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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钱伟长夸耀“老清华”的用意是什么？
清华大学副校长 张维
钱伟长先生在5月31日学生自由论坛上对学生说：“老清华并不完全是照抄英美的一套，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的。”
让我们看看老清华是否照抄英美的一套和结合了什么中国实际。
首先，老清华是分成文法理工几个院，每个院再分成几个系，再底下就没有什么专业了，更无所谓招生计划和教学计划。钱先生一班
（物理系）入学时有十三人，毕业时只余下七人（同时毕业十人，另三人是上班留下来的），淘汰率达46％。
老清华根本说不上什么培养目标，由于采用了学分制，学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由选课，完全听任学生随便发展（工学院限制得比较严格些）。就拿钱先生经常夸耀的自己那一班同学来看，同班毕业的两个学物理的学生，甲和乙就是最好的例子。甲生在三四年级共选了：小说、文学、散曲、家庭问题、乡村社会学、地学通论等六门课。乙生在四年级一年就念了：左传、变态心理学、家庭问题、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等四门课。这些课占他们每年所选课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请看这是什么样的物理系毕业生？从这两个学生学习课程表可以充分地看出来学生学习的盲目性，和教师对于学生之不负责任。请问这种无计划、无明确培养目标，歌颂自发性的教育制度，不是从美英资本主义国家抄来的是什么？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吗？
其次，钱先生说，老清华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试问结合了什么实际？
老清华院系学生数量是盲目的，1935，1936，1937（代表抗战前）和1947（代表解放前）四年的统计是文法占48％。数学每年只毕业二三人。据庄前鼎先生的统计：在1930年前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中，文法科占41％，工科8—9％，理科7—8％。我们知道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理工人才的需要较多。招生计划是培养人才最根本的东西。这种重文法、轻理工不正是符合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要求，不正是半殖民地的特点吗？这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
让我们再看：老清华教学内容结合了什么中国实际？那时每个学生全要念国民党的“党义”。法学院有门课叫“独裁政治”。政治系和经济系的学生选修它的大有人在。由这种课程更暴露出老清华乃至旧中国大学教育的反动性质。不错，中国当时的统治者蒋介石是对中国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在最高学府里讲授独裁政治倒真是结合那时
“中国的实际”。但这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实际需要。解放了八年，钱先生倒歌颂起国民党时代的教育来了，这不知是代表了什么思想？是何居心？
那时的课本全是英文的美国书，连我们用的设计规范全是纽约城的设计规范和美国铁路桥梁规范。为了留美时得到美国大学承认我们毕业生与他们毕业生有同等学力，中国工科大学完全采用美国大学教本。先生上课也尽可能用英文讲授，学生们且以此自豪。考试答题和写报告无一不用英文。这充分反映了旧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教育。难道钱先生竟以这些为中国人民所引以为耻的反动教育算做是旧中国的教育特色，认为是值得向新中国的大学生加以称赞宣扬的？难道这就是“可尊敬的教育家和科学家”钱伟长先生向青年学生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吗？
从这几个重要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钱先生所谓老清华的结合中国实际是什么实际。那是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旧中国结合所得出来的殖民地教育。钱先生抹杀了事实，非但自己留恋于半殖民地的一套教育而且还大事宣扬。身为新中国清华大学的副校长这样地教育青年，其目的是什么？希望钱先生将自己的思想深处的活动暴露出来，让它见见阳光。
最后再谈谈钱先生所夸耀的老清华的学生质量。
钱先生在向物八学生的谈话中特别提到，从前在老清华学生做毕业论文而现在学生能力很差，做不了论文。言外之意，解放后教学改革的结果，质量大大地降低了。让我们看看解放前学生做的是什么论文。以钱先生那年的物理系为例：所谓毕业论文只占四学分，约为一百八十小时工作。据钱先生同班王遵明先生（现机制系教授，兼副系主任）说：他自己当时毕业论文做的是无线电接收设备。一个题两个学生合作，而实际上主要是助教做，自己加以协助，另一学生则根本不大做。王先生毕业论文成绩是“S—”，钱先生的成绩是“N”。（按：当时评分，以E，S，N，I，F五级计，连计分数也用英文，可见当时殖民地教育习气严重的程度。）这样的分量和这样做出来的毕业论文其质量可能有多高，大家是可以估计得出的。
