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四十多封密信
本报记者 萧彦
编者按:右派分子张友松的反动集团,在山东师范学院师生们的揭发和批判下,已经完全被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了。这是一个极端仇恨社会主义的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主将”张友松在三十八天当中给他的喽啰写了四十几封密信,从这些密信里,大家可以看出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如何仇恨社会主义,如何布置进攻,如何对待人民的反击,如何指挥退却,以便准备进行“持久战”。
山东师范学院师生在反右派斗争中,最近揭露出了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目前已揭发的材料已经表明,在北京的挂着翻译家招牌的张友松是这个反动集团的直接指挥者。这个张友松翻译过一些欧美作家的文学作品,最近乘整风的机会,向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他在文艺报连续发表了“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和“封嘴记”,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这个集团的几个主要成员都是山东师范学院的教师——庄维石、李金声和戴天庆。
这个反动集团在山东师范学院到处放火。向党进攻的言行被揭穿后,他们交出了他们的首领——张友松写的一部分密信。从5月22日到6月28日的三十八天中间,张友松接连寄出四十多封信,有一天竟然连寄三封。这些密信都编了号码。
一个“主将”三个喽啰两个“战场”
在这个反动集团里,张友松自任“主将”。5月26日张友松的信上写得明白:“我指挥着由无到有的队伍,先后开辟了两个战场。”所谓两个战场,一个是张友松利用“文艺报”(得到了该报副主编萧乾的支持)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党的领导恶毒进攻的“战场”,另一个战场就是山东师范学院。张友松5月29日的信中说:“我在此精神抖擞,尽可以与你们遥相呼应地配合作战!”6月16日的信中又写道:“我们是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战友啊!”
戴天庆是专管来往信件和宣传品的“秘书”,李金声是出头露面的放火人,庄维石(他和张友松的关系最深)多在幕后策划。他们夜晚开秘密会,都是在庄维石家里。
这个小集团拚命拉拢群众,扩大队伍。有些学生居然被拉去给他们散发宣传品。5月26日张友松的信中写道:“我们将在这场战斗中,组织千千万万的纯洁、善良、富有同情和正义感的朋友”。他们还用公开信的方式,向教职员进行拉拢,自称是做“统战工作”。
这个反动集团在北京先后印刷了七种宣传品(其中有张友松的“我们的战歌”以及攻击山东师范学院党委等的文章),每种印一百份至三百份,散发到山东师范学院及全国各地。
这个反动集团通过李金声(他是个搞情报的老手,曾于1948年给住在北京搜集我军、政情报的法国人哈尔诺当过翻译)和庄维石、戴天庆等搜集驻济南市的省、市有关领导机关名称、领导人姓名、师范学院行政组织,和各机关整风的情况,汇报给张友松,连别人贴出的几千字的大字报,都抄给了张友松。
这个集团有活动经费。张友松5月29日来信说:“兹寄上战费七十元,请节省着用,以后再行接济。”
这个反动集团有纪律。当张友松的命令没能很好贯彻时,他便大发雷霆,写道:“本帅执法如山,抗命者斩!!!”“倘再误戎机(指的延误了散发宣传品——记者)定以军法从事!!!”
张认为大鸣大放是“到了淮海战役阶段”,他的“战歌”一发出去,“就等于解放大军渡江了”。
从5月23日起,张友松就狂妄地唱起“战歌”来了。他在信中写道:“同志们,战友们,我们必须信心百倍地继续战斗!我们的队伍要在战斗中壮大起来的,而敌人的队伍却必然有鸟兽散的一天!”
