，他提出了所谓第二方案，和同业公会协商出来的方案相对抗。公方代表下厂后，他又设法打击公方代表的威信，他一再宣扬，企业合营后不如合营前好了，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好。他认为企业合营后再没有什么阶级关系，资本家也不须要进行改造，他坚决反对举办工商界政治学校；反对工商界人士参加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反对棉纺业成立评选工作组。
在连日的会议上，人们说汪君良是章乃器在上海的代言人，这个右派分子并且在行动上为章乃器辩护，公然拒绝民建棉纺工业公司支部讨论章乃器的文章。
第2版()
专栏：
成都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胜
右派反动小集团纷纷崩溃
学生在斗争中得到工人农民的有力支持
本报成都27日电 成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胜利，十二个大专学校的一万多学生普遍得到锻炼提高。
隐蔽在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远在5月初就向党射出一系列的毒箭，大肆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川大学“论坛社”以戴虞俊为首的一小撮败类，曾向成都大专学校散发所谓呼吁书，叫嚣“要重新燃起五四以来的火炬，以冲击的号角声和剑戟声夺回民主自由。”他们还提出“全市大学生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的口号。这种叫嚣曾得到各高等学校右派的支持，把火点了起来。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右派分子龚慕麟小集团，出版了反动的“自由先驱报”，在右派教授刘祖伊支持下，煽动学生罢课、罢考，到北京去在毛主席面前打一炮。四川财经学院文鼎勋小集团也出版了小论坛大字报。四川师范学院范通才等在右派教授张泽厚鼓动下，从各方面发起向党进攻，气焰猖獗一时。
6月中旬，全市各校向右派分子展开全面反击。毛主席的报告和本报社论更从思想上武装了反右派的人们。各校学生为彻底驳倒右派，阅读了许多资料、图书。学生们的反右派斗争还得到工人、农民的支持，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工农业建设成就驳斥所谓新社会一团糟的谰言。川大在批判伪军官太太、女流氓、三青团员冯元春诬蔑党是剥削集团的谰言时，附近工厂工人在校门口贴满了支援斗争的标语。农业社并派代表到会和学生们一道同右派争辩，在理论上、事实上把右派驳得体无完肤，低头认罪。
经过这次复杂尖锐的斗争，现在各学校的反动小集团纷纷崩溃、瓦解，害群之马也都被清查出来，广大学生普遍受到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积极分子大批涌现。
事实证明许多优秀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经得起大风浪的考验，如周以叶、陈东明、李必成、聂树辉等，在受到右派的恶毒攻击威胁时，坚不动摇。也有少数党团员如戴凤仪等丧失立场，蜕化变节。另外有些人因立场不稳，缺乏经验，被右派分子花言巧语迷惑，发生动摇，有的则被右派分子俘虏，跟着摇旗呐喊，直到反右派斗争深入后，才逐渐清醒过来。斗争教训人们要做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和工农结合。
现在各校斗争正深入发展。
第2版()
专栏：
充分研究右派言论采用多种说理形式
冶金部反右派斗争走向深入
本报讯 冶金工业部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走向深入。这个部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于右派分子的言论做了充分的分析研究，同时又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说理斗争的方式，广大职工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热情迅速提高。积极分子的队伍已经形成，并在斗争中获得了经验和锻炼；中间分子纷纷向党靠拢；曾经为右派分子的言论所迷惑的人员，也开始摆脱右派分子的影响，坚决表示和右派划清界限。右派分子已经孤立了。
冶金部设计局在和右派分子阎绍玺进行说理斗争的时候，这个部的材料研究小组，专门对阎绍玺发表过的言论，进行搜集整理，发现右派分子阎绍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否定建设成绩；二、取消党的领导；三、要老干部下台；四、丑化党员，挑拨党群关系；五、全盘否定学习苏联的成就，否定肃反、三反、五反的成就。材料研究组即根据这些论点，分成五个小组进行专题批判，写成发言提纲，交给科、处整风学习小组去讨论补充。这样做，不仅使说理斗争更加系统深刻，有力地驳斥右派分子，而且通过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把职工群众的政治认识提高一步。少数一时为右派言论所迷惑的人，听到群众的批驳有理有据，也点头称是，要求在大会发言。