以上是当时物理系情况。拿当时工学院与现在的工程专业比较，那时工学院在第八学期有所谓专题报告或专题研究，是选课。学分一般是三（也有一学分的如电机系）。占一个学期的学习分量最多是七分之一，也就是不到一百小时，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中型课程设计的时间，其实质是读书报告或大设计的性质，在质量上还不如现在学生科研小组或大课程设计。电机系1937年实行了一年所谓毕业论文，实质上也无大区别。像现在的全学期做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的安排当时是根本没有的。至于像今天各专业中还用一系列课程设计，生产实习等方式去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办法在老清华更是没有的了。所以那时的学生学习质量绝没有今天的好，这是有目共见的。那时根本没有今天的教学指导思想，当然也更谈不到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钱先生如果不是闭眼不看事实，就应当承认把培养独立工作能力作为指导思想提出来，还是1952年教学改革以后学习了苏联的先进教学制度的事。不知道钱先生为何倒将这件功绩也算在国民党时代的老清华身上了。
因此，钱先生说老清华做毕业论文而不说明那时毕业论文实际是什么，并且就将那时工学院学生的质量与现在的加以比较，得出结论说现在学生不如从前好，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混淆视听。钱先生自己不能说不知道这些事实，为什么又在青年学生的面前颠倒是非，其用心何在呢？
这不是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何况钱先生自称是有几十年经验的老清华，又是教学改革以来教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向学生做这样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宣传，究竟是什么目的，难道不是实际上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吗？
高等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上层建筑。今天高等教育必须从旧中国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教育中改革过来，一定不能否定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与成绩。对于钱先生那种别有用心的错误言论，我们必须拿事实坚决予以揭露和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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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学生的思想改造不能放松
北京大学学生 黄建武、赵遐秋、马正明
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为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在尽着自己的力量。这次斗争开展以来只有一个多月，然而给我们的教育却非常深刻，给人们的教训永远难忘。特别是再一次向知识分子敲起警钟——必须加紧进行思想改造，迅速提高共产主义觉悟。
在我们党已经取得划时代胜利的时候，在我们党迎接建设社会主义新的历史任务的时候，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趁此机会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妄图达到他们推翻党的领导，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老路的罪恶目的。他们失算了，全国人民给予他们毁灭性的回击。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之所以能这样猖狂的公开的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的原因之一，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有他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最初，右派分子的言论的确迷惑了一部分同学。有的认为他们的看法有些道理，有的同情他们，对他们是不是右派还有怀疑，有的抱怨我们这样坚决斗争会伤害了他们，有的甚至还做了他们向党进攻的炮弹。这一切说明了问题是严重的。拿我们三人来说，通过了这次运动也发现了不少的问题。最初，我们对右派反动言论只是感到不对头，觉得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矛盾，它们歪曲了现实生活，它们的矛头是指向我们的党，但是对它们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它的实质它的罪恶的政治目的，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决定我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甚至于对某些反动言论根本闻不出看不见。因此我们当时虽然起来说理起来反驳，但由于对本质认识不足，由于自己嗅觉不灵敏，所以没有触动它们的老根，总嫌说服力不够。直到后来，通过运动的教育，才改变了过来。