在5月25日写的第三封信里,道出了张友松狠毒的心肠:“三害是我们的死敌,如果说是火,我们被火烧,那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要信心百倍地再接再厉,与它周旋到底!如果说我们是火,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论敌人怎么猖狂,我们也不要失去信心!”这个反动集团在这里所说的“三害”,和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不同,他们是把共产党的存在看作“三害”。因此,张友松露骨地写道:“战局顺利,我们就要直捣黄龙,摧毁‘三害’的巢穴;万一暂时有敌我悬殊之势,我们就要拿出决心来,誓为正义的阵地共存亡!”张友松在看到各种右派分子大肆叫嚣,人民尚未加以反击的时候,5月26日的信中又得意忘形地写道:“那些形形色色的非正义的人们已经成了‘釜底游鱼’!在水还没有烧热的时候,这些鱼还是像在河里似的,游得多么得意呀!谁在烧火呢,不正是我们这些‘执迷不误’的家伙吗?”可惜的是,这些话倒真正是这个反动集团今天的不折不扣的写照。
这些杀气腾腾的叫嚣,固然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现在再请读者看看他们的气焰吧。张友松印刷散发的一份传单,正题叫“我们的战歌”;副题叫:“为发动铲除山东师范学院的三害的神圣斗争而作。”背面描上了三十二个大字:“义愤填膺,怒火冲天!维护正义,保障人权!!响应号召,参加整风!!!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在这份以诗的形式写的传单里,字数虽不多,却塞满了冲锋陷阵的毒箭:什么:“暗无天日”、“党委老爷”、“昏庸的官僚主义者丧失了理智”、“盲从的群众支持着荒谬的法庭”、“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我们点起了真理和正义的火把,向‘三害的化身’迸出愤怒的火花!”、“我们要提出愤怒的控诉,捶起响亮的战鼓,要叫星星之火,燃起熊熊的烈焰,冲向云霄!”
5月31日的信上又说:“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淮海战役’阶段,只等我把第二批文件(即指宣传品“我们的战歌”——记者注)印就一发出去,就等于解放大军渡江了。”
就在这个时候,张友松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昂起头、挺起胸来,投入战斗”的文章,并在给李金声等的信中数次吹嘘他在这个战场上的“胜利”,要求李金声等好好欣赏他在文艺报上放出的毒草。说细读了那篇文章“有助于思想意识的明确”。
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张的密信说:“敌我势力悬殊之下,就不能作战的,决不是好战士!我命令你们坚强起来!”
但是,在看到全国人民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这个反动集团里有些人便慌张起来。于是“主将”张友松就不断地给他的部下打气。6月5日他在信中说:“敌我势力悬殊之下,就不能作战的,决不是好战士!我奉劝——简直说是命令——你们坚强起来!”又写道:“近日报纸声讨葛佩琦、储安平、章乃器等,我们都不可因此而畏怯。因为我们与那些持反动言论的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对方可能诋毁我们,但我们不要怕!”
6月12日张友松在信中又提到:“从这几天的报纸看来,中央对整风的态度显然是大为改变了……今后国事,不免令人忧心忡忡(原信错写为:“忧心种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罢休吗?我说不能,必须抱定决心作持久战,要沉着,要有真理必胜信心,万不可在整风高涨气焰面前胆怯……”。张友松13日再指示:“要细心大胆,要沉着,更要勇敢,顾虑太多,极易坏事,切记切记。”
6月16日,也许是张友松最紧张的一天了吧?这一天,他向他们的小集团接连发出了三封信。头一封信,夸奖李金声的所谓“讨宋檄文”(宋指的是中共山东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宋汀同志——记者)写得妙,认为他们重印散发了这些文件“就能有雷霆万钧之力,可以形成排山倒海之势了!”当他从来信发现了戴天庆还很慌张时,马上在当天的第二封信中指斥道:“你的懦弱无能和不善分辨真实形势,却使我大伤脑筋!”他叫戴作最后挣扎,“对方愈是反扑,愈是表示他们到了临终的挣扎阶段”。“应该昂起头,挺起胸来!”“即令我和庄、李等同志都死去了,只剩你一个人,也不要屈服,沉着应战,斗争到底。”
小集团阴谋败露,一天连寄三信,连续布置“退却”,要他的部下作“持久战”的准备。
张友松在信里说:连戴天庆气愤得想杀人的心情,他都能体会!他鼓动戴“大着胆子在外活动,千万不要怕露面!!!”第三封信是在当天的午夜写的。大概是在前信发出了几个钟头之后,张友松又感到形势不妙,耽心他的小集团会暴露出来,于是,他在深夜中又写了一封信,警告他的部下,“不要轻举妄动,作持久战的准备了”。张友松连庄维石的保姆也骂作奸细(她对外人讲出了戴天庆从北京回来就躲在庄维石家中的事,因为戴怕露面,白天小便也在家里,让她给倒便盆。)并说:“对李金声的保姆,也要预先打打防疫针,一切都要主动,要随时警惕!”