冶金工业部对右派说理斗争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辩论会、批判会、对证会、思想见面、个别谈话及大字报等形式。经验证明，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对坚持说理斗争来说是有好处的。在反右派斗争初期，小型辩论会很起作用，斗争进入高潮以后，他们又采用批判会或是对证会的形式，一面揭露其丑恶行为，另一面对反动谬论进行系统彻底的批判。目前，这个部的大字报已成为反右派斗争的重要工具了。无论就大字报的张数和签名的人数来说，其声势远远超过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期。黑色冶金设计院右派分子最猖狂，大放时期，全院共贴出大字报三百张。现在，几天中，就贴出了五百多张。冶金部各司，大鸣大放时，贴出了一百张，这次反击右派已贴出了四百多张，真是盛况空前。
目前冶金工业部已有一万二千名干部参加了这次反右派斗争。为了彻底驳斥右派分子的言论，他们在总结上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吸取过去的经验，把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向深入方面推进。
第2版()
专栏：
好一个反动透顶的王功溥 城市建设部驳得他理屈词穷
据新华社26日讯 城市建设部民用建筑设计院的工作人员，最近连续举行辩论会，揭发和驳斥右派分子技术员王功溥的反动言论。开始整风时，他就提出了所谓“十六条意见”书，在这个意见书里，他诬蔑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因此他要起来“革共产党的命”，并进行煽动，号召一切有反革命观点的人“大放反革命观点”，他说人民群众认为的“反革命，我认为是革命”。他还说反革命分子胡风的“万言书”里的观点和他的论点一样，因此他要去拜见胡风，为胡风“伸冤”。
王功溥公然造谣说：“类似匈牙利事件要在中国发生”，并声称“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是积极参加的一分子”。他还说他要首先杀掉原同济大学的一个共青团支部书记。
在这些辩论会上，王功溥开始对他发表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论，狡猾诡辩，后来在群众义正词严的驳斥下，他理屈词穷，就以赖代辩，谩骂批判他的人，说大家对他的批判“不值一听”，并无耻地威胁人们说，如果要让他劳动改造，他就要“先杀十个人”。
右派分子王功溥坚持反动立场，仇视人民群众的言论，激起了这个部的工作人员的无比愤慨。现在，部的全体工作人员，正进一步揭露和驳斥他的反动言行。
第2版()
专栏：
“长江文艺”出现一股逆流
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载文批评
本报讯 25日的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载文批评“长江文艺”最近几个月来的错误倾向。
湖北日报发表了林坡的题为“‘长江文艺’的一股逆流”一文，批评“长江文艺”最近几期的一些错误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长江文艺’的‘文艺笔谈’专栏几乎变成了右派论坛，其中对党的文艺事业攻击谩骂者有之，泼冷水抹黑灰者有之，口喊打倒三大主义拳头却对准党的领导者有之，闹得乌烟瘴气，一片嘈音。”接着他分析了“长江文艺”最近几期刊登的“精神世界里的级别”、“吞吞吐吐的武器”和“究竟为谁服务”等文章的错误论点。他指出右派分子程千帆用“会昌”笔名写的“精神世界里的级别”一文，有意将文学工作者分为四等：大作家大编辑、小作家小编辑、不大不小的作家和编辑、权威作家权威编辑，认为这种级别论“支配着我们思维活动”，并且“被提倡，被容忍”。并且说，所谓级别高的人都是狂妄自大、乱搞男女关系，自己作品禁止读者批评等等，而所谓级别低的则想尽办法往上爬，于是出现了“文坛登龙术”和“文坛名单学”等等。林坡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和毁谤，有意识把文艺界描写得糟糕透顶和人为地制造分裂。右派分子谷秀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究竟为谁服务”一文，实质上是攻击文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方针。谷秀云认为文艺为工人服务是“经不起推敲”的。并且污蔑工人文艺是为某些领导者的个人“看法”服务，而不是为读者服务，企图抹煞武汉出版的“工人文艺”的成绩，骂倒一切。林坡还指出“文艺笔谈”栏内另几篇文章也有许多错误，有的是抓住某些个别缺点加以渲染夸大，甚至歪曲事实，将武汉文艺界描绘得漆黑一团；有的是以“苦闷”为题，煽起群众不满等。
长江日报刊登了三封批评“长江文艺”错误的读者来信。读者晓林批判“长江文艺”7月号宋谋瑒的“吞吞吐吐的武器”一文的错误。宋谋瑒在文章中大肆攻击批判“草木篇”的同志，同时他污蔑共产党和党的领导是“刽子手”。