我们觉得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过去自我改造的不够所引起的后果。首先，过去一年中，我们祖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放在更突出的地位；而在我们理解中，却片面的夸大了这点，忽视了我们社会中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思想领域中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这样就使我们多注意了功课，强调了个性发展，而忽视了思想斗争思想改造，忽视了集体主义品质的锻炼，以致在政治上放松了警惕。其次，自满情绪也是影响我们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确，在党的抚育下，我们经历了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受到了革命的洗炼。这对端正我们立场观点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我们过多的看到改造的成绩，忽视了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复杂性。加以各项改革改造工作的完成，转入经常建设，更滋长我们和平观念和自满情绪。再次，在我们的自我改造过程中，仅满足于懂得一般道理，听听报告，看看书本；很少深入到工农中去，参加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自己；联系社会生活实际针对自己的问题进行艰苦的自我斗争也是很差的，因而对自己立场观点的彻底改变也就很不够了，这次激烈的风浪中暴露出的问题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对我们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来说，思想改造正像我们需要阳光空气一样，一天也不能缺少。思想改造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特别是今天处于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坚持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更为必要。我们必须对目前阶级斗争以及它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状况要有充分的认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要有经常的警惕。我们必须经常针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无情的斗争。我们要深入到社会斗争的实际中去，去对资产阶级观点展开说理斗争；到工人农民中去，去体会他们鲜明的阶级立场，这样来切实的培养自己的阶级感情，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
学校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能削弱，只能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改造不能松劲，只能更加紧的继续进行。我们从这次大风暴中吸取了教训，这就是必须加紧进行自我改造，迅速提高共产主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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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关于林汉达对本报社论意见的说明编辑同志：
5月2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的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谈到扫除文盲工作的问题时说：“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纠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那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育部呢？”这里，我们有几个问题不大清楚，即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当时扫除文盲工作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人民日报的批评究竟有何根据？人民日报有关教育方面的社论是不是都要教育部部长看过以后，才能发表？请给我们一个答复。
张鹏张鹏同志：
教育部副部长林汉达在发言中提到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指发表于1956年6月20日“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主要是针对在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特别是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国家各项事业中普遍发生的一种急躁冒进偏向来写的。在这篇社论中，也谈到了当时农村扫除文盲工作中的问题。社论说：“中央的要求本来是要在五年至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城市和农村居民中的文盲，但到某些省里就成了四年和五年，到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时间定得愈短。……个别的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认字。”
社论中提到扫除文盲工作一度发生的急躁冒进现象，当时确实是存在的。据本报编辑部的了解，当时许多地方扫除文盲规划一般都偏高偏急，有些地方在扫除文盲工作中并且发生了强迫命令现象。这种情况在各地的报告、地方报纸的报道当中，都有所反映。批评和纠正这种现象是完全必要的。