在最后的几封信里,张友松连续布置退却,要他的部下做“持久战”的准备。6月21日的信指示李金声在民盟整风座谈会上,只承认是思想上的模糊,申辩他们提出的“家天下”与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毫无共鸣”。25日的信中对如何作假检讨更指示得具体了:“我们在这次参加整风的第一阶段中,火气太大,违犯‘和风细雨’和‘与人为善’精神,以致客观效果和主观愿望相差很远……”。“如果受了别人批评,居然怀疑自己是真的犯了右倾的毛病,我看那未免太经不起考验了!”“错误只是思想问题,与右倾集团,想必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思想上不完全一致……向学生这一声明,对我们的斗争是有利的!”
这一小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妄想把向党进攻的魔手缩回去装好人,那是办不到的。张友松的退却布置更是徒劳!在山东师范学院三千多师生中,他们的凶恶面目已经揭穿了。这个反动小集团已经开始瓦解了。李金声承认了他在师范学院点火的反动言行,并承认了所谓离婚案件是向党进攻的幌子。少数曾被欺骗拉拢的学生也起来揭发这个小集团的罪恶活动。山东师范学院的全体师生,还严正地警告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张友松,要他彻底交代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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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谭惕吾是二十多年的老两面派
她说:“我自己过去现在由于是两面派,所以过去现在都能有职务有权力。”“如果不是两面派,国民党回来就要杀我的头。”
本报讯 在7月27日的民革中央小组和北京市委会联席会议上,许多人以有力的事实,彻底揭穿了长期以“左派”的假象掩盖着的右派分子谭惕吾的丑恶面目,一些曾经受谭惕吾蒙蔽、欺骗的人积极地参加了斗争。
谭惕吾为什么敢于趁党整风之机担任起疯狂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呢?原来这是民革几个右派分子支持和同情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屈武揭发说,6月10日他到谭惕吾的家里劝谭接受批评,承认错误。而谭却一口咬定说她没有错误,并且说:“支持和同情我的人很多。”
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常委苏从周撕破了谭惕吾“对党忠心耿耿”的幌子。他说,谭惕吾在黄绍竑手下由科员而科长而秘书,连升三级。她是黄绍竑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动伙伴。
抗日期间,她混进了民主革命同盟,组织上要她做黄绍竑的工作,但她仍然效忠于黄绍竑。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黄绍竑为李出谋定计,谭惕吾为李摇旗呐喊,满以为李宗仁一旦成功,她就可以飞黄腾达。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上海南京同敌人斗争最紧张的时候,发现她有泄露机密给黄绍竑的嫌疑,才逼着她去香港。她到香港后,反动言行更为露骨,完全和黄绍竑一鼻孔出气,引起在港民主人士、文化界、妇女界的极大不满。解放后,谭惕吾仍然处处袒护黄绍竑。因此苏从周认为二十年来谭惕吾不是对党忠心耿耿,而是对黄绍竑忠心耿耿。谭惕吾不是从左向右转,而从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
从民革中央常委于振瀛、吴茂荪所揭露的解放前后的两件事实,更加可以看清谭惕吾的“左派”假面目。于振瀛说,1948年夏,民联在伪立法院内成立了秘密的政治小组,而作为这个小组成员的谭惕吾却把小组的人全部暴露给黄绍竑。吴茂荪说,1949年3、4月,谭由香港到北京以后,组织上希望她发表一个声明,“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时,她竟暴跳如雷地说:“什么革命反革命,毛泽东、蒋介石死了,还不是一样……”这就是谭惕吾“忠心耿耿”的真实内容。对于大家一再要谭惕吾交代的同右派分子林希翎的关系问题,赵寿瑞作了有力的揭发。赵寿瑞说,正当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疯狂进攻的时候,右派分子林希翎搬到了谭惕吾的家里。一方面让林希翎的党羽在学校造谣说林“受迫害”“失踪”了;另一方面把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中的一些反动喽啰,都聚集在一起,策划于密室之中,搜集情报,指挥行动。谭惕吾在家里干些什么呢?她狡辩说,因为“觉得林希翎可疑,要在家考察她”。赵寿瑞说,这是可笑的。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谭惕吾立即指示林希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去提抗议。6月10日当林希翎离开谭家之前,谭惕吾对林面授斗争策略说:“目前方向有所转移,回去有错误可以承认。该低头就低头,到了该起来的时候就起来。”
赵寿瑞还揭露了谭惕吾另一件毒化青年的事:谭惕吾对她家里的一个青年学生说“处在这种社会(指新社会)也需要两面派。历史就是这样的,这一派那一派,这一党那一党,倒向那一派那一党都不行。比如解放前国民党要杀共产党的头,现在共产党要杀国民党的头,……。”并无耻地说“我自己过去现在由于是两面派,所以过去现在都能有职务有权力,你看我现在的生活多么好呵!”然后她说了内心话:“如果不是两面派,国民党回来就要杀我的头。”
