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飞夺泸定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杨成武
光荣的任务
1935年5月，长征的红军进抵川、康交界的大渡河畔。红一团在22日胜利地完成了安顺场的强渡，但因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只有三只小船，往返一次要数十分钟。数万大军如果只靠这三只小船来渡河，不知要花费多少时日。反革命的蒋介石正在命令刘文辉、杨森部坚堵大渡河，并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因为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被清兵最后消灭的。蒋介石也梦想着把红军当作第二个石达开。当时，全国人民都在忧虑地想：红军会不会走石达开的道路？历史的悲剧会不会重演？
为了迅速渡过大渡河，粉碎反革命前后夹击合围的阴谋，必须火速夺下泸定桥。我们左路军前卫红四团，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接受了林彪军团长的命令——坚决迅速夺取泸定桥。红一师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指挥继续于安顺场渡河，沿大渡河东岸北进，策应我二师四团夺取泸定桥。
胜利的第一天
23日清晨，我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三百二十里，命令规定三天赶到。路，是羊肠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路，左边是刀劈一样的高山峭壁，向上插入云霄，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河。稍不小心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险放在心上，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拿下泸定桥。
大概走了三十多里光景，隔河对岸布防的敌军开始向我们射击，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只得弯路爬山，绕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
走了六十里光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士们好像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猛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高，翻过山下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面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涉是不能过去的。一营营长季光顺立即组织部队砍树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前面还有零星的枪声。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我前进路上的左前方有一个大山凹，发现上面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只见这座山像是峭壁，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像座天梯，抬起头来看，连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连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入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后面袭取这个隘口。我们立即命令三营长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同志带一个连坚决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三营从正面佯作强攻。敌人耀武扬威地打着机枪，把路口封锁得连一个蜜蜂也飞不过去。不到一个钟头就听见敌人后面枪声响了。三营乘势发起猛攻，敌人就这样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追，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
一天二百四十里
第二天，我们又接到一道命令，里面写道：“王、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25日夺下泸定桥，你们要以最高速度的行军和机断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在此次战斗中要突破过去夺取道洲和五团夺取鸭溪一天走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着庆祝你们的胜利。”后面是军团长林彪同志刚劲有力的签字。看完命令后，我和团长面对面的凝视了一会，不约而同地说：“这是一个又光荣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二十五号”！二十五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两天的路我们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想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突然，这样紧急！二百四十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
但这是命令，这是光荣的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现在的一切都是时间问题。泸定桥那里，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亲眼看见两旅敌人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我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红军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了，甚至不可能了。部队不能停留，时间万分宝贵。我们边行军边召集营、团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我们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
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要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的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人们说它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确实一点也不夸张。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发觉我们向猛虎岗山峰前进，但大雾茫茫，看不清我们在那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我们前进方向乱放枪。我们利用大雾的自然条件，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大家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手榴弹声响，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我先头营即向溃敌猛追一直追至山下，利用抓到的俘虏兵在沿途拾了不少的胜利品——子弹呀，白面呀！追击部队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了，在我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我们又占领了摩西面。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我们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到得大渡河傍岸一个约有十多家人的村子时，已是傍晚七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
困难一个接一个地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可怕，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难支持；黑夜行军，泥泞路滑，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前进，如果敌人先我赶到泸定桥，我们一切都算完了。这一切一切的困难都需要马上想办法解决。
困难越是严重，越须要加强政治工作，我们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发出了号召，说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但必须争取明天六时前赶到泸定桥，命令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不能扶拐杖的也要爬着走，就是爬也要按时爬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像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那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踩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一百一十里路呢？这一问题像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心头。
忽然，对岸山凹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我们启示。“我们也点着火把走”，我脑子里闪去这样的想法，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的面目，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