教师报1956年6月8日以“扫盲工作中的两种偏向”为题的社论中就说：“另一种偏向是急躁贪快，‘扫盲第一’。”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在1956年6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发言中也说：“最近以来，各地却又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急躁冒进情绪，在扫除文盲工作方面表现得尤为严重。”教师报的社论和张奚若部长的发言，也都提到了各地计划扫除文盲的年限逐层短缩以及强迫命令等现象。教师报的社论早于本报的社论十二天，张奚若在全国人代大会的发言和本报社论发表的日期相同。
至于说“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本报社论还批评扫盲工作急躁冒进，这是否对呢？我们的看法是：当时一方面扫除文盲工作从上到下有急躁冒进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春耕农忙开始之后，提出并纠正这种现象，使农业生产和扫除文盲工作很好的安排，不致因强调“扫盲第一”而影响农业生产，影响农民的休息和健康，不再让强迫命令的现象发展，也是需要的。当然，从1956年春耕开始之后，扫除文盲工作在有的地区确有所放松，参加识字学习的人数比1955年冬季有所下降，看来扫盲工作“是在走下坡路了”。但是，这正是农忙开始以后的一种通常现象。扫除文盲工作必须适应这种状况，根据农事闲忙不同的季节，贯彻“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停学”的原则，在积极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进行。本报批评的目的就在这里。
林汉达的另一点意见说，“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当时有些地方加快加大了的扫盲计划已经开始付诸实行，也就是说，已对实际工作发生了影响，某些地方扫除文盲工作中所发生的强迫命令现象与此有关。把当时各地的扫除文盲工作计划一律说成完全没有对实际工作发生影响的“纸上谈兵”，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而且，既然是不妥当的计划，即使在它未付诸实行或未完全付诸实行以前，也需要及时加以批评纠正，这样就可减少实际工作中的损失。
关于教育方面的社论是否都送教育部长看过以后，才能发表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有些评论是送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的，他们也曾给编辑部很大的帮助。但是，这并不是说，编辑部发表的一切评论都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看。报纸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可以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但是，也完全可以独立负责地发表关于某一方面工作的评论。
最后，林汉达发言中所提到的“1956年扫除文盲九百万人”，本报在这篇社论中并没有提到这个数字。 本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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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理想
本报记者 金凤
什么是他的理想？
1954年的夏天，昌黎县二中毕业班三百七十一个学生有三百七十个都升学、就业去了，只有一个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这就是学校青年团的总支委员、因病不能参加升学和就业考试的龙万顺。
但是，龙万顺并不是带着委屈苦闷的心情到农村去的。
一叶日记是他的见证：
“1954年7月1日……我们的先辈在我们祖先劳动的土地上为我们流尽了鲜血，给我们夺回并且保卫了我们的土地……我们应当继承父兄们的事业。几千年所没有的事我们今天让它出现——把这个落后的地方用我们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成新的样子。”
这是在毕业考试前夕，龙万顺在党的生日向党作的誓言，也是他的理想。那时候，绝大多数同班同学的眼光都投向大、中城市。而他，这个贫农的儿子，他的心却转向那出生他的黄土平原，那低矮陈旧的土房和绿油油的庄稼地上。
龙万顺的理想，是从他的阶级出身和党的教育培育起来的。他爷爷穷死在关东，他父亲当了一辈子长工。龙万顺六岁的时候要过饭。那时他父亲有病，他母亲刚刚生了小弟弟，也病倒在炕上，几天没有进一口粮食。当小小的龙万顺捧着半瓢又焦又黑的高粱糊锅巴，奔到母亲炕前，满心喜欢地叫着：“妈，这回可有得吃的了！”他母亲一把搂住他的脖子，大哭起来：“这小小年纪就讨吃，将来如何得了呵！”这情景，他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解放以后分到田地的父亲，也总是嘱咐他不要忘本。他关心和同情同阶级人的命运。他看到村里的一些贫困户还是抗不住天灾人祸的打击，这几年总有人典房卖地。他焦急，他发愁。进了学校，他接受了党团的教育，他知道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英勇历史。他向往那在大渡河急流中前进的红军勇士，他向往那出没在青纱帐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游击队员，他也向往那坚持在上甘岭坑道抗击美国强盗的志愿军英雄。但是，难道改变祖国大地的面貌，使典房卖地的伯伯叔叔们永远不再流眼泪，使青年男女个个欢笑，使苏联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不是英雄豪迈的事业？让拖拉机在田野歌唱，贫瘠的山庄到处出现果园，平坦的大马路在山沟里铺起来，电灯照亮孩子们的课堂，这也是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龙万顺常常这样想：我们的前辈流血流汗推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我们就应当不怕艰苦，来推翻贫穷和落后这两座大山！他立志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农村的改造事业。