长江日报在登载三封读者来信时，还加了编者按语，表示支持读者的批评。编者按语中指出：“长江文艺”是办得较好的全国大型文学刊物之一。但从5月份以来，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长江文艺”也开始放出大量的毒草。在杂文、短论和文艺笔谈等这几栏内，实际上已经为右派分子所把持和利用，成了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阵地。例如，5月号回春的“武器、刑具和道具”、6月号姜弘的“且说‘常有理’”、7月号会昌（即右派分子程千帆）的“精神世界里的级别”和右派分子谷秀云的“究竟为谁服务”等等，都是具有毒素的文章。更严重的是从6月份反右派斗争开展以来，“长江文艺”还没有行动起来，反击右派。反而发表了更多的错误文章继续向党进攻。人们不得不发生怀疑：究竟是谁把持了这些阵地。希望“长江文艺”能进行彻底检查。
第2版()
专栏：听其言 观其行 知其人
披着水稻专家外衣的政治野心家——周拾禄
披着全国第一流水稻专家外衣的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拾禄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已经被揭露了。
周拾禄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委员，又是这个学社南京分社的副主任委员。当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共党组提出整风学习委员会的初步名单同周拾禄等党外负责人商量的时候，周拾禄便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某些群众对个别党员不满的心理，要求党组同意采用“民选”方式，结果周拾禄篡夺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职权。
这样，周拾禄就得意忘形了。他亲手写好一个学习委员会成立之后“第一次动员报告内容概要”。周拾禄在“动员报告”中明目张胆地宣称：“学习委员会”“不属于党领导，亦不属于行政领导”。还要成立肃反工作，体制人事，生活福利等三个小组，要“组织力量，研究问题，提出建议，由党与行政执行”。而且他规定肃反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要研究肃反、三反、镇反等运动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办法。应平反者平反、应认错者认错，应交代者交代，应结论者结论”。
在这个“动员报告”中，周拾禄还提出“要民主选举，改选小组长。”他说，“在鸣、放时期，党员同志要从现在的学习小组抽开，以利揭发批评。”这样，学习小组里面的党员小组长，大多被排挤掉。周拾禄更指派亲信任承宪（九三学社成员）控制了黑板报和大字报，指挥黑板报编辑进行采访，委派新的“学委会编辑”。在他的指导下，这些宣传工具一齐开动起来辱骂共产党员“为非作歹”，要共产党员“看今日应悔当年”。有一份大字报竟公开指责该所的五个党员负责干部说：“如不站起来，我们就要把你们连同三大主义一起葬送掉”。
周拾禄并不以篡夺了所内的整风领导权为满足，他还向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的各支社负责人推广了该所成立不要党领导的“学习委员会”的经验。
周拾禄的亲信、农具系主任蒋耀也按照周拾禄的意图积极向党进攻。他布置了斗争党员的恶毒的计划，准备今天斗争这个党员，明天斗争那个党员。这个系里有人煽动少数工人张贴大字报，反对党员林体强下工场改进水稻插秧机。还有人贴出反动的“十大要求”，提出什么“扩大民主权利，把全所大权交给所代表大会，所长由选举产生”、“改组党组”、“公开人事材料”等反动口号。“十大要求”的发起人事先曾将原稿给周拾禄看过。周拾禄还建议发起者在“十大要求”的最后，加上“同意者，请签名”的词句。他就这样发动了这一反对党和政府对学术机关的领导和委派学术机关负责人权力的煽动性的签名运动。
周拾禄早年对稻作学的研究虽曾有过一些成就，可是近二十年来，这位科学家就再没有什么学术论文问世了。周拾禄不只是自己不钻研科学，他对于那些积极学习和钻研业务的党员，又布置他的亲信，千方百计地压制、打击。当1950年共产党员李兆森同志研究风力耕田机取得初步成效后，华东农林水利局曾派他到华东农科所继续进一步研究。周拾禄捏造一些“理论”来阻挠，并和蒋耀串通一气，始终不肯把该项工作列入系内研究计划。后来，被所长刘春安发现了，才重新列入计划。在实际工作中，蒋耀又不让工场工人为风力耕田机制造零件，以此阻挠李兆森的研究。李兆森只好亲自下工场操作，制造零件。1953年风力耕田机在南京郊区试验前，蒋耀又暗中教唆心腹人孙一清偷偷破坏他的工作。这样，李兆森同志终于被迫离开了农科所，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从事研究，今年才正式试验成功了（见3月4日本报消息）。
近一月来，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已经开展了好几个回合的大辩论，绝大多数科学研究工作者和职工群众，揭发和批判了周拾禄等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周拾禄虽然承认了自己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还不肯交代具体事实。该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发展。
（本报记者 甄为民 史越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