“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我们消灭和打垮的三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人绑一个火把，行军时，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用缴获的敌人的内部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使用它时同敌人联络；刘文辉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我们还选出四川籍的同志和刚来的俘虏兵准备必要时用四川口音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我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处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
那时，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还有些不大方便，同志们特别是团长都劝我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那能再骑马？我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块走吧！看看谁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部队兴高采烈的高举火把向前挺进。
两岸敌我的火把，把大渡河的河水映成红色，远望去，像两条飞舞的火龙。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啥子部队啊！”的喊声，敌人在向我们联络了。我们的司号员按规定的号音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同志和“俘虏兵”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跟他们平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当时估计他们大概怕苦不走了。看到敌人宿了营，实在高兴极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拚命的向前赶路。
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洪从峰顶直泻大渡河，本已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不行，拐杖也不显神通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占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还赶了二百四十里路，这真是飞毛腿呀！
要桥不要枪
我们占领了桥西的几座建筑和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晒衣、做饭、休息。王团长和我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我们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英雄们，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响，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渡船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只有从桥上走。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饭碗般大。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九根，是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看来也和普通桥一样，当人走上去时，桥面就随着人的走动晃晃荡荡，像个摇篮。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空挂着的乌黑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挂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得桥去，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严密的布好了阵地。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也像连珠般地轰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耀武扬威地向我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交枪啦！”我们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看完地形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机步枪等，封锁沿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从那条路可到泸定桥。
紧接着，我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我们在意大利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轰过来了一排迫击炮弹，天主堂的屋顶被轰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直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无数双眼睛一齐怒视东岸。我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那个连担任突击”。我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的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他吃力地说：
“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突击队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像打机关枪似的说开了：“我们三连那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他站在那里像座小铁塔。最后，他又像诉苦一样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须要我们领导上指定了。我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我站起来补充同大家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二十二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的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任务也不轻”我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我们命令各连把打土豪得来的腊肉每人吃一斤，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我告诉总支书罗华生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
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二十二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三连指战员。他们除带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冲锋，边铺桥。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东桥头，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二十二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犹豫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一起的大群人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争先恐后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连长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英雄们的眉毛、头发被火烧卷了，他们仍紧跟着廖连长冒烟突火一直冲进街去，同敌人进行巷战。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二十二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来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二梯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混乱溃散。黄昏，我全部占领泸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我们立即派出配属我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刘文辉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我们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至晚上十时尖兵排打起来了，当时，我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抓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我红一师三团的同志，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部队欢欣若狂。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我红一师追上，在城南六十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头夹击，慌张的向化林坪方向跑了。我们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泸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