但是，那时候他还不大清楚实现理想的具体道路。他对于农民也还有些顾虑。用过去的眼光打量农村，他总觉得农民落后、分散，大伙不易齐心。他们村里以前只有八户贫农办了一个农业社，他就常常听到农民们用不信任的口气谈论它。
但是，回到家乡，他看到的是怎样一副情景呵！八户贫农办的农业社丰收了，产量比一般农户高百分之五十到一百。全村像开了锅一样，家家户户都在讨论着入社。他的父亲早已填了申请书。原来的农业社由八户扩大到六十八户，还建立了两个新社。村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农民要走合作化的道路。
龙万顺的眼睛亮起来了，他看到了实现他的理想的具体道路。他忘了自己的病，立即投身到合作化的工作中去。他帮助老社结算帐目，统计表格。他又一家家去奔跑，访问，收集意见，组织农民讨论新社的章程和计划。党支部书记也正式和他谈话，要他留下来帮助办社。他们常常在煤油灯下讨论着未来的计划——全村劳力统一组织起来，田地连成一片，开机井，多施肥，变旱田为水田，开辟果木园和葡萄园，拖拉机翻耕土地……几个高小毕业生也和龙万顺一起留了下来。
这时候，抚宁县政府教育科来了一个通知，要他去当小学教员。但是龙万顺已经决定留在农村了。他到教育科以后第一句话就问：“我不去行不行？”他说明他想留下来参加农业建设。教育科的同志称赞他的志愿，鼓励他安心留在农村。
老老实实，当个农民
龙万顺知道，要改造农村，就得熟悉农业劳动，和农民打成一片。因此，社里虽然让他当会计，他回绝了。他想老老实实，学会生产，做个真正的庄稼人。
龙万顺下地生产了，群众都用一种特殊的眼光打量他，在他背后总不断有嘁嘁喳喳议论他的声音：“想不到这么个聪明伶俐孩子，心眼这么糊涂。种庄稼有啥出息，念的书都白念了！”“想来是翻土疙瘩的命，不能指望有多大出息！”对于这些，龙万顺早有思想准备。他还是笑嘻嘻的，和几个高小毕业生一起，编在生产队里，随着大伙一起劳动。
在劳动中锻炼，也不是容易的事儿。龙万顺虽说是庄稼家庭出身，从小也只干过一些简单的轻活。真要当个庄稼人，还得从头学起。那一天他和几个青年一起到地里帮老社义务拔棉花秸。这是个费劲活儿。棉花秸长得又高又粗，别人都弯腰去拔了，龙万顺不知道怎样下手，就找到老农杨老洪：“大伯，我跟你拔！”杨老洪直起腰，一看是他，笑笑说：“拔这要使真劲，拉假，可拔不了。用手抓结实了，一拔就下来。手一稀松，肉皮子都会拉破。”龙万顺答应着，便跟着拔开了。拔了半垅，他就觉得口干舌苦，身上一点劲都没有。那时地已上冻，他头上的汗却一滴滴直掉下来。他忍不住和杨老洪说：“大伯，不中了，我顶不住了。”杨老洪早就看在眼里，这时便慢条斯理地说：“干庄稼活，得有耐心。头回炼不出来，以后就更没有胆啦！”龙万顺一听，这话说得对。多累的活，不干炼不出来。他沉住气弯下腰去，拔完一垅，到地头上一看，手上起了好几个血泡。他没有吭声，跟着大伙一直干到天黑。
就这样，他一点点有意识地锻炼起来。他干活不怕累、不怕苦、不怕脏，不计较活的轻重贵贱，工分多少。春天，他拉着沉重的石滚在田里压过。新翻的土又松又软，石滚愈拉愈沉，他累得头昏脑胀，还是坚持下来。夏天，大粪熏得人恶心，没有人愿意去起大粪。他和几个青年，从一家家茅房掏出粪来，再集中起来和上沙子。从书本上他看到尿肥作用很大，但是群众没有积尿肥的习惯。他就先找了对门的二奶奶，对她说：“明天的尿罐别泼，给我们留着……”话还没有说完，二奶奶又奇怪又好笑的说，“你这洋学生胡说什么，把尿罐给你留着干什么？”经过几次解释，她还不信，他因为急着到各家通知，就只好说：“你是当奶奶的，我孝敬孝敬你还不行，留着尿罐我给你倒吧。”以后，他组织几个团员和他一块一家家去倒尿罐。人家和他开玩笑：“还是中学生有出息，给人倒尿罐来了。”他也开着玩笑回答：“算你们有福，中学生给你们倒尿罐来了。”犁地的时候要人拉牲口，这是比较简单的农活，工分算得少，过去都是孩子干的。现在孩子都上学了，找不到人拉。龙万顺自告奋勇去拉牲口。在地头休息时，又有人刺他：“万顺，可惜点儿，凭你一个中学生，回家拉牲口，为啥不到公安局去？”原来前一天公安局来招收干部，和社主任提出要他。龙万顺已经回绝不去，这时笑着说，“都上公安局去，谁来拉牲口？”
理想初步实现了
龙万顺一面学习生产，一面想着要把自己这点文化知识用到生产上去。1955年春天，天旱地干，棉花不易出芽。他在农业技术通讯上看到棉花浸种，可以早发芽。得到社主任的支持，他就和几个青年一起动手浸种。群众一摸水都烫手，都说要把棉籽烫坏了。还有人说：“这要能出芽，我把眼珠挖出来踩个炮！”龙万顺也真担心，地这么干，万一出不了芽，还说是把种籽浸坏了。他一天要到地头看几遍。一些老农也挺关心，都去看看到底出的咋样。真叫人高兴，三、四天，棉籽发芽了；五、六天，嫩芽拱土了。大伙惊奇得说：“平常地不干也得十二、三天出芽，没见过出得这么快的。这些年轻人真中！看来种地也需要文化、需要念书呐”。
1956年的春天，龙万顺家乡六个村联合一起，一千一百十四户的高级合作社成立了，土地有一万四千亩。群众信任龙万顺，选他当了大社的技术股长。社里派他去唐山学习开锅驼机，回来以后他组织了一个九个人的锅驼机手训练班。他又举办了技术业余学校，有三百多农业社干部和农民参加，他给讲解当时农活上所需要的一些技术措施。他又学习了打机井技术，领导村里的青年打了一眼机井。
秋天，拖拉机站建立起来。四部拖拉机轰隆隆地开进了农业社的耕地，翻耕了一万多亩土地。仅仅二年以前，这里的土地还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只有八户贫农的几十亩土地像大海中的孤岛那样联结在一起。七寸步犁那时还是稀有的先进农具。现在，上万亩田地连成一片，拖拉机在田野轰鸣。机井灌溉的水田正要排水，葡萄蔓在压起来。龙万顺看到二年前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而前面的道路还会愈走愈宽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