周范文揭露了谭惕吾支持北大反动刊物“广场”的事。6月7日北大反动学生崔德甫(广场副主编)通过林希翎的介绍到谭惕吾家里去,当时林希翎和黄绍竑都在座,谭惕吾对这个反动分子表示热诚欢迎。崔向谭、黄等汇报了北大大放大鸣情况,以及有关筹办“广场”的事情。当时谭惕吾要林开一条子,叫崔到东四三条找一个青年画家取款二百元,因画家不在,钱未取到。
在大家揭露出的大量事实面前,谭惕吾采取了抵赖、撒泼、抗拒的恶劣态度,激起了大家极大的愤怒,决心同她坚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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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贸易部全体党组成员
深入基层领导反右派斗争
据新华社27日讯 对外贸易部党组的领导干部在反右派斗争中,深入基层,具体帮助各单位发动群众,反击右派,有力地推动了斗争的开展。
一个多月来,党组把领导这一斗争当作最主要的工作,所有的党组成员(对外贸易部部长和副部长)都按自己原来领导的业务范围分工深入到各司、局和公司,把业务领导和反右派斗争的领导结合起来,使两方面的工作得到统筹安排。党组每周举行会议讨论研究斗争中的问题。为了集中力量解决问题,最近又开始在党组会上进行典型汇报,集体研究某一个右派分子的问题。这样具体深入,效果很好。
在党组的领导下,对外贸易部所属的食品出口公司、运输机械进口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干部普遍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分别和本单位的一些对运动认识比较模糊或者有顾虑的干部进行交谈,把他们言论中正确的部分肯定下来,错误的进行批评,同时把他们的言论和右派分子的言论划清,使这些人提高了认识,解除了顾虑,积极地投入了反右派斗争。有的公司的领导干部和五、六十个工作人员进行了这样的谈话,使许多工作人员十分感动。
对外贸易部的领导干部在深入基层具体领导后,发现了批判右派斗争中的问题及时提出了解决办法。例如最近他们发现前一阶段对右派分子的说理斗争,由于群众对情况了解得不够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有的反驳的言论就不够系统、有力,不能击中右派言论的要害,因此他们就准备在7月下旬至8月份内,连续举行九次报告会,由部里的几位领导干部针对着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分别向党团员、积极分子做报告。26日副部长李哲人就报告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问题。对外贸易部党组在坚决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同时,认真着手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如有关业务工作上的具体问题已改进了一百多项:肃反问题已经进行了一次普遍的复查,对个别过重或过轻的不恰当的结论,作了改正。生活福利上的改进更多,如住房较多的领导干部腾出了房子;退出了不合理的补助费;有的党员干部自动降级降薪;部的领导干部的一些生活待遇上的不合理的规定也大都作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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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听其言 观其行 知其人

蒙古族的败类——荣祥
内蒙古自治区直属机关各族人民在反右派斗争中,彻底揭破了一向伪装蒙古民族利益维护者荣祥反共反人民面目。
荣祥现任呼和浩特副市长兼文史馆馆长、政协呼市委员会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委员、内蒙古及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重要职务。这次整风开始后,他立即恶毒地向党进攻,他诬蔑“共产党员有两个来源——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个组成部分——宗派主义。”“共产党爱的是胁肩谄笑的人,听的是歌功颂德的话,看到直脖子的人就看不惯,听到说点坏话就听不惯。”他竟然说:“现在还不如清朝哩!”他歪曲历史,挑拨说:“在清朝蒙汉人民还是相安无事的,可是现在呢,互相整得七死八活!”他恬不知耻以土默特旗(在呼和浩特市西面)的“圣雄”(指印度的甘地)自居。土默特旗存在着旗县并存的不合理现象。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为加强民族团结,按照当地多数蒙汉人民的愿望加以合理解决。但是荣祥却借此大肆攻击说:“国民党作不出来的事,共产党作出来了。”他煽惑划到呼和浩特的原土默特旗蒙古人民说,“你们找到了后娘,不会有人替你们说话的。将来有冤无处诉,不得不找我老汉来。”暗示只有他才是土默特旗蒙古人民的亲娘。
他还在民族内部制造分裂,硬把内蒙古自治区分为东西对立的两部。他说,东部来的蒙古人有“关门主义”,我们西部蒙古人得来个“叫门主义”。又说,“东部蒙古人把西部蒙古人整的够呛!可是他们(指东部蒙古)不敢欺侮我老汉,我老汉在毛主席那里挂上号了。”
荣祥是封建贵族家庭出身,他依靠蒋介石和阎锡山爬上了土默特旗总管的宝座。当蒋介石发表臭名远扬的“中国之命运”,否认中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存在,因而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公愤时,荣祥反而随声附和,发表“蒙汉同源论”,鼓吹什么“蒙古民族是黄帝子孙,是汉族的一个宗支”等荒谬论调。