已经是下半夜两点钟了，刘伯承参谋长仍兴致勃勃地要我带他和聂政委去看泸定桥。我提着马灯，陪着他们从桥东走向桥西。刘伯承参谋长对每根铁索的每个铁环都看的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座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从桥西折回桥中央时，他停住脚步，扶住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急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蹬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从缴获到的敌文件中，翻出了一份刘文辉发出的紧急通报，里面写道：“现在朱、毛等于第二个石达开，前面有大渡河，后面有金沙江，像是瓮中之鳖，消灭共匪，在此一举。”还狂妄地悬赏捉拿我军首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看完这份通报后，饶有风趣地说：“敌人倒很器重我们，我的身价还值十万银元”。红军的英雄们则豪迈地说：“我们走的虽然是石达开走过的旧路，但我们不会陷入历史的复辙，而是要开辟光明的、胜利的道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的武装。”
第三天，林彪军团长带着军团的主力来到了。他热烈地祝贺我们完成了任务，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接着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来了。千军万马从这英雄的泸定桥渡过了天险的大渡河。首先冲过泸定桥的二十二位英雄受到了上级的嘉奖。他们以顽强无畏的战斗行动，为我军的战斗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选自“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本报有所删节）（附图片）
泸定桥（国画） 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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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光荣传统 支援祖国建设
解放军几年来厉行节约成绩巨大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继承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厉行节约，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各部队在不影响执行任务的情况下，大大缩减了经费开支。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到1956年四年当中，在削减预算、清理库存物资等方面共为国家节约了十四亿多元的开支。今年，根据部队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在服装、粮食、煤炭、马料等方面又采取了许多节约措施。实行的结果，一年就可以节约一亿五千万元。此外，各部队还大力推广了修改炉灶的经验，节约了大量炊事用煤。
几年来，广大官兵还用自己的双手，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各机关、部队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种菜、养猪等生产活动，对改善部队生活、解决市场供应困难都起到很大作用。今年各部队的副业生产，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军全年可生产蔬菜两亿斤，猪肉一千万斤。
各部队在军事训练中，不少单位的官兵自己动手制作了大量的训练器材。广大官兵还十分珍爱自己手中的武器。
各运输部队节约成绩也很大。由于加强了油料保管和不断找寻节省油料的窍门，去年全军节约各种油料的数字大得惊人。不少单位的耗油量比标准降低了25％左右。
在支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官兵们抱着很大的热情。不少军官和士兵捐献了自己长年累月积省下来的钱。截至今年6月份，全军支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捐款已达二千四百多万元。此外，各部队还自动捐献购买了农具、牲口、药品、肥料等分别赠送给驻地农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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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同甘共苦抗御天灾
解放军许多部队发扬爱民的光荣传统
新华社24日讯 最近，全国许多地区的解放军部队，发挥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传统精神，同人民一起防汛、排涝、抢救物资、抢收庄稼，共同克服由天灾带来的各种困难。
在最近山东、河南等省抗御水灾的斗争中，解放军部队成为一支主要的突击力量，出现在任务最艰巨、险要的地方。驻开封地区的部队为了帮助被淹的开封、兰考、?县等地的人民，抽出大批身强力壮的官兵，组成四个中队，并调集了六十只船，星夜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抢救人、畜。在被水包围的?县宋湾等三个村庄，解放军官兵们在一夜之间就抢救出群众五百多人。驻商丘地区的部队自11日以来，已出动三千九百多人次，抢救出六个村庄的老、弱、妇女和一部分粮食物资。他们还腾出营房，使近四千名灾民有了安身之地。
解放军空军某部的飞机，连日在被水淹的?县、雎县和沙河上防汛最吃紧的周口市等地空投了大批橡皮船和各种防汛抢险器材。伞兵战士并跳伞降落?县水洼地区抢救灾民。
目前，已初步战胜汝河、洪河洪水的部队官兵，仍在河堤险段日夜防守。开封等各地已组成一支七千多人的防汛机动部队，准备随时投入最艰巨的防汛救灾斗争。
在山东省临沂、济宁等地区进行抢救灾民和护险工作的解放军官兵，目前仍在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各部队卫生部门，也在大力协助地方医务机关医治伤、病灾民。
解放军东海舰队某部听到上海市部分街道雨后积水，一些国库物资受潮，立即派出重型卡车十六辆，到专卖公司仓库进行抢救。在不到两天时间中，抢救出六十多吨受潮物资。上海警备部队从20日起，每天抽出七、八百名官兵到港口装卸因雨存搁的大批物资。到23日止，已装卸粮食四千多吨。
驻守福州前线的解放军部队官兵，在本月中旬台风来袭的前夕，出动七千多名官兵，帮助郊区三十多个农业社抢收早稻。使这些农业社的庄稼基本上没有遭到台风灾害。许多官兵在紧张的助民抢收中废寝忘餐，从拂晓直干到深夜。
此外，驻塘沽海军部队曾在大雨前帮助盐场工人抢收了大批海盐；驻广西解放军某部队，在夏雨连绵的季节组织人力到农村进行防疫、治病和救济工作；远在新疆和阗等地区的部队，也同当地少数民族的人民一起，展开防洪和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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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云南部队
在抗疟斗争中创造奇迹
一些超高疟区的居民的发病率已从百分之七、八十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以下
据新华社昆明26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长宗报道：驻在曾经被认为是著名疟区的云南边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抗疟方面创造了奇迹一样的成就。
关于云南的疟疾，在医学不够发达的中世纪，一向被人们认为是由“瘴气”引起的“瘴疫”。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一诗中，曾经这样描述它：“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令人惊异的是，在这样一个恐怖的著名疟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连队中，竟几年没有一个生疟疾病的人。部队不仅自己抵挡住了疟疾的侵袭，保证了兵强马壮，还大大改变了边疆面貌，为边疆人民彻底消灭疟疾做了开路先锋。
部队在1950年刚进入云南的时候曾经一度遭受到疟疾的袭击。有些部队，整排、整班地发疟疾；进入超高疟区的部队，每个指战员的血液里都有了疟原虫，官兵发病率几乎是100％。在这种情况下，云南部队党委及时向广大官兵提出了“战胜疟疾”的号召，班里设了卫生战士，连里成立了卫生委员会。
1953年间，为消灭疟疾，保证部队完满地完成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任务，云南部队领导机关在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筹备了九十多吨药物，建立了三十二个化验室，还组织了一个包括专家、教授和医务卫生人员等三百多人的抗疟大队，分赴长达四千里的国境线上，在纵横十万平方公里的边防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抗疟工作。
抗疟的战迹一步步地在扩大：在1950年，驻超高疟区的部队发病率达99.78％；到1952年，整个云南部队的发疟率还占37.72％；而到1954年，整个部队平均每月发病率已降到0.5％以下了。去年和今年，在过去称为超高疟区的思茅、允景洪和勐朗坝等地的部队中，有些机关和连队没发生过一个疟疾病号。
在大规模地进行抗疟工作的同时，部队并协助政府、配合地方卫生机关，对边疆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和普遍的预防治疗工作。许多地区的人民，在部队的影响和帮助之下，学会了向疟疾病作斗争，养成了预防和治疗的习惯，从而发病率也大大减少；一些超高疟区的人，发病率有的由70％—80％，降到了百分之零点以下。