抗战胜利后,荣祥的反动活动更加猖狂了。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草原,屠杀内蒙古人民,他却要内蒙古人民不要反抗国民党政府。他发表反动文告,劝告内蒙古同胞退出解放战争。他说这是国共两党之争,与蒙古人无关。他这篇文告起了极大的反动作用。当时察哈尔盟的穆格敦宝等就随声应和,投入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怀抱,走上了反人民的道路。在国民党占领了延安后,荣祥又发表了所谓告蒙古青年书,号召他们弃暗(指共产党)投明(国民党)。
这个厚颜无耻的蒙古族人民的败类还在1946年组织了“抗日蒙旗庆祝还都代表团”,并自任团长,去南京“晋谒”蒋介石,向蒋呈献“河山再造”锦旗,及康熙亲征噶尔丹(蒙古民族英雄)所用御剑。
(本报呼和浩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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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派分子给林希翎的密信
证明黄绍竑谭惕吾同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有密切联系
据新华社27日讯 在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今天大会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胡锡奎当众宣读了三个化名的右派分子写给林希翎的一封密信。这封密信证明黄绍竑、谭惕吾和北京市高等学校中的右派分子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胡锡奎在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北京高等学校进攻是有几条线的,而黄绍竑、谭惕吾是一条重要的线。他说,以反共反苏起家驰名的谭惕吾,勾通了以杀人不眨眼著称的黄绍竑直接在北京高等院校点火,他们不但在人民大学和右派分子林希翎联系,而且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右派分子也有联系。谭惕吾家里经常有许多右派分子进进出出。
胡锡奎说,在人民大学师生们批判林希翎时,林希翎在6月26日收到了一封化名艾林等三人的密信。胡锡奎当场读了这封信。信里对林希翎写道:“看到人民大学为你举办六千人的辩论会,我们很耽心你做投降将军”“我们支持你,一万个支持你,说句笑话,如果你真坐牢,我们一定给你送饭,你不能不预料到,这些小题大作的先生们,试想胡风先生不正是受此害吗?”“关于谭惕吾先生和黄绍竑先生希你不要再提,当然如果你害怕坐牢,害怕这六千人六万人,把责任推到谭黄两先生身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这是小人之辈的勾当,是很可耻的,我们相信你不会这样做的。在昨天上午十点钟,我们会见了谭先生,她认为你“口松”,说话有“引子”,海果,我们请求你冷静些。我们是学生,多些罪没有关系,如果可以说成罪的话。而谭先生和黄先生却不然,对他们很容易扯上一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这是顶讨厌的”。信中最后说,“我们还能见到谭先生,有事我们转达。”胡锡奎说,由此可以证明黄绍竑、谭惕吾两人在北京许多高等学校中进行一种阴谋活动,我们要求谭惕吾在大会上彻底向人民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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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部分党组织积极开展整风运动
继续放手听取群众批评
事实证明:群众经过反右派斗争的锻炼能够更好地掌握批评武器帮助党进行整风
本报上海电 上海市在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同时,许多机关、团体的共产党组织,继续放手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有人别有用心地说:“这样一来,以后群众再也不敢说话了。”最近上海很多机关发动群众继续向党提意见的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样。记者在很多机关的黑板报上,两边走廊上,看到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上面写着各种对工作,对党的领导人的直率批评。在中共虹口区委会的黑板报上,记者看到许多来自群众的批评稿件,有人批评组织部在掌握干部评级评薪时,升级的面太宽,机关中有90%左右都升了级,而组织部的干部则来了个“满堂红”,百分之百地提了级。有人批评照顾干部不公平,宣传部一个干部在银行里有八百元存款,还每月补助他十元。闸北区整风办公室的同志告诉记者:区公安分局在动员群众提意见的第一天内,群众就提出了三百多条意见,由于群众受到了反右派斗争的锻炼,学习了文件,大家更能正确地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识别香花与毒草。普陀区六十一个单位的近千工作人员,对领导上提了二千九百五十五条意见,根据初步分析,有二千六百四十二条意见是善意的,基本正确的,只有小部分意见带有个人的偏激情绪,或与事实不符。还有很少数则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谬论。但这些谬论很少有市场。有的机关已经根据“边整边改”的精神,在解决若干较易解决的具体问题。闸北区的人民银行已按需要增加了职工困难补助的人数,解决了公务员劳动时间过长问题。闸北区税务局长吴玉林等四个共产党员主动地腾出一些自己住的房屋给调配小组分配。局里已有十五户职工解决了房屋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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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徐铸成之命跑遍重庆成都文教部门点火
四川各界揭露范琰的阴险活动
本报讯 四川省各界人士最近在报刊和座谈会上,连续揭露了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范琰到处放火,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事实。
范琰(宦邦显、民盟盟员)自今年4月奉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右派分子徐铸成之命到四川后,跑遍成都、重庆等地文教部门,用文汇报给他的“活动费”请人吃饭、看戏,拉拢他所谓的“群众”。
范琰在采访活动中,到处找人写“诉苦”“申冤”的文章,找人提供“典型”的“反面材料”。他曾向人说,凡涉及到批评党委的稿子,都要发。
“流沙河谈‘草木篇’”这篇访问记,是范琰反党活动中的一篇“杰作”。他在入川前就蓄意在“草木篇”问题上,向党和人民挑战。在访问右派分子流沙河时,范琰的态度异常积极,说是上海方面很注意粗暴批评“草木篇”的事件,请流沙河畅谈,并煽动说:“你不用怕,出了问题,由我们负责。”这篇访问记写成后,他不管别人劝他慎重核对事实的劝告即匆匆寄出。稿件刊出后,他写信给文汇报另一记者说:“放了一把火毕竟是一大快事。”不久,流沙河即向范琰握手致谢。
范琰在四川采访过程中,徐铸成经常打电话给他指示。并说什么“你有功,我代表文汇报感谢你。”“流沙河谈‘草木篇’”发表后,徐铸成又打电话表扬他。
(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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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血还血”的孙景明陷入虹口税局职工围攻中
本报讯 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上海市虹口区税务局也揭发了一个右派分子集团。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孙景明是虹口区税务局的电器电讯工业专职副组长,他就和局内的右派分子童荣勋、廖定煌、俞春禧伙在一起,结成了反党集团,他们把肃反、三反运动说得一无是处,在局内组织了“控诉会”,要求成立“平反委员会”。并盗用了工会名义,选派了所谓职工代表,向中共上海市委请愿,他们露骨地说:“要剥去中共虹口区区委书记刘化敏的皮”“要以血还血”还打算把火烧到全市一万多税工中去。
最近几天局里的广大职工正对这个右派集团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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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愿背叛祖国危害人民的渔民投案自首
国民党特务企图爆破广州深圳路的阴谋败露
新华社广州27日电 广东省宝安县深圳边防公安机关今天宣布: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在“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爆炸广州—深圳铁路的阴谋,已经败露。被香港地区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诱骗后又胁迫他回来执行这项爆炸任务的渔民吴广,在25日向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交出了炸药和爆破器材,表示向祖国和人民悔罪。
广东省宝安县人民委员会也已在今天宣布对吴广不加任何追究,并且对他自动投案,交出炸药,免致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遭受损害的行动予以表扬,还发给他一笔奖金。
吴广家居深圳边防地区,是一个老渔民。不久前,吴广去九龙地区。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多方面的诱骗和胁迫以后,交了一包重达一公斤半的美国制造的高级烈性炸药给吴广带回深圳,要吴广在祖国人民欢庆“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爆炸深圳附近的铁道和火车。
吴广带着炸药回到深圳后,深悔自己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欺骗,感到绝不能干这种背叛祖国和危害人民的事情,终于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
吴广今天在宝安县人民委员会为宣布上项决定而在深圳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向一千多乡亲表示悔过,并且感激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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